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惠

我自1950年4月随军南下到重庆市，至今已经60余年。在60年的生涯中，有40年是在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度过的。我经历了重庆市由中央直辖市下放为四川省的省辖市，由四川省的省辖市到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又设立重庆直辖市。现在重庆直辖市比50年代直辖市管辖的区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市的权限也扩大了。重庆市市域和事权的变化，得益于党和国家对重庆市的重视。重庆市在国家的改革发展大局中，在关键时期，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重庆市的计划单列有三次。第一次是1954年，重庆市由中央直辖市下放为四川省辖市，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第二次是1963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对重庆再次实行了计划单列；第三次是1983年，中央和国务院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又对重庆市进行计划单列 。

在这三次计划单列中，第一次计划单列时，我任市计委综合科科员；第二次计划单列时，我任市计委综合科副科长；第三次计划单列时，我任市计委副主任。三次计划单列中，许多事我亲自参加、亲自操办，现将我所经历的三欢计划单列的往事记述如下。

重庆第一次计划单列

重庆市在解放前是中华民国的直辖市。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解放重庆市，一野部队解放成都市，一、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分部队共同解放西南地区。重庆市解放后成为西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直辖市。

1953年8月，我从重庆市税务局调到重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由市长曹荻秋兼任，副主任为霍衣茹、郝振乙和余跃泽。

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计划处，由刘兆丰任处长，下设若干科，有工业科、农业科、劳动工资科、基建科、物资科、财贸科、办公室等等。我调到市财委后，分配到综合科工作，科长是吴子节。

当时重钢、二钢、长寿化工、重庆机床厂、军工企业等大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等归中央直管，重庆市的人、财、物管理权限仅限市属单位。

西南行政委员会下设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代表中央对西南地区四省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一市（重庆市）的经济计划进行管理和指导。当时我经常和云、贵、川三省财委的同志在西南财委开会。我到财委前，在重庆市南岸区的西南税务学校学习时，同学多数来自云、贵、川三省。

1954年上半年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划归四川省领导。鉴于重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体制。

重庆市成为四川省辖市以后，市政府的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撤销重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市计委由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鲁大东兼任主任，余跃泽任副主任，辛易之、陈筹、马力、张尚德、何正清、邓垦、刘兆丰、郝振乙、李思源为委员。计委内设10科1室，编制106人，负责统管全市的计划、经济工作，并领导市政府的统计局和物资处。鲁大东主任召开第一次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会议时，由我担任会议记录。

撤销市财委、成立市计委后，财委计划处的同志全部转到市计委工作。我仍在综合计划科工作，科长仍由吴子节担任。

由于重庆市划归四川省领导，四川省计委通知重庆市计委限期要将重庆市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础统计资料完整报送给省计委。我们综合科组织市属各有关单位和市计委内部各科室按照四川省计委的要求，按时将资料整理齐备，打印成册，每套资料都有十几斤重。为了安全保密地将几套资料送达省计委，市计委决定派我乘火车送到成都交省计委综合计划科。当时省计委综合计划科科长是辛文，副科长是方愉钟，他们二人接收了我送的全套资料。

1954年末，我随郝振乙主任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我们住在西苑饭店，这次计划会议是编制和确定我国的第一个(1953-1957)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四川省计委综合科辛文、方愉钟也随同省计委主任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区撤销后，原来的九个中央直辖市，除北京、上海外其余七个直辖市划归所在省管辖。会议要求将七个直辖市的基数都包括在各所在省的数字中，并在年度计划中单列出来。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因此从1954年到1956年都随市计委主任参加了全国计划会议。

省辖市在国家计划中的单列计划很不完整。有许多计划指标，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单列出来，只能在省的计划会上才能确定。如木材指标，四川省是调出省，国家只给四川下达调出量，重庆市的木材分配指标要在省计划会议上定。还有些指标是差额补助。全国计划会议定了国家给四川省的补差数，重庆市的分配量也要到省计划会议上定。非工业部门的投资，中央按人头、按基数切一块给四川省，重庆的分配金额也要在省计划会议上定。于是，每年全国计划会议后，我们都要参加省计划会议，因为只有在省计划会议后，重庆市所有的生产建设和人、财、物分配指标才能全部落实。

