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艳 谢晓雯

王维舟，原名天桢，1887年6月10日出生在四川东乡（今宣汉），1920年加入朝鲜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历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四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其革命历程充满了艰辛和传奇。正如谢觉哉同志在1942年王维舟56岁生日题写贺联所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会议的题词》中亲笔书赠“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一、乱世之秋，从戎救国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宛如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颠簸行进的破船。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迫使中国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绝境。而封建统治者只顾外媚列强，内压百姓。整个中国，各种矛盾加剧，百姓民不聊生。四川的宣汉县虽然是偏僻山区，但同样受到清王朝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87年6月10日（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九日），在大巴山区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王维舟出生了。其父王正启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毕生勤劳，靠耕种度日。其母徐氏，出生劳苦家庭，粗通文字，他们育有六个儿女，王维舟排行第五。王维舟八九岁时，靠父母节衣缩食，进了私塾，到十三四岁时，因连年灾荒，苛捐杂税繁重，家庭负债累累，被迫辍学，随父务农。19岁时，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宣汉县城里冉立三货栈当学徒谋取生路[1]。清王朝的腐朽没落，旧社会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使来自社会底层的王维舟认识到，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富国强民，仅靠自己奋斗是行不通的，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多舛，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只有反抗和推翻黑暗的旧社会，才能救国救民于危难。

为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1909年（宣统元年），王维舟决定去成都报考四川总督赵尔丰办的新军学堂。但因错过考期，只好另行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他的同学大多来自无地可耕的青年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失学青年，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适逢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王维舟与他们一起，积极投身到保路运动中。不料，四川总督赵尔丰竞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到王维舟，却使他深刻认识到合法的“文明争路”，无异将羔羊送入虎口，赤手空拳的请愿，只能任人宰割！被鲜血洗亮了双眼的他在脱险后，毅然回到家乡宣汉，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他与景昌运、宋更新、龚权山、刘事杰、冉雨生等十多人取得联系，以“东乡保路同志军”名义，推冉崇根为首领，以附近团练为基本队伍，建立新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并亲自从双庙场、双河场经胡家坝到晋光寺、南坝场、天生场等地巡视、串连和发动群众。仅半月响应者即达数万人之众。遂于1911年11月30日，率领了事先埋伏在城内的起义精壮部队，分头到西门、北门搜缴了守城的清兵武器，将城门打开，各乡镇起义军随即一涌而入，包围了县衙门、警察局，活捉了经征局长吴朝清。次日晨，起义军涌进县衙门，知事吴巽躲藏起来，经景昌运等人劝降，吴巽交出了印信、公物、文卷及枪械，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接着占领了整个县城，组织宣汉军政分府，冉崇根任参谋兼民军司令，王维舟任警备队长，因他熟悉帐务，所以又总理财政。12月2日，在文昌宫召开全县代表大会，一致赞成释放吴巽出境。东乡军政务府出榜安民，社会秩序井然。东乡即告光复。此后，王维舟就地整饬了队伍，颁布了加强巡逻、维持治安、保护工商等各条纪律，积极准备夺取绥定府（今达县）的军事行动。为了有把握夺取胜利，王维舟与大竹县蒲凸山“孝义会”领导人李绍伊商定，联合攻占绥定府，起义军围城十多天，府官广某（满族）在起义军声威震撼之下，被迫派人出城乞降。王维舟运用光复东乡的经验，缴获了清兵的武器弹药，勒令知府交出印信，拘押待审，达县宣布独立。

随着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爆发，全国各省的相继独立，四川省会成都也宣告独立，蒲殿俊就任四川都督。当时，“川东南有五十七州县，均已反正，响应和拥护蜀军政府”。对此，盘踞北京的清廷权贵开始疯狂挣扎，立派重兵反扑陕西潼关，企图先踞西北，再踞西南；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担心清朝跨台危及其在华利益，悍然派遣十六艘军舰顺长江驶抵武汉、宜昌，准备对付革命力量。日、俄两国甚至约定，伺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民族灾难的黑云又笼罩在了中国上空。面对如此情景，心情沉重的王维舟认为，达县地处前哨，应有首当其冲的思想准备。于是率领部队返回东乡，进行改编修整。他按照《孙子兵法》关于“运兵计谋，为不可测”的原则，精选悍勇士卒6000余人，改编为“北伐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并亲自担任大队长，严格训练，以求再战。为了应付不测，他又与部下商议，制订了经陕西北上的作战计划，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直捣幽燕，誓雪国耻”的口号鼓舞士气，决心推翻满清朝廷。

