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国防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效契合点，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科技强国，都相继实施“军转民”战略，将目光转向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积极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体制。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国防工业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制定了“军民结合”的方针，其核心是要求国防工业由单纯为国防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服务，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重庆作为我国战略大后方重要的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方针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按照“军品为本，民品兴业”的发展思路，开创了军工与民用相结合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取得了可喜成绩。目前，重庆的国防工业与地方经济已形成互动发展，军工经济成为重庆经济的重要支柱，也为新时期军民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重庆国防工业发展概况
重庆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拥有兵器、船舶、电子、航天等大中型企业和研究所。这众多的军工企事业单位，形成了重庆工业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重庆军工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1905年，清政府在重庆开办了第一家兵工厂——铜元局（长江电工厂的前身）。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新建和迁建了大量兵工厂，担负起了兵器制造中心的历史重任，兵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抗日大后方兵器工业的主要基地。解放后，重庆市政府对军工进行了调整改造，并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初步形成了枪、弹、火炮、战车、军用通讯设备等常规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入大量财力在重庆周围地区兴建了一批兵器、船舶、电子、航天、核工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同时还改扩建了一批为国防工业配套的机械、冶金、化工、仪器仪表等企事业，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重庆至万州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技术先进、装备精良、力量雄厚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后，重庆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从实际出发，结合企业技术装备的特点，积极开发能发挥自身优势、工艺相近、市场短缺的产品，努力探索军工与民用相结合的路子，实现了军民结合的战略转移。
重庆国防工业主要属于机械电子行业、以机械制造为主，在铸锻毛胚生产、电子元器件开发，以及机械装备、光学仪器、船机、导航仪表和通信设备的制造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热加工工艺、金属表面防护、大规模集成电路、声光与压电材料器件、惯性器件、遥控遥测技术的科研在国内具有较高水平。目前，重庆拥有军工企事业单位42户，分别隶属兵器装备、兵器工业、船舶重工、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技六大军工集团，资产总额1280亿元，职工13.7万人， 涉及兵器、船舶、航天、航空、电子等多个行业，拥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具备较强的科研开发实力和先进制造能力。
二、重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历程
重庆“军民结合”走过了“军需与民用生产相结合”、“军转民”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几个重要阶段，完成了由“和平利用军工资源生产民品”到“利用军工技术开发民品”再到“多元化创新向民用领域全方位进军”的历史演进，实现了由“军地分离”向“军转民”、由“军转民”向“军民结合”的两步跨越，并正朝着“军民融合”的更高阶段迈进。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按照毛泽东关于国防工业要“学会两套本领”和周恩来“军需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指示，重庆国防工业从50年代初便开始利用剩余生产能力生产民用产品。1960年，重庆国防工业民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48.5%。主要产品有汽车、各类机床设备、刀夹量具、钟表、缝纫机、家用电器等70多种。 1958年，我国第一辆越野吉普车——“长江牌”吉普车，就是由长安机器厂生产的。1960年，国防工业系统开展质量整风运动，在纠正国防工业忽视军品生产的倾向时，对军工企业生产民品作了否定，从而使整个国防工业又转到单一生产军品的轨道。此后的二十年间，我市国防工业民品产值的比重，一直在3%-5%的最低水平上徘徊。
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科技工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军工生产任务大幅减少，为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军工企业走上了军转民道路。但许多企业把目光盯在当时的紧俏商品上，如重庆争上“红岩”、“金鹊”牌电视，“阿里斯顿”冰箱，“三峡”、“海洋”牌单缸洗衣机，“三峡”牌电风扇，缝纫机等产品。由于没能充分发挥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这些产品大都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少产品上得快，下得也快。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并作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由过去单纯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变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略决策，重庆军工由此迈出了“军转民”的实质性步伐。期间，重庆军工凭借其雄厚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采取利用军品资源生产民品、将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引进技术发展新产业等方式大举进军民品领域。这一时期，重庆军工科技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制造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能力得到增强，特别是在汽车摩托车、电子技术、车辆船舶制造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研发能力，培育出“嘉陵”、“建设”摩托车等知名品牌。这一阶段是重庆“军转民”的起步期，基本实现了由“军地分离”向“军转民”跨越，奠定了“军民结合促创新”的基础。