但是，许多涉及全局的大事，国家仍然直接通知重庆参加会议。如1957年10月，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市开会讨论长江三峡工程问题，会议由长办主任林一山主持，有关省市派代表参加。四川省派出省计委副主任王季康等四人出席会议，重庆市派出市计委副主任尹楠如、建设局长王公杰、规划局长周茂贵和我四人出席会议。会前我们对三峡工程大坝蓄水进行了认真对比研究，从水位方案160、165、170、175、180、185、190米等多个方案对比中，选定了180米方案。这个水位大体上是重庆市常年洪水季节的最高水位，对重庆市淹没影响不大，而且有利于发挥长江黄金水运对重庆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会议结束时并未最后明确大坝水位，但市政府从此明文规定，不在180米水位以下建永久性建筑，在重庆市区建长江大桥也按180米水位设计。长江三峡工程经过34年论证，在送全国人大讨论前，时任市委书记萧秧仍坚持180米水位。最终，1992年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方案，三峡大坝蓄水位定在175米，但三峡大坝仍是按180米水位设计建筑的。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年初，市计委党组要我带领（我1956年晋升为综合计划科副科长）市计委和统计局的40多名干部，下放到广阳坝农场劳动锻炼。我任农场党委委员、第七队队长，在农场劳动锻炼一年。

从1958年起，由于全国搞“大跃进”，强调按地区组织“大跃进”。国家计委在安排计划时，取消了对原来下放的七个直辖市计划单列的做法。从此以后，全国计划会不再通知重庆市参加，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各地市一样，只参加省计划会议，按省的计划安排，进行各项经济和计划工作。

重庆市的经济与全国有密切联系，而这段时期经济管理权限仅只有省辖市的权限，给重庆市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困难。

重庆市第二次计划单列

1963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国家又对重要大城市实行直接管理。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国家对重庆市再次实行了计划单列体制。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带来农业歉收，工业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困难。对此，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总结性讲话指出：三年“大跃进”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调整的方针。具体来讲，就是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贯彻八字方针的核心是战胜灾荒，加强农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时任省委书记兼计委主任杨超在省计划会议上讲：“支援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劳动力的支援，要压缩40万至5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如何压缩城市人口，中央有具体规定。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是压缩的重点。国家直接下达压缩任务，而且要限期完成，当时重庆承担了压缩十多万人口到农村的任务。四川省的领导认为重庆市的企业过多，还指令重庆一些企业迁至四川省的专县，还动员重庆向新疆移民。省里的指示，市里都办了，企业和人去了不少，但不久又都回来了。在市计委，此事由副主任辛元甫负责完成。

贯彻八字调整方针，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把人权、财权、物资调配权集中于中央、中央局和省（市）三级。为此，四川省上收了所有基建项目（包括自筹资金项目）的审批权，一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也要上报省审批。当时，四川省的技改项目计划本子足有一寸多厚。

经过1961年至1963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情况有了好转。1964年，毛主席发布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我国开展了三线建设这一宏伟工程。根据中央对重庆的要求，市里成立了三线建设规划小组，组织编制《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中心任务是将重庆建设成为常规兵器配套生产基地。此事由中央直管。从1964年至1965年，中央有关各部如第一至第八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等许多部长、司长云集重庆，与重庆一起制定本行业的“三线建设规划”。三线建设的主要实施办法有三条：一条是将沿海的企业迁到重庆，第二条是在重庆新建一批国防企业，第三条是扩建改建重庆的现有企业。

在中央各部领导来重庆编制“三线建设规划”时，我多次陪同国家计委有关司局领导和中央各部的部司局领导到企业调研和视察。1964年7月，重庆连晴高温，大旱20多天之后，突然狂风暴雨降临，致使无数房屋倒塌。我陪国家计委傅毅纲局长乘车从李子坝仪表厂一直视察到沙坪坝的重庆水泵厂、重庆锅炉厂，到处是厂房垮塌、水漫车间的惨状。傅局长亲眼目睹了重庆工业生产难以为继的状况。在重庆市计委的请求下，国家计委单独拨给了重庆市一批企业危房改造资金，并每年在国家计划中给重庆市单列技术更新改造资金1398万元。

