杨耀健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

1949年4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配合，发起渡江战役，直捣国民党政权的老巢。占领南京后，刘伯承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正在筹划解放大西南战役，为聚歼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运筹帷幄。

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刘伯承特别强调要保持警醒，统一战线工作。他在二野直属队党代会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如农村的土改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等等的配合得来的。绝不可错误地认为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自以为了不起。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要经常警惕。否则，小则犯错误，大则同于张国焘之流的下场。应该明白我们还很不够，缺点还很多，工作还做得不很好，包袱不放下是不行的。”

这时，新政协会议的筹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筹备会议商定，参会代表以界别分组，刘伯承被遴选为解放军界别代表。他谦逊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领兵打仗还行，政治宣传和党内组织工作得靠邓小平政委。”邓小平知道后说：“刘司令员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理论和工作能力相得益彰。”

9月中旬，刘伯承从南京到达北平。他到住地后，除与其他野战军领导会面外，主要精力放在与新政协有关的文件学习上。

到开会前夕，他已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中央的要求很明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拿枪杆子的手要学会运转国家机器。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站稳脚跟，共产党能否管理好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有疑问，国内外的朋友也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共产党人应当证实，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有能力把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许多同志已永远留在从黄河东岸到大别山、大西南的疆场上，以他们的名义，一定要让人民逐步过上憧憬多年的幸福生活。共产党人的工作应当证实，共产党人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出席了会议全过程，认真听取了林伯渠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和特点、董必武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草案、周恩来所作的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和草案的特点，还听取了其他代表的大会演讲。

9月23日，刘伯承在政协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子弟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军队。这支军队经历了22年的斗争考验，不仅过去能够完成战胜敌人的任务，今后也一定能在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遵守法令，提高自己，巩固国防，保卫人民和平建设。他表示，二野一定要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彻底消灭西南、华南残敌，解放中国全部领土，不辜负大会的期望。

10月1日，刘伯承走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就站在毛泽东身边。

朱德总司令庄严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刘伯承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禁思绪万千。他想起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想起自己多年的求索，想起八路军的奋战，想起晋察冀抗日战场。他怀念血洒疆场的战友们，正是他们用热血染红了这面鲜红的旗帜。

会后，刘伯承回到南京，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军将士打好埋葬蒋家王朝的最后一战。

胡子昂：重庆巴县人，特邀代表

1946年，著名实业家胡子昂出任经民选产生的重庆市第三届参议会议长，并且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他本想献身民族工商业，命运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2月10日，胡子昂去较场口出席“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突然，中统特务头目刘野樵跳上主席台抢夺话筒，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章乃器站起来加以制止，一群特务狂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围着章乃器拳打脚踢。李公朴、施复亮上前论理，也遭到围殴。中统雇佣的拳师谢雨樵手持利器，率打手数百，领头冲进会场，不问青红皂白，逢人就打。雨点般的石块也从场外飞来，击中了不少到会者，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目睹鬼蜮横行，胡子昂气忿至极。他拖过一条长凳跳上去，厉声斥责打人凶手。

那一夜，胡子昂辗转反侧，终夜难眠。次日一早，他驱车赶往参议会，联络部分参议员，要求当局严惩刘野樵等打人凶手。

从那以后，胡子昂变了。在他担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从不悬挂国民党党旗。市党部派员质问，他回答：“参议会是民意机构，不属于党务部门，党旗可挂可不挂。”

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某些参议员提出要送挽联。胡子昂说：“只要我一息尚存，那么不论用市参议会或用我个人名义，都不准送什么挽联。”

7月，在重庆各界人士为李公朴、闻一多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胡子昂慷慨陈词，谴责特务的罪恶行径，说这种作法违逆民意，不得人心。他数次振臂高呼：“我们要和平救国！”胡子昂心里明白，没有和平的环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怎么发展？

1948年下半年，当选立法委员不久的胡子昂，公开反对轰炸刚解放的济南，引起当局的忌恨。有好友透露说，他已上了黑名单。有些可疑的面孔，不时在他住宅周围出现。

胡子昂决定离开去香港，那里是到解放区的跳板。

半个月后，当国民党当局发现胡子昂失踪，“立法委员”去向不明时，他已安抵香港，与老友“猪鬃大王”古耕虞重逢。

“我要投奔共产党。”一见到古耕虞，胡子昂兴奋地说。

这年底，古耕虞告诉胡子昂，他租用的一艘外国货轮近日将开往大连，前去装运解放区外销的猪鬃。胡子昂说：“老朋友，请你费心在那条船上给我留个铺位，我要去大连。”这位历尽沧桑的实业家，从此踏上了光明之路，参加了改天换地的民主革命。

第二野战军发动西南战役前，急需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胡子昂着重介绍了工商界人士的情况，对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工商界人士留在重庆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9月，胡子昂被提名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亲身参与了筹备人民共和国的盛会。

