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霞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沫若，是他到日本留学后所取的名字。1892年11月16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郭沫若的祖先，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因家贫离开故乡来到四川。到他父亲郭朝沛时，逐渐成为当地的中等地主。[2]郭沫若的母亲杜氏，出生于没落的官宦之家，天资聪颖，能识文断字，诵读诗书，对郭沫若影响极大。郭沫若在家排行第八，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1912年3月2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新婚之夜，便与张琼华分居，五天后离家出走。在大哥郭橙坞的资助下，赴日留学。
1921年，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在上海公开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开一代诗风，是我国新诗运动的第一个里程碑，郭沫若成为我国“现代第一诗人”。[3]
1926年，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安排，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广州林伯渠处，偶遇主持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不久，结识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党人。在党的影响下，已是国民党员的郭沫若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在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的安排下，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大军。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上校军衔。
1927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揭露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12日，蒋介石开除郭沫若国民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8月3日，郭沫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8月5日，郭沫若随起义军总指挥部南下广州。8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瑞金。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的还有贺龙。部队撤退到普宁县流沙时，总政治部被打散，郭沫若辗转回到上海。
1928年1月初，经党组织同意，郭沫若转移到日本。
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第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著作。
1932年至1936年，郭沫若在古文字学上取得巨大成就，出版了《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石鼓文研究》学术著作，并得到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的赞赏。
1937年7月27日，在友人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秘密回到抗日烽火中的祖国。
从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1958年底，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去世，骨灰撒在山西大寨的土地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46年5月，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苦难的祖国，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他团结广大的文化工作者，以笔为武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坚强旗手。
一、别妇抛雏秘密回国
自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蓄谋侵略中国。郭沫若梦想着能够回到祖国，报效国家和人民。然而，“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州”。因为国民党的“通缉令”还未取消，又被日本刑宪严密监视，如贸然行动，不但不能救国，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郭沫若满怀报国之志，却不得不受困于形势。
1936年冬，原创造社的朋友郁达夫来到日本，拜访了郭沫若。两人交流了国外内的政治形势。郁达夫的造访，再次激荡了郭沫若的报国之情。当晚，他奋笔写下了“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的诗句。[4]
郁达夫回国后，积极为郭沫若归国之事四处疏通关系。
1937年春，演员凤子应留日学生会的邀请将去日本演出《日出》。离沪前，阿英（钱杏邨）交给凤子一封信，托她交给郭沫若，并说：“这封信很重要，要避免国民党和日本当局的检查。”[5]凤子将信藏在贴身衣服里，躲过了层层关口的检查。抵日后，在林一屏的陪同下，凤子来到千叶县拜见郭沫若。
凤子达到千叶县时，已快到上午11点钟了。经人指点，凤子找到郭沫若的家。
这是一所农舍，有个大庭院。当凤子走进庭院时，见一位身着和服的中年男人在打扫院子。凤子自报家门，中年人便热情地说自己就是郭沫若。凤子递交了阿英的信，郭沫若详细地询问了国内情况。到12点多时，郭沫若请凤子吃午饭。午饭很丰盛，还有一只鸡。郭沫若笑着说：“你们进门才准备的，日本有新的炊具高压锅，有客来留吃饭是很方便的。”[6]
5月下旬，凤子要回国了，行前向郭沫若辞行。郭沫若说：“国内局势有了大变化，国共再次合作了。你是广西人，回广西可以了解一下情况，也可以做点促进团结应变的工作。”[7]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在日本的处境很危险，必须赶紧秘密离开。郭沫若有两个朋友，金祖同和钱瘦铁。金祖同一直跟着郭沫若学习甲骨文金文，钱瘦铁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有联系。郭沫若与他俩反复研究了秘密回国的周密计划，具体日期。
7月25日凌晨四点半，郭沫若轻轻地起床，不忍打扰熟睡中的妻儿。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给妻子安娜和四儿一女各自写好留言。当他再走进卧室时，妻子安娜披衣坐在床上看书，孩子们依然在睡梦中。郭沫若吻了吻安娜的额头，穿上平日的和服和木屐，轻轻地离开家。
他没有任何行李，身上仅有乘坐电车的五毛钱。
他步行了两站地，确信身后没人跟踪，才坐上电车。五点半到东京，改乘汽车到横滨。与金祖同、钱瘦铁会合后，到钱瘦铁家，换上一套不合身的西服和皮鞋，钱瘦铁又资助了50元大洋。
