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已结束。在人们欢呼伟大胜利之际，又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作为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职务的领导人，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中共酉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在1977年4月15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此，要想纠正10年浩劫中留下来的混乱，要在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解决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绝非一蹴而就的事。直到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才真正走上正轨。所以，酉阳县的拨乱反正工作，同全国一样，大概经历如下过程。
一、两年过渡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酉阳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中共酉阳县委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首先，掀起了“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着手清查酉阳的帮派体系，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初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批判帮派体系，必须要联系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怎样澄清“文化大革命”和历次运动的是非，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指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就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提出不久的3月中旬，中共酉阳县委召开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四级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主要领导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在《坚决贯彻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的报告中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实现安全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的需要。‘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并号召全县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钢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另一位县委领导在会上还强调：“阶级斗争无时不在、无时不有。阶级敌人经常用‘金线美女’拉，‘甜言美语’夸，‘烟茶酒肉’喂，‘上纲上线’吓的手段腐蚀我们的干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样把阶级斗争夸张到了一定程度，搞得人人自危。更有甚者是：1977年10月25日，中共酉阳县委为了挤劳动力投入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竟然错误的做出了“从十一月起，全县一律关闭场期，五个月不赶场”的决定。违背了经济规律，阻碍了经济建设，引起了全县人民的不满。
又经过几个月的“一批，二查，三整顿”工作。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等文章后。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77年8月下旬，中共酉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然而邓小平在致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同时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人们不难看出，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闭幕词，显然是鲜明的对比。
1978年春，中共酉阳县委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安排，在全县开展了因帮派体系长期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整党整风活动。在活动中，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一遇到领导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敢触动。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正在这种进退维谷左右徘徊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大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
1978年7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酉阳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县委书记殷之辂在《工作报告》特别指出。这次大会除了完成必要工作外，重点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会后，酉阳县党校举办了五次理论班，反复开展对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9年元月，中共酉阳县委召开了第五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完全拥护全会重新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线路及组织路线，坚决拥护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会后，为了使三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按照省、地的部署，中共酉阳县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农村，厂矿和机关学校进行广泛宣传。使干部群众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和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的心愿。自此，酉阳就结束了两年的过渡，踏上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如个别人对党校的教员冷言冷语地说：“捉鬼放鬼都是你几爷子，讲好讲孬还是你们几个人”，“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是你们说的对，批‘四人帮’又是你们说的对，现在讨论真理标准还是你们说的对”。这种情绪化的语言，固然反映了群众思想有待提高的一面，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群众要求有一个理论上的正确说法的愿望。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有关文件和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时，部分干部中一些“左”的思想时有显露，心存疑虑。如有的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一半的功绩。有的提出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那现在什么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现在只讲建设，不讲革命，是不是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毛泽东的话是不是真理？有的人还认为，取消“四大”，今后怎样反官僚主义，怎样反对干部特殊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县委及时组织干部群众联系思想实际学习、讨论、消除过去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造成的影响，认识到刘少奇的案子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同时，加强正面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我党历史上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中认识我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党。同时，按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地的要求，县委宣传部和党校联合举办了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广播讲座，全县各级党组织也层层举办了支部书记和党员培训班，在逐条学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章修改草案关于共产党员条件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到全党服从中央；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派性和分散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人民的公仆等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基本上达到了统一，政治觉悟水平得到了提高，实际上是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当然，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酉阳也和全国一样，曾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歪曲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思潮，中共酉阳县委于1979年4月18日，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979〕26、31号文件和省、地会议精神。重点学习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解放思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使到会的同志明白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全党的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懂得了在拨乱反正中，既要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道理。会议后，县委以参会人为基础，组织宣讲队，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人们对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致性的认识，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全县人民行动的指南。
1981年8月16日至24日，召开了中共酉阳县委第五届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参会人员通过学习讨论认为：《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同时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会后，在全县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决议》的热潮。标志着酉阳县的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增强全县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政治生活上的拨乱反正
十年动乱中，酉阳深受帮派体系之害，他们盘根错节，情况复杂，直接阻碍着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了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中共酉阳县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成立了“揭、批、查领导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帮派体系的揭、批、查运动，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帮派体系的人和事，对多数人作了批评教育，对少数人分别作了法纪、党纪、政纪处分。与此同时，对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批林批孔”等运动中被诬陷的人一律平反，销毁一切材料。对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说成为“黑县委”、“黑党委”、“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以及“黑干将”等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党员根据四川省委关于“双突”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的指示做了妥善处理。1979年至1980年间，县委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指示，起用了一代新人，全县先后提拔300多名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
