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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64年

2019-02-28 09:15:00来源:重庆党史网


5月13日  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下乡上山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区、县委继续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发挥共青团和妇联的组织作用,把动员对象的思想工作做深做透,做到本人自愿,家长同意;同时,要求干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带头把自己应该下乡、回乡的亲属动员下去;此外,要切实解决下乡上山人员的实际困难,做到安置一批,巩固一批。此前,3月18日重庆市精简委员会和市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合并成立重庆市下乡上山工作领导小组,鲁大东任组长。

9月中旬  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根据中央指示和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初步规划“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用3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同时“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际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按照国家计委确定的项目和各部提供的资料,以重庆为中心需从东北、华北、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迁建的项目有212个,部分迁建的200个,对口支援技术的12个。11月9日,市委三线建设规划小组向中央汇报关于重庆地区常规武器生产配套安排的意见:以重庆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范围是长江(包括乌江)和从嘉陵江到渠江两线周围的18个县。

9月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后,重庆市委采取分期分批打歼灭战的办法,集中7000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在巴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受“桃园经验”的影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重点,错误地提出了要“解决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打击、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12月7日  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清理机关、学校、企事业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清理出的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搬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凡家在农村的应一律送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清理回原籍所用的路费和安置费,一律由原赡养人自理;回原籍后不能维持本人生活的,应由原赡养人寄钱回去,不得增加生产队的负担;对少数经再三教育无效、仍有抵触、与其家属割不断联系而愿随同被清理对象回原籍的人员,可按自动离职处理,如系党、团员的应对其党籍、团籍进行严肃处理。

本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2.58亿元,比上年增长15.0%;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3.37亿元,比上年增长6.1%;第二产业总产值13.07亿元,比上年增长24.0%;第三产业6.14亿元,比上年增长9.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0亿元,比上年增长9.7%。(以下数据为当时行政区划口径)商业收购总值超额完成计划的14.7%,社会商品销售总值超额完成1.7%。农业方面,大春生产受到严重伏旱,约有40%的生产队减产,但全市粮食总产量仍比1963年略有增加,部分社队的粮食产量已经恢复到或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全市财政收入2.9亿元,比1963年增长7.31%;财政支出1.24亿元,比1963年增长83.74%,支农资金增长75.2%。从1961年开始的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工作,至1964年基本结束。全市共关、停、并、转96个企业,精减职工30.55万人。其中回农村19.1万人,退集体所有制5.2万人,回街道3.7万人,其他安置2.5万人。全市组织动员回乡下乡共计30.5万人,其中全民职工19.1万人。全市工资总额由1960年的3.89亿元,降为1962年的3.19亿元。城市居民下乡11.5万人。城市供应商品粮由1960年的3.92亿公斤,降为1962年的2.79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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