1965年，为了实施三线建设计划中的企业内迁计划，我们选择了内迁企业最多的上海市，由四川省计委、机械厅负责同志和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尹楠如，机械局、化工局的中干和我组成内迁工作组，到上海市落实内迁企业名单及有关事项。我们到上海后，受到上海市长曹荻秋的热烈欢迎。经与上海市主管部门领导同志热烈讨论，为了在企业内迁时促进沪渝两市的发展，我们将原计划全迁重庆的数十个企业修改为一分为二，部分内迁。这样，通过三线建设，使上海的优势企业一个变两个，既不伤上海的“元气”，又发展了重庆。我们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完成了内迁计划，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的认可。

第一个从上海迁重庆的是一家生产小汽油机的工厂。我们到该厂调查时发现，该厂成功试制小汽油机不久，技术较先进，但厂房较简陋。该厂一分为二迁到重庆北碚嘉陵江边的新厂，被命名为浦陵机器厂，即从黄浦江边迁到嘉陵江边的工厂。该厂迁渝后，为重庆嘉陵机器厂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上海厂也补充了人员，扩大了生产规模，解决了国家对小汽油机的需要。

从东北101厂迁来重庆的西南铝加工厂，也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我们在西彭为他们选了新厂址，并留有发展余地，如今已发展成我国的大型铝加工企业。

在企业布局方面，有两个上级指示：一是散、山、洞的方针，二是靠山、临水的方针。而且各有理由：散、山、洞方针符合战备，靠山、临水有利于企业发展。我们在执行上级指示时，将相近行业的企业建设分片进行了规划，如仪表行业布局在北碚、华蓥山一线；化工企业布局在长寿地区；军工企业主要进行老厂改造，新厂布局在万盛、綦江等地区。现在来看，重庆在执行散、山、洞方针方面有些失误，但造成的困难较小。

重庆第二次计划单列，由于狠抓了三线建设工程，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和第一次计划单列一样，由于许多计划指标仍需在省计划会上落实，加之重庆市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权限较小，所以处理许多经济问题，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第二次计划单列时，我每年随市计委主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直到1966年。1966年计划会议期间，我们还列队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的活动。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计委和重庆市计委都被“造反派”夺权，重庆市的计划单列也就不了了之。

重庆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重庆市各部门、各企业普遍要求对现有经济和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每一次省计划会议都变成重庆代表的“诉苦会”，最突出的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市委副书记张海亭带队参加的那一次，重庆代表约四五十人，大家在总府街招待所驻地集中地对省领导和省计委提出了不少改革意见。省里有的同志把这次提意见会称之为“张海亭大闹总府街”。其实这次会议提的意见，主要是想通过改革如何发展重庆经济，为国家和四川省多作贡献，并无对省领导进行恶意攻击的意思。所提意见主要有：

一是反映省级各部门对重庆管得太死，使重庆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困难。如将重庆的投资和技改项目审批权限限制得太死，许多技改项目审批时间过长，等批下来，市场已发生变化，甚至时过境迁。基建项目小到一个厕所大小的土建项目都要报到省主管部门审批，实在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二是反映省里用管地区的办法管大城市。把重庆市财政的机动财力全部收走。省里哪个部门没有钱，就向重庆打主意。如省交通厅就把重庆公路的养路费绝大部分拿走，在川西修新公路，而重庆的公路无钱维修，坑坑洼洼，难以行走。

三是反映省里在人、财、物的分配上不公，把缺口留在重庆。全省缺电先拉重庆，理由是“重庆缺电，国务院着急”，潜台词是国家会帮助想办法，省里不用管。在计划指标分配上，全省人、财、物的缺口，大都体现在重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庆企业普遍缺乏技改资金，缺乏维修材料，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

四是反映企业的权限太小。重庆生产的工业产品由省二级站收购调拨，限制了企业面向全国市场，企业无法拓展市场。

重庆市在给省里提改革意见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反映重庆市的困难，请求支援。通过努力，确有成效。比如，1980年，重庆自主开展与云、贵、川三省的经济协作，以求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只有纵向联系的状况。市政府确定由我带队（我时任市计委副主任），率领重庆经济协作代表团一行20余人（主要是工商企业派代表参加），与贵州、云南的省、市、区有关部门洽谈经济协作事项。我们经过贵州省遵义市、贵阳市、安顺市，云南省的曲靖市、昆明市、宣威市，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四川省的永川地区时，在每个地区都进行了2~5天的经济协作洽谈。到昆明时，副市长马力乘飞机赶来，与云南省领导就加强重庆和云南省、昆明市的经济技术合作达成了协议。这次经济协作洽谈交流活动历时45天，达到了预定目的，为1984年4月15 -19日在贵阳市召开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鸣锣开道。在该会召开期间，市委书记王谦、市长于汉卿和我三人作为重庆市的代表，本着自愿互利、平等协商、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四省区达成了经济、物资、技术协作和人才培训等多项协议。

