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1945年10月，世人瞩目的重庆谈判闭幕后，根据国共双方签署的《双十协定》的规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全国人民的热情期盼下，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场内外，留下了一个个暗流汹涌、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代表名额之争

政协会议开始前，按照国共双方最初商定的代表单位和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36人。在国共代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态度自然会对会议产生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同中共关系密切的民盟。

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协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国民党想尽一切办法对民盟代表团进行拉拢分化。在对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拉拢无效后，转而许以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为条件，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从民盟独立出去。在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下，青年党以独立参加政协为要挟，要求在民盟9个代表名额中占据5个。在遭到拒绝后，青年党表示坚决退出民盟，独立参加政协会议。

为了保住民盟不被分化和削弱，挫败国民党的阴谋，中共坚决表示支持民盟。周恩来等多次向民盟领导人表示，希望其坚持原有9个名额不让步，并鼓励民盟内部除青年党外，今后更应加强团结，准备在政协会议中共同斗争。

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商定的结果是：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占5席，不占民盟名额，由中共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维持民盟9个名额不变，总名额增加到38名。其中，国民党8名：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7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由博古接替）、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盟9名：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5名：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嘉；社会贤达9名：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至此，代表名额之争告一段落。

政协代表名额之争是政协会议召开前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这场较量中，中共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两个名额，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分化和削弱民盟的阴谋，也使民盟深受感动，增强了对中共的信任和感情，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国民党虽然拉拢收买了青年党，但未能拆散民盟，反而使民盟内部更加团结，对国民党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与民盟的密切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若飞与罗隆基的约定

中共与民盟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确立了进一步合作关系。毛泽东曾三访特园与张澜会面，在会谈中提出，希望今后在重大问题上，民盟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张澜当即表示认同。双方还在1945年11月达成了“君子协定”：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在任何会议上双方互相支持；双方有意见分歧尽量内部解决；民盟可以在解放区活动。

这个协议开创了共产党与民盟的政治合作。在政协会议期间，双方按照“君子协定”，在改组政府、宪法草案、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上互相协商支持，采取一致的联合行动。而中共代表王若飞与民盟代表罗隆基的约定，即是双方合作关系的生动体现。

政协会议上全体代表被分成5个小组，中共代表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民盟代表罗隆基等参加政治组，主要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这是政治协商会议的首要问题。蒋介石知道，政协会议把国民政府改组成什么样的政府，是关系到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他个人独裁的存亡问题。因此，他极力把政治组的协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会议一开始，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就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法”方案。王若飞清楚看到该方案只使用了“扩大”而非“改组”。具体内容竟是充实原有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代替对原国民政府的改组，妄图将中共及其他党派人士安排到这个有薪可领而无事可做的机关中，并以这个名义上的“指导机关”代替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

为了戳穿国民党的阴谋，王若飞在小组会上紧密地团结罗隆基，共同进行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每次小组开会前，王若飞都会把当天会议的战略战术与罗隆基进行分析。共同商定后，王若飞还叮嘱罗隆基：“你可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罗隆基总是笑着回答：“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

王世杰是有名的法学博士，王若飞为了对付王世杰玩弄法学名词，把宪法学和比较政府学科中那些名词搞得滚瓜烂熟，在斗争中运用自如，使王世杰瞠目结舌。罗隆基回忆说：“我当时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他守的时候真是坚强。”沈钧儒也称赞说：“若飞先生分析事理之强，记忆头脑之清，对人恳挚，一片真诚，吾无间然，尤其是每次会谈或是会议，那一种韧性的辩争，众口纷驽，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先导。”

政协会议闭幕后，4月7日晚，王若飞在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给罗隆基打电话，告诉他由于《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遭到严重破坏，将乘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王若飞在电话中还笑着说：“你不要轻易让步，随便退却哟！”当听筒传来“王司令官，你安心回去吧，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这句熟悉的话语，他满意地笑了。

第二天，飞机载着王若飞等人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及美军飞行员共17人全部遇难。噩耗传出，举国同悲。

4月19日，重庆各界群众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各界代表纷纷讲话，向烈士表示沉痛哀悼。罗隆基代表民盟在会上发言。他用手恭指着王若飞的遗像，以严肃、坚决而低沉的语调，再次重复二人曾经的约定：“王若飞先生，你安心去罢！对争和平，争民主，我是永远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

特务五次大闹沧白堂

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各界为了促使会议成功进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并提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

协进会每天召开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会议情况，听取民众的批评与建议。从1946年1月12日到27日，共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其中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每次到会群众达数千人，会场十分活跃。

面对这一形势，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安排特务五次大闹沧白堂，肆意殴打政协代表，扰乱和破坏报告会现场，制造了臭名昭彰的“沧白堂事件”。

第一次是1月16日晚，由阎宝航主持大会，邀请民盟代表张东荪、无党派代表郭沫若介绍当日政协会议情况。

当张东荪说到“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十几个特务叫嚣“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张东荪厉声道：“是党军，是国民党的党军！”现场群众更是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一时压制了特务的气焰。

接下来，郭沫若报告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会场却是一堂和气，倒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的样子。”当郭沫若讲到“今后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像现在这样鱼肉人民”时，特务在台下嘘声不断，狂叫不已。郭沫若愤怒道：“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

最后，大会因特务不断挑衅生事而被迫中止。

第二次是1月17日晚，由李德全主持，邀请青年党代表曾琦、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作报告。曾琦因故未能到会，托李璜代讲。

李璜刚从美国回来，介绍了美国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并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中各项提案的主要内容。刚讲完，特务们就肆意谩骂，“挂羊头卖狗肉，跟老子拾洋包袱的东西”，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反动口号。

