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英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便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一、驻守重庆负责与国民党军事联络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早在青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抗战爆发前曾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最高军事联络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南方局军事组组长而驻守重庆，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叶剑英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睿智果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总是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胆略。特别是抗战时期，他以中共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最高军事联络代表的公开身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的密秘身份，在战时首都重庆的革命生涯和峥嵘岁月中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庐山谈话，宣布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由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先后委派为驻南京、武汉、重庆代表，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军事联络，并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广泛接触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团结抗战大业。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国共十年内战的阴影，使双方隔膜已深，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大局，制造了许多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的谣言。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博古特地约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及国内新闻记者，纵观华北战局，宣传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时积极参加筹备出版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工作，创建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同时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了使南方红军游击队早日投入抗战，和博古一起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在达成协议后，叶剑英又与叶挺、项英等磋商建立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组成了新四军军部。
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犯，1937年底，南京不幸沦陷。叶剑英率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至武汉，设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抗日运动，并负责与国民党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叶剑英被任命长江局主要领导成员。长江局设在武汉八办内，它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当时《抗日》杂志的记者访问叶剑英后在文章这样描述他：“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1]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天地》对叶剑英和他的文章这样评价道：“叶剑英是广东人，他在军事上有极高的素养，抗战初期他发表的‘敌人跳我们笑’一文，不仅阐释了游击战略，抑且才华洋溢，脍炙一时。”1940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将叶剑英的抗战演讲稿和文章汇编成集，编辑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此书一公开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叶剑英的书不仅对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起了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国统区人民通过叶剑英的书籍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原认为的土匪、流寇，而是一群有着政治抱负、有深厚理论休养和广博知识的爱国志士。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不断加强在军事上合作。1938年3月，叶剑英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道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随后，叶剑英派中共的军事干部到武汉大学等校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对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教育。
由于日寇铁蹄的践踏和武汉保卫战的失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叶剑英率八路军办事处先撤退至长沙，后一路辗转，1938年底到达重庆。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常委。自此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南方局军事组组长，长期驻守重庆，协助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联络谈判及国统区统战工作，并积极领导和开拓南方局军事工作，着重协调国共间的军事联络，保持双方军情的沟通。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同为国民革命军的国共两党军队的总任务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执行具体的对敌作战中则是分别承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但须配合行动，互通情报。1939年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形势逆转。日军抗战初期虽然攻势凶猛但损失巨大，深知无法彻底打败中国军队，于是日军主要采取进行离间与武力相结合的方式企图瓦解我军。
国民党方面对国共两军的合作抗日已日渐不加重视，但合作关系依然存在，而中共十分重视国共合作，希望能通过在重庆的努力，使之加强或保持既有的军事联络关系，又能坚持团结抗战。
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以中共代表和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代表等身份，积极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对国民党采取真诚合作的态度，竭力推动国共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寇。
