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下设的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围绕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周恩来与中国力量、刘少奇与中共七大、朱德与抗日战争、任弼时与中央苏区、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习和弘扬陈云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方法等主题进行研讨，深化了对党的领袖人物思想和生平有关问题的研究。本文将这些研讨会或座谈会的主要观点予以提炼展示，供研究者参考。
一、“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8月20日，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与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湖南韶山共同主办了“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与会者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才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才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学者们指出，抗战时期，毛泽东完成了一系列最重要的代表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哲学、党的建设、文化建设、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逐步达到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凝聚了“浩浩荡荡”“千千万万”最广大的同盟军；制定并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问题，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提出并实施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打造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关于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
有学者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战略领导。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战略预见、判断、构想、部署和推进，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担负起了“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有学者从毛泽东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科学论述持久战总战略，部署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以及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四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是如何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战略领导的。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制定战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即首先对局势作出正确判断，再据此确定战略、策略，并根据局势变化对战略策略及时进行调整。从本质上讲，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在战略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三）关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及实践
与会者通过对毛泽东批评关门主义、指导东北救亡运动、争取东北军、正确处理国共关系以及与国民党有关人士书信来往等方面史实的研究，多维度展现了毛泽东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有学者指出，王明在创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其态度存在一个从漠视到倡导，再由推动到变异的变化过程，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而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共，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决捍卫民族利益，坚决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坚决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两相对照，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有学者提出，毛泽东不仅是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也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大胆指出应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作为划分营垒的标准，积极争取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加入以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始终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四）关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文化建设思想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抗战时期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伟大而独特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启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学术中国化”运动产生，毛泽东以科学的思想理论和丰富的学术实践，深刻影响着这一运动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为“学术中国化”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又展开、补充和深化了“学术中国化”的内涵。
（五）运用新资料、新角度对基本史实进行深入研究
有学者对新公布的萧向荣《东征琐记》中的新史料进行深入挖掘，对红军东征决策作出的原因和目的、东征中的几次重要战斗、东征中毛泽东两个重要报告等问题作了深入解读，对红军东征研究起到补充作用，对毛泽东抗战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细致梳理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整个过程，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当时毛泽东对抗战形势的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并有力澄清了关于“延安未曾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不实传言。
此外，与会论文还从指导地方抗战入手，研究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比如，毛泽东始终关注东北的抗战形势和抗战工作，及时给予东北抗战工作以指导，对东北地区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与抗战斗志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也有学者从战略战术、政策方针和具体措施等角度，阐明了毛泽东抗战思想对湖南抗战的重要指导作用。（李宛聪）
二、“周恩来与中国力量”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10月14日，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和淮阴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周恩来与中国力量”学术研讨会暨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2015年年会在江苏淮安召开。研讨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关于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和思想
学者们认为，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与领导了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诸多重要工作，在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下，凝聚各党派共识、凝聚全中国人心、凝聚国内外力量，同仇敌忾，形成合力，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对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是学者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亲历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贡献。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历着转变与完善，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西安事变还是五次谈判，周恩来都亲自参与，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之后，周恩来更是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分裂气焰。
国际统战问题也是学者热议的内容。有的学者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挖掘史料，对周恩来抗战时期赴苏疗伤时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尤其是向共产国际和苏联说明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作了新的历史考察，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充实。
关于周恩来统战思想及其渊源，与会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关于统一战线情况及策略》《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报告和发言中，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性质、特点、原则、策略、方法，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的极端重要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还有学者做了更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
（二）关于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工作
文化宣传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对此做了深入研讨。
领导国统区的文化宣传运动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关于国统区抗战文化思想及文化实践活动，始终引领着中国进步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教育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文化界的进步力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
对于周恩来与抗战期间香港的文化运动，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认为无论是在重庆、南京，还是在延安，周恩来始终继续指导着华南及香港地区中共领导下的抗战斗争，对香港以及与香港有关的文化界人士和文化运动，都给予了高度关注。通过抗战期间对香港文化运动的领导，周恩来与香港文化界人士结下的不解之缘。
领导报刊媒体、坚守舆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也是周恩来抗战时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打出的漂亮一仗。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借助《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传播平台，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队伍，有针对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为抗战指明方向，有效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同时，抓住外国记者对中国战况和政局进行报道这一有利时机，广交记者朋友，通过他们对中共的持续报道，出版的大量介绍中共的专著，来传播中国抗战声音，展示中国抗战力量。
有学者就周恩来与抗战大后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做了细致分析，认为周恩来就像一个窗口，通过真诚、细致的工作宣传了党的主张，树立了党的形象，赢得了人心，大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团结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军队”，促使他们投身到抗战中来，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力量。
（三）关于周恩来与各地抗战
周恩来与地方抗战的研究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周恩来与山西抗战、周恩来与东北抗日联军、周恩来抗战时期的绍兴之行、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南开、周恩来与华南抗战等研究细致而深入，颇具地方色彩。
对于周恩来与抗战中的南开的研究，角度比较独特。有学者认为，作为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积极动员南开师生投身抗日，对南开校长和校友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团结全国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一致抗日增添了力量。他在南开师生中开展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团结抗日工作，是其在抗战时期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对南开校友开展进步话剧事业的鼓励和支持，是其努力推动全国抗日宣传高潮，促进全国抗战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小见大，从周恩来与南开的角度谈他的统战思想和统战艺术，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有学者对抗战时期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做了梳理和分析，认为他向浙、闽、赣三省的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三省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与浙江省国民党要员黄绍竑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斗志，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浙江党组织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指示，为浙江党组织指明了工作方向，大大振奋了浙江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对于加强浙江党的工作，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唐蕊）