1982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市制定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六五”规划纲要和“七五”设想》，提出从1981年到1990年，集中主要力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0年翻一番。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改革约束企业发展的现行体制、约束大城市发展的体制就成为首要任务。市领导的做法是频繁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来渝调研，如请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担任重庆市社科院院长，建议中央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工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发了中发〔1983〕7号文件，原则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当时首要问题是对重庆实行全面的计划单列，并赋予重庆市政府省级管理的权限。经过努力，这个愿望也实现了。同年，国家计委《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中，提出“除京、津、沪外，中央还要直接管理少数大城市，对这些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它们以中央直辖市一样的管理权限”。这些大城市的计划管理权限要比一般省、自治区更大一些。事实上，早在中央7号文件发布一个多月前的198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就向国务院上报了计综〔1983〕4号文件，同意从1984年起将重庆市的计划单列户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于1月12日以计综〔1983〕32号文件下达了《关于重庆市计划单列户头问题的通知》。这确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

重庆市接到通知后，立即组成了由市长于汉卿、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刘隆华、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牵头的，以划分重庆市1981-1983年部门计划基数为主要任务的精干队伍。1983年春节以后，重庆市邀请国家计委、四川省计委的主要业务领导同志，先行商讨《关于在全国计划中对重庆市单列户头的实施意见》。当时，国家计委派出副秘书长裴英武，四川省派出计委副主任辛文，重庆市则由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刘隆华牵头、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参加。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定稿，最后于1983年3月11日将实施意见稿定了下来，共约5600字，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在全国计划中，对重庆市实行全面的单列。(1)各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都单列；(2)重庆市的各项计划都由市计委和各主管部门直接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部门；(3)国家和各部委全国性的计划会议，重庆市视同省级单位参加；(4)不属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计划，由重庆市计委和市级各部门自主安排；(5)计划单列后，计划执行情况仍应向省计经委及有关部门报告备案。

二是计划单列指标的依据。这一段是争论最激烈的内容，主要包括：(1)煤、电、天然气、石油成品的具体基数；(2)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的基数，商定对重庆市（包括省下放单位）的投资基数定为1500万元；(3)鉴于重庆市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建议国家在设备更新、危房改造和重点节能措施、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的支持；(4)生产、基建、维修物资的分配基数和办法；(5)财政、信贷按照财政、信贷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划定。

三是扩大市的计划决策权和管理权，由市统筹安排生产、建设、流通、分配和社会事业。这一段讨论也激烈，在13个方面都有省市利益的调整。

四是要求重庆市积极承担省安排的各项任务，继续发展与省内的经济联系。这一段有六个方面的内容，概括地讲，重庆市对省的上交任务和承担的任务要完成，省的计划会议和全省各项专业会议，重庆市仍应继续作为省的一个地区参加。

五是加强市的计划部门，改进计划工作。提出组建市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经济情报所和计算站等三个事业机构。

这个综合性文件形成后，四川省和重庆市各部门开始进行对口的计划单列商谈，形成了双方签字的文件上报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于1983年8月12日以计综〔1983 〕1149号文件转发四川省计委、重庆市计委《关于在全国计划中对重庆市计划单列户头划转主要指标基数的报告的通知》，通知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从编制1984年计划时起执行，而且还要求下达计划时将重庆市单列，然后加到四川省的计划数中，在四川省下列其中重庆市。当时称之为“先二后一”。

8月12日国家计委批准重庆市计划单列的文件要点如下：

一是计划单列的范围和内容。根据中央〔1983〕7号文件批准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原永川地区的8个县从4月1日起正式合并入重庆市，67个省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重庆市管理。从1984年起，重庆市范围由原辖9区4县变为9区12县，土地面积扩大为22141平方公里，人口1379.9万人。

