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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书:批判极端“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

2017-05-17 11:02:27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内容摘要: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李大钊、瞿秋白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把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动因,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律,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将中国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位。

  关键词:李大钊;批判;陈独秀;历史主义;西化;文化;瞿秋白;历史虚无主义;尊重历史;进化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常给人以极端反传统的印象。这显然有违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初衷,因为他们批判传统,绝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老祖宗,而是为了鞭策自身,让我们的民族“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这种由文化觉醒而产生的现实关怀,决定了他们对极端“西化派”所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

  陈独秀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国家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我们要反对资本家的国家,拥护劳动者的国家。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针对极端“西化派”中“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

  针对极端“西化派”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批评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

  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对“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其本身旧有观念的自我否定。正是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许因为有此经历,李大钊、陈独秀能更深感受到虚无主义之危害。李大钊说:“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陈独秀则严肃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反思,既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知识青年科学人生观之养成。但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出去,还必须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史学实践予以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李大钊指出:“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据此,瞿秋白则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问题。他指出: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变动,“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这实际上是为中国学术研究确立了历史主义的指导原则。

  第二,从经济上考察历史的动因与规律。李大钊指出:许多政治现象,“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因为政治是次级的,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这便是“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文化现象更是如此。瞿秋白指出:“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李大钊、瞿秋白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把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动因,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律,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将中国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位。

  第三,尊重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李大钊指出:“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连的永远性”;“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杖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因此,无论是厚古薄今的“厌今”派,还是薄古厚今的“乐今”派,其观点皆不可取;“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由此可见,尊重历史之连贯性和继承性,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等人坚持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辩证的“时空观”,阐发唯物的“历史观”,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批判传统但不数典忘祖,尊重历史但不故步自封。正如陈独秀指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这也许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给今天最大的历史启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我们只有继承这种“创造的精神”,才能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创造出更大业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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