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杨闇公27岁那年才结婚。

晚婚的原因，可能是杨闇公有过心仪的对象。杨闇公的日记在这件事情上交待模糊，他说，“十数年来，心有一定的归宿”，常因致力于社会，“把此事致之不理”。他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日记中最多的是忙于各种工作和奋斗的心情记述，在这件事上语焉不详，加之没有更多的资料旁证，因此人们对他的感情生活就不甚了了。

不管怎样，杨闇公与妻子赵宗楷最终结成良缘，这位革命者品尝到了人生中短暂而圆满的爱情。

对感情理性而自律

杨闇公对感情的追求非常严格，非常纯粹。五四以降，革命者都主张婚姻自主，主张在公开的社交中相互了解，在产生爱情的基础上结婚，反对没有爱情基础的、“不自然的结合”。杨闇公也不例外。

但杨闇公还有特别之处。他在1924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愿与女性时作往还。”在与女性交往时，他不愿“先存求偶的心去交际”。成都有位吴女士，大约与他在一般社交中认识，对他很是爱慕。杨闇公称，吴女士“见我背影即大呼余，询余何以久不见面，并责余不应固执礼教，不作男女的交往”。他却非常反感，在日记中抱怨：

唉，我逐处不与她表好感，而她仍不能忘情于我，真是怪事。我与她并没有感情在那里，她偏对我表好感，恐怕她神经上受了点病吧！吾国的女同胞往往不解真自由，一与异性相遇就发生爱恋，未免太孟浪了。

与吴女士相遇于途……她仍不能忘情于我。真是可笑！我自己都不知怎样的会使起她动乎中（衷）心。吾国的女子对于社交，还真说不上啊！

不少人都有年少时悄悄尾随漂亮女生的经历，杨闇公也偶有这样的慕艾之举。1924年2月的一天，他与朋友在成都，“见一女士仪表出众”，“遂共尾其后，至文庙街而止”。这时，他仿佛又回到了懵懂的少年时期。但是第二天，当朋友们看到一位女士又欲尾随时，他觉得这种“群相尾追”的行为“无聊已极”，“不惟无益，反对于人格有损”，便不再参加。

杨闇公对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状态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不赞成因为感情问题耽误青春的大好年华。他曾经评价一位朋友：“仲君已堕情网，我亦无法拔出他来。青年的好光阴，像那样的混过，我实不表赞同。”

他更不赞成没有感情的婚姻。之前1月30日，杨闇公接到童庸生一封信。在信中，童庸生告诉杨闇公，他想出国留学，借以更多地了解社会和国情。但他的办法是与有钱的富翁之女结婚，“借他的力去留学”。杨闇公觉得“有些错谬”，“因有钱的大都无眼光，恐难成事实。如真有有钱而有眼光的，未始不可，恐怕不容易遇着吧”。

从日记里的这些议论可以看出，杨闇公对感情抱有一种理性和自律的态度，这大约是他晚婚的重要原因。

如愿以偿得“良友”

1924年10月26日，友人唐伯焜忽然向他介绍机电工程技术专家赵松生的妹妹赵宗楷，说女方哥哥非常满意他，又说这位女士“学识、人品”都好，要他立刻答应联姻。

杨闇公感到很荒唐。唐伯焜“促我与之同往，与松生就商一切”，婚姻大事能这样草率从事吗？就算对方再好，一点感情都没有，怎么能够一见面就谈到婚事呢？于是他“婉言却之”。

没有想到，唐伯焜却把这件事告诉了杨闇公的父亲。父亲当然不希望他单身，加上唐伯焜热心地居中奔走，杨闇公压力骤增。

恰在这时，杨闇公收到一个朋友的信。朋友在信中劝他应该为事业考虑，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结婚，“我们要发展一种抱负，非先得一良好的助手，不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得一朝一夕相聚的人，事业、精神都有大益”。他感到很有道理，“我对于他这几句话，仔细的想来，确有真理存于其中。吾人既从事为民众的先锋队，苦痛自然是不免的，能得一志同道合的侣伴，不特可减轻精神的苦寂，事业确有裨益。故对赵事不甚拒绝！”

于是，在与女方哥哥“各述怀抱”，并了解过赵宗楷的为人后，杨闇公同意了这门亲事。

但这个决定毕竟与他向往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相悖。痛下决心前，杨闇公的内心剧烈挣扎：“我对于婚姻的主张，无论如何非先从爱情为基础，是不能承认结婚的。”“承认吧，一生的幸福和主张要抛弃；不承认吧，前途的事业又要受妨害。苦呀！真是两难！”为此，他“思潮起伏，几至不能眠”。最终，家人的热望、事业的需求，让他决意为革命事业牺牲对爱情的追求：“婚姻是个人一生的幸福，事业是群众的幸福，两者相权，只有牺牲个人为群众。因我的目的，早愿将热血与赤心供给无告的人们的！”

