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与祖国的大西南有着深深的不解情缘。1949年11月，他随贺龙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进军西南，解放西南。此后至1952年秋，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主政川北，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川北建设呕心沥血。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使他对川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有了初步了解。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他多次深入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新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深入调查研究弄清西南区情
1980年2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胡耀邦多次深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考察。通过多次实地调研，胡耀邦对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有了清晰的认识。
（一）亲力亲为多次调研
1980年10月22日至31日，胡耀邦深入云南、贵州、广西视察。他先到了云南省的大理、保山、思茅、西双版纳、曲靖、红河等地，考察中国小集镇的现况与发展，就发展小集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后到贵州的六盘水、安顺，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以及所在地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并对贵州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最后到广西田林、百色、北海、南宁，看了养虾、养珍珠、育桉树苗，在厅级以上干部和副省级以上干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82年6月15日至1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袁木等的陪同下来四川视察，在重庆听取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之后乘轮船到万县地区视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等的陪同下，深入四川、贵州视察工作。云、贵、川三个省的省委和重庆市委的负责同志都作了工作汇报，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作了重要讲话，还在贵州又单独作了报告。
1984年春节，胡耀邦在广西视察。他先到凭祥，上了中越边界的法卡山，再到宁明，在宁明对党政军干部做了报告。回南宁后，在邕宁县农民家里过除夕，然后到桂林。
1985年2月，胡耀邦在云南视察。2月18日春节前夕，看望和视察云南边防部队，向部队发表讲话时。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他乘旅行车在滇西的崇山峻岭间奔波二百多公里，途中在禄丰县山区一个偏僻的村寨同彝族男女老少共度春节。2月20日春节，他同杨尚昆、余秋里等人在昆明参加新春团拜会，同云南各族人民一道庆贺新春佳节。
1985年9月，胡耀邦视察四川西北高原，重走长征路。视察了四川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陇南地区共十多个县。
1986年2月，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并与三省区领导干部进行座谈，进一步了解了西南区情。
（二）西南地区的优势
关于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胡耀邦认为，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现在虽然穷，但前途远大。整个西南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云、贵、川三个省总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云、贵、川三省人口有1.62亿，占全国1/6。整个西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防上来讲，这里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重要的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别的地方每千瓦 投资要1500元以上，乌江只要800、900元，整个乌江的水电资源就有640万千瓦。还有煤，贵州储量490多亿吨，这同内蒙、山西、新疆比不算多，但同世界上有些国家比，从中国的南方看，那就算是很多的。加上云南、四川的储量一共有600多亿吨，1年开采2亿吨，10年开采20亿吨，100年才200亿吨，可以开采300年。西南有煤，不但自己可以建设重工业基地，还可以支援华东、华南。除了能源，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在全国来讲，蕴藏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地区。渡口、会理有大量的铁矿石，还有云南、贵州的磷矿，总之，西南是能源同矿藏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是一大优势。为什么中国工业先从东北开始，因为辽宁也是这样，煤、铁矿结合在一起，好开发。20世纪60年代搞三线建设，给整个西南，特别是四川、贵州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整个三线建设的投资是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这里有比较尖端、比较先进、比较强大的工业设备。全国最好的机床，有几十万台在四川、贵州，国防科研人员一部分相当有水平的也在西南地区。此外，云、贵、川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不要看经常有雾，“天无三日晴”，搞粮食至少比西北来得快。林牧业的前途很大，贵州17万平方公里，就是2.6亿亩，如果经过10年、20年把一亿亩变成森林，那就是6.6到6.7万平方公里的绿色海洋，那要出多少东西。中国30年后，一个西北，一个西南，山上把树搞起来，那财富不晓得有多大。还有牧业，一个牛，一个羊。现在牛太少了，只有110万头，我们国家没有1000万到2000万头奶牛，生活也富裕不起来。总之，西南农业条件好，林牧业潜力大，前途更大。
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胡耀邦认为，我们应该有这么个战略眼光，有这个眼光是正确的，没有这个眼光至少叫不大高明。