全面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是中共酉阳县委在组织路线方面拨乱反正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于是县委就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坚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克服僵化半僵化，心有余悸等思想顾虑。为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设立了 “接待室”和县领导“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日”，强化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责任制等相应措施。这样，就给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搭好了平台。首先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抗争被迫害致死的酉阳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马瑞麟，中共酉阳县委副书记何宗科以及田维龙、李曙光、向智慧、吴明安、黄仕泽、李仕良等人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遗骸进行重新安葬，对其家属子女进行抚恤。遵照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指示，批判“两个估计”，解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枷锁，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中指示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力录用、妥善安置”的规定，对原国民党519名起义投诚人员，分别颁发了“起义证书”和“投诚证书”。并对健在人员分别做出了安置工作，离、退休或退职以及一次性生活补助等措施，获得了统一战线对象的好评。根据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精神，对全县错划的287名“右派分子”无论本人是否申诉，一律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过复查，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颁发了“摘帽通知书”。随后分别作了妥善安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精神，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即“四类分子”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了帽子，并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同时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另外，还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恢复其劳动者身份。全面平反工作的完成，进一步调整了社会各方面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全县的政治稳定，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法制建设，保证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共酉阳县委在1979年冬掀起了学习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的高潮。为1980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律作好了充分准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在全县进行了选举工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健全了民主集中制，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于1980年12月，选出了大家比较满意的350名县代表，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广大干部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全县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
酉阳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的组成部份。建国后，酉阳在经济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也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在10年内乱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伤害，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经济建设速度较为缓慢。针对这种现状，中共酉阳县委于1979年2月中旬召开了第五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国情是，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的论述和陈云“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是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的指示。同时学习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加强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和技术装备的支援，规定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措施（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参会人员通过学习讨论，对我国经济建设形势看得更清楚了，对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有了较好的认识，大家增强了信心、精神为之一振。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社会。而酉阳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生产形式普遍存在干活一窝蜂，鸭儿翻田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状况。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举步艰难。到1978年，全县还有二分之一的农民还没解决温饱，三分之一的人用钱靠货款，吃粮靠返销。为了克服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中共酉阳县委根据四川省委“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暗暗地在个别农村试行包产到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当年在李溪公社的一个党委副书记，党组织派到涪陵地委党校学习二月后解放了思想。就率先到李溪公社官田大队试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方法是：生产队分为粮食作物组和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组等，人员自由组合。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按组预定的产量搭配，队委会干部和党员分别任组长或组员。分组经营，自负盈亏。生产出来的东西分配方法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则”。孤儿、五保户的供给和烈士军属的补助，都由留足集体部份供给。这样就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翻了两番。至今该村的农民还记忆犹新。
这种始料不及的发展势头，引起少数人议论纷纷。特别是部分区、社干部心存疑虑，害怕又被批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个别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抵触情绪的人也发牢骚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初尝包产到组甜头的农村干部群众批评这种状况说：“中央放，农民望，中间有根抵门杠”，鉴于这种情况，中共酉阳县委于1980年12月9日至12日召开了公社书记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学习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文件。中央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群资本主义的危险”。县委要求，全县干部要顺应民心，实事求是地遵照农民自愿的原则搞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千万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这样，就由个别的包产到组，迅速发展成全县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联产到劳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到1982年底，全县包干到户的以户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发展到100%。同时还出现了各类各样的专业户，这种制度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它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成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当然，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些缺点，如对保护集体财产和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注意不够，土地分割过于零碎，不利进行灌溉，由于人口流动的变化，农民承包的土地也发生了多寡的矛盾。这些问题，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逐步加以解决。其它经济体制的拨乱反正，按照中央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沿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
酉阳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全县重新呈现勃勃生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得到了加强，优良的传统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干部队伍的“四化”迈出了重要步伐，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开始改变。经济工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呈现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各项事业终于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时候。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了全面总结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共酉阳县委于1982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召开了第五届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文件和四川省委第三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酉阳县委书记冉海光同志作了《同心协力绘蓝图，振奋精神抓翻番》的报告，会议深入理解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之后，全县掀起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热潮。由此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王明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