关于两人的未来，他想得很多：“好，是我的侥幸”“坏，是我的遭遇不好，认为晦气就是。”“未来的她，无论如何我都能维持单一制的，总不我先无情就是了。”“她变节我就做独身者！”“不再与异性言恋爱。”

11月24日，杨家向赵宗楷下定，两人结成婚约。

1925年元旦，杨闇公趁此佳节给赵宗楷写信，以此打破两人的陌生和隔阂。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还附了一张照片。他从信中感觉到赵宗楷是个“愿意为社会尽力，而没有寻着正道”的女子，决心用通信、借书等办法引导她，帮助她进步。“将来如能彻底的觉悟，则吾党又多一个健者”。

1月4日一早，杨闇公又给赵宗楷一信，向她讲述现在社会“纷乱”的原因，“劝其作社会主义的研究”。赵宗楷的回信非常热烈，早晨去的信，午饭后就收到回信。信中的语言虽然幼稚和天真，“中学程度太差”，但“她那热心于社会事业的精神”，已跃然纸上。

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不断增进了解。在杨闇公的鼓励下，赵宗楷大胆冲破礼教的束缚，愿与他见面倾谈。两人相约来到大溪沟的张家花园、南岸真武山等处游憩，杨闇公感到非常快乐，“近年来过这几日的浪漫的生活，真是决无仅有的事”。

在杨闇公的帮助和启发下，赵宗楷成长得很快，写起信来，不仅满腔热情，而且表现出对社会的关心，商讨问题也能有所答对。杨闇公对此喜出望外：“当我在订婚前的牺牲，那的还想到得她这样一个有勇气、有进斗心的侣伴啊！真是不幸中的之大幸了！”他在日记里慨叹：“爱的威力，真是大呀！”

2月14日晚，杨闇公在日记中回顾两人的交往过程，信心满满地写道：

我们爱的开始时间，虽没好久，而我六年来深深藏着的爱，却早飞跃而围绕着她了，无时或已的浮着她的倩影于脑海中。像这样的下去，我们将来决不致像世俗中庸庸的一对！因我们的爱是建筑在互助上的，这种基础，是非常的稳固而确实，不是因情而动可比拟的！

3月18日，杨闇公和赵宗楷举行了婚礼。妻子成了他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精神上的慰藉者，事业上的好帮手，他终于收获了最圆满的幸福。

那件白色风雨衣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时，英国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惨案发生后，重庆各界决定于31日这天在通远门内打枪坝召开反对英帝炮击南京的市民大会。哪料，这一天，黑云压城，变成了四川军阀刘湘虐杀革命派和爱国人民的惨痛日。

惨案发生之前，杨闇公和中共重庆地委对刘湘及巴县团阀的各种密谋和异动已经有所察觉。

3月29日，杨闇公即接到各方密报，或劝在那天不必召开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或转告杨闇公、李筱亭、陈达三那天不去会场。

30日深夜，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团地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任白戈、程志筠、程仲苍等到会。中心议题是讨论第二天的集会到底开不开。

任白戈作为重庆团地委学委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道：

大家分析：一是开大会有几万群众参加，可以掩护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易暴露；二是通知已经发出去，不能失信于民，如不开会，可能引起群众误会，说共产党怕军阀，会都不敢开了；三是认为，为了革命，必然要作出牺牲，即使不开会，牺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于是次日大会照常进行。

而杨闇公，此时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31日当天，杨闇公一大早就起来了，他对妻子赵宗楷说：“召开市民大会，我要早点去主持会议。”父亲怕他发生意外，不让他出门。他对父亲说：“我们召集的大会，能够为了个人生命和利害而不去吗？”正要动身时，一个在刘湘处任职的亲戚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今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军座（即刘湘）定有好音。”杨闇公看了冷笑说：“威胁与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他向家人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杨闇公穿了一件白色风雨衣，样子非常精神。

事实证明，杨闇公低估了军阀镇压革命的血腥手段。

上午9点左右，大会现场陆续有群众团体入场，参加集会的人很多，重庆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足足有两万余人。由于群众太多，直到快11点才集合完毕，把打枪坝挤得满满当当，连城墙上也站满了人。

就在大会主席宣布开会之际，枪声响起，会场大乱。“打呀！打共产党”的吼声，从一些无组织的人群中叫出来。隐藏在群众中的便衣暴徒，亮出短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见人便打，逢人便杀。场外的武装人员也趁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大会主席台遭到排枪射击。

杨闇公所在的主席台是暴徒行凶的重点目标。暴徒向主席台射击时，杨闇公仍试图维持现场秩序，他大步跨到台前大声呼喊：“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但场面已然失控。