（三）西南地区的困难和不利条件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原因，整个西南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是比较低的，同许多省来比差距还相当大。198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9135亿元，全国10亿人口，人均910元。贵州是380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国倒数第一。西藏人口少，人均也有400元。云南是475元。四川在西南是最好的，可人口多，人均580元，在全国是中等偏下。云、贵、川三省的人口1.62亿，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是850亿元。江苏省人口不到0.6亿，1982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就有800亿元，它一个省的总产值就差不多等于整个西南。山东省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600亿元，但人口只有0.72亿，比云、贵、川少一半多。这么一比，一个从人均总产值比，一个是挑两个省来比，差距就大了。
所谓不利条件，胡耀邦认为，无非三条。第一条，交通暂时困难，贵州修了不少铁路，运量不大，四川也修了不少铁路，云南的铁路少一点，西藏现在还没有。第二条，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第三条，人民的家底还比较单薄，投资、集资有困难。人民富裕，家底越大，就越容易富。这三条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困难。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年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二、正视西南现实探求贫困根由
开发大西南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在正确分析西南地区优势和困难及不利条件的基础上，胡耀邦认为必须正视西南现实，探求西南贫困根由，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
（一）提出“老少边穷”概念
在西南和西北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并首次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
老少边穷地区是多位于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山区和丘陵地区，如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和中东部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地区和赣南地区，在老少边穷的界定中，是以县（市）作为基本的区域单元。我国老少边穷地区总共1019个县，占全国总县数近一半，国土面积占77%，耕地面积占40%，但国内生产总值仅占1/4。经济总量小，发展实力弱，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基本特点。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胡耀邦在我国2400多个县（市）中已经跑过1703个县，其中大多数是去老少边穷地区。
1986年初，胡耀邦在与滇黔桂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还有依赖思想、迷信观点等。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二）“政策是第一位的”
胡耀邦认为必须严肃正视西南和西北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胡耀邦认为，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要考虑把“封山育林”的口号改为抚山育林、抚山造林，要营林、治林、养林。要端正政策，制订规划，长短结合，以短养长，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山区人民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什么都不让群众去搞。为什么乱砍滥伐林木和盲目毁林、开垦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多年来，我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说人家不守法，整老百姓，结果我们只好把不该背的包袱背起来。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
（三）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
胡耀邦认为，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就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的会议上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90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10%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 他的这个主张，获得万里、田纪云等人赞同，主张抓紧在云南、贵州等地实施。
西南建设和开发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交通。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西南地区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国家投入大笔资金修了一些铁路，但西南地域广阔，加之建设标准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要。胡耀邦在同当地干部讨论时认为：铁路建设的投资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在今后有计划地修建铁路的同时，还要想一想水路、公路的建设和发展。西南地区有长江水系，充分利用起来等于多少条铁路啊！再就是修公路，尤其是中距离的（3万～4万公里），大吨位的（一辆载重15～20吨），宽路面的（12～16米），很快便可以获得很大效益。他同当地干部算了账：这样的公路，一年运量可达200、300万吨（而黔桂铁路一年的运量也只搞到350万吨）。一公里公路的造价比铁路要便宜好几倍，可以动用民工干，增加就业人数，而且来得快，又可以带动汽车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可以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因为老百姓的马车、推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利用公路，沿线广大地区的经济便可以活跃起来。这个主张，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作了阐述，并提出：“西南的煤主要在贵州，可以考虑贵州到广西搞三条公路，到四川也搞三条公路，南面三条北面三条。或者先在南面、北面各搞一条。交通运输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活了，电也好办了，上别的也好办了，局面就会大改观。”