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利用民众力量反对清廷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势不可遏的革命潮流中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阻挠革命，滑向军阀专制。“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此后，各路军阀不仅为了割据称雄而连年混战，还在政治上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广大人民在饱受战火折磨的同时，还受到各种苛捐杂税敲骨吸髓的压榨，被迫重陷饥饿贫困、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四川人民武装起义所取得的胜利也无出其右。成份复杂的“保路同志军”，漫无目的地潜入成都城内，最终变成了一支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实力派人物尹昌衡乘机窃踞了四川都督宝座，与立宪派和同盟会右翼结为联盟。一手杀掉赵尔丰，借以蒙人耳目；一手镇压“坏分子”，企图扼杀革命。王维舟所指挥的北伐军也被迫缩编为约500余人的一个营，驻宣汉县。他改任宣汉县团练局长，任务是剿匪安民。其时，四川局势极为混乱，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每天都要发生多起。宣汉县更是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土匪蜂起危害人民。如此种种，使王维舟非常苦闷和彷徨。但当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蔡锷掀起“护国运动”后，出于民族大义，王维舟仍坚持以自己所率绥定府警备部队为基础，组建靖国军，进行反袁斗争。他与达县进步人士杨荫槐、洪秀生、尹守白等人，以武力推翻了达县拥袁的黄知事，率部攻克营山，击溃袁军钟体道部一个旅，又回师攻克宣汉县城，活捉宣汉县长李策安等一班污吏，军威大震。后又率部攻克开江、云阳、奉节等地，与北洋军吴光启部展开激烈战斗，并将其赶出了四川。大败袁系军阀王占元、吴光新部队，连克巫山、秭归、巴东、利川、建始等县城。王维舟的能征善战，和他治军严谨、爱民护民有密切联系。一次，其弟王大千酒后无故鸣枪，王维舟坚决要撒掉他的职务。虽经全团官兵多次请求，仍罚禁闭七天。1918年，王维舟奉命援陕，因前线失利，驻守万源城。那时，颜德基一部分军队、滇黔军溃兵和部分土匪在官渡湾、渚葛坝、王道坪、皮货铺、庙坡、大竹河一带抢劫扰民，王维舟闻讯，召集部下官兵，历数“兵匪一家”对人民造成的危害，提出“疟害百姓，如疟父母！”“不仁不义，天地难容！”“为国除害，为民造福！”宣布了军纪法规和惩奖条例，号召部下忠国爱民，合力剿灭散匪，并详细拟定了行动计划。他在自己部队的驻防地区杀一儆百，无情消灭胆敢窜扰的土匪、“兵匪”，设计拘捕罪大恶极的首恶，迅速颠倒了“人莫敢撄”的旧有秩序。同时，他还命令部下四处宣传，号召难民返回家乡，安心耕耘，同时张贴告示，明文规定不抽丁，不派夫，将人民负担减到最低限度……使得当地四境安宁，无一匪踪。军民同心，“枯木”变荣。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当他离开太平县防地时，一位皓发老者手拄拐杖，吟诗称颂维舟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老生活了七十年，未听世上说官贤，自从靖军来县地，拨开云雾见青天。”[2]

二、追寻真理，理想铸就

十年奋战，护国、护法之役虽胜，但由于军阀争地夺利，战乱不断，导致百姓仍然苛税繁重，民不聊生。王维舟一心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彻底破灭。他毅然与旧军队决裂，于1920年5月弃职离家，奔赴上海，另寻救国救民真理。王维舟到上海后，亲眼目睹了上海的革命斗争，亲身感受到了只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救中国。于是，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和革命实践中，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王维舟完成了一个由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逐步转变，并坚定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和追求。

1920年5月，他在金笠和李荣两位朝鲜同志的介绍下加入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投身于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各种革命活动中，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3]。1920年秋，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帝国主义举办的“远东运动会”上散发汉、日、英三种文字的传单，宣传爱国思想，历数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让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王维舟报名参加了这次行动。但在散发传单不久后即被大肆搜捕。王维舟趁乱跑出会场，果断转移被捕同志住所的秘密文件、进步书籍等。并在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不仅通过种种关系，找到孙中山先生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帮助营救，还化名许安平，以许持平兄长的身份先后五次到会审公堂为他辩护！但肖华清等七人仍被驱逐出租界，许持平下落不明。通过这次斗争，使王维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反帝决心。

1920年冬，王维舟经朝鲜旅华共产主义小组的批准，奉命赴苏俄学习。他在那里克服了苏联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等困难，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坚持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给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华工红军战士上中国文化课。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其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1921年底，王维舟等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回国，准备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翌年春，他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一起在北京组织了“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苏俄。即使在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年秋，他在上海仍然坚持战斗，独自开展革命宣传和给莫斯科的募捐救济。后因母亲病危，只好离沪返川，回家省亲。但王维舟回家不到三天，其母即不幸逝世。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尖锐地指出：“没有知识，工人是软弱无力的；有了知识，他们就有力量！”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列宁又及时发出号召：“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王维舟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深认同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决定致力教育，使学校成为“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为革命培养青年人才。于是，安葬母亲后，王维舟断然拒绝了四川军阀刘存厚请他出去当师长的邀请，选择在家乡创办教育事业。他将办在庙宇内的清溪寺小学，改名为“宏文小学”。又把自己家里的房屋献出一部分创办“新群女子小学”，并亲任校长，聘请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冉雨生、胡俊辉、尹素筠（女）等担任教师，将马克思主义和爱国精神融入各种教材之中，引导学生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文娱体育活动，力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除了购置风琴、胡琴等乐器，每周开一次音乐晚会，把朝会唱的旧国歌改为唱《国际歌》，开展网球、乒乓球、木马等活动外，还办了一个较大的图书室，陈列有《新青年》、《向导》、《创造周刊》、《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供学生阅读。王维舟还亲自创作了“宏文校歌”，歌中唱到：春风一绿清溪水，四望显巍峨，雄心为栋梁啊，宏文哺育我，少年努力挥天戈，夙夜勤琢磨，推翻列强战洪波，还我旧山河！越办越有生气的宏文小学吸引了清溪及附近丰城、桃花、普光、老君一带的广大青少年，闻讯前来学习的达三四百人。

秋去冬来，春辞夏至。1923年，在兴学育才的过程中，王维舟在宣汉清溪场创立了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4]，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小组逐步吸收了宋发裕、冉雨生、宋文新、尹素筠（女）、胡俊辉等人加入。王维舟还组织大家白天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尤其着重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夜间则分头去农村串连，访贫问苦，开办工农夜校，启发工农群众的觉悟，在履险而进的风浪中掀起革命的新高潮。