九点半，在金祖同的陪同下，乘坐“燕号”特别快车，下午五点半赶到神户，顺利登上加拿大邮船“皇后号”。
7月27日下午，“皇后号”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
当晚，郁达夫做东，在来喜饭店为郭沫若洗尘。
第二天，夏衍奉党组织命令接郭沫若移住沧洲饭店。夏衍问他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8]
从此，郭沫若以笔为武器，听从党的召唤，战斗在抗日文化战线上。
二、甘当党的喇叭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战的文化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
同年10月，武汉沦陷，三厅跟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三厅和政治部的机关在两路口，郭沫若住在离两路口不远的张家花园，三厅的大部分人在赖家桥全家院子和三塘院子办公，日常事务由杜国庠、冯乃超负责。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的“皖南事变”。
1月18日，周恩来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
郭沫若看见周恩来的题词，沉默不语，随后，拿出一叠纸来，挥毫疾书周恩来的题词，案上摆了一张又一张，然后，他请文工会的同志帮忙张贴。
随后几天，天官府街道附近出现鬼鬼祟祟的身影。原孩子剧团演员李少清在文工会内部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被政治部特务连抓走。
郭沫若知道情况后，怒不可遏。他拨通了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电话，严辞诘问，迫使特务连释放了李少清。后来，李少清疏散到广东东江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很紧张。为防止不测，南方局文化组通宵达旦地开会，研究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有计划地转移一批进步文化人到香港、缅甸等外地工作。疏散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经费，需要接待。最后决定从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中支出，沿途的接洽地址、联络员都周密安排。最初要求转移的人员很多，可经费紧张，更重要的是国统区同样需要人继续开展工作。南方局最初确定需要转移的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几十人，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人坚持要求留下继续工作。周恩来全面考虑，多次研究后，认为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不会被捕，留下继续工作。因此，南方局文化组通过郭沫若做动员工作，希望不是很暴露的人士能留下来继续工作。郭沫若就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动员工作。
周恩来安排从事音乐工作的地下党员赵沨转移到缅甸开展华侨文化工作，可赵沨一心想去延安。赵沨见周恩来很困难，就去找郭沫若和范长江。郭沫若听了赵沨的话，斩钉截铁地说：“我请示过胡公，胡公说了，反共高潮一定会被击退，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方面国民党封锁了去延安的道路，而且最近也没有我们的军车，更主要的是，将来在国统区还是要开展工作的，人都走了，将来要开展工作上哪里找人呢？”听了郭沫若的话，赵沨、李凌等便安心地离开重庆经昆明到仰光去了。[9]
经过艰苦的工作，一些色彩太浓，向往延安的，如欧阳山、艾青、罗峰、白朗等尽快疏散到延安。茅盾、以群、凤子、夏衍等经桂林到香港，张光年从重庆经昆明到香港。从事音乐工作的地下党员洛辛、张锐被派往新四军。周恩来亲自研究部署去新四军的路线。三个月后，收到洛辛、张锐的电报，得知二人已经安全抵达新四军驻地，周恩来高兴地说：“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剧迫害进步文化工作。
1941年4月份，桂林《救亡日报》、《国民公报》和重庆的《全民抗战》等数十种报刊先后被迫停刊，大批抗日文化人士受到迫害，大批进步书刊遭到查禁。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1年7月，被查禁书刊达961种。
国统区的政治空气异常沉闷，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陷入困顿中。
著名戏剧家洪深一家三口因不堪厄运，服毒自杀，幸遇郭沫若，才得以抢救，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往桂林疗养。
洪深的遭遇反映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困境。眼见国统区如此境况，郭沫若思谋着打开这一僵局，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回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很悲愤，他认为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他亲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和感受到了全中国进步的人们的愤怒。
他要呐喊，要战斗。
郭沫若满怀着强烈的愤怒，奋笔疾书，将自己积累了20多年的历史材料写成了话剧《棠棣之花》。
《棠棣之花》剧名取自《诗经·小雅·棠棣》的诗句。棠棣俗称郁李，落叶灌木，春开花，夏结果，古人常用棠棣之花来比喻兄弟亲情。《棠棣之花》叙述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借以寓古喻今。
重庆话剧界人士听说郭沫若写了剧本，都争着一睹为快。著名导演陈鲤庭、马彦祥、应云卫、史东山看过剧本后，都默默地将剧本退了回来。他们认为《棠棣之花》全剧诗意馥郁，缺少戏剧冲突，无法导演。
周恩来一向赞赏郭沫若的才华，更珍视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的政治价值，他计划通过话剧打开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困局，因此，他对郭沫若的创作倍加关怀和支持。
当他得知《棠棣之花》实情后，决定在中共党员中想办法。石凌鹤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职业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代组长（组长田汉）。他是国统区话剧界的能人，既能编剧，又能导演。于是，周恩来找来石凌鹤，语重心长地要求重庆话剧界一定要搞好郭先生的剧。
石凌鹤接受了任务，号召党员参加排练，并聘请孩子剧团的著名演员孙坚白、颜良昆等人参加演出。
在排演前，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商谈修改剧本。
在戏剧界同人的努力下，剧终于开始排练。