三、正确理论分析提出战略构想
在深入调研和正确分析西南地区自身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基础上，胡耀邦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
（一）开发建设大西南的战略方针
在胡耀邦看来，看清楚整个西南对祖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西南的有利条件和暂时困难，正确的方针也就出来了。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方针呢？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整个西南三省（云、贵、川），建设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独立存在，就是即使外面断了，这三个省也可以独立转动，同时又能支援全国。用15年就是到20世纪末，20年，就是到21世纪初，办成这件事。
那么，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基地呢？主要有四个内容：
第一，是能源基地。首先是水电、火电。现在四川是410万千瓦，贵州200多万千瓦，云南150多万千瓦，三省一共760多万千瓦，20年后翻两番，那就是3000多万千瓦。西南要争取成为全国建设最快、投资最少，而且污染较轻的，最大的能源基地。
第二，是强大的重工业基地，品种齐全、质量较高、能够独立作战的重工业基地。
第三，是能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需要，有西南地区特色的轻工业基地。一、二十年内，西南轻工业产品要想从各方面同沿海竞争并打入国际市场，恐怕比较困难，主要是供应当时本地区近2亿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些人民的生活需求，且又有自己的特色，国际市场、沿海市场才可能打得进去！
第四，是在粮食充分自给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林业牧业基地。
（二）开发建设大西南的政策措施
提出建设方针后，胡耀邦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落实：
1.促成三省四方的经济协调，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发大西南。
为了尽快开发西南地区，胡耀邦认为，一方面当然要靠中央的决策和中央的支持，另一方面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西南的同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努力。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这个百分比很难定，应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要使中央的决策和支援，同西南同志们的努力密切结合，不要扯皮。在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重要。就是带着这个看法，胡耀邦在贵州找了云、贵、川三省的同志来座谈，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即云、贵、川三省加重庆市）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三省四方，一家出三人，轮流坐庄，互通信息，利益均沾，自愿互利，互相商量，愿意就干，三省四方通过就干，大家都有否决权。一年换一个地方开会，头年在贵阳，第二年在重庆，第三年在昆明，第四年在成都。人不要多，西南的同志自己干，国务院的人可以来当观察员，不参加投票。三省四方联合即使干不成事，至少也可互通信息。三省四方一共12个人，要选开明人士参加。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参加进来，三省四方变成了四省五方。
2.继续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保持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好势头。
胡耀邦认为，全国工农业增长的势头是不错的，是继续发展的势头，增长速度百分之七、八、九以上。无非是能源、政策，只要我们工作上不出差错，还可以保持在百分之六、七、八。如能一直保持这个势头，“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可以突破1万亿元，与1978年的5700亿元相比，将近翻一番，同粉碎“四人帮”时比，翻了一番多，到党的十三大时就可接近1.2万亿元，十三大就好开了，所以我们要想远一点。
胡耀邦认为，西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军工的作用，这样不需要多少投资，如果搞其他的就要拿钱，而国家又拿不出多少钱。西南地区对沿海地区原来的原材料供应关系不变，新增的原材料，可以自己加工。可以采取重庆军民结合试制出重型汽车的经验，采取联合协作而不是新建工厂的办法，集中资金把能源、交通建设搞上去，其它不再搞了，一般不再搞新的、大的厂子了，要搞联合协作。
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胡耀邦认为，中国10亿人口，人平粮食800斤，要8000亿斤粮食才算过关。要注意粮食问题，提高单产，但计划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农民的富裕。高级领导机关要学会算账，不然计划就会脱离实际，就会妨碍农民的富裕。全国5亿头猪，1000万头奶牛，5000万头马驴，20亿只鸡鸭鹅，人平2只，合计饲料粮2000多亿斤。此外，还有酿酒、制糖。1982年中国粮食产量为7400亿斤，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算我们要9600亿斤粮食。总之，一个饲料粮，一个种子粮，一个工业用粮，不能光算加法，还要算减法，人吃不了那么多粮。中央和省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怕粮食不够。