第四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重庆军工技术大量向地方扩散，带动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基础的地方产业崛起；同时随着大量民间资本向军民结合行业涌入，重庆进入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新的发展阶段。期间，军地双方在汽车、摩托车、仪器仪表、船舶、航天航空等领域共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科技研发体系，长安集团、建设集团等一批军民结合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应运而生。由军工技术带动兴起的数控机床制造业、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船舶及配套产品制造业发展成为重庆经济的骨干产业，不少产品的技术含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重庆军工系统科技成果转化率达20%以上，军事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加速向民用转移，加快了重庆传统工业的升级换代。这一阶段是“军转民”的壮大期，重庆军工实现了由“军转民”向“军民结合”跨越，迈出了“军民结合促创新”的实质性步伐。目前，重庆“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已初显成效，“民为军用”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民口配套企业和军口溢出企业已成为服务国防工业的一支新生力量，重庆“军民结合促创新”正朝着“军民融合”的更高阶段迈进。
三、重庆国防工业民品发展方向
重庆军工企业在确定自己的民用产品方向上，注意选择与本企业军用产品技术相同、工艺相近的产品作为主攻方向，这样就可以做到少投资、转产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纵观重庆军工技术和军品工艺生产名牌产品，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完全利用军工技术和军品工艺生产名牌产品。如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运动枪和弹、猎枪和弹、防雹火箭弹、打雨炮和弹等产品。二是按“技术相通，工艺相近”的原则，生产国家正式定点的重点产品，如摩托车、自行车、缝纫机、电扇、时钟、液压支架等。三是根据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条件新开发的产品，如铁马牌军民两用载重越野汽车、微型汽车、集装箱、空调器等。四是为轻纺工业技术改造服务的产品，如望江机器厂、空压机器厂等7个军工企业为地方轻纺工业技术改造，研制成功了制烟机、制革机、预硫化机、双色圆印机、搅拌机、真空脱气机等110多个品种。此外，各个行业系统又分别确定了各自民品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兵器工业系统
重庆历来是西南的工业重镇，是兵器工业重点建设的地区。解放后加快建设发展，在西南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保军转民”方针的指引下，重庆兵器工业体系在保证完成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努力开发民品，形成了以微型汽车、重型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支柱民品和以支柱产品为龙头的企业群体，同时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企业的工艺技术条件，兵器工业系统对各企业在初期陆续开发的众多民品中，选择技术密集，国家最急需的产品作为发展重点，从而使得重庆兵器工业的民品结构比较合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如微型汽车、重型汽车是国家定点的汽车；石油钻头、抽油泵、海滩作业车是石油工业急缺的重点成套设备；摩托车、民用枪和弹等产品在国内同行中占有绝对优势，除供国内市场外，具有广阔出口前景。
（二）船舶工业系统
重庆船舶工业系统，是在三线建设时期由原六机部根据中央关于调整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在西南战略腹地的川东长江沿线组织并实施建设的三线项目。从1965年3月开始筹建，1970年前后陆续开始部分或全部投产，到1978年全部建成并竣工验收投产。基于重庆船舶工业系统的大部分企业从建成投产时起，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任务不足的实际状况，因而进行民品生产比较早。1983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在国务院关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决策的指引下，船舶工业重点开发建设与人民生活急需的能源交通、电子和家电产品。到90年代，开发的民品已愈百种，经过存优汰劣，形成了铁路敞车、电冰箱、自行车、增压器、联轴节、高压无气喷涂机、摩托车齿轮、柴油机配件等一批市场容量大、经济效益高的支柱性产品，民品在产值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形成了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新格局。
（三）电子工业系统
重庆的电子工业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三线建设时得到初步发展。当时除了研制和生产军用电子产品外，还生产收音机、电唱机、电视机、广播设备、医疗电子产品等民用产品。八十年代，按照“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确保军品优先，挖掘民品潜力”的指导思想，重庆电子工业树立了占据高新技术制高点，进行长远规划，选准项目，重点突破，开发拳头产品，形成支柱产业的民品发展思路。以此为依据，重庆军工电子企业民品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应用产品、光电子器件及应用产品和微特电机；次要发展方向是家用电子产品、电子医疗设备和机械类产品，如电视机、摩托车汽油发动机等。
四、重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促创新”模式探索
（一）企业牵引促创新模式
即利用军转民与地方产业重组和产业布局相结合，以军工企业为主体，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提升产业水平，有效发挥军事工业对民用工业的先导和带动作用，从而逐步培育出以军工企业为基础的地方支柱产业，形成以“企业牵引”为特点的创新途径。
以长安、嘉陵两大军工企业为例，在军转民的过程中，他们瞄准了汽车摩托车产业，实现了由仿制、工艺创新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军工基础到产品自主创新的快速提升和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长安机器厂从1979年开始实施军转民创业探索。1984年采取技贸合作方式引进日本铃木公司的微型汽车及发动机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生产微型车的局面。1991年，国家批准长安引进日本铃木汽车公司奥托微型轿车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从此结束了重庆没有轿车生产的历史。此后，为顺应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以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长安、江陵两厂“强强联合”组建成立了“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首次实现了我国微车行业的机车一体化生产，并结合股份制改革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长安汽车已拥有重庆、北京、江苏、河北、浙江、江西6大基地，15个整车和发动机工厂，具备年产汽车200万辆，发动机200万台的能力，产值突破1400亿元，品牌价值达到346亿元 ，成为西部唯一一个营业收入过千亿的现代化国有大型企业，跻身中国汽车行业第一阵营，自主品牌汽车产销排名世界十三、中国第一，多年位居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之首 。
百亿企业长安汽车集团公司
