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抗战爆发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初将建立行都、陪都的着眼点放到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专门的人力、财力和机构，经营着行都洛阳、陪都西安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国民政府的此种决策，是根据1932年国内外的实际情形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在尚未真正实现“统领全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而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建“行都、陪都”构想的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来自海上敌人（日本）的攻击且已有战事发生，不能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缘由显而易见，并成为国人共识。

1934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文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我们的海军是丝毫没有防御的能力的。几千里的海岸线，没有一个新式的炮台，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登陆。凡是沿海的大都会——全国精华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敌人的俎上之肉。”而广大的西南诸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之中，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表里不一，很不稳定。在偌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又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着比较稳固关系的，就只剩下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了。

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西安与洛阳又同为中国古代著名都城，历史上有多个王朝在这两地建都。因此，于西安与洛阳分别建立陪都与行都，既有其历史的根据，也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形。同时秉承了孙中山生前心愿：“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所以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顺应了国人倡导与呼吁的有关中国对外战争爆发后应采取“拖”与“向中国内陆转移”的策略，也是手握实权的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心中持有的盘算：“余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以与暴日决一死战。”“此次无论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也。”

但是，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又是不理想的。这种“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越来越突出。

西北与四川的差异对比

事实上，西北地区虽然历史悠久、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但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经济落后、建设困难，缺乏作为战时首都的经济物质基础。这在当时，既是铁的事实，也为国人普遍承认。

1935年，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以及曾在西北游览、工作过的范朴斋，就以各自的所见所闻，对比了西南四川与西北甘肃的种种差异。许显时认为： 我们的东北几省，可以说是没有了，在西南方面，最大的省份只有四川。但看中央将开发西北之意，改来开发西南，也就可见中央之重视四川了。四川土地之

肥美，出产之丰富，实为他省所不及。若与甘肃比较，那就相差更远了。例如四川山巅都有青松绿草，甘肃即平地也少青草。甘肃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平地也能生出一些青草，这在甘肃的人看见，便非常的欢喜了。因此，兄弟想到：四川气候土地如此的好，人民如此的聪明，是定有办法的。

范朴斋不仅对比了四川与甘肃在天气上的差异，而且说明了四川与甘肃在土质上的不同。他说：

四川虽然说是山地，却与其他各省大不相同。四川山巅有水，甘肃则尽是童山，土质红色，与我们四川的灶心土无异，毫无粘性，疏散如沙。又甘肃以地面说，相差20万方哩，人口仅600余万，较之四川，相差太远。

同年9月26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了记者松年的文章，名曰《四川省之经济地位：财力雄厚惟币制紊乱整理地钞事极感困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民国以来四川的混乱、落后以及整理困难等事实提出批评，但也毫不掩饰对四川“天时、地利”的赞许。文章写道：

在农村破产、都市凋敝之今日，一履四川省境，即生别有天地之感，所谓天府之国、锦绣山河，诚当之无愧。记者由华北入川，平日所见者，皆穷山恶水，瘠田薄壤。由夔门而西，则极目所见，山无玩石，树木竞秀，平原高岗，俱有田陇，稻米一穗，有粒百六七十颗，由飞机下瞰，以老鹰岩之高峻，山坡地亩亦相连甚多，浚池储水于山之高处，通行竹管，地势虽高，亦得灌溉之利，人力之勤，土地之美，吾于此叹观止矣。故入川境最初所得之概念，即四川经济地位之重要，在川三月，旅行内地，更证明以四川经济，不但是为促进西南经济建设之原动力，间接足为整个国家之资源。

记者继续写道：

四川古称天府，其成为天府之条件，得于天时地利者独多，故能永久保持其优越性。四川一省，有1216000余方里之面积，及5000余万之人口，出产则具有20余省区之天产，极北之皮毛，极南之荔枝，成都市上，均一聚处也。故川人除棉纱外，不必购求于外省。农田一年四熟，人民勤恳驯顺，虽丁二十余年内乱不息之后，每年犹能负荷9000万元之省预算支出。即此一端，足觇其财力雄厚至如何程度矣。盖其他省区支出过千万者，即称富厚，是四川一省之力，抵五六省而有余也。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曾养甫在1935年游历四川后，也在国民党中央发行的《中央周刊》上撰文，盛赞四川的独特与富饶。他说：

不问自飞机向下俯视，或自汽车向上仰看，虽高山之顶，多种作物，此种勤劳刻苦之精神，即为我中华国家民族生命之唯一根基。四川物产之丰富，出于意外，即在水果方面，有粤桂之柚橘，冀鲁之枣梨，非若他省植物，宜南者不宜于北，宜寒者不宜于热，此可谓得天独厚。四川土地之肥沃，不论平原高山，均宜种植五谷，且其地方历久不退，可谓得地独厚。四川人民之聪明干练，……又富有远大之志向，冒险之精神，穷而有志，自能披荆斩棘，与自然奋斗，养成今日四川勤苦聪明之民族。

许显时、范朴斋、松年、曾养甫的讲演与文章，在经济上将西北、华北与四川进行了对比，两者虽不说有天壤之别，但的确有很大的差异。这些赞扬四川的文章，通过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大公报》《中央周刊》等报刊的传播，引起了国人对四川新的认识，进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

西北地区政治环境复杂多样

从地理上看，西北地区紧邻华北，而华北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且侵略势力强大的地区。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不仅容易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大武力的威胁，而且还有陇海铁路与西北地区相接，一旦华北失守，西北地区同样容易遭到日军的侵犯，在国防上并不具备多大优势。

早在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还都南京之际，天津《大公报》就刊文指出：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政府迁回洛阳，是“自为认定已不至受暴力胁迫”，但“目前事实，日本问题绝未缓和。盖不独正以重兵攻海拉尔等处苏炳文之孤军，且其兵侵热河、威胁华北之计划，仍绝未放弃”。而长期带兵打仗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华北及由此给华北、西北地区带来的不利，也有着清楚的认识。正如蒋介石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受训将领所指出的那样：

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四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最近不占领，迟早总是不免的。因为他的国策，是满蒙政策，他们必须占领蒙古之后，才可以进攻西北利亚的侧面，以制伏俄国。……所以各位将领要时时刻刻注意到：日本随时会来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

事实上，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战略，迅速组织华北会战，希望通过此次会战，以“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侵华日军不仅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而且还利用平绥、平汉、津浦路全力推进。于1937年8月占领张家口，9月占领大同、保定，10月占领石家庄、归绥、包头，11月初占领太原。短短的4个月时间，日本即占领华北大部，让紧邻华北的西北地区面临唇亡齿寒的危险，西北地区在国防安全上的劣势，也彻底暴露出来。只是国民政府调重兵于山西组织多次会战，中国共产党也以主力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才阻击了日军过潼关而进入陕西。

另外，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这对于当时仍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党政府来说，缺乏作为首都的政治基础。

中苏两国于1932年7月开始接触谈判，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两国邦交关系。但因苏联否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继续保持对新疆的渗透，以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等，使得中苏两国间的矛盾并未消失，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仍然坚持反苏反共。且作为西北地区“后院”的新疆，此时仍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范围之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更是反复无常。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疑也是一块心病。

何况，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迅速扩大陕北苏区与红军，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新的革命中心，从而使得西北的政治局势与环境更为复杂多样。而中国工农红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让国民党吃够了苦头，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在考虑未来“国都”的选址上顾忌再三。加之1936年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使其对西北地区“心有余悸”。

上述种种原因，必然会导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西北形势的再认识，也影响到国民党中央对未来对外战争爆发后国都迁往何处的再思考、再权衡。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蒋介石也认为：

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