二、出任副教育长与国方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训班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集军事会议，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蒋介石认识到正面作战的失败教训，力图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决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参加。中共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游击干训班副教育长。该班于1939年2月在湖南南岳开办，至1940年3月，共开办三期。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训班数千名国民党军官中，传播讲授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以及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1938年11月25日，叶剑英与周恩来一道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这此会议决定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2]，决定仿效八路军战场的经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会后叶剑英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相关事宜同国民党方面商谈并达成协议。紧接着叶剑英与周恩来仔细研究，制定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大纲并呈报蒋介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游击干部训练班于1939年2月15日在湖南衡山正式开学。
游干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游击战争需要，培养大批坚强有力的游击干部，领导和开展游击战，以打击敌占区内政治、经济、军事之活动，以及一切后续人力物力之援应。
游干班开设的课程很多，有总理遗教、抗战建设纲领，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术、沙盘教育、各种通讯法，敌情研究等等。
叶剑英早年曾参与创办黄埔军校，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有着丰富的办校经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军事人员到南岳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由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南方局军事组长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亲自率30多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
担任教官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工作人员有陈子英、刘澄清、谢景屏、李杨等，刘澄清等，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电台，机要通信、文书和后勤生活保障，另有警卫战士十多人。
在中共代表团到南岳之前，叶剑英便在八路军衡阳办事处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约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南岳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叶剑英与汤恩伯商定，中共方面参加游干班的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中共人员研究制定了六项原则：“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
[3]
等六项注意事项，由于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共方面人员模范的工作，取得了汤恩伯等人的合作与支持，受到学员的尊重与好评。
担任副教育长的叶剑英，除负责各课程的安排与管理外，还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等课。训练班开设的这些课程，是根据学员军事基础知识和作战经验水平的不同，有区别地进行施教。虽然课程繁杂，但游击战争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其他课程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开设的。
在叶剑英将军的主持和参与下，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的其它军校相比，有许多特点和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学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打成一片。由于中共教官的讲授严格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有中共开展游战争的丰富斗争实践，因此每堂讲授都使学员们眼界大开，听得认真入神。
在游干班，叶剑英的课备受学员们关注和喜爱。每当叶剑英讲课时，他总是军容整洁，着一双长统马靴英武而又儒雅地站在讲台上。他讲课风趣生动，特别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他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深受学员的欢迎，常常课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连附近地区国民党驻军中的一些将领级军官也跑来听课，下课了，学员们仍不愿意离开教室，问这问那，叶剑英被大家誉为游击战争的战略家。
游击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全体学员在叶剑英的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练实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汤恩伯部队的一少将副师长，对叶副教育长组织的这次演习，连连称赞，敬佩不已，折服道：百闻不如一见。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报告书》中写道：“学员曾同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4]叶剑英和中共教官的成功教学训练，受训军官们极为叹服。
1939年暮春，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圆满结束了。被培训的学员们带着在游干班学到游战争的本领奔赴各抗日战场。叶剑英代表中共与国方共同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战时期国共军事合作的成功范例，也成就了一段中共军事统战的历史佳话。
1939年6月，叶剑英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调回南方局工作。中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代表团团长由南方局军事组李涛代理，叶剑英离开南岳回到了战时首都重庆。
三、主持南方局军事工作妥当处理平江惨案
叶剑英回到重庆主持领导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叶剑英深知中共中央建立的南方局军事组及其领导下的公开机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八路军广州（韶关）办事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八路军衡阳办事处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军事工作，并促进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
皖南事变前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前期，两党军事关系保持较正常，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叶剑英代表中央领导南方局军事组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主要进行军事谈判、军事宣传、军事联络、军事后勤保障及军事情报等方面，领导南方局军事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保持国共两党军事联系，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协调国共间军事联络，保持双方军情沟通；推动国共军队间的战役配合，协同开展对日作战；配合国共两党军事谈判，争取人民军队合法权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从南岳回到重庆时，正值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朝着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日寇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也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南方局常委、军事组长叶剑英等面对这种困难复杂的局势，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决定竭力巩固国共合作，继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一切投降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叶剑英和周恩来仔细地分析了目前国共两党发生磨擦及日军新动向的情况，决定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由于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致使商谈没有取得结果。为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身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和南方局军事组长的叶剑英留在红岩主持南方局的军事和统战工作。