胡子昂在北京出席新政协会议期间，重庆这边可炸了锅。国民党当局公然派出军警，先是查封了胡子昂创办的华康银行，继而又查抄了新民街公馆。他的亲属备受军警凌辱，国民党报纸还污蔑胡子昂“负债逃亡”。

早在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前，胡子昂就打算将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股票交给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回到重庆，就向市委书记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和统战部长杨松青等人提出了这个意愿。曹荻秋答复说，这个愿望很好，但要慎重考虑。

胡子昂不改初衷，反复写报告。1950年夏，人民政府宣布接受以胡子昂为首的华康银行。董事会将全部产业和员工交给人民银行接收的要求，成为全国报刊上的一大新闻。

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了工商界人士，顺利实现了工业会和商会的合并。抗美援朝期间，重庆市工商界为志愿军捐献飞机，集体献金多达201亿余元（旧币），为西南之冠。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中，他积极组织西南地区、重庆市物资交流大会，协助政府解决城乡脱节、市场疲软的现象。

1951年1月，在重庆市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胡子昂当选为副市长。此后，他担任过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特邀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时，船王卢作孚还在香港办事。

半年来，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预订的9艘新轮船陆续出厂，越洋航行回到中国，但除“荆门”“夔门”回到长江外，其余船只都滞留在由英国人管辖的香港。民生公司还有“民本”“民众”等轮船停泊香港，另有6艘轮船被国民党军掳到定海。为了这些船舶的归属，卢作孚殚精竭虑，四处奔波。

卢作孚对开拓民族航运业有着赤子情怀。他深情地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那上面绘着条条红线，饱含着他的心血。壮阔的长江、湍急的岷江、温柔的嘉陵江，都曾行驶过民生公司的轮船。民生公司的海轮也可直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曾几何时，他跨越了无数险滩激流，建立起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航运系统，使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另眼相看。此时，他已作出抉择，要回到大陆，回到养育他的故土。

但他现在不能走，向加拿大借款造船是由国民党政府担保的，倘若离去，国民党政府会撤销担保，在香港的船只将会被扣押。当务之急，是要把被国民党军掳到定海的6艘轮船弄到香港，这里离已经被解放的广州很近。经过多方交涉，被国民党军掳走的船只，除一艘失事外，其余的都被发还。

1950年3月，因国民党政府不再出钱，为支付加拿大借款利息，民生公司向中国银行借款100万港币。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派驻北京的代表何迺仁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第一次提出公私合营。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经毛泽东同意，决定接受卢作孚请求，并指示创造一个好的典型，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此后，何迺仁根据周恩来指示，两次到香港安排卢作孚赴北京事宜。

4月，周恩来承诺为民生实业公司偿付到期债务，并为加拿大贷款作担保。卢作孚随即召集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高级职员，拟定北归的行动方案。一艘艘民生公司轮船，以种种借口悄然驶离香港，投向新中国的怀抱。

6月上旬，卢作孚在九龙柯士甸公寓已隐居数日，他在等着北京方面的通知。他的行踪必须保密，军统特务正四处搞暗杀。早几天，他的家人已四处放风，声称他偶染小恙。

动身的前夜，卢作孚久久不能入睡。窗户上刚透出晨曦，他就催促身边的一儿一女准备出发。随后，司机发动了潘蒂亚克牌轿车，当车来到一处岔道旁，他们换乘一部卡车，这是香港地下党事先安排的。当天上午，卢作孚安全到达深圳，随即从广州北上。

6月15日，中南海怀仁堂。昔日帝王的宫苑，今日成为了政协委员议政的会场，古色古香的大厅里已有许多社会贤达，卢作孚进去时座位几乎满了。贵宾席上到处是倾心的交谈，记者脖子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照相机，密密麻麻站在过道上。

再过几分钟，有关四万万中国人民福祉的决策，就要从这里产生，卢作孚不禁心潮翻滚。他已经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日本强盗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军的抓丁派款，目睹了数不清的人世沧桑。只是到了今天，才看到海清河晏，他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此刻，怀仁堂人满为患，人声的鼎沸和茶杯盖子的碰响连成了一片。这时候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敞开的大门。

周恩来总理正步入会场。他含笑疾步走过人群，频频点头向政协委员们致敬。过道上的人都自动为他让路，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这位伟人，他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

周恩来停下了脚步，向人丛中那位实业家伸出温暖的手：“欢迎你，卢作孚先生，回到大陆跟我们一道共商国是。路上，没出什么事吧？中央的领导同志总是惦着你。”卢作孚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点头。他的眼角含着泪花。

会场安静下来，扩音器里传来了周恩来宏亮的嗓音：“各位委员、各位来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幕……”

远处，初升的太阳向北京城投射着万道霞光，一群白鸽在蓝天中翱翔，到处都能听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军的豪迈步伐声。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