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的文字改革情怀

简奕

“革新文字为工农，消灭文盲大志同。拉丁方案齐心造，实际推行首著功。”——吴玉章《悼伯渠同志》

1940年秋天，正是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封锁最困难的时候，吴玉章却每天骑着毛驴，穿过黄土的道路，从延安北郊的杨家岭，赶到南郊的教师训练班，给未来的新文字老师们上课。 吴玉章正忙着与林伯渠一起推行拉丁新文字试点。从1928年开始，这已是第二次与林伯渠合作推行文字改革了。

中国文字改革是修整方块汉字，并补充、创造汉语拼音文字的工作。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为汉语拼音运动，二是汉字简化运动。吴玉章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巨大的贡献。

1928年，吴玉章到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瞿秋白正与苏联科罗科洛夫教授着手制定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吴玉章和林伯渠、萧三也加入其中，积极讨论。瞿秋白回国后，这项工作就由吴玉章等人继续承担。他们在1931年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汉语拼音方案，对现在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很大。1933年，该方案被介绍到国内后，立即受到知识界、学生、工人的热烈欢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发起近700人的签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文字运动的热潮。

1939年吴玉章回到延安后，立即参加了延安地区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运动。第二年冬天，新文字冬学训练班开始陆续在延安市、县试办，办了不到三个月，却很见成效。取得了不错的收效，1563名文盲学生达到会读会写的，有561人；会写但写得慢、间有错误的，有219人；会拼音写单字，但不会使用的，有462人。吴玉章对所取得的成绩非常喜悦，他相信，在“三年至五年，我们80%以上的文盲，就可以消灭。”在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和机关、部队中都曾使用拉丁化新文字。不少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和各地群众纷纷学习新文字，用于记日记、写信、记笔记。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作为全国文字改革重要领导人之一，更是积极推行文字改革。这是一项费力大而收效慢的工作，在5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大形势下，不少人对此都不太注意。在他们看来，推行文字改革，“如果不是傻事，至少也是不急之务”。可是吴玉章却深深知道这项百年大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积极组织热心新文字的同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0天，即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并自任主席。1952年，协会合并到国务院新设立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吴玉章任副主任。1954年，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任主任。

为了推行文字改革，吴玉章不顾年老体衰，到处积极呼吁。50年代，全国政协召开一次讨论简化汉字的会议，他在会上动情地说：我已是80岁的人了。小时认字吃过许多苦头，但是，这一关我已经闯过了。我跟汉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我个人来说，汉字再难也难不倒我了。但为了工人群众，为了少年儿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改革汉字。老人真挚的讲话，打动了在场的人。郭沫若说他自己听了这一番话，鼻子发酸，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为了推行文字改革，从1958年到1960年，吴玉章风尘仆仆地视察了十多个省市，找各省市的负责人交谈，积极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他深入基层，找注音识字脱盲的农民谈话，观看农民和儿童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表现。“记得在一个公社的生产队视察时，恰逢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天气，他拿着手杖，精神抖擞地跑到田间地头，与正在平整土地的社员交谈，观看和询问他们利用劳动间隙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直到黄昏才返回住地。” 而这样跑遍大半个中国农村、工厂、学校的老人，这时已经81岁，且体弱多病。这就是吴玉章，一个中国文字改革家和领导者的伟大情怀。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在国家机器的有力帮助和吴玉章等老一代文字改革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十数年间就结出了彪柄史册的丰硕成果。让我们简单罗列一下吴玉章和新中国文字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吧。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公布。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会议批准。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931个，在报刊、书籍、印刷和课堂教学上广泛使用。期间，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普通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这些，是目前十几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在使用的同一套汉语拼音、简化字和普通话，它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信息化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有人说，这是吴玉章晚年为子孙后代办的三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