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指出，英雄是为了人民利益献身的高尚群体，是社会的主流符号，否定英雄其实就是在否定社会主流价值观。而否定英雄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切入点，其目的是进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颠覆，以此来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共执政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是剥夺民众对党和国家、对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认同感，通过搅乱大多数人的思想，使其丧失判断力、丢掉立场，进而与党和国家的目标逐渐背离。历史虚无主义猖獗是国外国内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入侵中国意识形态最便捷的突破口

　　乔良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有深刻的国际背景，面对国力不断增强、GDP世界第二的中国，西方世界难以适应。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衰落，并认定这一衰落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为了延续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中国制造麻烦，扰乱中国周边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让自己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用所谓普世价值的解释权，打击中国。在这方面，美国的手法甚多，“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心策划，由来已久。

　　“这项战略，美国已有成功的范例”，乔良阐释说，前苏联解体始于意识形态的崩溃，就是最好的佐证。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就意味着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向对手缴枪了。随后，苏联从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迅速跌落。后来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全面接受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服用西方开的“药方”——休克疗法，致使经济一落千丈；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全盘接受以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俄罗斯民族精神。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直散布“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谬说，从未间断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军事上，大纵深作战需要部署好强大的纵深梯队，但在整条战线上必须先找到突破口。西方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如此。”乔良用“大纵深战略”的军事术语做形象比喻，“对于西方而言，围堵中国最好的缺口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渗透的最佳突破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乔良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上，中国的体量太大，西方如果想从经济上打开缺口，一下子干掉中国经济，不可能；军事上，中国军队的实力如今不容小觑；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有民众的认同和拥护。一言以蔽之，从这些方面突破，是不易得手的，因为其他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量化掂量得出来，只有意识形态人们无法将其量化，很容易模糊。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工具，极容易通过散布谣言和似是而非的理念，让人们不知不觉间产生思想和认识的偏离，使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

　　国内公知、大V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背后的“隐情”

　　“从国内来看，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公知、大V，扮演了‘第五纵队’的角色，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先遣队员’。这些人很有煽动性、蛊惑性，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现在的社会人群中，确实已有不少人成为了他们的追随者”，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乔良深入剖析了国内方面的原因，制造谣言和谎言的人之所以会在今天大畅其销，拥有市场，除了谣言和谎言的迷惑作用外，还有我们的工作（从经济工作到宣传工作）没有做好的原因，“因为那些跟着谎言和谣言走的人，一部分人是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还有一部分人则主要是对现实不满。民众的不满情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应回避，必须深刻反省。”

　　乔良梳理了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将其分为两段，并认为这两段之间互相承接，但又不完全相同：“首先是时间段不同，前一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其表现主要是从否定文革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第二段是从九十年代末至今，从否定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方向。”

　　乔良进而分析，两个阶段的目标也尽不同。前一段更多是否定内部的错误，以动摇民心；后一段是全面否定整个国家、政党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动摇国本。此外，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背景不同，前一段以在反右和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人为主。后一段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在文革当中生长起来，接受西方教育，即我们俗称的“被西方洗脑”的人；另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实惠而心生怨怼的人。

　　乔良觉得，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使大多数群众基本迈过了贫穷的门槛。但与此同时，“一切向钱看”、“时间就是金钱”等主张，日益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观。其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少数利益集团形成，民众不满情绪加深，整个社会出现上下、贫富对立的迹象，共同价值观也随之被撕裂。

　　“鲁迅说‘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当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时，用统一的价值观来塑造全体社会成员变得越来越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现这些情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和过程。”乔良认为应该用理性的视角来审视贫富差距问题，“西方社会同样经历了这个阶段，长达百年之久，并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不过西方人很聪明，通过宗教抚慰、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渠道，让民众获得精神安慰或宣泄，转移了对这一‘阵痛’的注意力，缓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理性的看待问题很重要，乔良认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民众缺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客观认识和理性思考，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民族自身的惯性思维，不是全面赞同就是全盘否定。比如，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为例。赞同者有些就是无原则地赞同，而反对者则更是无底线的反对。这两极其实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赞同和拥戴中共，不等于无视我们这么多年的革命实践，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就会有错，看不到错就不会纠错，不纠错就无法前进。所以盲目赞同一切不可取，与之相对的盲目反对一切更不可取。因为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多时候需要把握两极之间巨大的灰色地带，而不能走极端。

　　“我们一直在提倡讲辩证法，实际上今天，有多少人真正学会了辩证地看问题？我们在引导民众正确理解和认识我党今天所做的一切时，以为只要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就能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必须让更多的人从党和政府的多项主张和政策中获得实惠。如果不能让其获得利益，仅仅靠提高觉悟，就想让大家拥戴你是不可能持久的。”乔良如是说。

　　创新话语体系，迎战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47.9%，而在青少年群体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79.6%。在网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面对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人，乔良深表担忧：“年轻人出现思想的混乱，首先源于我们意识形态战线本身出了问题。”他认为，当前，我们几乎不清楚我们面临的形势，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应对。在这个互联互通、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找不到新的话语体系，依旧在沿用老一套的宣传方式。结果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要么过时，要么乏力。加之一些人自身价值观的混乱，于是，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西方普世价值便乘虚而入。

　　乔良最后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让主流意识形态占上风。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主流意识形态，是没有占上风的主流意识形态，更缺少运用互联网工具表达主流意识的话语能力。“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是被人们自觉接受，而是靠权力支撑，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主流”。他觉得现在整个中国提倡创新，各种创新，首先应该是话语创新。经济的创新固然重要，但话语创新更重要。因为思维是由语言构成的，新的话语才会构成新的思维。任何新的思维，是不可能用旧的语言系统表达的。“我们今天试图用原来的旧的、僵化的语言教条去解释新思维，新未来，这是徒劳。整个社会必须形成新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思维，才能迎接新变革，迎来新时代。”（光明网记者康慧珍、蒋正翔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