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上旬 重庆受上海所谓“一月革命”影响，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
１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人民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驻渝部队从１月下旬起派出大批干部和成建制连队分赴钢铁、煤炭、基建、国防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实行“三支两军”。至４月１０日，共军管企事业４８个，进驻３３个。同时，市公、检、法机关被造反派夺权接管。此前，重庆的学校、电台、广播站、印刷厂等单位已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接管。
１月２４日 由５６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宣布夺取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权。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市城乡各地各单位。同日，重庆市造反派在外地来渝串连造反派的支持下，砸烂所谓重庆市的“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军。
１月２７日 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聚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宣告实行军队和地方的造反派大联合，集中火力夺军队院校和市委的权。
１月３１日 重庆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１５个造反组织向全市返渝知青发出：“立即杀回农村，积极投入农村大夺权”的倡议。
１月 造反派的一月夺权，造成全市生产停顿，交通瘫痪。
２月１日 在造反派的把持下，由《重庆日报》改名的《新闻报道》再度更名为《新重庆报》，成为造反派掌权的喉舌。
２月８日 重庆市４６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公告》，宣告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并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大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任“革联会”主任。１２日，“革联会”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有３０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于对“革联会”的不同看法，造反派内部逐渐分裂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两派争当“左”派、争“以我为核心”的夺权斗争，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
２月１７日 驻渝部队发出《联合公告》，共八条：一、坚决支持真正的左派；二、尚未参加“革联会”的造反组织，要进一步联合起来；三、群众组织负责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驻军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掌权，是大联合的核心；四、各造反组织要用毛泽东思想克服自己团体中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不要互相攻击；五、要重视“抓革命、促生产”；六、各群众组织要节约闹革命，不要随意抓人，相互斗殴，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八、支持公安机关行使职权，保护报社、电台、银行、仓库等重要目标的安全，胆敢破坏者，严惩不贷。
３月１５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津军分区党委报请成都军区决定：成立“四川省江津专区生产委员会”，取代“江津专署生产领导小组”，实际上执行地委、专署职权。委员会下设农林、财贸、工交３个办公室，分别负责组织全区工农业生产。３月２７日又决定增设文教卫生办公室。
３月 重庆市“革联会”于上旬根据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和《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取缔了重庆３２个所谓“右派”和“反动”的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和收容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后台、骨干２１０５人。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镇反”。此事在４月中旬根据中央精神予以纠正和平反。
△ 重庆市中、小学停止“大串连”，陆续开学；大专院校则开始进行“斗批改”。
４月４日至中旬 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分别于４月４日至７日、４月９日至１１日、４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动员各界群众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和选举参加全市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造反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推动各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和“斗批改”。
４月１０日 江津军分区党委决定，将“四川省江津专区生产委员会”改名为“四川省江津专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办公室及工交、农林、财贸、文卫等办公室。各县亦相继更改名称和成立相应的机构。
△ ４月以来，重庆市各造反组织间为争当“左派”、自立“中心”的斗争日益尖锐，社会上出现了打、砸、抢、抄的恶劣风气。
５月１４日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联名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叙述了对重庆问题的看法，提出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５月１６日 周恩来等接见重庆各派代表，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此后，“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围绕对“红五条”的不同理解、不同解释，不断进行争斗。
５月 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把重庆港口、车站、码头积压物资尽快疏运出去》的电报指示，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和运输部门的职工迅速组织以港口为重点的突击抢运。
６月１日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派部队进驻重庆火车站。
６月３日 造反派组织带领一群学生冲击万县市公安局，由于人多拥挤，秩序混乱，当场踩死、跌死学生３１人，伤７３人，成为震惊全国的“万县六三”事件。惨案发生后，驻万人民解放军组织有关部门奋力进行抢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注，周恩来总理对事件的发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６月５日 西南师范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发生武斗，引来全市两派组织的数千武斗人员参与，武斗持续到８日。这次武斗是全市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６月１２日和７月２日 市革筹、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先后两次发出制止武斗的《联合通告》。
６月 由于武斗升级，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城乡市场极度混乱，商品供应日趋紧张。某些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出现危机，不少地区煤炭、猪肉、蔬菜脱销。
７月１日 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建设机床厂发生武斗，“反到底”派占领全厂生产区，半自动步枪大量流散。此后，抢枪事件不断发生，重庆武器进一步扩散。