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后，1925年春，王维舟被组织上调到汉口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在武汉，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毛泽东亲自讲授的《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彭湃的讲课，给王维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为他以后在四川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年，经组织批准，王维舟由朝鲜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维舟受中央军委派指派，与高语罕一起前往四川，执行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开展统战宣传，防止四川封建军阀杨森叛变革命。当他按上级指示，运送一批给杨森以便换取其信任的枪支弹药到达湖北沙市附近时，却受到追随杨森叛变的夏斗寅部攻击，不幸被捕。但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终于死里逃生，并及时向军委汇报这一情况，使得留驻武汉的叶挺师、黄埔女生队、工人纠察队等有所准备，成功击退夏斗寅部进攻，武汉得以转危为安。后因湖南许克祥背叛革命，冯玉祥也投蒋，武汉形势每况愈下，局势急速逆转。尤其是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下，共产党员大量受到残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党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

三、出生入死，许党为民

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动摇王维舟革命的意志，他怀着忧国的悲愤和救国的抱负，毅然潜回故乡四川，开始了发动、组织川渝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艰难革命岁月，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高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回到四川万县的王维舟从比较熟悉且有群众基础的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带的城口、万源、巫溪等县入手，逐渐打开了革命局面。1928年元月，王维舟到四川开江普安场，建立了中共宣汉特别支部。随后又在邻近的广福、甘棠、长岭、天子店等地发展了党的组织。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王维舟在万县、梁山（今重庆梁平）、开县、大竹、城口、万源等地的许多学校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后，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建党、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不会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于是，在他的领导和四川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其他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党不仅加强了对工会、农会和群众运动的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会中培养积极分子，还大力选拔勇敢的青壮年建立武装小组，收集刀矛枪支，进行军事训练，打击军阀和地主豪绅，积极准备开展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他同从渝返乡的共产党员李家俊商议后认为，地处万源、宣汉、城口三县边缘的固军坝，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遂一致决定，为了充分利用李家俊自由的身份、保存革命实力，成立表面以李家俊为组长，唐伯壮、雷玉书为副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王维舟暗中组织起义准备事项。在组织群众发动抗捐抗税的同时，组织农会和赤卫队收集刀矛；策动原杨森部队的营长徐允士以及固军坝团总吴会治参加起义；派80多位身带短枪的青年干部从开江运来100多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1929年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农民武装，铁矿坝的工人武装，以及从梁山、开江县来的工会会员、农会会员，汇聚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发起了固军坝起义。在王维舟等发动和领导下的固军坝起义，不仅向川东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还竖起了党在四川领导的第一支红色工农武装的旗帜——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在川渝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川东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四川军阀刘存厚大受震惊，急派第三路（旅）廖雨辰部一个连，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5月12日，游击军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全歼敌人，缴枪30多支。白羊庙大捷后，游击军即在固军坝、白羊庙周围建立起纵横40余里的一块游击根据地。直到8月，廖雨辰率兵反扑，游击军才主动撤离，移至外线作战。11月初，游击军再次攻克白羊庙、固军坝。11月中旬，刘存厚又派宣汉驻军吴建臣等两个团，出官渡攻打固军坝，对游击军进行“围剿”。这时，由王维舟派去打入敌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冉南轩，策动驻守宣汉县天生场的一营哗变起义，跑出一连人马，携带着80多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刘存厚大为震动。与此同时，在宣汉王家场、明月场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员李光前、邓延刚，在王维舟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组织起一支武装队伍。游击军由于得到冉南轩、李光前两支队伍的配合作战，给宣汉敌军以严重威胁，迫使敌人将进攻固军坝的军队撤回，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29年冬至1930年春，游击军在王维舟等人领导下，乘军阀刘存厚部内讧之机，乘胜将革命浪潮扩大开来，积极发展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他们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成立了县农会，各区、乡也相继成立了农会。游击武装发展到1000多人，分三个支队，同敌军四个团以及万源、宣汉、城口等五个县的民团作战，先后打下万源的石塘、铁矿、白沙，宣汉的厂溪、官渡、樊哙以及城口的双河、余坪、固溪、明通等地，使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扩大到五个区20多个场镇，共1500多平方公里，革命声势震惊成都。1930年4月，刘存厚在平息了内讧之后，再次调集一万多人的兵力，对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时，由于省委领导机关几次遭到军阀刘湘的“特务工作委员会”的破坏，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惨遭杀害，李家俊被省委调走。加上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被迫南渡长江，离开根据地去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当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时，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终因敌众我寡遭受失败。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武装斗争暂时进入了低潮。

敌人的残酷和战友的鲜血，进一步使王维舟深信，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激情与狂热，更需要坚韧和持久，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重整旗鼓。于是，王维舟又回到川东，信心十足地在开江县任市铺、广福场等地，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王维舟率起义部队，与由石怀宝、蔡奎等领导的有600多人、400多支枪的虎南游击队，共产党员李光华、李次华、李维领导的梁山太平乡壮丁队，以及王一贯领导的梁山龙沙乡壮丁队，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李光华任纵队总司令，王维舟任副总指挥，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新军成立不久，军阀刘湘即派驻忠县的陈兰亭师、驻梁山的王致义师进行“围剿”。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避敌精锐，转移至忠县黄水坝，恰遇陈兰亭部堵截，遂在沙河场与敌展开激战。在这紧急时刻，游击纵队干部在忠县后山黄金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时，由于受党内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多数同志误认为：一个中心城市胜利即一省胜利，一省数省胜利即全国胜利。王维舟却发言说“我们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现在游击队刚成立，都是新武装起来的农民，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政治动员，领导上也缺少思想准备，冒险远征作战恐怕是不行的。”[5]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省委代表坚持东征，并一再强调：“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组织必须服从”。[6]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8月4日，部队南下至忠县的石宝寨渡过长江，进抵石柱县西界沱，与活动在涪陵、丰都、石柱边界的，由赵启民率领的一支游击队伍会合。整个游击队进至石柱县西罗坪时，由于连日长途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不料，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六个民团近万人的包围，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到惨重损失，李光华、李次华受伤被俘，后被害于丰都。王维舟带余部在“八德会”武装的掩护和帮助下，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王维舟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平、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重建根据地。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00余人枪的游击队伍，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

