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红岩春秋》已出刊200期，临近30周岁了。

作为曾经参与办刊的杂志社老人，如今怔对摞至人高的杂志，在心里一遍遍过滤以千万字计的刊文刊图，总觉得脑后有无数眼睛在盯着，目光温暖而殷切。殷殷情愫，来自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以及市级老领导为主体的前辈们。尽管他们多数已相继辞世，但他们对这本刊物的关爱、支持，对后辈办刊人的教导、鞭策，一切恍若昨日，历历在目，余温尚存。

这就是《红岩春秋》的血脉，也是支撑《红岩春秋》历经坎坷，一步步走至今日并抽枝绽绿的根。

一本承载历史使命的杂志问世

李彦一

胡乔木同志为南方局历史功绩定调

《红岩春秋》问世时节，中共党史界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繁荣时期。

一段时期“左”的影响，尤其文革的肆意破坏，党的历史被严重扭曲。比如众所周知的井冈山毛、朱会师，一度只有毛、林握手的画面和说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丰功伟绩也由于“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仇视与打压，淹没在历史迷雾中；艰苦卓绝的川东地下革命斗争更被说成“叛徒很多”，横遭指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党史也要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他的提议，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党中央成立了规格很高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1982年2月，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书记处下设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杨尚昆任组长，先后几位副组长分别是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胡绳。

各地随之成立了相应机构。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由市委直接领导，牵头人是市顾委常委、市委宣传部原部长、1936年参加革命的地下党老同志黄友凡。黄老在“文革”中蹲过“牛棚”，挨过皮鞭，受过诬陷，对随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深恶痛绝，也有过深刻反思，此番出山，他不顾年事已高，带领一批从各处选调来的中青年干部，一头扎进历史烟云。他们查阅档案，访问老同志和当事人，认真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做了大量成效显著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重庆成立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条件逐渐成熟。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全国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工作以重庆为主，并将南方局历史档案移交重庆保管。重庆党史研究工作，被推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

1988年12月，时任中顾委常委、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来渝。胡老多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熟悉党的发展历程，了解各党史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的背景、地位及作用。这次来渝，在听取市委党史工委汇报后，就南方局的历史定位讲了很多。他指出：

南方局这部分党史是很重要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战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么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这样的格局。因此，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胡老这番话，为南方局历史功绩定了调。

199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原南方局老同志宋平在家中接见重庆党史研究工作者，用“两个战场”形象地阐述了南方局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在当时中国革命斗争有两个战场，即一个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战场在大后方，在国民党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在后一个战场，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带动广大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战线，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

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的讲话，无异于为重庆党史研究人员启开一扇层次较高、视野开阔的窗口，引导其将目光和思维在广大的背景下与历史对接。无论市委领导还是党研室工作人员，都感到压力很大。鉴于因“文革”破坏，历史线索扑朔迷离，况且一些事件过去了几十年，许多当事人年事渐高，因此，史研和史料征集工作在一种“抢救”意识的追逼下，高负荷地紧张进行。

研究人员频繁出差，奔赴全国各地，深入挖掘南方局史实，总结南方局千秋功绩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集体的思想境界、人格魅力，提炼“红岩精神”。他们背负期望，辛勤付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拂去浮尘，相继现世。比如，皖南事变中，周恩来同志如何临危不乱、沉着应对；延安整风期间，由周恩来领导的充满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南方局整风情况，等等。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细节在这期间被挖掘出来，弥足珍贵。

童小鹏同志交办三件事

尽管工作强力推进，且成绩可圈可点，但老同志和研究人员，犹感不足。尤其是老同志认为，还有挖掘空间，而且很大。老同志们以高度政治责任心，不顾年事已高，有的还罹患多种疾病，时时假以援手。访问者和被访问者共同努力，推动史研工作。

正是在原南方局老同志帮助下，重庆党史研究人员才得以进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查阅当年南方局为中央提供资金的往来账目，包括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己，主动请求取消或降低自己特殊生活照顾的亲笔报告。甚至于，一位重庆党史研究人员到中组部调阅历史档案，年近古稀的原南方局老同志、时任中组部部长陈野萍，亲自带着他楼上楼下跑，到一个个办公室找人……有研究人员后来谈到这些细节时感慨万千，说老同志们本身就在生动诠释“红岩精神”。有一段时间，一些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频繁到重庆，主动提供资料和线索，还就“运用党史资政育人”提了不少建议。