关于经济发展，胡耀邦认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重点建设起了带头作用，农业起了推动作用。就象一列火车爬秦岭那样，重点建设在前面拉，拉着一列车厢（国民经济），后面有农业推，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得生机勃勃。重点建设带动了整个工业，而农业把轻工业和消费市场也带动起来了。国民经济要起飞，前面要有重工业，后面要有农业，农业发展不起来，国家就富不起来。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3.大力发展专业户，建设小城镇。
胡耀邦认为，四川1亿人口，农业人口8700万，是九与一之比，农业是翻不上去的。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农业问题时，有这么一个带战略性的思想：全国20亿亩耕地，8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富不起来的，经过10年、20年努力，变成3亿农民，其他农民从经营土地中分离出来搞别的，中国农民才能富裕起来。这就是说，一户5口人家的农民，每人6亩地，2个劳动力，种30亩地。四川1亿亩耕地，需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第一搞养殖业，第二搞开发业，第三搞林牧业，第四搞加工业，第五搞服务行业。搞服务行业，就牵涉到发展小集镇，比如搞洗澡、理发、照相、戏园子，还有运输业、建筑业。经过若干年之后，有3000万农民搞种植业就行了，5000多万人分离出来搞别的，不然农民就富不起来。这就叫政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政策是无止境的，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农业责任制向前发展，必然要有新的政策。用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止境的。电影《四渡赤水》中有个歌：人是这样的人，枪是这样的枪，为什么能打胜仗？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为什么光打败仗？胡耀邦结合现实情况，把这歌词改为：人是这样的人，地是这样的地，为什么能增产，过去为什么不争气？他认为是指导方针的问题。
发展专业户、小城镇是个大政策，比农业责任制更重要。发展专业户，就要给营业证。公安、粮食部门不要把户口卡得那么紧。随着时代的改变，有部分农民逐步转到集镇去，其意义不亚于责任制。这个前途是无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促进农民富裕的一大政策。胡耀邦认为，土地承包五年见了效，还要坚持下去，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是继农业责任制之后的第二个大政策，是促进农业分工、促进多种经营、促进农民富裕的第二个大政策。这个政策，是继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又一大政策，是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就是要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不要怕出现苦乐不均，生产经营搞得好就乐，搞得不好就苦。越富越有味道，越穷越困难，越没有信心。从总体上说，最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是专业户，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全国8亿农民永远捆在20亿亩土地上，是永远富不起来的，所以应该大力发展专业户。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全国搞它100万个保管粮食的专业户，每户保管5万斤，每斤给他二分钱，就是1000元，就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了。应该允许搞运输专业户，不要怕把国营搞垮，也搞不跨。如果发展了运输专业户，一是有利于克服不正之风，二是树立了对立面，与国营竞争，促进国营运输业的改革。
4.抓好交通运输，打通长江，开发水运。
胡耀邦认为，四川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但出口物资少，东西运不出去。长航1年进出才几百万吨，比铁路还落后，没有认真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交通问题上，多少年来有个毛病，就是一心只想铁路——有个电影叫《庐山恋》，我们是“铁路恋”！结果投资大，工期长，而且广大地区农民的各种运输工具利用不上，农民富不起来。要建设更多的铁路是对的，但不要只想铁路，还要多想一想水路、公路。西南有一条长江，没有很好开发利用。长江从重庆往下，充分利用起来，等于多少铁路？古人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西南地区是“问君能有几多愁，两眼看着滔滔江水枉自向东流”。
1982年6月，胡耀邦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一天看不到几条船。他认为，第一，利用长江水道可以直达青岛、天津、大连，甚至香港、日本；第二，可以搞集体的船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都可以搞船队开出去。买船，光靠国家预算没有办法。四川沿江两岸船工多的是，他们水性好、有技术。除了水运，公路也是一大出路。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进四川，修了几百公里的栈道，后来被破坏了，这对我们启示很大，要多想办法，找更多的出路。可以修建那种宽十几米、能走大吨位载重汽车，又可走农民的各种马车、推车、自行车的公路。一条这样的公路，一年运两三百万吨，投资比铁路省、见效快，既富了国家，又富了农民。贵州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同广西、四川合作，往北往南各修三条这样的公路，1条300、400公里，每年200、300万吨，六条就是1000多万吨，搞得好甚至可以达到2000万吨，经济局面就会大不相同。赤水河附近也可以搞一条大公路，把泸州、赤水等县连接起来。
5.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加强技术引进。
胡耀邦认为，云南还有个缅甸问题，中缅关系搞好了，云南、贵州、广西也就好了。云南就有很多东西通过仰光出口，四川也有不少东西可以出去。1985年2月胡耀邦在云南怒江视察听到汇报说缅甸边民进入中国境内贸易，东西卖不完就放在供销社，把钱存在中国的信用社时，他说：“缅甸老百姓对我们很信任，我们一定要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就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丑。缅甸人进来，我们除了搞等价交换外，你们还可以每人送他一包香烟，半斤盐巴。这叫增进友好，加强经济联系。”