邵力子到会后，现场已经一片混乱。大会主持人向他说明特务捣乱的情况，邵力子否认那些是国民党特务，并说他们呼喊的口号也是申述“民意”。他还说联合国大会也没有成立联合国大会协进会，进而劝协进会不要再开会了。

由于特务的捣乱，主持人只得宣布休会，并邀请邵力子明日莅会演讲。

第三次是1月18日晚，由李公朴主持，邀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邵力子在演讲中为国民党辩解，要求大家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满清、北伐和抗战中的贡献，希望问题在和谐中获得解决。王若飞上台后表示，由于各方面的努力与人民的期望，内战总算停下来了，一切问题可以用政治协商来解决。他揭露了蒋介石提出的“军队国家化”，就是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武装。

这时，现场的特务敲起小锣，手拿木棒、石块向台上扔去，引起会场一阵混乱。

王若飞沉着镇定，继续讲下去。当谈到人民要民主自由，要言论、出版自由时，特务故意发问，说到民主自由，我们这里才有民主自由，你们的《新华日报》能够在重庆出版发行，可《中央日报》却不能在延安出版发行，请问王先生，到底是哪里有民主，哪里有自由？

王若飞泰然答道，延安从来没有禁止过《中央日报》去出版、发行，相反，延安欢迎你们去办报。只是你们要考虑，去延安办报要搬运机器、纸张，路途不仅遥远难走，困难多，又不赚钱。即便我们能提供机器、纸张，让《中央日报》在延安出版发行，你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读者。如果没有人看，你们的《中央日报》卖得出去吗？

特务听后哑口无言，但仍心有不甘，蓄意在会场外寻衅打人。直到邵力子返回拦阻，特务才停止殴打。

第四次是1月19日晚，由章乃器主持，邀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盟代表梁漱溟作报告。张群、吴铁城托故未到会，由梁漱溟报告整军方案。

梁漱溟在报告了国共两党的意见后，提出民盟的主张是：军队应不属于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并主张在三人小组外，另成立一委员会，以整编全国军队，直到文人真正管军为止。

在梁漱溟演讲中，特务多次扔石子、爆竹捣乱，并狂呼反动口号。

由于特务猖獗，加上政协会议即将休会，协进会决定在商定维持会场秩序的办法后再举行民众大会。

第五次是1月27日下午，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邀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无党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张、吴依旧缺席。

王若飞上台后说道，经过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草五项问题，许多观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郭沫若则着重讲道，和平建国纲领虽已拟定，但执行还须大家努力。大会过程中，时有特务大吵大闹。会议结束后，郭沫若刚走出大门即被特务围攻谩骂，用石头袭击。

国民党制造沧白堂事件，并没有阻碍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反而更加激起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谴责，促进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

周恩来收到带子弹的恐吓信

1946年1月31日，历时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总体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内战政策的否定和限制，基本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意愿。

为庆祝政协会议取得胜利，各民主党派联合重庆20多个民主团体，于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大会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李德全等民主人士组成主席团，邀请周恩来、邵力子、孙科、沈钧儒、张君劢、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到会演讲。会场还准备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民众广泛团结，共同争取政协决议的彻底实现。

大会尚未开始，国民党当局指使的特务和暴徒在刘野樵、吴人初的带领下对会场进行疯狂破坏，打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以及群众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

当天，周恩来原本在中共代表团驻地会客，听到较场口出事的消息后表示，特务横行，爱国人士被打，我不能看着不管。随即带上副官何谦、颜太龙、龙飞虎、朱友学赶往现场。

据何谦回忆，到达会场后，现场混乱不堪。特务、暴徒还在行凶打人，见周恩来等人驱车赶来，立即围了过来。周恩来下车后大声痛斥，谁让你们这样干的，是谁指使你们打人的？

特务、暴徒们不但不听，有几人甚至掏出了手枪。面对这一危险情况，周恩来身边的警卫也掏枪对准特务，挡在周恩来前面。这时，周恩来对警卫说道，谁让你们这样做的？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理嘛！特务中有人认出了周恩来，一时有所畏惧。这时，冯玉祥带着一车武装人员、中共代表团和红岩办事处人员相继赶来。他们见势不妙，按照事先定好的暗号，一声长长的哨音传来，混在人群中的特务、暴徒一哄而散。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慰问被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人。他激愤地说，这次流血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通过这次事件，全国人民会进一步看清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打内战的面目。随即安排人员将李公朴等人送医院治疗。

晚上，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商定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还接受大家的委托，准备与张君劢、李烛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但蒋介石避而不见。

2月12日下午，中共代表团驻地突然收到一封写有“立交，周恩来亲启”的信件。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廖承志去医院探望较场口事件受伤人员尚未归来。到了晚上，警卫人员才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刚拆开信封，一粒子弹掉到了地板上。信中写道：“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面谈这次事变，便请你尝尝这粒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不能再忍，请你看看谁的手段高明吧。”最后署名是“冠英”。

周恩来看完微微一笑说，这又是特务搞的鬼，他们既然送来了，我们就不客气地收下吧！

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刊登了那封恐吓信和信封及那粒子弹的照片。《新华日报》在《较场口暴行》一文中指出，这一事件“出在陪都所在，出在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令人悲愤不已！”此后，一场以声援较场口事件为中心的和平民主运动席卷全国。

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国民党政府在放弃一党独裁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多党合作制的初步尝试。它创立和实践了我国民主协商的重要模式，开启了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民主形式，“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重庆为召开政协会议和维护政协成果所进行的斗争， 使得“政治协商”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开幕时，毛泽东特别提道，我们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因为三年前在重庆召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