为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新组建川东游击队，1931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发动第三次起义。开完会后的王维舟在绕道万县回宣汉的途中，暂住由宣汉迁来的长兄王佐卿家楼上，等待游击区来人护送去根据地。但当时他不知道的是，刘湘早已在四处张贴榜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他，直到第二天黄昏，王维舟到盘龙石公园散步，正为路上军警密布、戒备森严而纳闷之际，忽遇在旧军队任职时结识的副官长李培之并被告知，他到万县的消息已有人向驻军长官王陵基告密，其兄王佐卿家已被里外搜抄。王维舟当机立断，立刻潜至在旧军任职时的一位好友李重仁的父亲钱庄内，连夜化装成妇女怀抱婴儿，坐于轿内，前面打着钱庄灯笼，越过警戒线，到达后山蔡花寨，潜伏于一户与李家相好的农家，三天后终于与红区交通员接上头，并被护送至梁山、开县、达县交界的根据地，逃过一劫。

根据省委指示，第三次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破仓分粮，训练农村青年，扩大游击武装力量。王维舟以幸存的同志为骨干，迅速重建川东游击军，并在宣汉、开江、开县三县交界的六厂坪（后移驻宣汉芭蕉场大山坪）成立总指挥部开展工作。此时，历经革命血与火考验的他深知，必须从前两次游击军遭受的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王维舟及时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的错误；并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王维舟在谈到以后的工作时强调指出：首先要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要在我们的辖区，普遍成立县委，建立支部，培训干部，开展宣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农协会、妇女会、基干游击队，抗租抗捐，劫富济贫；对于各地保长、甲长和土豪劣绅，要争取利用其中的多数，打击、镇压少数顽固分子；要准确掌握敌情，灵活使用兵力，以夜间作战为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发挥优势，消灭敌人！最后，他还鼓励战友们说：挫折和痛苦，常常是希望和幸福的先声。会后，指挥部决定，对分布在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地的游击队进行了改编，分三个支队，分三路发动、组建。第一支队长蔡奎，第二支队长谯长吉，第三支队长由王维舟亲自兼任。第一支队首先在达县万家坝一带进行组织。王维舟通过在开江县广福场一段时间的活动，从被撤掉团总职务的曾敬孙、李介眉那里，搞来步枪六七十支，武装了这个支队。但出乎意外，第一支队因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只在那里活动了两个多月，就被反动富农分子金长毛叛卖。他勾结官兵，又对游击队放毒，趁战士们昏到时，突然将游击队包围、屠杀。蔡奎虽被一农民救出，不久仍遭杀害。这一失败让王维舟等带领的另外两个支队更加谨慎稳妥行事。按原订计划，他们在以芭蕉场、峡口场为中心，东起梁山虎城，南抵达县南岳、黄部、大树，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起城口，方圆300余里的游击区，积极壮大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派；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破仓分粮；停止盲目暴动，极力避免阵地战，开展游击战争，运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不断扩大根据地，使川东游击军武装斗争的旗帜再一次高高飘扬。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党和王维舟的正确领导下，川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又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游击军队伍迅速壮大到了2000多人，在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根据地里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文化补习夜校等革命组织纷纷成立并迅速发展。但形势的良好发展并没有使王维舟失去对反动派的警惕，他从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疯狂“围剿”中清楚地看出，反动势力的全面反扑必将愈演愈烈，以鲜血换来的果实，必须准备以血的代价保卫。游击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震撼了实行反动统治的四川军阀，引发了他们的大肆围剿。一方面，他们在游击队总指挥部附近的清溪场、南坝场、芭蕉场，经常驻扎一营人或一团人，配合当地的保甲长、团丁及敌特，到处侦察游击队和指挥部的住址，并步步为营，到处清剿。另一方面，在各个乡镇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十万元捉拿王维舟。总指挥部根据敌我势态发展情况，调集各地游击队主力，采取灵活战术，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办法，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麻雀战和夜间战，打得敌人进退两难。尤其是王维舟带领游击队成功奇袭清溪场恶霸符吉宣一事，更是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更进一步巩固了游击军的发展。对此，刘存厚又怕又恨，增派第二师来到宣汉县东北地区，加强“围剿”力量。但在宣汉铜鼓石一战，游击军在王维舟的带领下，不仅将刘存厚增派的第二师击溃，还活捉了刘存厚的表弟，匪军上校团级副官、南坝场禁烟局长陈炳章，刘存厚知悉表弟被俘，又惊，又气，又羞，又恼。盛怒之下，他派出大批军队、暗探，寻踪搜捕，企图侥幸得手，强行夺回。城乡四境，呈现着一片白色恐怖。对此，王维舟没有丝毫害怕和退缩，他冷静地根据敌人动向，灵活使用声东击西战术，指挥游击军巧布迷阵，惑扰敌军。致使刘存厚到处扑空，黔驴技穷，只好被迫施用“软”招，派遣副官设法谈判，表明愿出五万元现款，赎回陈团长和四名亲兵。听到这一消息，不少游击队员成群结伙，到总指挥部哭诉血海冤仇，请求亲手处决这位昔日的杀人凶手，王维舟慎重考虑后，从顾全革命斗争发展大局出发，耐心细致地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以人质换取了刘存厚的五万块大洋。这一事件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威风，振奋了游击军的士气，极大地增强了群众反抗压迫、参加革命的热情和信心，他们开心的唱着：月几圆，月儿高，游击军，打豺狼，打得恶煞哭丧脸，打得凶神喊爹娘，咿儿呀，呀儿咿，世界翻了个，豺狼断脊梁，咿儿呀子哟。在当时川东游击军的根据地，“宣汉有个王维舟，领导穷人杀瘟牛，杀了瘟牛炖汤锅，老蒋气得泪长流”这首民谣更是广为流传，充分反映了王维舟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多么深入人心。