杨闇公临危不乱，脱下白色风雨衣，“随着奔逃的群众，从会场的一角跳下城墙。敌人紧紧追赶，他避入通远门外一户贫困居民家中”，“藏身于一老式大床下，双手抓住床杠，双脚蹬在床沿上，身子凭空紧贴床底”，“敌人虽用刺刀乱通床下，终于未能发现”。杨闇公得以幸免。

最后的诀别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杨闇公通过一家贫苦居民的帮助，脱离了险境，过江到了江北。这时军阀正满城搜捕，四处追杀革命人士。杨闇公虽然暂时脱险，可处境非常危险，亲友劝他暂避，他声泪俱下：“敌人如此残酷，群众死得这么惨，革命工作一刻也不能停顿，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啊！”仍四处奔走设法联络同志，布置善后。

4月1日晚上，杨闇公在妻兄赵松生家里召开党团负责人会议，他向到会的同志们分析形势，认为惨案的发生决不是“四川局部的问题，他必须到中央汇报工作”，求得下一步工作的指示。他要求同志们，“尽快把牺牲了的同志掩埋好，转入地下。对于一些在重庆隐蔽不了的同志要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

昏暗的灯光下，凝重的氛围中，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沉重。但他们对于杨闇公武汉之行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盼他能够带着好消息回到重庆，继续带领大家一起与军阀斗争。“谁知道过了两天，我们就得知他在轮船上被捕的消息，随即又听到他牺牲的噩耗，非常悲恸，许多同志泣不成声”，“万没想到我们在赵家同他会面的那一次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被捕之时，陪伴在杨闇公身边的，是他最忠诚的伴侣赵宗楷。

4月4日的黎明，他们乘坐的“亚东”轮已经起锚开行到江心，却在这时突然停下。赵宗楷看到，“十几只小船和一艘快艇顿时将轮船团团围住，特务纷纷跳上轮船来”。在这紧急的关头，“闇公临危不乱，神色自若，为了保卫组织和保护同志，他取出那份藏在身边的组织名单，立即撕碎咽下去了一部分，同时他把余下的给了我和另一位党员同志，我们也照样吞咽了”。这时抓捕的人拥入船舱，“以检查为名，栽赃诬陷我们私带枪支”，要将3人一起逮捕。

杨闇公非常机智，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无法幸免，而同行的党员还有机会躲过。于是，“闇公假装不认识那一个党员同志。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要被他们逮捕，你先生又为什么事情，也要遭受逮捕？’特务们以为那个同志不是共产党员，立刻放了”。杨闇公的“瞒天过海”之计，救下了这位同志。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敌人将夫妻俩带到囤船，要分别带走。告别时，杨闇公沉着地对赵宗楷说：“宗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赵宗楷呆呆地“凝视着他宽阔的背影”，心里“还没有绝望，期待着和他重逢”。

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亲人心中微弱的希望。

4月7日早上，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住在二府衙的杨家老小。“打开大门，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士兵，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这位士兵过去“曾听过杨先生的讲话，知道他的为人正派”。这次他在蓝文彬司令部亲眼目睹了杨闇公牺牲的全过程，“看见他不怕死，很勇敢，很受感动”，就冒险跑来向杨家通报死讯。

杨家的人“齐集在楼下堂屋里，静悄悄地听这个士兵”讲述杨闇公壮烈牺牲的经过。这里借助史料记载，还原士兵看到的黑暗一幕：

他们用棍子乱打杨先生的双腿，想强迫他下跪，他宁死也没有屈膝。他们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和我们一起干，前途还大嘞！”杨先生当场痛骂了他们，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

半夜里，他们带着杨先生走时，我也跟着去的。半路上，大约刚走到浮图关的一个岩边，听见杨先生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害怕暗杀杨先生的企图被暴露了，好些人围住杨先生，凶狠地打他，用刀割去他的舌头，不许他喊。他就用鼻子哼斥他们。他横眉怒视，用手戳指那些家伙，他们又挖掉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我不忍心看下去了，就离开了一下，后来听到几声枪响……

这个晚上，群星黯淡，夜风呜咽。杨氏一门，个个感同身受，心如刀割。4月11日，饱受打击的杨父杨淮清，亲笔写下“淮率家人痛书”，以告慰杨闇公英灵。

杨闇公的遗体经家人与党内同志多方查找，最后在一名船工的帮助下，在浮图关悬岩下的一块麦地里找到。双眼被挖，舌头被割，手齐腕断并身中3枪，这时已是他牺牲后的好几天了。“遗体发掘出土时，面色仍如生时一般”。

大家将遗体运到江北相国寺，满含悲愤地为烈士沐浴装殓，请人拍照。由于军阀遍城搜捕革命志士，家人只好将棺木暂厝相国寺。10多年后才迁回家乡潼南县（今潼南区）双江镇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