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从华北一路内迁至昆明。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培养了数千名各个领域的人才，刘国鋕就是其中一位。

刘国鋕，四川泸县人，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1946年组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1946年至1948年在重庆开展青运、学运工作，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黎明前，时年28岁。

笔者查阅了馆藏档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印章征集的经过，以及有关刘国鋕的文物、档案材料，经过整理，还原刘国鋕与西南联大的几段往事。

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1962年，刘国鋕的亲属刘国琼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几件烈士遗物，其中有刘国鋕的西南联大毕业证明书和他在校时写给三姐刘国凤的信。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刘国鋕，因病休学一年，成为“卅二年度毕业生”（实际毕业时间为1944年8月——作者注）。1940年，刘国鋕到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就读，1941年随叙永分校迁至昆明西南联大本校。到昆明不久，他给三姐刘国凤写信，信中说了几件事。一是学校已经上课两周，学业紧张；二是病已很久没有复发，但“因为要钱的信没有交到”，一个多月身边“一文俱无”，只好借钱吃饭。而且一日两餐，“活活饿瘦”，“脸色差了，有些心慌”。

除了家事和个人的学习情况外，刘国鋕还在信中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心和对当前经济情况的洞察。信中说，“最近又传日军增兵缅甸，又有攻滇企图”，于是一些人开始扰乱市场，“现在的昆明真稀奇，物资比全国任何一址都多，物价比全国任何一址都贵……”对于“日本是不是真要攻滇”，他认为，“即使攻来，我们在云南的兵力相当令人放心，并且云南民众的武力非常大，而且有组织……我们多半会大胜”。如此胸有成竹，盖因此时的刘国鋕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刘国鋕来到重庆，见到了《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章汉夫将他介绍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刘光，从此，刘国鋕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关系也转到南方局青委。

从1942年到1944年，刘国鋕每学期都从昆明回到重庆，汇报西南联大青年运动工作并接受党的指示。刘国鋕在西南联大广交朋友，这为他日后组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奠定了基础。

创办重庆校友会

1946年，刘国鋕按照组织的安排从云南回到重庆，起初在《商务日报》当记者，后到白象街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他以此为掩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不但参加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青年民主社的活动，还是青年民主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到重庆大学组织学生进行抗暴斗争。

同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后，刘国鋕在重庆正式发动组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此后，他多方联络，并在家中为闻一多的家属举办记者招待会。刘国鋕还化名“刘刚”，在8月20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他在文中回忆自己与闻一多接触的点点滴滴：

闻一多在课堂讲授《诗经》时，表达了对杜甫、屈原、嵇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诗多少反映了时代的人民的声音”，他偏爱《诗经》、楚辞和乐府，因为“里面有较多的人民的血液”。在联大昆北食堂的一次学术演讲，他说“贵族的诗都腐化无生气，只有在抛弃了旧形式，吸取民间的粗蔬而健康的诗歌后，才有了些许价值”。在另一次演讲中，闻一多说“艺术是政治的工具”、“企图脱离政治和人民的路是错误的”。

他在文末呼吁：

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范型，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这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12月24日，两名美国士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让各地党组织在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反对其出卖军火，助长内战。

刘国鋕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的名义，在1947年1月5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热爱的祖国被美军侮辱够了，神圣领土不容匪徒居住》。文中写道：

全国同胞们、姊妹们和同学们：在杜鲁门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对华政策新声明发表后的第六天……母校北京大学沈同学竟被美军奸污了……祖先留给我们的神圣土地不容许任何侮辱它的匪徒居住啊！

文章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庄严”，并“清算美军暴行”。此后，刘国鋕等人还组织领导了重庆市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罢课，游行示威，要求美军撤离中国。

托付校友会印章和名单

西南联大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是一个比较大的院系，毕业人数较多，其中罗代永和刘国鋕于同年毕业。

罗代永（1920-1990），四川江安人。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他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1944年毕业，与刘国鋕是同学。他曾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银行界任职，20世纪60年代起长居香港，后为香港泰裕公司负责人。

罗代永曾珍藏一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重庆校友会”印章，印章为木制，通体呈长方体，长9.5厘米、宽2厘米、高4.7厘米，底部阳刻楷书繁体字，上部由左及右、自上而下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两排字，下部是“重庆校友会”几个大字。印章木质普通，中部有拼接痕迹，底部残存少量朱色印泥，周身遍布墨渍、印泥污渍。然而这枚不起眼的印章，正是刘国鋕被捕前交给罗代永的。此外，刘国鋕还把校友会的名单一同交给罗代永，罗的妻子陈维德将二者藏在北碚家中。

无巧不成书。当时罗代永家旁是由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1948年10月，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派王寒生到勉仁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并建立勉仁中学党支部。1949年4月，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党支部积极组织参与由重庆市47所大、中学校组成的“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并参加声势浩大的重庆市学生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大游行。因此，特务常常来这里搜查。

12月19日，著名学者吴宓偶遇罗代永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当日从苍坪街乘坐下午两点去北碚的游览车，在车上偶遇“1945级联大经济系毕业罗代永（实为1944年毕业——作者注）”及其妻子陈维德。他们乘坐的这班游览车，竟然沿途“停车检查七次”。其中有三次“客皆携行李下车”，在歌乐山的一次，则“开宓黑箱，翻检到底，棉鞋及电筒内均细探索”，可见搜查之严。

为了安全起见，罗代永不得不将校友会名单销毁，但将校友会印章一直珍藏着。1985年元月，罗代永将保管了38年的校友会印章交还给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又将其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

（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