三、“刘少奇与中共七大”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刘少奇的不朽功勋，2015年6月25日，由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的“刘少奇与中共七大”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以下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刘少奇对中共七大的历史贡献
有学者指出，中共七大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集中概括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刘少奇对七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推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会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推动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推动了七大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有学者系统梳理了刘少奇在七大主题深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七大从筹备到召开，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七大主题也几经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正是我们党批判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总结历史经验，从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确立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刘少奇为七大主题的深化和七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刘少奇对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和概括，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论党》中提出的。刘少奇在这一报告中把群众路线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系统阐述了贯彻和执行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
学者们还论述了刘少奇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有学者分析了刘少奇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的历史背景：一是新的历史阶段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思想，二是新的历史地位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三是延安整风为扩大党内民主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四是刘少奇提出扩大党内民主有其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关于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平衡，有学者指出，刘少奇在工作中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集中领导要求的是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既要反对闹独立性，又要反对盲目服从。分散经营是要求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认真地研究上级的决议或指示精神，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
（三）《论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论党》是我们党自诞生以来首次对党章总纲和有关条文的正式解释，也是对党的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系统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梳理了《论党》从酝酿起草到大会宣读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也是七大筹备过程的一个缩影。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抗日战争的磨练，又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总结党的建设理论便迫在眉睫。《论党》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有学者根据《论党》的阐述，总结出七大党章的若干个“第一次”：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设立了总纲部分，并在党章中第一次详细规定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党员义务中规定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一项；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党的群众路线规定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结合中央当前的战略举措，有学者指出：在新时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最主要的是要求共产党员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党章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去遵循。刘少奇在《论党》中所确立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政治原则、群众路线原则、义务权利原则等一系列在党的治理方面的原则性规定，为当前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教材和丰富经验。
（四）关于从新角度开展刘少奇与七大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出现了一些研究刘少奇与七大的新角度。有学者将刘少奇对七大和八大的贡献进行了对比，认为刘少奇对七大和八大的贡献在性质上基本是相同的：一是会前通过解决路线问题为会议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在七大召开前，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思想上为七大胜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在八大召开前，刘少奇则把精力集中于协助毛泽东解决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应该选择哪条路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二是会中通过政治性报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其中，《论党》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中国革命的特点等问题，阐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指导地位。八大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构成了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亦是八大前后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三是会后坚决落实七大与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论党》研究刘少奇的文风，认为他的文风具有高屋建瓴、新意迭出、旗帜鲜明、思维缜密、论述充分和平易近人六大特点。还有学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刘少奇关于干部管理、思想教育和白区工作的内容展开研究。（谭智俊）
四、“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朱德为抗日战争作出的历史贡献，2015年6月6日，由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主办，南开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朱德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品格风范。与会学者认为，朱德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品格风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要有以下几点：誓死抵御外侮、坚定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爱国精神，推动国内和解、始终从民族大义出发维护团结统一的宽广胸怀，坚持理想信念、坚定维护和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党性，忠于职守、敢于担当的意志品质，勤于学习、善于总结、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二）关于朱德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合作抗日。与会学者认为，抗日战争中朱德身负党和军队的领导重任，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抗战，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反磨擦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维护了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的局面。
（三）关于朱德与抗日根据地建设。有学者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从一个侧面反映朱德对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贡献，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四）关于朱德的人民战争思想。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朱德人民战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坚持发动“群众战”，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以游击战争抗击日寇；不断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坚持以根据地为依托抗击日寇；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寇。
（五）关于朱德的战略战术思想。与会学者分别就朱德的运动战思想、持久战思想、“非对称”作战思想等战略战术展开深入交流，一致认为朱德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指导广大抗日军民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丰富实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军事指导理论的宝库。
（六）关于朱德的军队教育思想。学者们认为，朱德在抗日战争中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军事教育思想和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著，内容丰富，思想精深，对于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军队战斗力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深入研究朱德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我军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朱舒坤）
五、“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
2015年4月17日，由任弼时研究中心和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中重点关注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政权建设。有学者指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期，不但为大后方工作建言献策，而且筹建了苏区党代大会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并建立起政府与群众共同参与的代表会议制度，这一时期任弼时的许多思想与实践为其后来在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乃至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二）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反“围剿”斗争。有学者认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客观评价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工作，默认了毛泽东反对“削萝卜”战术的主张，迎来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任弼时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核心成员之一，作为中共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参与和领导了第二、三、四次的反“围剿”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作战方针，并努力做好战争动员和后方后勤保障工作。
（三）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党的建设。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主要参与筹建和领导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等党组织建设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务。有学者指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期，针对中央苏区初期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央苏区党建实践相结合，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等主张，加强了苏区党组织建设，发展和壮大了党员队伍，加强了党的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化。
（四）关于任弼时与苏区精神。与会学者认为，任弼时是践行苏区精神的楷模。在苏区工作期间，任弼时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以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范，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人民的骆驼”。