经济建设要搞，对外开放政策要坚持，还需要引进国外的技术。胡耀邦认为，我们过去几千年“夜郎自大”，夜郎就出在贵州这个地方。我们的技术不行，还需要引进国外的技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要知道世界最新技术，要经常跟踪世界先进技术。我们的技术落后，对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不知道。现在国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的叫“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我们要年年跟踪，最好是天天跟踪。我们各级搞经济工作的领导班子要有1/3的人懂外文，能看外国杂志，因为许多信息都在杂志里面，你不看外国杂志，信息就不灵。现在出国要准备一个月，还要配翻译，就是因为不懂外文，这联系到我们组织部门如何配备干部的问题。
6.普及教育，抓紧智力开发。
胡耀邦认为，普及教育，要先搞师资。1983年贵州搞小学教师考试，事先通知，一门考语文，一门考数学，结果数学合格的才7%，语文合格的才15%。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要调整研究，面向实际。文化上破坏这么久，“四人帮”严重破坏，我们又没有很好抓。要了解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不能光喊口号。云南、贵州的技术水平，比江苏等地差距很大，每年都要组织技术观摩团到处走，搞技术协作、技术观摩，找管理上的毛病。西南军工技术是最强的，设备是最好的，有好几万的技术人员，有很大的力量，要运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对适用先进技术也要普及到各行各业去。
（三）保持清醒头脑，防止两种偏向
胡耀邦特别指出，在大西南的建设方针和目标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是不对的；另一种则认为明年（1984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这方面我们有历史教训，时间短了不行。明年（1984年）大上不行，三年改变面貌也不行。那么，慢慢腾腾地拖下去，到90年代再上也是不行的。应该力争“七五”计划就开始，或者“七五”中期上。这就是说，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在时间上，西南应当比西北略为提早一点开发。所以，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西南云、贵川三省，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先把情况弄清楚。要看到西南的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四、三曲“反弹琵琶”改善西南生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靠山吃山，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胡耀邦在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要在非耕地上大做文章，放手发展多种经营” ，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
胡耀邦认为，对山区来说，对粮食产量不高的干旱地区来说，要跳出单打一抓粮食的思路，来个“反弹琵琶”。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林业部等单位研究起草了相关文件，经胡耀邦审改后，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这便是后来被人们归纳为“反弹琵琶”的三部曲：
（一）“反弹琵琶”第一曲：种树种草
在赴西南考察的过程中，胡耀邦看到很多地方山路弯弯，沿途时而丛林茂密，山涧畅流，时而荒野萋萋，满目苍凉，秃秃的山顶露出红色的土壤。他认识到：西南以及整个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迟缓、人民生活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干旱。为什么会造成干旱？胡耀邦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干旱区的形成，大自然中各种的亿万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原因，但就许多地区来说，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许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并且经人开发出来，后来又破坏了的。”
弄清了干旱原因，怎样治理？胡耀邦认为：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西部地区面貌,治穷致富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他提出了九条办法和措施： 一是思想大解放。要破除单打一抓粮食的老框框，狠抓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由此增加肥料，达到粮食大增产。二是意志大集中。要在干旱地区，特别是土地多的地区，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种草种树这一点上，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集中意志。三是广泛大动员。要党内党外、男女老少都知道，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整个80年代、90年代都要讲，21世纪还要讲，一直讲到完成任务。要讲得通俗易懂，说一些群众能记得住的话，比如：“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家有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等等。要把种树种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四是事情靠群众。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发展工业要有国家投资，花很多钱，搞农业则主要是靠用政策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五是种子要狠抓。要广泛采集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灌木种、乔木种，实行草、灌、乔混种。本县、本地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样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保证质量。有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从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六是检查要认真。每个省、地区、县、公社、大队，一年都要认真检查一次，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七是政策要落实。种草种树，要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地，同时落实责任山。现在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实的问题，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牧业政策、林业政策、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八是干部要带头。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这一条是最过硬的，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九是决心要持久。要把干旱地区改造过来，有的地方要30年，有的要40年，要靠愚公移山的意志。我们不是挖山，而是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下决心干到底，一定把这件事情干好。