一次彩排时，周恩来和郭沫若来到抗建礼堂观看。郭沫若见剧中人物聂政拿着一枝桃花送给村姑，嫌桃花太少，就找来一大束桃花，让聂政送给村姑。导演石凌鹤和周恩来都认为这不符合表演艺术，但郭沫若坚持要这样，大家只好同意。饰演村姑的演员张瑞芳接过郭沫若的一大束桃花，却发愁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到水缸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给予了周恩来很好的启发。
1941年10月，周恩来来到天官府7号郭沫若家，恰遇郭沫若与阳翰笙正在商议雾季公演活动，周恩来提出要给郭沫若举行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祝贺活动。郭沫若没有理解周恩来的意图，他一听要给自己祝寿，急忙谦逊地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兴师动众地祝寿。
周恩来见郭沫若不明白祝寿的政治意义，只好说明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郭沫若、阳翰笙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心情也随之高兴起来。
周恩来指示阳翰笙组织这次活动。周恩来强调：这不仅仅是党内的活动，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要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发起人中要有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等，在新闻界，除了《新华日报》外，《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和《大公报》都有人参加。
阳翰笙迅速地准备着纪念活动。周恩来要他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经周恩来修改后，以电报发给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
11月16日，这天下午，重庆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代表2000多位社会名流及进步青年聚集在中山一路中苏友协，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茶会。代表们济济一堂，一扫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来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阴沉沉的政治空气。
同日，《新华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周恩来亲自写下的代论《我要说的话》。周恩来对郭沫若在我国各个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作高度的、科学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他们处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经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主力。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导，郭沫若便是带领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还热情地写道：“郭沫若先生是个健将。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果敢的战斗生活，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健康、永远地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郭沫若在答词中说：“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愧。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重庆文化界还上演了两台话剧，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
庆寿会不久，周恩来意犹未尽，又邀集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在曾家岩50号，再次请郭沫若吃便饭畅谈。周恩来非常喜欢郭沫若首次创作并成功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尤其欣赏剧中的《风火蛾》、《依本枝头露》、《湘累》等寓意深刻的诗词插曲。那天晚饭后，他特请办事处的同志唱《湘累》助兴。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特制一支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巨笔”赠送给郭沫若。
三、雾都雷电
周恩来的热情祝贺给了郭沫若以巨大的鼓舞，这位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巨匠，又拿起了历史剧的如椽巨笔，更加发奋进取，勇往直前，高举抗日爱国民主大纛，给世人留下了著名的《雷电颂》这狮子般的吼声。
《棠棣之花》成功演出后，郭沫若仅仅花了十天时间，一气呵成不朽名著、五幕历史话剧《屈原》。
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屈原》的演员要配置最强有力的阵容，保证演出效果，采用全明星制，主角、配角均为第一流演员担任。主角屈原由金山担任。
演员金山于1941年12月底转移来重庆。党组织通知金山到天官府7号看望郭沫若。一天傍晚，金山到了郭沫若家，屋子里坐满了人，不少是文艺界的名人。郭沫若给大家讲了剧本梗概，然后花了四个小时，连念带解说地一口气把剧本朗诵了一遍。
金山听了郭沫若的朗诵，很是激动，暗暗下决心要演好屈原。金山在重庆找了一间房子，关起门来研究剧本。找来了工具书，努力学习《楚辞》，越学越觉得剧本《屈原》内容深邃，日渐有了领悟。回头再读《楚辞》，不觉潸然泪下，2000多年的屈原作品，竟与国统区的景象相似。屈原的诗篇唱出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奸佞至死不屈的情操。
为了配合演出，周恩来亲自指导发起了一场以《新华日报》为主阵地，各家进步报纸为辅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4月3日晚，《屈原》就要在国泰大剧院演出了，重庆《新民报晚刊》刊出彩排观感：“演出者应云卫，急得满头大汗，导演陈鲤庭，喊得喉干舌哑，所有人簇拥在一块儿，剧作者郭沫若很细心地注意着每个演员的技巧，艺术委员，编导委员，研究委员，都在关注着金山、白杨、顾而已、施超等每个动作。”[10]
第二天，各家报纸对《屈原》的演出作了报道。《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央社的报道：“轰动剧坛望眼欲穿之名剧《屈原》已于三日晚在国泰剧院演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之筹备，惨淡经营，耗资数万，举凡全剧所需布景服装等物，均经专家考据设计，音乐部门由名作曲家刘雪庵氏制谱，名音乐家郑颖孙氏顾问，名音乐家金律声氏指挥，名歌六阙，乐队数十人伴凑，古香古色，堪称绝唱。”“《屈原》的上演是剧坛的一个奇迹。”