风云突变，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
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
负责协助中央加强对新四军领导的叶剑英获悉此事后，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严正抗议。接着叶剑英又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军歪曲报告惨案经过及当局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所谓勾结土匪、破坏团结的诬蔑，要求派员立即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为死难者雪冤”[5]，将凶手治罪。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成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进行所谓调查。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连续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追究事件凶手的责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
叶剑英决定在重庆也举行烈士悼念大会。8月13日，叶剑英主持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会上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在涂正坤、罗梓铭两同志领导之下，在平江嘉义镇工作了一年又九个月。在这一期间，该处负责治愈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者70余人。涂正坤同志积极参加兵役动员工作，曾经协助政府肃清平江附近土匪。在武汉撤退时，帮助友军收容伤病员，并妥善送交友军。事实恰恰说明，涂、罗两同志领导的工作，不仅不是勾结土匪，而是帮助政府肃清土匪；不仅不是破坏团结，而是更加巩固民族团结。叶剑英环顾会场，有力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最后号召：“全国同胞，应该坚持国内的团结，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推动全国各方面的进步，加强抗战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
悲愤的叶剑英为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奋笔题写下挽诗：“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6]叶剑英还撰写了《论平江事件》的檄文，揭露“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明确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还在文中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
国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风云变换。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美、法各国害怕日本与德国配合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抗战，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则希望在不损害其在华既得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受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双重影响，加紧推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叶剑英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南方局军事组钱之光、李涛、边章武、曾希圣、薛子正、王梓木、雷英夫、张清化、陈家康、傅大庆等同志经常分析“敌、我、友、外”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研究对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如南方局军事组为了应付复杂的局面特派张露萍等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要害部门，获取重要的军事情报。
1939年冬，叶剑英两次应何应钦约见谈判，何应钦挑衅性地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如要求中共取消所谓“违令扩充”的部队及“非法”设立的军区，企图限制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叶剑英说：“这些军队和军区，是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肩负着严重的抗敌任务，故不能取消。”叶剑英与何应钦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交涉和较量，是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更大的“磨擦”。
四、出席参谋长会议舌战群儒
1940年初春，雾霭笼罩着抗战之都重庆。
2月的一个雨夜，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撑着雨伞，从红岩赶回曾家岩50号处理一急件，由于红岩山涧的道路溜滑如冰，叶剑英不幸摔伤手臂骨折。
两天后，一份发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邀请函摆在曾家岩50号叶剑英的办公桌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于1940年3月4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敬请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张参谋长云逸届时出席为荷。
就在1939年底叶剑英与何应钦约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河北、太行、晋西等地区，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攻击，1940年春，蒋介石布置石友三所部进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胡宗南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等。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奋勇还击，粉碎了这次反共高潮。
由于蒋介石不甘心反共高潮的失败，决定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以检讨冬季对日作战失败的原因为由，鼓动国民党军官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进行诬蔑，然后再来宣布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的罪状，借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叶剑英便是这样情况下接到了出席参谋长会议的通知。