1983年底，胡耀邦到四川、贵州考察，发现两省的许多地方山峦起伏，但荒山秃岭和盲目开垦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对当地干部说：“你们那么多山，有些应该停耕还林，可以种树种草嘛！”
1985年2月胡耀邦在云南怒江永平县视察后，胡耀邦对永平县委负责人说:“我一路上看到一些农户，他们独家独户住在山上，耕地很少，他们如何致富？山上小杂树很多，怎么样教会他们利用小杂木进行加工，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然，他们的贫困怎么解除呢？”谈到发展农村经济时，他说：“你们这里饲料不少，草山很多，可以种很多种类的草，种多年生草籽。不要耕了地再种，就是在山坡上撒一些草籽，让它去长，这样富起来就快了。对森林要有计划地砍伐，要种草种树，以林养林，要搞林副业加工。一年采10万立方米已经不少了，采多了劳动力也是一个问题。”
（二）“反弹琵琶”第二曲：发展畜牧业
胡耀邦认为，种树种草，有了充足的草饲料，就可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牲畜提供大量优质有机肥料，就能促进粮食增产，增加农民收益。他反复强调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鼓励各地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牧民多饲养猪、羊、牛、禽，发展畜牧业。
1984年11月17日，胡耀邦在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今后30年，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1世纪的20年代，我国畜牧业应当坚持并且实现大发展的方针。”要使畜牧业大发展，在结构上采取什么方针呢？胡耀邦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各地群众的实践经验，认为：“长远来说，可能是这样一个次序：牛、羊、猪、禽、杂。这里所说的杂，包括马、骡、驴、驼、鹿、兔、獐、貂等等。但是就当前来说，就今后一定时期来说，猪还是第一位的，禽是第二位。”
1985年2月胡耀邦在云南怒江视察时指出：“你们要搞畜牧业，你们何年何月做到一个人两头牛、4只羊，你们就可以达到每人年收入500元了，单这一项你们就可以搞上去了。”
胡耀邦认为，发展奶业是满足城乡人民需要、增强人民体质的大事。“要采取奶牛和奶羊并举的方针。有些地方奶牛一下子搞不起来，而养奶羊的投资比较少，技术比较简单，饲养也比较方便，应当更快发展。”“繁殖奶牛、奶羊，应是改良本地品种为主，进口为辅。改良品种，比如土牛经过三代，就可以变成良种了。进口，除了引进必要的良种牛羊之外，还可以买胚胎和精液。说进口为辅，但千万不要轻视这个辅。因为只靠自己搞，不够嘛。” 他指出，这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早进一年和晚进一年，结果和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鉴于一说大发展就要国家投资、国营为主的陈旧观念，胡耀邦认为：“应当以专业户、专业大户、专业联户和专业村为主，扶持农民自己干，扶持地方干。这就是说，以个体为主，少量的由集体搞，国家全力以赴地从事技术指导、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要发展专业大户和专业村，请你们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那种一家一户的零星饲养可以搞，不要反对，但一定要促进专业大户和专业村的发展。不是说越大越好，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如果专业大户发展起来，一户能够养多少头奶牛，或者养几十、几百头羊，几千、上万只鸡，如果整个村子都干这一行，先进技术的传授就快了，加工、收购、运输就方便得多了，畜牧商品化就能够更好实现了，国家的各项服务工作就更加有效了，农民也就富得更快了。”
（三）“反弹琵琶”第三曲：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在对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了解那些重视发展林牧副业因而比较富裕的山村，并加以对比研究。他指出，山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地上地下的千百种自然资源长期沉睡，另一方面千百万山区群众继续受穷。如前所述，耕地是平原地区农民的劳动对象，那么山区的林地和矿藏就应当是山区人民的劳动对象。劳动力与劳动对象相脱离，正是山区人民贫穷的根本原因。解开这个结，山区就会全盘活起来。要扫除两个障碍：一是目光盯在狭小的耕地，而对地下的黑色宝库（矿藏）和地上的绿色宝库（树、草）视而不见；二是某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束缚着山区人民的手脚。他一再告诉山区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要重视和发挥山区的优势，搞好林业、牧业、采矿业、副业等，让人民脱贫致富。
1985年2月胡耀邦在怒江视察时明确提出，“老百姓太穷，不要搞以粮为纲，要搞多种经营”。“能产橡胶的种橡胶，能产甘蔗的种甘蔗，能产水果的种果树。”“你们不要老盯着大工业……要搞乡镇企业……你们这里多种经营门路这么广，什么三七、八角、油桐、油茶、草果等，都要彻底放开让群众办。”
1986年初，胡耀邦在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考察时，对当地有关领导说：“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要继续研究如何发挥你们的优势，克服你们的劣势。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复。”接着，他分析了三省区的三个优势：（1）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有能源资源，而且比较全。（2）流经三省区的赤水河，是亚热带经济作物地带，云南还有5万平方公里的湿热带，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种植几十种亚热带水果，三可以种植中药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种植香料植物，其他还有纤维植物、木本粮食，等等。这四大类加起来有几百种，是别的地方没有的。（3）还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区，比北方寒冷地带好，适宜生长树木、牧草、药材，牛、羊、马都可以发展。他对三省区的领导干部说：“要从全局发展的需要来考虑，继续深化，研究发挥你们优势的政策问题和战略措施问题，要往这个方向走，继续往下走，不断深化。”