７月１３日 永川县城郊造反组织“贫下中农部队”进驻地专机关，另一派群众组织“红旗派”进驻永川县城。构筑工事，互相武斗，从棍棒发展到使用机枪。到７月中、下旬，两派群众武斗愈演愈烈，广大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秩序更加混乱。８月２３日，驻在永川城内的“红旗派”武装攻打地专机关，把“专联司”派赶出永川，形成一派掌权的局面。
△ “文革”期间，江津地区先后发生的比较大型的武斗事件有：１９６７年的永川“七一三事件”、“七二六事件”、“八二三事件”，荣昌的“七三一事件”、璧山的“八一八事件”、“九二六事件”；１９６８年永川的“二九事件”、“八三○事件”；１９６９年江津的“白沙沉船事件”，大足的“七三一事件”，以及多次的抢枪事件等等。这些武斗、抢枪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国家、集体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７月下旬 由于江青本月２２日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重庆市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派纷纷抢枪抢炮，甚至自制炮艇在长江上参与武斗，各派间的武斗迅速升级。
７月下旬至８月初 在“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口号煽动下，重庆不少地方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驻军党委急电中央，请求派员来渝为制止武斗作调查指导，并努力督促两派就停止武斗进行多次谈判协商。
８月７日 长江航运公司重庆分公司“人民３２号”轮拖带８２６铁驳，由重庆驶抵万县港后，造反派组织头头指挥武斗人员开枪，打死该船船长，打伤船员１４人。这一事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１９７３年６月３０日，万县地委认为此事件主要是由于“派性”影响所致，可以不定为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除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外，不予追究。
８月９日至１０日 重庆市两派组织达成了有关停止武斗的《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但各项协议未能落实，制止武斗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８月１２日至１５日 重庆两个派性组织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加人员５００余人，前去支援两派武斗的人员上万。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及坦克、装甲车，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严重。１３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组织包围驻厂部队，连续开枪射击，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等３人，伤１人，部队被迫还击。１４日，长安机器厂和三钢厂两派武斗组织在嘉陵江大桥发生大规模武斗，并猛烈炮击上清寺，打死１１人，伤多人，烧毁房屋数栋。１５日，二钢厂、二轻局和市级机关等单位造反派８０余名武斗人员开枪冲进市革筹组大院，打死２人，夺走警卫分队手枪，抢走物资和汽车。
８月２０日 驻渝部队副军长白斌召集两派制止武斗小组代表，就中央调查组来重庆的安全问题作出４条规定。８月２１日，中央调查组一行３０人来渝。
８月２２日 为制止重庆武斗，周恩来审阅了给重庆警备司令部并各群众组织的电报，并批示：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发出。２３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关于制止重庆武斗的三条指示》的特急电报：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向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司令部立即翻印散发宣传。
△ 上午１１时，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去接中央调查组的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遭驻该电影院的造反派武斗组织射击，打死司机李永梁，轻重伤各１人，扣留３人；１２时，警备区司令部在市革筹组工作的科、处长乘车回部队听报告，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又遭电影院的造反派武斗组织射击，打死处长１人、打伤副处长以下５人。当日，南岸区两派的武斗组织在上新街发生大规模武斗，伤亡数十人。
９月１日 周恩来惊悉重庆一个工厂因武斗一夜打了一万余发炮弹时，极为生气，说：这是国家财产，我是很痛心的。当日，重庆市两派组织在中央调查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重庆警备区的督促下，重新达成停火协议，并开始封存武器。
９月５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民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市革筹组和警备司令部立即向两派传达。
９月１６日 重庆两派头头在市革筹和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签订了《重庆两派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
９月上旬末至中旬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全市武斗逐渐降温，但两派仍一边上缴武器，一边继续发生零星武斗和抢劫钱、粮、油事件。
９月２２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从２２日起，停止接待外地来渝人员。
９月底 重庆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机关的一些单位陆续实现大联合。财贸系统两天内迅速实现大联合，建立起全系统统一的造反组织。２７日，重钢两派实现大联合，建立起公司统一的造反组织。２８日，四川美术学院的３个红卫兵组织在重庆市大专院校中率先实现大联合。市革筹组工业指挥部召开近郊１１个国防厂的两派头头和部分群众大会，动员开展批判，实现大联合。
１０月２７日 “反到底”派八大总部负责人应邀到歌乐山林园解放军四一二部队为该院“反到底”派作“形势报告”，并带去宣传队演出。在当晚的演出中，两派发生武斗，警卫连劝阻无效，开枪拦阻。混乱中，武斗人员和过路群众被打死３４人，伤５１人。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对此作了５条指示，中央调查组也立即报告周总理。翌日，中央调查组和通信兵政委专程乘飞机到北京汇报。
１１月中旬 原在永川负责“支左”的７７８４部队（工程兵部队）奉命调离永川。该部调离之际，“红旗派”头头策动了“挽留７７８４部队留永继续支左”的活动。造成轰动全川历时４０余天的“卧轨留军”事件。“卧轨留军”事件阻碍了铁路交通的畅通，耽误了生产和工作，影响极坏。
１１月２９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所有大、中、小学师生，一律立即返校复课闹革命。此前，中央于１０月１４日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重庆市由于全力解决制止武斗问题，无法贯彻落实该通知精神。
１２月２７日 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重大在重庆市率先实现了大联合与“三结合”（革命干部、群众组织头头、支左解放军代表）。省、市革筹组与驻军负责人到会祝贺。
１２月 重庆市停止对资本家支付定息，以宰断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公私合营经济完全变成了国营经济。
本年 重庆地区群众组织间武斗规模、动用武器种类、武斗持续时间皆堪称全国之冠，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4.7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5.21亿元，比上年增长－0.6％；第二产业总产值13.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1％；第三产业5.73亿元，比上年增长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54亿元，比上年增长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