深切感人的是《屈原》中的《雷电颂》，这1000多字道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雷电颂》在重庆引起了极大的政治反响，轰动了山城，特别是青年、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人们在教室内外，在马路上，在轮渡上，常常会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
《屈原》初演轰动整个山城，社会不断要求再演，前后演出22场，观众32000多人。整个演出期间，郭沫若都始终紧跟剧团，态度严谨而认真。
4月5日，郭沫若在国泰大戏院看《屈原》彩排，饰演婵娟的青年女演员张瑞芳提出：“婵娟痛斥宋玉的台词‘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说起来很拗口。”郭沫若也觉得这句话说起来不够味。饰演钓鱼者的张逸生正在旁边化妆，插嘴说：“把‘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11]
郭沫若一听，觉得这一个字改得很恰当，当即采纳。
4月17日，《屈原》在重庆演出首轮最后一场。郭沫若夫妇陪同从桂林来渝的夏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及使馆其他朋友观看《屈原》。
演出结束后，潘友新遗憾地表示，苏联正处于战火中，否则，就邀请郭沫若等一班人马去莫斯科演。
郭沫若祝愿苏联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同时表示中国的戏能够在友邦首都上演是幸福的。
周恩来一直关心郭沫若创作《屈原》及《屈原》的上演，他同郭沫若多次探讨《屈原》中的一些问题，他首先肯定该剧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是最好的作品，剧本排练时，曾多次观看，特别欣赏其中的《雷电颂》。他认为：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句，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恨，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雷电颂》好得很！
周恩来布置张颖等文化组的同志，就《屈原》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展开评论，并座谈。黄炎培看《屈原》后作七绝二首赞《屈原》赠郭沫若；董必武和诗两首；郭沫若作《历史、史剧、现实》，葛一虹、刘念渠、张俊祥等人也撰文发表对历史剧的看法。
《屈原》的成功上演，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恐和不安。国民党中宣部潘公展之流一面通过手中的喇叭恶毒攻击《屈原》，一面用反动的《野玫瑰》攻击《屈原》。
4月12日，潘公展之流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文艺先锋》、《出版界》等报刊上发表攻击《屈原》的文章，加以“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罪名。潘公展在中苏文协举行文艺界招待会，鼓吹《野玫瑰》，大骂《屈原》。
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随声附和，要求禁演《屈原》。
郭沫若率领《屈原》演职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屈原》剧组，不顾潘公展之流的攻击，应邀到北碚演出5场。
《屈原》的成功演出，冲破了国统区沉闷的政治空气。为了庆贺《屈原》的成功演出，周恩来在天官府7号设宴庆贺。
席间，周恩来指出《屈原》成功演出的重大意义，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立了大功。
为了助兴，刘雪庵、潘学农合唱《长城谣》，川剧老人张德成清唱《别宫出征》。
众人要郭沫若赋诗，郭沫若随口道来：“胡风沙千里，凌鹤张天翼，白薇何其芳，丽尼顾而已”。以八位文化人名字排列，妙趣横生，迎来赞叹一片。
《屈原》的成功演出，郭沫若满心欢喜。
一天，郭沫若嘱人打电话到新蜀报社，邀请周钦岳和借住在该报社的老舍去他家喝酒。周钦岳和老舍去后，大家分外高兴，郭沫若让于立群做了几样下酒菜，然后拿出几瓶酒来。郭沫若说：“今天喝我老家的酒，这是我五十岁时乐山送来的寿酒。”
郭沫若因为患风湿病，已经戒酒，老舍和周钦岳开怀畅饮。开席时，于立群端来一个小筲箕，让大家自取杯筷勺碟，筷子杂乱地凑在一起，长短大小，品类不一，各自选配，完全没有成套的。[12]周钦岳是郭沫若同乡，见此情形，知道郭沫若生活很简朴。
继《屈原》之后，郭沫若创作了历史话剧《虎符》、《孔雀胆》，阳翰笙创作了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夏衍创作了话剧《水乡吟》，陈白尘创作了话剧《岁寒图》、《升官图》。9月27日，周恩来、邓颖超去赖家桥文工会看望郭沫若、阳翰笙和冯乃超。周恩来、邓颖超对郭沫若新作历史剧《孔雀胆》提了意见，主要是剧中段功对蒙族统治者梁王过分忠勇，以这种团结来对付农民运动中的明玉珍实为不当。
眼见革命文艺蓬勃发展，国民党惊慌不已，急忙抛出反动的文艺政策，妄图扼杀革命文艺。张道藩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提出文艺要表现“民族意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的“八德”。梁实秋发表《关于文艺政策》应和张道藩。
叶以群等人发表《关于文学与人性》等文章予以批判。
郭沫若发表《文艺的本质》予以驳斥。他指出：“文艺的本质是斗争，是对自然界（人包含在内）暴力的斗争。因此，文艺是武器，反动派的‘文艺’只不过是暴力的化身。因此，我们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
这年11月16日，在重庆深秋的霏霏淫雨中，郭沫若收到了老友叶挺的生日祝福。
那天，叶挺携女儿叶扬眉来到赖家桥寓所访问。叶挺赠郭沫若手制“文虎章”一枚，这是用香烟罐里的圆纸片制成，正面用钢笔横写“文虎章”三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俊逸人中龙”十个字，背面写着“郭沫若五十大庆，叶挺。”
叶挺夫人李秀文用红丝线订上佩绶，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
郭沫若收到这样宝贵的礼物，感激得泪水涟涟。
郭沫若的天官府7号若同化龙桥的红岩村、曾家岩的50号、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一样，是国统区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是“我们的解放区”。
1943年1月，于伶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从桂林来到重庆。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盛赞《屈原》演出盛况，郭沫若送给于伶一大摞《屈原》剧场说明书、简报和台本供参考。
2月，于伶生日，夏衍和胡绳写诗寿他，郭沫若写了一个斗方：“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写完后，郭沫若又觉情绪低沉了些。于是，又挥毫写了一方：“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13]
当晚，郭沫若邀请夏衍和于伶等数人，到临江门去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
席间，郭沫若一边教下江人于伶如何品尝特殊风味的毛肚，一边谆谆教诲于伶的剧本写作。