胡耀邦在考察中发现，要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还要帮助山区人民学习掌握生产技术。“如人家怕鸡瘟、猪瘟，又没有办法；想种香蕉，又不懂怎么种；种柑橘的技术要求更高了。”他说，“我在四川当了两年半区党委书记，种了十几棵柑橘，每一棵都生虫子。柑橘不是人人都会种的。烧砖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张搞那么一批人去帮助他们。我们把技术看复杂了，把能工巧匠的作用看简单了，有些人的猪、鸡就喂得好，有些人就喂不好。一种、二养、三采、四加工，这种产前产后的技术作用要重视，能工巧匠的作用非常重要。”
五、领袖风范长存历史影响深远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间，不辞辛劳到西南各地考察，深入基层，具体指导，率先提出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寄予着他对大西南建设的殷殷期盼。
（一）与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要等到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再去发展，如果那样缩小东西部差距就成了一句空话。通过多次考察，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率先提出了开发大西南以致整个西部的战略构想，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的繁荣富裕关系着中国大局的安定、团结、兴旺。随着一整套发展西部的特殊政策在中央的主持下制定出来，中国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984年1月，胡耀邦在视察四川、贵州途中找了云、贵、川三省的同志来座谈，促成了一个 “四省区五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跨省区、高层次、定期进行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也是贵州、四川、广西等内陆省区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扩大开放，创新活力的重要平台。1984 年4 月15—19日，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正式召开。各方代表团本着自愿互利、平等协商、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打破地区、部门界限，联合起来，从四省区五方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生产、流通、科技、人才交流和培训等各个方面互相支援，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协调活动，逐步推进改组联合和专业化协作生产，把西南建设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发展的现代化基地，使四省区五方的2 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会议在经济、物资、技术协作和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达成200 多项协议和意向性协议。1987 年，因西藏的加入，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发展为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会；1990 年，因成都的加入，又发展为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1997 年，因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又更名为六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到2006 年，在重庆召开了第21 次会议。总的说来，这个经济协调会对整个西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作用，1986年，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南宁等西南地区5个中心城市和经济协调会各方62个县以上城市联合组成了西南经济区市长联席会。联席会设办事机构为联络处，联络处设在重庆。联席会按照“自愿参加、民主协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组成，是一个跨省区、开放性、松散型的横向经济联系的城市群体网络组织，在西南地区各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全方位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全方位开放。
1985年12月，由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发起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在重庆成立。同时召开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由此揭开了联合开发长江的序幕。1986年后，协调会逐步扩大到长江沿岸其他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先后吸纳了了攀枝花、宜宾、泸州、涪陵、万县、荆州、石首、岳阳、黄石、九江、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扬州、泰州、镇江、南通、合肥、舟山、宁波等22个城市入会，首开了我国联合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先河，为推动长江“巨龙”的腾飞奠定了组织和物质基础。
1988年，万县、涪陵、遂宁、泸州、内江、自贡、乐山、攀枝花、达县、南充、宜宾、遵义、毕节、昭通等在重庆成立了重庆经济协作区。协作区按照自愿参加，平等协商，互惠互利，讲求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二）对以后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由胡耀邦在多次深入西南地区考察后率先提出来的。