嘉陵机器厂也是从70年代末开始实施“军转民”的，先后通过对南斯拉夫、德国、日本等国的考察，最后决定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生产摩托车项目。本田公司很快发来样车和资料，并派出专家组，尽量利用工厂已有的生产条件，研究提出摩托车试制和技术改造方案。几个月后，首批产品CJ50型嘉陵摩托投放市场，由于物美价廉，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在后来的日子里，嘉陵厂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迈开步子，跨部门、跨地区扩大联合，成立“嘉陵牌摩托车经济联合体”。随着横向联合的发展，零部件的扩散，摩托车的批量生产能力得到迅速发展。1983年即生产摩托车10万辆，占当年全国总销量的一半以上，产品销售遍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是国产摩托车中最畅销的产品，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后，嘉陵又通过实施“国内联合、国际合作”战略，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了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于1987 年成立中国嘉陵集团。这是我国第一个股份集团，为军民结合型的股权式企业。此后，公司先后获得了中国摩托车之王、全国优秀企业等称号，其主要产品“嘉陵”系列摩托车成为中国摩托车第一品牌，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重庆摩托车这一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二）科研平台促创新模式
即通过全面整合军队和地方科技资源，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领衔作用、科技平台的载体作用和重大项目的纽带作用，使军口与民口技术、人才、平台等创新要素有机联动，对重大关键技术项目进行联合攻关，从而实现成果共享，形成以“科研平台”为特点的创新途径。
以镁合金创新体系为例，这是重庆军民结合、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成功典型。2000年,重庆启动新材料前沿领域——镁合金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攻关。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重庆大学、西南铝业集团、兵器部59所、长安公司等近10余家军地单位共同组建了共性技术研究、支撑产业发展的研究开发平台——重庆市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短短5年内,重庆镁合金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从无到有,形成了年产250万件镁合金汽车摩托车零部件、1000吨镁合金通用型材和3000吨废镁回收再生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以汽车摩托车镁合金零部件为主的各类压铸件270余万件、挤压型材100吨、军用镁合金材料若干,实现镁合金相关产值近2亿元。重庆由此成为我国镁合金研发与产业化的重要基地。通过军地双方紧密联合协作,建立起产、学、研的开放式共享平台,融合军地双方原本彼此分离的科技、经济资源,在互动互促中迸发创新活力,是重庆镁合金产业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军民结合促创新”的实质。在镁合金创新体系中,军地共同组成重庆镁合金推进办公室和重庆市镁合金专家组,充分整合和优化配置区域内的科技人才等资源,调动了各方积极性,达到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又如，第三军医大学创伤烧伤复合伤实验室,是投资8000多万元组建的国家和市级重点实验室。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汽车研究所等军地科研单位,在此基础上共同组建“车辆/生物碰撞安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集合交通医学领域和汽车研究所、长安汽车集团的军地技术骨干,形成军地结合的“交通医学和汽车碰撞”交叉学科创新团队。这个团队针对我国居高不下的道路交通伤害,开展道路交通伤害临床医学研究,多项成果填补了我国在交通安全及生物碰撞研究方面的空白。
再如，在“军民结合促创新”实践中,重庆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上的独特优势,优先支持军地双方联合攻关的科研项目,形成汇集军地双方科技领军人物的创新团队并实现成果共享,成效显著。重庆医科大学王智彪教授领衔研制我国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开辟世界医学领域超声无创治疗技术先河的大型医疗设备——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项目在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后,积极引进军队院校高层次人才,并利用重庆军地产品、设备配套生产,迅速实现了这一原始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这一产品已先后通过英国、韩国和欧盟相关认证,并已出口英国、日本、新加坡,巩固了重庆在临床超声医学研究中的国际领先地位。
（三）开放驱动促创新模式
即加强对外交流合作，通过开展国内外的项目、技术、资金等全方位的合作扩大开放，从而推动军地双方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互动结合,形成以“开放驱动”为特点的创新途径。
以西铝为例，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生产规模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品种规格最齐全的综合性特大型铝业加工企业和高精铝材制造及开发基地。该公司通过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和技术引进,在军民两用新材料领域的生产工艺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不仅为国产化地铁项目、广深高速列车等提供了800多万吨优质大型特种型材,其产品还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重大国防工程项目,大大缩短了我国相关战略技术的研发周期。
百亿企业西南铝业集团
又如微电子机械系统 MEMS ，这是21世纪的高新技术产业。重庆利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24所的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和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与德国进行全方位实质性合作。 其中,“微型光谱仪器”、“生物压电阵列式检测器”、“微泵的应用开发研究”3个项目被列入中国与欧盟间政府合作计划,极大地推动了MEMS项目在重庆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进程。
五、重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成就及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军民结合经过30多年的实践，军工企业在为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成为重庆经济的重要支柱。