于伶终于承认《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郭沫若严肃地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村（阿英）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对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噻，管它作什！”说完哈哈大笑。[14]
四、出鞘之利剑《甲申三百年祭》
1942年下半年后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有利于盟军，美国控制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权，中国也开始了对日作战局部的反攻。在这种大局势下，蒋介石集团的封建性、独裁性、反共性又开始抬头。3月，蒋介石的笔杆子陶希圣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此书居心叵测，以明王朝灭亡为例，将明朝灭亡归结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满族的入侵。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做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与抗战大环境格格不入，暴露了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嘴脸。
面对国民党的挑衅，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积极组织反击，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1943年7至8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电令南方局“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多“刊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揭露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封建和专制。
1944年3月19日是明朝亡国300年之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负责纪念活动。
1月15日，乔冠华与翦伯赞一同前往郭沫若在城区的住宅天官府7号，与郭沫若商议如何开展纪念活动。
这时期，重庆各党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政治活动，借用明朝的腐败来暗喻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统治，将民主运动推进一步。
乔冠华、翦伯赞二人来时，郭沫若正在写《十批判书》。听了乔冠华的来意，郭沫若赶紧放下手里的研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一个月后，郭沫若以诗人的激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素养，完成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将文章送给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指示《新华日报》于3月19日开始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在正文前，特地用大字排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
《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四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国民党顽固派认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立即组织专人著文反击。
4月21日、26日、28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攻击《甲申三百年祭》。随后，陪都重庆的一些报刊也刊文攻击《甲申三百年祭》，辱骂郭沫若是“敌人的第五纵队”。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指出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如今印发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让全党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加按语，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称赞《甲申三百年祭》“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科学地解说历史”。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人捎来的延安出版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的单行本。郭沫若看后备受鼓舞，当晚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及延安的朋友，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学习文件，而且，还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理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五、发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苏联对德军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占领区；英美联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东方，美军发起“越岛进攻”，严重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中国远征军攻占缅北广大地区，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的对日作战。困境中的日军，为挽救其在海上的颓败，打通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交通线，日军向正面战场的豫湘桂等广大地区发起进攻，1944年11月间，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贵州独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极力扩充势力，为策应盟国的攻势，积极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势力迅速扩大。[15]