1984年1月5日，胡耀邦在与云、贵、川三省市负责同志座谈中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说：“中国为什么不发达，是因为有一半地区不发达。世界各国都把不发达地区问题提到战略地位来对待。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日本对北海道开发，苏联对西伯利亚开发，都是大战略。云、贵、川三省要统一想想几个大问题，几个能带动全局的大问题。21世纪肯定要把贵州和西南建设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地，你们要有这个大眼光。” 在谈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关系问题时，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青藏、华东、中南三块，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又是立足点。把这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一二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一起开发，应该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上游支流生态没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华中、华南着眼，考虑开发云贵高原问题。” 这个看法一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同志共鸣。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立表赞同，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胡耀邦当即予以肯定。这个开发大西南的设想，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20年的事情。这是一次中央主要领导人与西南几省市同志进行的西部开发前瞻性战略研讨会，是20多年前高层发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先声。时间和实践证明，胡耀邦当年视察西南地区时的战略思考，是高瞻远瞩的。
在完成对四川、贵州视察工作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发开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优化推进西部大开发”，不断把西部开发的战略提到了一个个新的高度。
（三）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间，多次到地方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考察，深入基层，直接向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调查访问，具体指导。他认为，在中央的人深入实际的最好办法就是到基层跑一跑，多下去，多接触干部群众，多看、多听、多问。他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为做好领导工作的头等大事。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凡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后制定的政策，总是成功有效的，而过去在决策上有错误，也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够。他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年间，常常抓住一切机会到各地考察。全国的321个地区（州、市），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外，他都走到了。全国2112个县，有1600多个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7年间，有6个春节是同基层人民群众一起过的。
温家宝曾回忆说：“（胡耀邦）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1986年年初，胡耀邦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4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他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当时，温家宝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胡耀邦让他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胡耀邦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胡耀邦到基层搞调研，经常临时停车、临时改变行程，目的就是避免干扰，便于和群众直接交流，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疾苦，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到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看看，旨在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真实情况，掌握基层第一手材料。胡耀邦这种“临时”做法，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引起他们的深思和汗颜，值得他们去学习和借鉴。 1986年2月19日，胡耀邦根据自己多日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广西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不辞辛劳多次深入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考察，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与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相呼应，对新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也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说的“百闻不如一见”、“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朴素的话语，不仅有着实践的真知和真理的内涵，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谛的深刻理解和躬行所在，不仅是执政党实行正确领导的“人间正道”，也是一个领导者永葆革命本色、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
（执笔人：俞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