这次会议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的时候。 叶剑英与在重庆的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等紧急商讨会议事宜，认为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刚刚失败，蒋介石岂能善罢甘休。此次参谋长会议，是全国性的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做好准备，应付这场恶战，于是决定叶剑英带伤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南方局军事组在重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公开宣布共产党、十八集团军的“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为了更好地应付复杂的局面，赢得这场恶战的胜利，叶剑英组织军事组和有关人员日夜加班工作，搜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派来参加会议人员的动态；汇总八路军几年来的战绩和1939年冬季作战的材料。同时，叶剑英和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同志一道查找了过去积累的磨擦材料，请刚到重庆请求赈灾的冀南代表齐燕铭等，详细地介绍了石友三所部在冀南制造磨擦、迫害人民、破坏抗战的许多典型事例，等等，南方局军事组大量的工作为叶参谋长出席会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会议开始之前，蒋介石作了精心安排：安排天水行营、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参谋长发言，向十八集团军发起围攻，进行诬蔑诽谤，制造“惩办讨伐”的口实。但对国民党军在华中进攻新四军的事实避而不提，以便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规定每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都不得超过30分钟，这样就可以限制叶剑英参谋长的申辩发言。
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确定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人的同情，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1940年3月4日，全国参谋长会议如期在凯旋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举行。这一日上午，会场内外一片肃然。叶剑英虽然伤未痊愈，臂带石膏夹板，但按照规定，身着黄呢子军服，佩带中将军衔，军容整肃，仪态英武的走进会场。新四军参谋处长肖正岗代表张云逸与会，他紧随叶剑英也步入了会场。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严厉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要进行检讨，整顿军纪军令。接着，话锋一转说接到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现在要彻查此事，严肃军纪。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天水行营参谋处一个姓盛的处长就破阵而出，说第二战区之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任务，是因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护叛军，袭击友军；冀察战区没有完成冬季攻势作战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侯如墉、夏维礼等部，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接着，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等连珠炮式地发言，抛出什么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政权”、“滥发钞票”等等罪名，大肆进行攻击。蒋介石、何应钦自以为得计。而那些比较正直的且有抗日救国心的人，则提心吊胆，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叶剑英参谋长捏一把汗，为团结抗战的前途担忧。
面对种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叶剑英，不动声色，冷静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准备后发制人。第一天散会回来，他立即召集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和军事组有关人员，针对会议上反映的问题，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进行了修改补充。
3月8日，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便要求发言。在得到会议主持人同意后，他仪态大方地走上讲台，胸有成竹，有针对性地作了《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发言，集中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作战问题，二是关于磨擦问题。
首先，关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首先说明，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战的重心，十八集团军坚持华北抗战，必须同敌人进行全面的斗争；党、政、军、民等必须互相配合，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配合作战，是抗日战略的需要。华北敌后是一盘棋，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冀东各省区，有山地、平原、河泽、湖海。无论哪里，我在城乡的党政军民学、野战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互相配合，结为一体，获得了辉煌的战绩。
叶剑英的一番战略概述，条理清晰，详略得当，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聆听者精神为之一振，座中百名将军点头者不在少数。
叶剑英为证明所言不虚，随手打开黑色公文包，拿出一摞材料，举过肩头说，现在略陈几例，以正前言：自抗战两年半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英勇作战，英勇牺牲，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弹药和敌人残酷“扫荡”的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战绩。叶剑英忽而把声音一压，亦悲亦壮说：两年半来，我军阵亡15000余人，负伤将士四万余人，抗日英烈血沃中华，鬼神惊泣。对此，委员长和统帅部多次通令嘉奖，电慰我军。
本次冬季作战，接到统帅部命令时，正值敌军对晋察翼各军区进行大“扫荡”。我军许多部队正在紧张的反扫荡作战，仍抽调15万兵力完成统帅部分配的作战任务。十八集团军将士经过周密布署，奋勇作战，共歼敌19000多人，生擒伪军1300多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而十八集团军却因此有8000多人的伤亡。
叶剑英从战略到战役战斗方面大量的事实，将顽固派对十八集团军制造的“游而不击、破坏抗战”的种种论调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历数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征服了不明内情的将领。
叶剑英紧接着讲关于磨擦问题。 叶剑英说：蒋委员长提出，军中有人制造磨擦，破坏抗战，此次会议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我坚决拥护，对制造磨擦者不能姑息迁就。但说我十八集团军难逃其责，却是不实之词，有混淆视听之嫌。必须加以澄清以明是非，以清责任。
叶剑英指出关于战区和集团军提的磨擦问题，这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为了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我方从政治上战略上提出对待这一问题的四条原则：
“第一、我们提出磨擦问题的目的是要把磨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求得磨擦的原因，求得正确解决的办法以消除磨擦，决不因此扩大磨擦。
第二、许多磨擦都是由于政治意见的分歧、战略思想的分歧和奸人的挑拨离间等没有及时正确解决所产生的。如果把磨擦的现象当成原因来看待，抹杀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略原因，仅仅从武装冲突本身来解决，问题不仅解决不了，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来看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许多磨擦发生的根源。抗战中各友军由于各种历史地理等等原因，确实存在着许多大同小异的特点。……
第四、我们和友军之间的磨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前提下所存在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换句话说，抗战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磨擦则是从属的，决不能弄颠倒了，更不应把局部磨擦有意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7]
至于各地的磨擦的具体情况，叶剑英一一加以分析。叶剑英的清析分析和有力阐述，让会场鸦雀无声。
这时，会议规定的30分钟发言时间到了，参谋次长刘斐急忙说：时间到了。一面拿着名单准备让下一个发言。叶剑英转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这时百名将军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