国民党军队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决胜阶段时却失去大片国土，震动了中国朝野。全国各抗日和进步阶级、阶层非常愤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国统区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郭沫若是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文化界的旗手。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王若飞指示文工会党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对此作了研究，然后在天官府7号和4号又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公推邓初民、翦伯赞各自起草一份宣言草稿。
初稿草拟好后，朋友们看了觉得意有未尽或不尽恰切之处，于是，又推定郭沫若执笔重新起草宣言稿，即《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又称《民主宣言》），全文1850字，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公正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实现民主的六条要求，即：一、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恢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的自由；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措施，保障学术研究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身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宣言旗帜鲜明，与国民党专制统治，反共反苏政策针锋相对，要求民主、团结态度坚决。
为使宣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在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郭沫若亲自率领文工会成员，分头征集签名。
1945年2月，这是陪都重庆最寒冷的初春。
2月5日上午，郭沫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探视病中的徐悲鸿。
郭沫若的到来令徐悲鸿格外激动和兴奋。
当徐悲鸿得知红枣和小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送给他的，他抚弄着黄澄澄的小米，红艳艳的枣子，苍白的面容顿时泛起了光彩，他殷切地请郭沫若代他向周恩来同志转致深深的谢意。
两位老朋友围着小炭火盆坐下来，郭沫若询问过病情后，两人就谈起了陪都文化界的现状，谈起了当前的时局。
徐悲鸿流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们都希望能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有利于抗战。郭沫若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题目是《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徐悲鸿接过去读着，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待郭沫若说明缘由后，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提笔在《进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徐悲鸿夫妇执意挽留郭沫若吃过午饭再过江，廖静文下山买了一瓶四川大曲酒和几样下酒菜。徐悲鸿因病不能饮酒，便由廖静文作陪。
郭沫若异常兴奋，一边畅饮醇香浓郁的大曲酒，一边与徐悲鸿谈笑风生。
徐悲鸿表达了对郭沫若的敬重，认为郭沫若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国民党心脏地区，敢于发出这样的战斗檄文。
郭沫若也赞赏徐悲鸿敢于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檄文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席间，郭沫若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徐悲鸿搓着手掌，歉意地表示自己尚在病中，手腕无力，要不作一幅画来纪念今天的情景。
郭沫若再三嘱咐徐悲鸿珍重健康，便起身告辞。徐悲鸿身体虚弱不能远送，便嘱廖静文送郭沫若上渡船。[16]
2月22日，《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纸在第二版头条发表了宣言及312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签名。
这消息振奋人心，也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
蒋介石暴跳如雷，责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潘公展、副部长张道藩追查严处。他们对签名者威胁利诱，采取写悔过书、关禁闭等处罚。
张道藩打电话大骂国民党老牌作家华林，华林吓得哭了，急问怎么办。张道藩授意华林登报申明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17]
张道藩还亲自上歌乐山，找冰心等人核实签名之事。冰心等人都直言承认。
张道藩只好悻悻而去。
张道藩授意华林等几个国民党机构中的文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他们签名的文件是救济贫病文化人士，并非《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被郭沫若欺骗了。然后，派人将登有声明的《中央日报》送到徐悲鸿家，希望徐悲鸿也发个声明，声明自己的签名也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
徐悲鸿拒绝发表声明。
郭沫若拟定的《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很快传遍了全国，点燃了国统区民众要求民主、团结的烽火。
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极为恼怒，蒋介石下令解散郭沫若为首的文工会。
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
南方局指示，文工会解散后的工作应是后续战斗，扩大我党的影响，揭露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促进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同时，尽可能妥善安排好文工会人员，保护革命的力量。
3月31日，文工会解散的消息发表后，郭沫若整日在家接见客人，从早到晚到郭家拜访慰问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
4月1日晚，文工会为纪念七周年在天官府举行聚餐会，邀请了沈钧儒、章伯钧、翦伯赞、马宗融和几位国际友人共100多人，餐后举行恳谈会。
沈钧儒认为抗战期间，文工会机构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是不能解散的。
翦伯赞也认为机关虽被解散了，到马路上也可以团结起来。中国是绝对不能从世界主流分开的，终于今日是文化工作者从事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的开始；