一是成功研发了一批民用拳头产品，带动了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重庆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军工企业利用其技术、人才、管理、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已成功研发和生产汽车、摩托车、不锈钢化学品船舶、风力发电成套装备、齿轮箱、小径流增压器、铁路载货车、煤气表等上百种民用产品。长安、嘉陵、建设、重齿、海装风电、西计等一批军工企业建立了重点民品科研开发体系，形成了较强的综合开发能力，培育了一支具有较强创新意识的管理团队以及具有较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职工队伍，研究了一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其中，海装风电生产的850KW和2MW风电机组已并网发电，尤其是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MW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打破了我国最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研制记录。作为重庆“军转民”的主力军和领头羊，长安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长安特色的“以我为主，自主开发”的发展之路，并带动了一批配套企业的发展和振兴。制造、资源加工、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已初步形成高技术产业群。此外，军民结合的成功，不仅使重庆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全国的排位大大提升，还催生了以军民结合为特色的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和“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高交会及军博会不仅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军民两用技术交易平台，还吸引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政府组团参展。
二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丰厚的税收利润，为重庆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长安汽车制造为例，由于汽车的使用面广、流动性大，其吸收解决就业人员的容量和能力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因此发展汽车产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规律，整车企业每1个单位的投入，可以为社会创造1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据统计，2012 年，仅长安汽车就为社会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近 7000 个，间接拉动和稳定了几百家配套企业、十几万人的就业。2012 年，长安汽车招收大学生 378 人、高职生 1088人、成熟型人才 55 人、退伍军人 89 人、劳务工 4839 人，提供就业见习岗位 497 个，缓解了就业压力，为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企业纳税领域，长安汽车长年扮演本地纳税“冠军”角色。在重庆市政府通报的2013年度企业集团纳税50强中，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91.3亿元纳税额夺得榜首，为重庆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长安汽车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主动回报社会，近年来为各类公益、福利、教育事业等捐款捐物累计价值超过3000万元，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企业社会责任，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贡献力量。
三是促进了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支柱产业。重庆结合在机械制造、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加工等方面的雄厚产业基础，把做大做强汽车、摩托车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提出了建设“西部汽车城”和“中国摩托车之都”的发展目标。围绕汽车摩托车产业的开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地方企业，主动承接军工的“溢出”和“扩散”。通过政策引导和高强度投入的示范带动，培育和发展了宗申、隆鑫、力帆等一批承接军口 “溢出”效应的著名民营摩托车企业，形成了由建设、嘉陵两大军民结合企业和隆鑫、宗申、力帆三大民营企业共同支撑的重庆摩托车“2+3”格局，以及相关配套企业集合的庞大的摩托车产业集群。在“军转民”的过程中，随着长安汽车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由其带动的一批汽车产业在地方经济中的支柱地位也日益显著，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品体系和零部件生产体系，并具备了相当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和销售服务能力。重庆在“十二五”期间还着力构建以长安汽车为代表、6家汽车厂商为脉络、1000家汽车零部件工厂为骨干的“1+6+1000” 汽车产业集群，建设产值超6000亿元的汽车生产基地。据统计，从2007到2011年的5年间，重庆汽车工业产值一直保持在全市工业占比的30%以上。重庆市内汽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从2007年的1547.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367亿元。 2012年，在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汽车摩托车制造业总产值3540.2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0%。 其中，汽车产量184.46万辆，占全国9%,；摩托车产量877.51万辆，占全国33.8%。 事实证明，汽车摩托车产业一直占据着重庆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
随着和平与发展主导潮流的推动，“军转民”不仅是世界各国争取和平与裁军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良性发展、推动国民经济进步的重要举措。在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走军民融合促创新之路已成为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重庆市在军民结合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力争用3-5年时间，形成‘1+5+1’的现代军民结合产业体系，即：1个千亿级支柱产业（汽摩及零部件）、5个百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风电装备、长征重工、齿轮箱、特种船舶及动力配套、军工电子）以及1个五十亿级特色产业基地（轨道交通）”和“到2015年，全市军民结合产业总产值达到3400亿元” 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推动重庆军民融合产业全面上档、提速，重庆市以汽摩产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产业为发展重点，规划了汽车生产基地、摩托车生产基地、汽摩零部件产业基地、风电装备基地、特种船舶及配套基地、齿轮箱生产基地、长征重工基地、轨道交通装备基地、中电科重庆产业基地和综合电子产业基地等十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为军民融合重大项目提供发展平台和空间。在未来军民结合的道路上，重庆市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围绕转型升级主线，推进军民融合产业扩大开放，推动军工企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实现军民融合产业向集群、创新、低碳等方向发展，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大力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改造提升汽摩、船舶、风电等军民融合产业，重点发展军民融合成套装备及关键零部件，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