1982年4月，应重庆市委之邀，荣高棠、童小鹏、孔原、许涤新等一批原南方局老同志重返重庆，与市委主要领导就加强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如何总结和宣传好南方局历史等，大家广泛交换了意见。

1985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最后一次重返重庆，在红岩村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离开时，她面对陪同的市领导和党史工作者深情地说：“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大家了。”

1988年6月6日，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来渝，带来一份老同志们共同议定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三：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建议办一份刊物，重点介绍南方局历史功绩，宣传“红岩精神”；建议编一套《南方局史稿》。童小鹏说，希望重庆挑起担子，“把邓大姐交给的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历史这件事情继续进行下去”。市委主要领导当场给予肯定答复。

童老所提三件事，后来都一一落实到位。关于办一份刊物，市委采纳市委党研室意见，定名《红岩春秋》，面向全国发行，以抗战时期南方国统区中共党史为主，兼及建党以来重庆地方党史，努力为推进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市委主要领导表示，这是老同志、老领导交办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搞好，不能辜负老同志、老领导的重托。

当时全国刚刚经过报刊整顿，公开刊号成稀缺物品。童小鹏同志主动提出刊号由他办，不让重庆市委为难。他带着重庆市委的申办文件找到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曾德林，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在首都北京，一位原南方局老同志，一位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为了党史的正本清源，为了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扣手为《红岩春秋》的诞生而奔波。

《红岩春秋》创刊号成了“抢手货”

那时，行政上重庆归四川省管，童小鹏、曾德林争取的这个杂志刊号是当年全川的“唯一”。为防止刊号被挪作他用，经曾德林协调，申报没经过四川省，中宣部的批文也是“戴帽”下发，特事特办。

在争取刊号期间，童小鹏同志去了一趟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这件事。邓大姐很高兴，连说：“好！好！好！”并当场应小鹏同志之请，为这份即将诞生的刊物题写了刊名。当时邓大姐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已宣布封笔。所以后来有传言：“红岩春秋”这几个字是邓大姐存世的最后题词。

拿到刊号批文，重庆立即行动，搭班子调人，筹备出刊。市委主要领导始终关注着这件事，原想定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但书记说正值改革开放，应当用改革的精神办刊，于是改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过，书记特别嘱咐市委办公厅，在市委大院为杂志社安排了办刊用房。

当年组建的办刊班子力量很强。黄友凡老部长亲任主编，配的两位副主编胡康民和李畅培，均是市委党研室副主任。胡康民后来是重庆党史界声名卓著的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著名的《狱中八条》就是由他发现、整理，并向社会介绍的；李畅培早年在新华社工作，曾任市博物馆副馆长，后调入市委党研室，其党史和文学造诣颇深，笔力颇健，所著《肖楚女传》迄今是全国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负责杂志社行政工作的两位干部，一位是钟修文，在市委党研室工作十多年，人品有口皆碑；一位是后来担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胡北淇，其叔父胡子昂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全国民主党派中人脉深广。这样的班子组合，办刊力量自不必说，在当时重庆媒体界是首屈一指的。

1989年5月，《红岩春秋》正式出版发行。正值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50周年，重庆市委隆重举办系列庆祝活动，《红岩春秋》的出版发行被列入活动清单。

当时，从全国各地来渝的原南方局老同志有一百位之多，他们重返红岩，显得特别兴奋。他们表示，当年跟随周恩来同志学会了做人做事，为他们一生坚守信念、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段经历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相当部分已至省部级高位，其中宋平同志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庆那些天，他们缅怀周总理，回忆当年，从早到晚说呀笑呀，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高兴之余，原南方局老同志、时任中央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披挂上场，与红岩革命纪念馆年轻女解说员联袂表演全本《兄妹开荒》。他边唱边跳，那略显笨拙的肢体动作和浑身散发的活力，将他老而不坠其志的境界和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风趣的表演也将现场气氛推到高潮。

媒体及时跟进，刊文大量介绍活动花絮和老同志们感人的“红岩情结”。一时间，在山城掀起一股重温、学习“红岩精神”的热潮，“红岩村”“红岩精神”成了那些天的社会热词。顺理成章，新鲜出炉的《红岩春秋》创刊号成了“抢手货”，原南方局老同志离渝时，其行李包里都有数本，甚至一摞。

童小鹏同志后来在他自传性著作《少小离家老大回》中写道：“创办《红岩春秋》杂志，是我晚年做的最大一件政治工作。”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