郭沫若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他表示文工会被解散了，但更自由了。
邓初民、王亚平、高龙生等在会上相继发言。
金山朗诵了《雷电颂》，其他文艺界朋友表演了节目，朗诵了诗歌。
4月8日，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举行茶会，慰问郭沫若和文工会成员。到会宾主有郭沫若、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马寅初、邓初民、史良、沙千里、施复亮、翦伯赞、于伶、吴祖光、夏衍、高龙生、吴祖光、胡风、冯乃超、宋之的、侯外庐、叶以群等100多人，为重庆文化界一大盛会。
沈钧儒致辞，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郭沫若，认为到会的朋友，对郭沫若的道德学问都是极为钦佩的。自己与文化工作委员会诸先生也是多年老友，相聚一堂，感到非常愉快。
接着，左舜生发言。他认为郭沫若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
侯外庐在发言中充分肯定郭沫若在文化学术方面的伟大贡献，认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的权威，也是世界的权威之一。
史东山在发言中表示：文工会虽然解散了，但不灭对郭先生的尊敬，今后一定跟着郭先生的路走；
王若飞代表中共，明确地表示中国人民需要郭沫若，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
邓初民在发言中坦言，安慰是不够的，要争取民主自由。凡是没有特务集中营的，都是民主的地方。
听了大家的发言，郭沫若表示他很感谢今天的盛会，他回国时有一首诗说到“四十六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抗战八年的生命是赚来的，只要一息尚存，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
六、鲜血浇灌民主花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渴望实现国内和平。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特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郭沫若得知毛泽东将来重庆谈判，办事处的汽车不敷使用，郭沫若主动将自己的小汽车借给办事处。他的小汽车没有汽油，八路军办事处的司机陶铜士等人用绳子拉回城里。
28日早晨，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搭乘《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车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
下午3点45分，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走下飞机的毛泽东，立刻被记者团团围住，拍照就拍了十分钟。毛泽东一眼认出了郭沫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赫尔利四人乘一辆专车去张治中公馆桂园小憩。郭沫若与于立群随后赶到。毛泽东知道郭沫若刚从苏联回国，遂向他询问访苏之行。郭沫若感慨访苏50天，比住了50年的收获还要大，还要高兴。但是，愈是高兴，愈是想念祖国。
毛泽东闻言，盛赞他的爱国之情。
9月1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毛泽东穿着蓝布中山装，戴着一顶太阳盔，迈着小而快的步子，由周恩来陪着走在最前面，宋庆龄、郭沫若等重庆各界名人紧随其后。
9月3日，毛泽东拟专程去天官府看望郭沫若及文化界的朋友们。郭沫若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通知重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届时出席。但事有凑巧，那天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抗日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于是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毛泽东谈判期间城里的办公处桂园。郭沫若偕于立群同往。在座的有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毛泽东同大家开怀畅谈，讲了北伐失败的原因，并向坐在他左侧的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写的一样。”[18]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而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这是水火不容。他提醒大家面对当前形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郭沫若听力不好，谈话过程中时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姿势，唯恐漏过一个字。
聚会接近尾声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认为太不方便了，临走时，取下自己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直使用此表，如今，该表存放于毛主席纪念堂。
9月9日，郭沫若偕于立群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晚餐后，大家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时，毛泽东很赞同郭沫若的意见，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
从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数次会谈，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张群、邵力子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议上，郭沫若紧密配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
11日，为了促进政协各项决议有利于人民，重庆各界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在政协会议期间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国民党顽固派对政协会议本无诚意，对协进会的活动深感恐惧，指使特务在民众大会上捣乱，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跟踪侮辱到会演讲的政协代表，殴打协进会工作人员李学民，制造了“沧白堂事件”。