（五）关于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与会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指出，任弼时调离中央苏区，是为了加强湘赣省苏区的组织领导，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扭转苏区肃反混乱局面。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单纯军事进攻”策略，因而遭到博古等人排挤和打击。还有学者认为，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的原因，除了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更多的是临危受命，不算预为布局。
通过研讨，与会学者们认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对他革命生涯的特殊意义在于：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践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他成为党内组织家奠定了实践基础；为他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奠定了政治基础。（夏静雷潘敬国）
六、“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术研讨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由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23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开展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四个全面”的关系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奠基性贡献。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本源，是在整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而且随着历史条件和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还会不断地赋予其新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对于邓小平理论不能各取所需、断章取义，更不能觉得有利的、喜欢的、认可的就贯彻执行，感到不利的、不喜欢的、不认同的就束之高阁，甚至否定反对。需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准确恰当地学习、研究和贯彻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重点研究那些以往重视不够但具有超前性、预见性的论述和见解。还有学者认为，对邓小平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范围、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考察和研究。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讨。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发展动力、制度保障和核心理念问题，构成了他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考的总体框架，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有
学者认为，邓小平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率先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阶段性目标；最早提出了改革开放决策，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二）关于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这为新时期形成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诸多探索，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且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把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转化成属于中国现代化范畴的小康社会，从而确立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阶段和路径问题，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以下特点：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目标；小康社会是一个中国概念，体现整个社会全面进步发展；小康社会不仅是国内生产的发展，还包括中国的国际作用；小康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辩证统一为方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社会整体的富裕，而不是平均或同步富裕，基本主张是正当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先富带后富，在达到小康水平时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探索和初步回答了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邓小平摒弃以往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仅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且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党的思想建设。
有学者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为改革开放后党提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三步走”战略，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明确而切实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时间表。还有学者指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为之团结奋斗的基点和前进方向，也为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
（三）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若干问题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全面、难在全面，也成在全面、胜在全面。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重要发展。有学者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里程碑，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凝聚了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融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向既定的目标推进。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与领导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依法领导，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着重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乱为”和“为官不为”的问题，要充分体现“严”“实”相应的方法，努力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有学者认为党的规矩是政治生态的“净化器”，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强调党的纪律建设是对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既继承了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又面对时代课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开拓创新，对于我们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意义。（许春涛杨炯毅）
七、“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5年6月18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举行。与会者围绕习近平同志在6月12日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认为，这一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和发扬陈云的革命精神，向全党提出“五个一定要”的要求，对于我们研究好、宣传好、维护好党的领袖人物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关于陈云的思想方法
学者们指出，陈云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楷模，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有学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弘扬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要像陈云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国情观、问题观、使命观、统筹观、务实观。有学者指出，陈云是实事求是对待党的历史的楷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提议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进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陈云还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对待党史、国史，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并指导人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党史国史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汲取智慧。有学者论述了陈云在新时期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的重要贡献：率先倡导“恢复党的好作风”，撰写文章阐述实事求是作风冲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还有学者总结了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思考，从新的角度阐述了陈云的求实作风。
有学者指出，陈云始终强调学习的极端重要性，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强调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还有学者认为，陈云注重学习哲学，这是他能为党和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思想来源，陈云强调领导干部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思想方法要搞对头，对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克服本领恐慌、应对执政新课题、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很有裨益。
（二）关于陈云的经济思想
有学者指出，陈云为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规律，成功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作出重大贡献。还有学者认为，陈云对中国经济飞跃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贡献。他在资源配置上积极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践，在经济制度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探索形成统筹协调发展观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独特路径，也是中国经验所在。有学者分析了陈云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合理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情况，指出陈云在认识和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给我们留下宝贵经验。有学者认为，陈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规模与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陈云为这条道路的开创，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制度和作风基础、理论基础，作出了独特贡献。有学者认为，陈云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构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积极支持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关于陈云晚年的思考与贡献，有学者指出，陈云晚年反复思考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包括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探索与总结经验的关系、搞活经济与中央权威的关系、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等，至今仍引人深思。
（三）关于陈云的党建思想
与会学者对陈云的党建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总结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多方面丰富内容。还有学者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严格党风党纪问题、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等方面阐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学者指出，陈云精心指导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研究、制定、通过和贯彻工作，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起了关键性作用。
（四）关于陈云的品格风范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风范，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陈云之所以能够为党和国家作出突出贡献，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等，尤其源于他极端重视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哲学，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学者概括了陈云的八大政治风范：坚持理想、关注民生、坚持真理、重视领导艺术、善于谋划战略问题、胸襟宽阔、精于算账、稳当，认为这些风范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给人以深刻启迪。还有学者指出，陈云一生做到了永远不脱离群众，和人民息息相通，把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作为事业推进的“均衡点”，“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是他的政治本色。（王达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