六、重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经验启示
纵观重庆军民结合的改革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一是观念更新树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军工企业必须适应变化的客观条件全面更新观念，彻底打破传统的等靠要思维模式，树立四种意识：一是战略意识。“军转民”绝不仅仅是为了渡过难关、解决吃饭问题的临时措施，而是国家发展的一项长期方针，必须从服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战略高度进行准确定位。二是自主意识。随着传统计划体制被打破，作为独立经济实体，军工企业对产品项目的研制、开发、选型定产应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三是竞争意识。处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的军工企业，只有保持高度危机意识和竞争状态，苦练内功，才能不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四是市场意识。占领了市场就把握了商机，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度是决定企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二是政策扶持保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工业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从规划、资金、税费、保障服务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度是顺利实现军民结合的保证。重庆市不仅将国防科技工业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将军民融合项目纳入全市产业发展规划予以优先支持，还给予相当的优惠政策。如军工企业均享受西部大开发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和新产品两年内按照新增增值税地方留成的60%给予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优先给予产业技术研发资金、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专项资金等资金支持；对国家重要军工任务、军品科研生产项目和军民融合项目，优先办理有关手续，优先给予土地及水、电、油、气、运等供应保障。
三是体制改革增活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军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必须摆脱政企不分、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弊端，结合股份制改造，深入推进经营管理、运行机制、产品结构、组织机构、劳动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使军工企业的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得到较好发挥，从而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重庆军民结合的成功典范长安、嘉陵集团等都相继进行了股份制现代企业改革。
四是自主创新添动力。在推动“军转民”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进程中必须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加快核心技术积累，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相互协调，从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集成应用的主体。在汽车领域几十年的发展中，长安走出了一条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长安模式”的“以我为主，自主开发”的自主创新之路，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经典产品，并全力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五是内外合作强实力。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扩大，“军转民”企业要通过与国外科研机构或企业展开合作来引进消化吸收技术以实现再创新；通过开展国内外的项目、技术、资金等全方位的合作，集成军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的联合攻关，从而在总体上形成“开放驱动”的局面。
六是军民协调促融合。国防技术的军用与民用是相辅相成的，“军转民”企业在大举进入民品市场的过程中，军用为民用提供了设备、技术等基础条件。当民品发展起来后，将民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用于弥补军用开发经费的不足，将民品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向军用领域回流，反哺和促进国防工业与军事技术，从而形成更具弹性和活力的军事工业基础。在“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上，都有重庆民品企业配套生产的零部件。西南铝、中国石化润滑油重庆分公司等重点民口军品配套单位生产的“铝衣”、“长城牌润滑油”成为“嫦娥一号”卫星重点配套产品，在国家“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中做出重大贡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报表彰。因此，“军转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军民结合”乃至“军民融合”的更高层次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重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改革，是响应中央号召、结合本地实际的成功探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重庆的实践既充分体现了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又突破了军工企业的困境，不仅成功走出了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共同发展的新路子，而且形成了国防工业与地方经济的良性互动，为重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为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工业全面实现“军民结合”并向更高层次的“军民融合”跨越积累了经验。在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重庆国防工业将沿着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快速调整产业结构，以高端制造为重点增加产业附加值，以垂直整合发展为突破口降低物流成本，以信息化和自动化融合为切入点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路径，不断提高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质量、效益和效率，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重庆全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现代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示范基地而不懈奋斗。
（执笔人：田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