二是计划单列的方法和程序。将重庆市计划单列的程序定为“先二后一”，并扩大重庆自主安排计划的权限。

三是计划单列指标的依据和划转基数的原则。对各项计划的单列依据和划转原则都有明确的规定。

四是省、市商定划转计划基数的主要指标。对能源分配、预算内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数定为2224万元（包括省下放单位），地方外汇划给重庆300万美元，主要商品购销调拨、主要物资分配、劳动工资等也划定了基数，重庆市财政上交中央和省的数字在财政部和省、市主要领导及省市财政厅领导参加的会上敲定。讨论重庆市的财政上交数字，可以说各方坚持，争论激烈，但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因财政是专项直管，没有在省市计委主任会上讨论。

五是中长期计划的单列和考核。

六是在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的同时，相应赋予市以相当于省一级计划单位的计划管理和经济管理权限，以利于由市统筹安排全市的生产、建设、流通、分配和社会事业。

批件附录了重庆市计划单列划转的八个方面的主要指标基数表。

至此，重庆市第三次计划单列的任务全面完成。在贯彻这个文件时，四川省领导曾说：“这样一来，重庆市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经济直辖市”。

重庆计划单列的显著成效

  重庆市实行全面的计划单列和拥有省级管理权限后，改革开放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从1983年到1997年直辖前，重庆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管理、经济管理等七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和四川省计委商谈计划单列的基数时，我向辛文提出，由于能源交通建设基金才开始征，数额也不大，建议不列入划拨基数范围，他同意了。重庆市计划单列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这部分基金每年快速增加，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大大改善了重庆的投资环境，主要的建设项目有：

1．重庆江北机场。由于白市驿机场地处山峦环绕之中，每年冬春季不能正常通航，影响重庆对外交通。于汉卿市长亲自带领我们向国家计委、民航局汇报，着手建设江北机场。1984年初向国家立项，经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拨款1.9亿元，在1990年1月建成通航，大大改变了重庆对外交通条件。

2．程控电话。重庆在计划单列前用的是纵横制式电话，只有一个通话功能，市内远郊区都要通过长途台接线。副市长刘隆华和市计委从1983年末开始引进一万门程控电话，紧接着引进瑞典爱立信5万门程控电话，同时进行通讯卫星地面站和电话网的建设，使重庆通讯现代化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3．新扩建电厂。电厂建没滞后是当时重庆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萧秧副市长和我从1985年起与华能国际电力公司合作，抓新建珞璜电厂一期工程（2×36万千瓦），1991年陆续建成运行。在此期间，还利用一部分英国政府赠款建成了装机10.8万千瓦的江北燃机电厂，并在重庆电厂扩建了一台2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使重庆的电力供应大大缓解。

4．成渝高速公路。1985年，重庆市副市长刘志忠与四川省副省长马麟共同签署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协议，建成了340公里的成渝高速公路，同时为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提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

5．民用天然气工程。计划单列前，天然气主要是保工业生产。计划单列后，我们本着将优质燃料用于民用的思路，于汉卿市长亲自抓民用天然气工程建设，方便了居民生活，改善了重庆空气质量。

二是加快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重庆市地处内地，长期对外封闭，当时许多企业的产品制造技术和装备停留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重庆钢铁公司还在使用清朝末年张之洞引进的轧钢设备，急需引进国外现代先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

1984年，北京市经委副主任萧秧调来我市任副市长。他来渝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抓引进日本先进技术装备，改造重庆现有工业技术装备。当时国家也重视技术改造，通过市领导争取，国家给的第一笔技改贷款为5000万美元。为了用好这笔资金，市里决定由李义、金烈、杨绍戬率团前往日本洽谈引进事项，加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进的项目，共需使用外汇7600万美元。萧秧带领我们向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朱镕基汇报，解决了2600万美元的缺口，使重庆市第一批技术引进项目很快启动生效。这一次引进的设备主要有制造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技术装备。由于投资省、见效快，市的财力大幅增加，市政府给每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每月增发60元的地方津贴。