1932年12月，正当四川军阀混战于川西，而川北防守空虚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涉过汉水，越过巴山，进入川北，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消息传来，川东游击军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莫不兴奋异常。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马上派人前往红四方面军联系，但数次都杳无音讯，派去的人也不知下落。作为游击军总指挥和梁、达两县军委书记，王维舟除了焦急之外，还比别人想得更多、更深、更远。在他看来，革命力量的聚会，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反动势力猖獗的结果。自从1920年实行“防区制”以来，四川的军阀混战从来没有停过。最近爆发的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争霸”战争，更是牵动了全省的大小军阀。正是这种充满罪恶的祸乱，加速了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如果能够早日与红军会师，必将会更加有效的消灭敌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于是，王维舟又派蒋群麟再次前去与红军联系。半月以后，蒋群麟风尘仆仆地返回驻地，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红军主力即将东渡，发动宣汉、达县一带的战役。

为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扩大游击根据地，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川东军委和梁、达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游击军。在红军入川和各地革命浪潮高涨的影响下，川东游击军在1933年夏秋之间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随即进行改编：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任川东游击军总指挥，冉南轩任第一支队长，王波任第二支队长，蒋群麟任第三支队长，积极活动于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开江、开县广大地区，牵制四川军阀刘湘、刘存厚两个师的兵力。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乘胜进军，不仅粉碎了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开拓了纵横两三百里的根据地，部队由四个师改编为四个军，还准备发起仪（陇）南（部）战役。为配合红军行动，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主动发起进攻，频繁袭击达县、宣汉之间的双庙场、马渡关、元山场、清溪场等地的敌军，对刘湘援军和刘存厚部下廖雨辰师实行钳形包围，并在南坝场、峰城场顺利击溃敌人两个团。看到大势将去，刘存厚只好放弃宣汉，连夜南逃。知悉这一消息，王维舟当机立断，指挥游击军和当地群众一万多人，埋伏在宣汉县三河场上游渡口马立爪至围竿岭下的龙王头沟一带，成功发动袭击，不但消灭了一连敌军，还缴获了装满枪枝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的十几条船。革命武装力量获得了进一步的壮大。10月，红四方面军在赢得了营（山）渠（县）战役胜利后，乘胜向宣汉、达县方向推进，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有力地配合红四方面军组织的宣（汉）达（县）战役。在宣汉南坝场，游击军包围了廖雨辰从万源溃败的八个团的兵力，相持一周后，在许世友的增援下，不但全歼原有敌人，还将敌方增援的两个团一网打尽，取得了宣达战役的彻底胜利。整场宣达战役，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敌刘存厚之第23军遭到重大打击，其中六个团全部或大部被歼，红军生俘其正副旅长各一人，团长三人及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炮三门，子弹500万余发，电台两部，银元五万余个，棉布20万匹，棉衣两万余套，其他军用物资无数；敌刘存厚多年经营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全套设备，均被缴获。这场战役的胜利，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使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川陕苏区向东扩展300余里，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战役中缴获的大量工业设备还大大推动了根据地军工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当时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维修等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而红四方面军入川作战的这一巨大胜利，与王维舟等组织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有力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朱德在《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一文中指出：“有着这一批川东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的扩大起来。”