蒋介石知道不让叶剑英讲完，整顿军纪军令就失去了对象，众人不服。于是他只好让叶剑英把话讲完。
接着，叶剑英对历次的磨擦，摆事实，讲证据，说明十八集团军是如何发动群众抗战、如何对待友军、磨擦又如何产生等，说明八路军在磨擦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有力地证明了十八集团军不但没有主动制造磨擦，反而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忍让为先，忍无可忍方才自卫还击。
由于磨擦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
叶剑英说到：关于河北问题，昨天有好几个国军参谋长在会上一再诽谤攻击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候如墉、夏维礼等部，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
首先河北磨擦问题的起因是：河北沦陷后，许多军队和各级政府人员都退出了河北，本席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次面谒委座时，委座亲自指示本集团军组织几个游击支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我们执行这一指示，曾经组织了五个支队，分途进入山东、河北、冀东，经过许多大小的战斗，把敌人约束在许多据点里面，部分的恢复了河北的失地，建立了冀中冀南的地方政权，由当地民众举出贤能干部，主持县政开展斗争。国民党河北省鹿钟麟主席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河北的。开始我们与鹿主席关系很好，但自从张荫梧和一些特务工作人员打击我们的资料。磨擦就一天天强化了。在鹿主席的周围起了作用以后，情形就一天一天恶化了，因此我们有一些新的做法，不仅不为鹿主席所采纳，反而用来做打击我们的资料。磨擦就一天天强化了。
随后叶剑英将关于山西、陕北问题、破坏币制问题一一作了澄清和驳斥。
接着叶剑英把“球”扔给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总参谋长何应钦，说道：一月份国共两党谈判时，何总长表示凡是政治问题，都应由国共两党谈判解决。既如此，自然不是此次参谋长会议讨论的话题了。何应钦苦笑地算是认可了。
叶剑英的发言事实确凿，合情合理，与会的许多人越来越同情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纷纷抱怨国民党顽固派太不象话。
叶剑英话锋一转，神情激越，慷慨陈辞：现在大敌当前，抗日是第一位的，磨擦是从属的局部问题。决不能搞颠倒了，更不能有意把局部磨擦扩大为全国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突然叶剑英掷出了重磅炸弹说：但是张荫梧竟然完全不顾民族大义，勾结日伪进攻十八集团军。
蒋介石终于沉不住气了。大声诘问：“有这回事吗？”[8]
“有，铁证如山。”叶剑英寻找到最佳战机，发起猛烈的反击。叶剑英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叠文件，向会场中一扬说：当我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这是我军缴获的张阴梧勾结日伪的信件、命令和通报。我给大家读一下。
在叶剑英抑扬顿挫的宣读声中，何应钦等顽固派一脸的失望和败阵的羞愧，他们知道这场舆论战是绝无取胜的希望了。叶剑英宣读完了，还把文件递给主席台上的蒋介石，让其一一验看。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看完了一件，用劲扔掉一件，忍不住怒骂：“娘希匹，成何体统”。
蒋介石这一骂，会场情绪便动荡了。说之、议之、骂之、怒之。稍有良知和爱国心的将军都对张荫梧卖国求荣的行径感到愤慨。此刻同情心几乎都转到十八集团军方面来了。国民党顽固派成了真正众矢之的。
叶剑英在参谋长会上大获全胜。
演讲结束，几位将军不约而同推开椅子，起立致意。几十位将军跟着站起来致敬。会场活跃了，众人纷纷起立行注目礼。蒋介石、何应钦也不得不离开座位站了起来。
上百双眼睛注视着叶剑英。一比一百的胜利使叶剑英参谋长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肖正岗一看表，叶参座的演说足足讲了1小时30分钟。
叶剑英凯旋而归。陪同他去参加会议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肖正岗一跨进曾家岩周公馆的大门，就高兴得跳了起来，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向同志们讲起了叶剑英演讲的全过程，会场上人们情绪的急剧变化及与会人员的表情、状态。众人听罢高兴万分。
叶剑英这一战延缓了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间。从这年的3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几乎争取到了十个月的时间。董必武对此大发感慨：古有诸葛孔明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流芳千古。今有叶参座只身闯参谋长会议，出了个叶剑公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色啊！。
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连声称赞说：叶剑英立了一大功。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在叶剑英的演讲稿上批示说：“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讲演，此演讲得到了广大的同情，交与会代表传阅。”[9]
叶剑英在重庆出席参谋长会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的攻击和诬蔑，给以有力的还击，他动之以团结真情，晓之以抗战大义，历数八路军、新四军艰苦奋战的抗日战绩，征服了不明内情的国民党将领，展示出共产党人大智大勇的儒将风采。
五、 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979年叶剑英在阔别30余年后回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挥豪题写了“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10]的诗句，这是叶剑英对重庆岁月的真实感怀，也是红岩峥嵘岁月的历史写照。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尽管中共方面一再表示出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继续团结抗战的诚意，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停止制造反共磨擦。在华北、山东、华中等地接连制造了一系列袭击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严重事件。
叶剑英面对反共逆流，为挽救时局危机与返渝的周恩来一道多次与何应钦、白崇禧，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扩编以及作战地区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并向他们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械粮饷及医药卫生、交通器材供给应与中央军同等待遇等等。
1940年6月以后，国民党驻苏北的韩德勤部包围袭击新四军，切断交通，事态日益严重。7月，周恩来、叶剑英两次致函何应钦，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制止韩德勤等部袭击新四军，制止石友三集团军对第十八集团军的进攻。同时，叶剑英撰写的《第十八集团军抗战三年的几种统计数字》文章准备在《新华日报》发表，却被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无理扣压了。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及其他地区制造反共磨擦呈有增无减之势，叶剑英与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连串的谈判和斗争，并将所了解的顽军动态及时报告中央。
国际政治形势极大地影响着国内局势。1940年9月，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苏也签订协定，达成协约国。蒋介石身处国际几大势力之间，自感左右逢源，举足轻重，便有恃无恐，欲在国内再度掀起反共高潮。对于这种险恶形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都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南方局根据中央的部署决定把重庆整个党的组织由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10月，南方局进行内部组织分工，专门设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统委下分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个小组，分别由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蒋南翔、邓颖超负责，并专设“叶剑英工作处”。