三是组建投融资金融机构，为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组织国内外资金。1984年，萧秧副市长和我商量组建重庆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我们一起去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审批手续，并向市财政借了2000万元启动资金，还抽调市计委毛钟鸣组建领导班子。我曾任该公司党组书记，推动该公司的改革和发展工作。国际信托公司成立后，促进了对外融资，先后投资建设了重庆饭店、人民宾馆、扬子江饭店，大大改善了外商来渝的居住、工作条件，改善了投资环境。

加快能源交通建设，需要多方筹集资金。借鉴当时有的省市成立建设投资公司的经验，1989年，我向萧秧市长提出组建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很快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500万美元。市政府任命我为管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朱惠熙、万大晖为管委会副主任，万大晖兼任总经理。建设投资公司成立后，立即为江北机场、珞璜电厂、成渝高速公路、程控电话和通讯网建设、铁路站场建设等项目筹措了资金，加快了能源、交通项目的建设进度。现在这个公司更名为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现在这两个公司都已发展成为我市有较大投融资实力的公司。

我们还率先争取交通银行在重庆成立分行。为了绕过省的关系，我请示萧秧市长，由当时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吴大成行长在贵州遵义市与交通银行总行及云、贵两省有关单位商讨筹办事项，并由副市长刘志忠兼任董事长。

四是抓紧制定和实施军工企业转民品的生产计划。重庆在三线建设时期，建成了常规兵器的配套生产基地，按照苏联模式只生产单一军品，按成本加少量利润定价。一旦军品任务减少，国家负担就沉重。为强调保密性，地方对他们只负担供养。重庆市地方财力单薄，也无法给军工企业职工提供更多的福利。计划单列后，市委按照军工企业党的关系归地方党委领导的权限，指示市计委会同国防工办、西南兵工局开展军民结合，组织市内数十家军工企业编制和实施军工企业生产民品的规划。由于当时市场需要的民用机电产品供不应求，我们根据各厂的装备和生产能力规划了汽车、摩托车、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望远镜等数十种民品。在计划实施中，积极协助他们打通物资供应渠道和解决地方协作配套等问题；在进口配套件外汇不足时，还帮助调剂解决外汇。重庆军工企业转民品的工作在全国领先，军工企业创造的效益，弥补了全国其他地方军工企业的巨大亏损，还有节余。

五是抓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推进企业改革。计划单列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工业企业中推行“五自主”改革（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技术改造），商业企业中推行“四放开”改革（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建筑企业中推行万元投资工资含量包干等改革，大大激发了职工和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在常务副市长刘志忠任组长，陈之惠、陈元虎等五人任副组长的重庆市证券管理指导小组指导下，按照市委、市府指示的“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的要求，市计委选择3家企业（西南药业、重庆房地产、渝港钛白粉）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由于这三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比较规范，成为重庆市后来上市企业的典范。

六是抓重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研究和有关工作。199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罗洵、伍源德等人编著的《重庆经济对外开放研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谋划在重庆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设想在南坪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15平方公里，申请国务院批准在该区设1.5平方公里的外商投资区。

从1991年开始，我和刘志忠副市长多次专门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请求批准设立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月，开发区终获国务院批准，面积为9.6平方公里，由刘志忠副市长兼任管委会主任。此后，重庆利用外资步伐大大加快。

七是积极贯彻执行国家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实施将重庆建设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举措。1992年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推动将长江沿岸地区建成我国继沿海开放带后的第二个开放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作了重要讲话。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和我参加了会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把上海比作龙头，把重庆比作龙尾，并强调9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要使龙头舞起来，龙尾动起来，重庆要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那次会议后，重庆市就按照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思路，谋划各项改革开放工作和经济发展规划。1992年12月，由萧秧书记作序，我任主编，马述林、伍源德任副主编的《重庆十年发展蓝图( 1991-2000)》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国家计委学术委员会授予该书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第三次计划单列，给重庆市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推动了重庆市经济、科技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没过多久，计划单列中省市关系的矛盾又明显显露出来。由于国家在西南的电力、天然气、航空、铁路和金融等管理机构设在成都，一旦这些方面出现缺口，省市就会为各自的利益发生矛盾，重庆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从1984年第三次计划单列到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这14年，重庆的发展受到许多掣肘。但是，由于第三次计划单列在划分经济和社会事业基数时工作比较细，在重庆市直辖、与四川省正式分开时，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繁琐工作。

（本文原载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学会合编《重庆计划单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