革命的胜利让群众欢天喜地，参加游击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很快，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到16000多人，成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下辖三个师（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原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红三十三军军长，原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治委员。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将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12月，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刚成立的红三十三军，立即投入到了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酷烈战斗中。王维舟指挥全军，担任左翼阻击任务，随着战局的发展，负责从宣汉县芭蕉场到开县樊哙长达400余里的警戒线。为了确保阻击胜利，王维舟和副军长罗南辉亲临前线指挥，逐一视察阵地，鼓舞士气。并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宣讲战争形势和阻击意义。敌人原本以为红三十三军成立不久，新兵很多，肯定不堪一击，因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那知这支由翻身农民组成的、以经过战争严峻考验的游击队员为骨干的军队，却怀着对军阀的深仇大恨，一方面整编，一方面作战，非常有力地抗击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在开县、宣汉间的杨柳关一带，在开江高桥一带，红三十三军都勇猛地击溃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与敌王芳舟部及廖雨辰部对峙20余天。就在红四方面军发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部署下达以前，还曾发起最后一次反攻，把敌人赶出几十里外的开江三口、湿塘井一线。当奉命撤至南坝、前河以西一线时，仍节节阻击，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后来在厂溪、官渡、固军坝等战斗中，又歼灭敌主力三个团。其中王维舟组织指挥三十三军从容退“神兵”的战斗事迹更是为当时的边区人民津津乐道。它不仅粉碎了“神兵打不死”的鬼话，还打通了从长坝到万源的道路，对巩固川陕苏区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红三十三军为此受到了川陕省委的大力表彰。所谓“神兵”，指的是以土匪王三春为首的几支反动地主武装，他们占山为王，各霸一方，经常信神拜佛，愚弄百姓。1934年初，王维舟率军在城口坪坝、庙坝一带扎下营盘。正当他们在城口同敌人鏖战之际，忽然听说在青花溪、长坝、中溪一带出现几股“神兵”，借助山大坡险、林密草深的地势，专门袭击红军驻地和红军运粮队，昼伏夜出，神出鬼没。他们还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孝义会”、“大刀会”、“扇子会”、“大本团”、“圣母团”等反动会道门，说什么他们“真神护身，打不死”，“念神咒、喝圣水能炼就刀枪不入、斧劈不伤之身”，“红军的机关枪打不响”等等，传得神乎其神，致使当地人心惶惶。殊不知，王维舟在川东游击军时期，早有打反动“神兵”的经验。他一面向广大群众宣传科学文化，破除封建迷信；一面发动了对会道门头子及其巢穴的歼灭。他让副军长罗南辉、九十九师师长王波率领一支专打“神兵”的部队，经罗文坝、王坝、清花溪，沿宣汉后河再到万源县全境及城口县城下，横扫一个多月。每战必胜，打死打伤“神兵”和土匪武装无数，仅俘获就有3000多人，极大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灭了“神兵”的威风，清除了苏区之患。百姓皆拍手称快，说王军长是“神兵”的克星，敌人却惊呼“红军是天兵天将，王维舟有破神法，‘神兵’不灵了！”[7]整个川陕保卫战中，红三十三军广大指战员在王维舟带领下，不仅积极参加正面作战，坚持战斗八个多月，歼敌数千，有力地阻击了陕军南援，确保了红四方面军后方安全，而且在严重缺粮情况下，还筹集粮食供应兄弟部队。在占领城口和镇巴部分地区后，更是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不但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还在川陕边境的许多县、区、乡、村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群众团体、武装组织，为阻挡敌人的进攻筑下了坚固的防线，为红军粉碎刘湘六路围攻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要职的张国焘，不仅不采纳王维舟的很多正确建议，不信任红三十三军，不支持配合其武器、弹药补充，使其几次处于孤军奋战、被敌包围的困境，还推行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政策，拘禁审查许多红三十三军的革命同志，甚至杀害了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300多青年干部，给红三十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中，在宣汉双河场召开达县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即以“审查代表成分”为借口，将川东游击军干部黎时中、龚堪庸、龚堪彦、王荣澍、牟永烙等70余人逮捕杀害；又以调动工作为名，将达县、宣汉及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郑廷壁、修焘、王心敏、王心正、任俊卿、高继升等五六十人，分送各县保卫局处决；假借通知参加巴中“军事会议”为名，将与王维舟并肩战斗过的原川东游击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蒋群麟、冉南轩活埋；从火线上撤换调走军政委杨克明以及团、营、连、排干部共50多人，除杨克明、杨正坤得到幸免和营救外，其余均下落不明；在宣汉冉家垭口，将二九五团团长吴某与副团长邓某及连级干部五人妄加杀害，就连15岁就参加红三十三军、时任二九五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没能避免。幸好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生命威胁亲自到二九五团处理问题，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该团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张国焘等人的倒行逆施虽使王维舟极为痛心，但不管如何痛苦和无助，王维舟仍坚信革命前途，坚信党中央最终会给川东优秀儿女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不但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还教育部下要“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决不悲观失望，决不灰心动摇，决不掉队落伍”。

1934年11月中旬，王维舟随总部徐向前去巴中清江渡参加军事工作会议。会上，徐向前作了军事报告，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主张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张国焘则提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南发展的错误主张。此后，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一二月间，王维舟被派到总部参加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的指挥工作。3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在西岸共有川军53个团的兵力，布防600里，筑有坚固工事，扼守险要地段，阻遏红军向西发展。渡江战役即将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顶着张国焘的压力，起用一直受到其歧视和排挤的王维舟。王维舟和徐向前、王树声在西线嘉陵江沿岸寻找渡江点，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嘉陵江上下数百里，发现苍溪县附近的塔子山山多隘险，敌人虽在沿江修筑了很多碉堡，但防守兵力薄弱，实际上只有四个营的兵力。于是决定在苍溪城南与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江。部队先在苍溪后山凉风垭下小河边制造了30多只木船，每船能容一排人，渡江前夜，将木船秘密运到塔子山小溪口。3月28日渡江战役打响后，王维舟在塔子山上指挥炮兵，王树声在江边指挥突击队偷渡。两人并肩作战，相互配合，当木船快接近对岸时，才被敌江防部队发觉。王树声即电话通知王维舟下令开炮。山上的24门迫击炮，向早已测好的目标猛烈射击，掩护渡江突击队登陆。在数路大军的猛攻下，敌人惊慌失措，全线江防土崩瓦解。胜利渡江之后，红四方面军横扫嘉陵江西岸敌据点，半个月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潼、青川、江油、平武、中坝、北川等地。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正向北川、平武、碧口川甘边推进时，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张国焘，却慑于敌人的“川陕会剿”，擅自率领后方机关和红军撤过嘉陵江，放弃了老苏区，迫使红军经茂县西渡岷江，进入理县境内的杂谷脑少数民族地区。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更是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在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轻视、谩骂中央红军，对下级干部、战士采取军阀主义作风，使中央红军处于极难忍受的境地。对于张国焘的这种错误行径，红三十三军广大指战员心中充满了不满。鉴于一贯受张国焘歧视、怀疑，无发言权，王维舟在忍辱负重的同时，更是十分忧虑，担心如此下去，会分散革命力量，对革命事业不利。不出所料，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导，我军在名山县百丈关恶战中伤亡惨重，红三十三军回头北上，1936年1月到达丹巴后，更是仅剩三个团2000余人，完全名存实亡，只好与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在中国革命史上，红三十三军从一支地方游击队发展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个正规军，是当时全国少有的一个县独立组建的红军军级建制。[8]尤其它历经三年艰难困苦的岁月，战斗足迹遍及祖国西部大地，写下了永载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这一切均与王维舟的心血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1936年冬，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的王维舟，当面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红三十三军的种种歧视的罪恶事实。毛泽东认真地倾听后，认为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所遭受到的不应有损失，应“待将来时机成熟后，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暂时保守秘密。”[9]此后，王维舟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四局局长。1937年1月，他又随中央直属机关迁到延安，进红军大学学习，并积极参加了中央领导开展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特别是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团以上干部和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谈体会，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等职，承担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巩固八路军总后方的任务。面对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王维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方针，向部队和陇东人民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主动率领抽出的七七0团开赴大樵山脉创办农场，向荒山进军，向土地要粮食。仅一年功夫，他和所率领的部队就获得了农业大丰收，解决了全旅指战员的吃饭问题。王维舟还组织了运输队，到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去驮盐，解决了部队和边区人民的食盐问题；又以盐换布，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发动指战员自己动手，建造各营宿舍、教室、阅览室、俱乐部、浴室、理发室和公共体育场等。经过他们几年的辛勤劳动，荒无人烟的大凤川变成了土地肥沃、禾苗茁壮、绿树成荫、交通方便的小江南，极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同时，王维舟在陇东的八年，始终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儿子和学生，关心老百姓如亲人，被陇东庆阳一带老百姓称为“王善人”。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充饥。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后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建议让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让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王维舟“大善人”的名声就在方圆百十里的群众中传开了。多年以后，王维舟“善人”的美名仍在流传，很多陇东人提到他仍是热泪盈眶，记忆如新。[10]