当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达重庆慰劳和考察时，叶剑英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茶话会欢迎，并促成其访问延安。陈嘉庚一行从延安等地返重庆后，叶剑英又就国共两党关系和谈判情况再次与进行交谈，以争取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发出“皓电”，迫令八路军、新四军之各部队全部开到规定之作战地境内。为挽危局，叶剑英与周恩来等同志通宵达旦地深入分析形势，对如何答复“皓电”以及中共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的策略措施等，都及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建议。
就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到一年，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所指挥的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在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遇难。
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叶剑英和周恩来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迅速找到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刘为章，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急电制止”，同时向蒋介石发函抗议。叶剑英在回到曾家岩50号后立刻亲自给在上饶的国民党军将领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袭击新四军军部的暴行，上官云相狡辩说，这是“误会”，叶剑英驳斥说：什么误会？你们所讲的误会就是何应钦、白崇禧一手策划的阴谋！你们围剿了新四军军部，但是新四军的部队还在，八路军也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们要对后果负一切责任！
1941年的1月，在重庆的叶剑英为营救声援新四军，常常是废寝忘食，日夜奔波，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此时叶剑英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尽最大努力，还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迫害的问题，妥善布置后续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还亲自走访爱国民主人士，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等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同时叶剑英还专门去拜访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听取他的建议，以争取苏联的支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歪曲事实，掩盖事件真相。并扣检《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件真相的报道。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和欺骗宣传，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决定撰写一篇檄文，作为传单，秘密散发出去，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叶剑英立即召集军事组和其他有关人员共同研究，连夜赶写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高度概括了八个问题，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和阴谋。
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在山城重庆散发，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领导和努力下，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时局日益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城。叶剑英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50号的驻地，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特别是在1940年10月中旬何、白“皓电”事件之后，蒋介石密令手下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长钱之光回忆：“新四军军部被包围后，形势紧张得很，我们办事处也准备被包围，大家做好了进集中营的准备。”[11]
皖南事变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在红岩对大家进行气节教育。周恩来告诉大家: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但是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要随时准备反击反动派的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甚至被杀头！周恩来还特地给大家念了叶剑英为纪念方志敏烈士而作的诗：“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剑英毫无畏惧，针锋相对，进行了大量的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为获取准确的情报，及时掌握国民党反共投降、破坏捣乱的阴谋。叶剑英领导的南方局军事组秘密派遣打入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活动被敌发现，被捕后全部英勇牺牲。但他们的革命事迹鲜为人知，一直湮没无闻。1983年7月，86岁高龄的叶剑英听了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人员的汇报之后，激动地说“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随后几天叶剑英就这件事特意给中共四川省委复查小组写了证明：“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12]由此，张露萍以及与她联络的六位打入“军统”的人员，终于恢复了英雄本来面目，一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被誉为虎穴七英华。
皖南事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2月1日，叶剑英奉命从重庆飞返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1945年12月，叶剑英再度飞返重庆，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协会议并同国民党谈判，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定，并参加政协会议。1946年1月13日，即《停战协定》签定第三天，参加的政协会议叶剑英由秦邦宪接替。叶剑英奉命飞往北平，负责北平军调部工作，结束了他在重庆光辉战斗的传奇生涯。
（作者单位：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1] 《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纪略》，载《抗战》杂志，第32号，1937年12月。
[2]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
[3]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4] 《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5]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版，第5卷，第202页。
[6] 《平江惨案史料汇编》，1985年版，第138页。
[7] 《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274页。
[8] 《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9] 南方局军事组部分同志回忆、 雷英夫整理，《南方局党史资料》2期，第65页，《叶剑英舌战“群儒”》。
[10] 红岩革命纪念馆馆藏文物：叶剑英题词手迹。
[11] 《钱之光传》，1993年版，第238页。
[12] 《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上），1984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