政协会议历经23天的复杂斗争，通过了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各种程度上有利于民众而不利于蒋介石顽固派。为了动员民众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履行政协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3团体发起组织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筹备于2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推举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邀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到会演讲。国民党得知会议消息，决定破坏这次庆祝活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召开秘密行动会议，严密部署了破坏计划。
2月10日上午，郭沫若携夫人来到重庆较场口，参加重庆各界群众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等主席团成员到达会场，大会尚未宣布开始，一伙人自称是重庆市各职业团体代表，突然涌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宣布开会，并让中统特务、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致词。
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群众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
李公朴刚走到台前，特务立即包围李并殴打，从台上一直打到台下。李公朴的头部被铁器砸开一道口子，鲜血如注。
郭沫若、马寅初等上前保护李公朴，立刻遭到围打。
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被打落地上。
马寅初被打，身上的马褂被特务剥下抢走。
施复亮一直被几个特务追打到一家日杂店内，适逢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的汽车到此，胡子昂才把施复亮接走。
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特务围打，幸被一群青年记者保护，由开车路过的劳协主席朱学范接走。
周恩来、莫德惠等政协代表到会时，被特务阻在会场外。
国民党政协代表邵力子到会，见到如此情形，无可奈何，径自离去。
郭沫若离开会场，被特务跟踪，他只好回到天官府。
《新蜀报》的周钦岳得知情况，立即来看望郭沫若，刚一进巷口，就被人监视。周曾多次被国民党中宣部的喽啰警告，让他不要亲近郭沫若。
周钦岳来到郭沫若家，见郭沫若独自一人坐在一张藤椅上，问其伤势，郭沫若淡淡地表示无大碍。
当天下午，郭沫若赴中苏文协参加23团体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了上午发生的“较场口事件”的经过。
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郭沫若接受《新华日报》记者力扬采访。
郭沫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行径，表示坚决与之斗争，时刻准备着二次、三次再去流血！
3月8日，郭沫若在赖家桥寓所接见在华日本人民战友同盟的代表长谷川敏三。
谷川敏三问及郭沫若是否参加蒋介石政府。郭沫若坚定地表示绝不参加蒋介石政府，因为蒋介石挑动内战，不惜使用日本军队，反动了反共战争，同时却恬不知耻地发表了要他作为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入阁的要求。这完全是用花言巧语来引诱，他绝不去理睬他们。最终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
4月6日，郭沫若在天官府寓所接见黄齐生老先生。黄齐生是王若飞的舅舅，贵州达德学校的创办人。他是上月从延安来重庆，代表延安各界人民慰问校场口事件中受伤者。那日来辞行。
没想到，4月8日，黄齐生、王若飞、叶挺等13人竟因飞机失事而殉难，这令郭沫若愈加愤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东迁南京，中共代表团亦迁移南京，党组织要求郭沫若到上海继续领导文化界的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郭沫若在渝战斗了六年多，始终站在抗日民主斗争的前列，为抗战宣传写下了大量檄文，甘当中国共产党的喇叭，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文化的坚强旗手。
（作者单位：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1] 邓小平：《沉痛悼念郭沫若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2] 王继权、童炜钢：《郭沫若年谱（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页。
[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给家人信（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版。
[4] 郭沫若：《赠达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
[5] 凤子：《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第477—480。
[6] 凤子：《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第477—480。
[7] 凤子：《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第477—480。
[8] 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郭沫若专集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9] 赵沨：《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段·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98页。
[10] 重庆《新民报晚刊》，1942年4月3日。
[11] 张瑞芳：《郭老，我们的一代宗师·呼唤春天的诗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2] 新华月报资料室：《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61页。
[13] 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2页。
[14] 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2页。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25—628页。
[16] 新华月报资料室，《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23页。
[17] 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作家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18] 于立群：《难忘的往事·郭沫若专集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