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在全国人民要求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时，国民党反动派却挑起内战，妄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危急关头，为了掌控西南大局，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党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并任命王维舟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协同省委书记吴玉章去重庆开展工作。1946年3月，王维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中央的这一重托，带领全家秘密前往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一方面与宋庆龄、冯玉祥等人经常保持联系，团结各界爱国进步力量，商讨力挽狂澜的大计。另一方面，面对反共事件迭出不穷、愈演愈烈的险恶局势，王维舟日夜奔忙，积极发动重庆和四川的群众参加反内战革命斗争。此外，为了在南方局东迁后，党能继续有效地领导重庆这一西南政治中心及西南地区的统战、军事和群众工作，继续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并在南京局领导下协调西南四省（川东、川康、云南、贵州）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公开四川省委。对此，王维舟不顾个人安危，欣然领命。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最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向中外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并将王维舟等介绍给记者们。王维舟与吴玉章一起，领导省委同志坚决继承南方局留下的事业，一面继续加强统一战线，发展群众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与美国勾结、卖国独裁，一面加强党的建设，以稳吸收、逐渐扩大的方针发展党员，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经过认真思考，面对重庆国统区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局面，王维舟等决定把争取中共四川省委事实上的合法地位列在议事日程的前面。于是，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设法扩大四川省委的影响。1946年5月19日，在重庆北碚冯玉祥召开的张自忠殉国纪念会上，王维舟等人以省委名义送了一幅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并将挽联挂在灵堂中最显著的位置。不知是挽联引人注目还是内容进步，重庆舆论顿时哗然，《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等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他们的这一行为，一方面抨击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另一方面又为省委的公开争取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但这立即惹恼了国民党当局，当时的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更是如临大敌，立刻专程责问王维舟和吴玉章。对此，他们平静地指出：“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说各党派可以正式公开，四项诺言有此一条，我们公开是有根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党，我们有办事处有报馆在这里，有党员应有的组织；我们公开，在重庆有这个必要，其他地方无组织，也不搞组织。”[11]张笃伦被驳得哑口无言，怏怏而去，进而中共四川省委的公开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默认，逐渐发展成了屹立在反动派经营多年的雾都这一老本营中，党与人民追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灯塔。他们高举和平、民主的正义旗帜，传播革命真理，教育、激励人民，加强与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交流与沟通，大力促进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团结和合作，积极推动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这种局面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看到的。尤其是熟悉川军将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重返故里，使国民党当局更加惶恐不安。他们不仅加强了对中共四川省委办事处的监控，使其门前屋后军警岗哨林立，便衣特务随处可见，还在各大报纸上大肆造谣，今天说王维舟已到川北打游击，明天说王维舟要在重庆搞武装暴动，为加害王维舟制造舆论。面对双方的激烈对峙，王维舟没有惊慌失措，在坚守革命阵地的同时，却也没有掉以轻心，做好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变的准备。1946年7月，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王维舟和吴玉章正与工人和学生代表谈话，商讨民主运动的有关事宜，一名办事人员忽然从门外进来，递上一份红纸请帖。他注目一看，原来是重庆市长张笃伦邀他们前去吃饭，面对这个居心叵测的邀请，王维舟却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镇定自若地应邀前往。吃饭中，面对张笃伦的一脸愠色，王维舟语声铮铮地说：“不论什么政府，都应代表民众意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双十协定》是怎么说的？贵党现在又是怎么做的？打败日本是为了反对侵略，挽救危亡；打内战又是为了什么？中国的问题，用武力能解决吗？”[12]将其呛得面红耳赤，只好恼羞成怒地传达了蒋介石公开下令限王维舟三天内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的命令。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搞兵变暴动的专家，绝对不能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否则将给国民党当地势力构成极大威胁。党考虑到王维舟的安全，也为了便于保存实力应付更困难的局面，决定王维舟撤走，并疏散大部分同志。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又故意刁难，不给王维舟签发出走的飞机票。为此，吴玉章专门去找国民党要人张群说理。张群第二天送飞机票给吴玉章时说：“王维舟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王维舟及其一家，被国民党派专机送到南京，软禁起来。两个月后，经周恩来再三交涉，才与全家乘专机返回延安。回到延安的王维舟奉中央命令，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役及善后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开创局面，丰碑永耸

新中国成立后，王维舟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故乡，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竭尽所能地开拓西南新局面。

1949年，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南地区已成了国民党盘踞在大陆的最后一块营垒。为尽快取得西南战役的完全胜利，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把解放大西南和建设大西南的历史重任交给了以邓小平、王维舟等为首的西南局。当时的西南，政局混乱，经济凋敝，民族矛盾丛生。“问题至为复杂”。因此，能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条分缕析，把握主要矛盾，制定相宜政策，成了西南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计问题，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逐步实现西南地区团结、稳定的新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和长期战争的破坏，西南地区整个国民经济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在农村，一方面，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土地集中占全国之最。据调查，重庆市的十区十八保，地主占有土地总数95％；另一方面，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减少，许多主要产品如食油、猪鬃、桐油等既减产又卖不出去，盐业由于成本高，市场小，销售停滞，也受到破坏，饥慌时常袭扰着贫穷的农民。在城市，一方面，西南尚未全部解放，匪患严重，交通阻滞，流通不畅，生产物资难以运进，产品销路狭窄，许多工厂没有原料，没有销路，大小工厂停业关闭达800家，工业总产值仅三亿元；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和投机商人的兴风作浪，造成了物资奇缺和严重的市场混乱，失业人口、半失业人口和无业游民激增。邓小平讲：“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如果不好好解决这200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

二是如何处理好影响团结、稳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复杂的政局中掌握主动权。一方面西南地区各种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自民国以来，西南各地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军阀不仅在自己的地盘上鱼肉百姓，而且彼此间权力倾轧，混战不断，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在西南各地驻军，妄图凭借国民党十多年的法西斯统治基础负隅顽抗，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加上西南地区本身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相对于全国来说，尚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广大农村土匪横行，帮派林立，流氓滋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约有1000万之多，占全西南人口总数的1/7。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众多的部落。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不同、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各民族间有着很深的隔阂。

解决好以上课题，要求在策略上，必须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中的积极因素，努力化解消极因素。王维舟同西南局领导贺龙、刘伯承等一起，以战争年代的拚命精神向困难宣战，团结全区各界人民，改造农村，建设城市。在农村，他们团结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等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接管农村后，立刻着手做好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组成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逐步稳定地消灭封建势力；分三期稳步推进土改工作。伴随土地改革的胜利，农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土地问题和社会秩序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农村的生活发生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变化。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得到了发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村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团结、稳定的新局面。在城市，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定，王维舟领导下的西南局有计划地开展了重建工作：一是平抑物价。他领导在重庆市的党政机关，把从上海等地购回的大量生活必需品，从川东运来的大批粮食，通过国营公司连日大量抛售，从而有效地平抑了物价，打击了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安定了民心。二是肃清反革命。在加强工会工作的同时，严格区分反革命分子和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人。三是发展工商业。不但合理调整工商业，还针对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作用。同时，王维舟还领导西南局，对当时“就像一座豆腐方方迷宫”的城市成都，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俗称“山高路不平，老鼠满街跑，臭虫咬死人”的重庆进行了大量改造，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经过改天换地，解放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凄荒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常常十天半月不见的地方，就耸起了厂房，烟囱如雨后春笋般的钻入天空，就在这人民自建的厂房中，生产着大量的钢铁、机械、布匹、手风琴”，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保证供应，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百业齐举的新局面。

同时，王维舟深知，要把西南建设好，就要消除民族隔阂，搞好民族团结。因而，他一直在西南地区坚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多次亲临民族工作一线，为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一是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使大家端正思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二是研究落实民族政策的具体措施，要求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既要坚持依靠少数民族上层开展工作的原则，又要讲究工作的策略，组织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和群众代表去全国各地参观，开阔眼界，消除疑团；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偏远，商品流通较难的现实，亲自深入基层，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并鼓励各少数民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四是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支持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兄弟民族自己当家做主；五是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针对西南各省大多数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本民族知识分子干部的状况，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青年深造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各种少数民族人才，使党的民族工作成为有源之水。1951年，65岁的王维舟，还常常住在西南民族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力求将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做好，甚至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13]。通过王维舟及其领导的西南局的种种努力，西南地区迅速、有效地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王维舟更是被称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14]

1956年，王维舟奉调进京，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同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大”以后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当中，他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性原则。“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八旬，仍遭到迫害，被抄了家。但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傅钟上将、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中权等老同志。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心，加剧了王维舟的病情，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逝世，终年83岁。

王维舟同志的一生，历经坎坷和风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都对党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坚韧不拔，对敌坚贞不屈、英勇善战，对人民感情深厚、鞠躬尽瘁。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做不懈的斗争。革命先辈建伟业，红军精神励后人，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已尘封在历史长河中，但王维舟同志廉洁自律、一身正气的人格魅力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智勇坚定的革命风范，将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他爱党爱民心如火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1]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2] 冰昆：《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3] 晓英：《王维舟：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载《党史博采》，2010年第11期，第28页。

[4] 晓英：《王维舟：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载《党史博采》，2010年第11期，第29页。

[5] 冰昆：《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6]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7] 郑和明：《王维舟从容退神兵》，载《今日重庆》，2011年第6期。

[8] 王顺模：《红三十三军的悲壮历程》，载《中国老区建设》，2013年第11期。

[9] 邓寿明：《忍辱负重赤胆忠心——长征路上的王维舟》，载《四川党的建设》，2005年第9期。

[10] 曹广田：《王维舟在庆阳》，载《民主协商报》，2005年4月15日。

[1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特委、省委文件．1940-1947年）》（内部编印），1989年版，第564页。

[12] 冰昆：《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13] 罗布江村、赵心愚：《革命先辈建伟业红军精神励后人——纪念西南民族学院第一任院长王维舟同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14] 向守志：《毕生奋斗清如水，耿耿忠心照月明——回忆王维舟同志》，人民日报2008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