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县县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四川省、万县地委的部署，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开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前进的基础。

一、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一）开展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开县，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欢呼和振奋。10月下旬，全县有70多万军民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活动，欢庆经过十年磨难和斗争终于赢来的这场历史性胜利。

在欢庆粉碎“四人帮”集团伟大胜利之后，开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人心思定，人心思治，迫切要求清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县委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1月，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运动。这场运动，按照中央发出的“四人帮”罪证材料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展开。

1976年10月至1977年2月为第一个阶段。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的通知》，随后发出“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11月，县委成立大批判组和清查工作办公室。12月10日，县委在开县中学校大操场召开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接着又召开全县广播批判大会，宣讲“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会后，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的斗争。截至12月底，县、区、公社、大队共召开大小批判会4700多次，参加批判会的群众达160多万人次。

1977年3月至1977年8月为第二阶段。1977年3月，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4月，县委召开会议，总结前段揭批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会后，各级党组织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宣讲“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广泛推广大庆经验，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体会，使群众弄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揭批“四人帮”的自觉性。

1977年9月到1978年11月为第三阶段。1977年9月中央发出“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11月，各级党组织按照县委区委书记、部（局）长会议的部署，联系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问题，列表现、理专题、梳辫子，深入开展批判，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广大群众从大量事实中看到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制造混乱、颠倒是非，给全县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深重灾难，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揭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开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散布的反动谬论和进行的阴谋活动，认真开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清查工作。在全县点名批判极个别资产阶级帮派骨干，一些参与资产阶级帮派活动的人交待了问题，从而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夺权、武斗、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全县排出清查对象300多人，经过举办学习班、小范围内部帮助等形式，教育、挽救了一大批被清查人员。最后定性有问题的共14人，其中有严重政治错误 2 人，政治错误4人，说错话、做错事3人，违纪行为的5 人。按照党的政策和本人态度，给予党纪处分的2人，政纪处分的2人，不给处分的10人。

（二）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

广泛深入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对全县政治安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仍然受到一些制约。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揭批“四人帮”还有禁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有限制，“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左”的理论和口号仍在沿用，如“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还在继续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市场”还没有得到否定；在经济工作上，提出“大干苦干，两年建成大寨县”、“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急于求成等口号。所有这些，不仅影响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而且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的重大措施。县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工业、财贸、计划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大干快上、三年大变样的工作要求。工业上，开展企业整顿，重新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农业上，放宽经济政策，划小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增划自留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清理坑农损农的错误行为。科技教育上，恢复大中专招生考试制度；撤出“文化大革命”中进驻各中、小学校的“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展科技队伍普查和组织用非所学专业人员归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过这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工业生产秩序日趋正常，农业基础地位加强，科技教育事业走上正轨，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9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109万元，农业总产值4.13亿元，粮食产量3.2亿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7000万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 7.8%、19.8%、5.6%、29.4%和10.4%。1978年全县生产建设又有提高，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2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9695万元，农业总产值5.28亿元，粮食产量3.45亿公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7700万元，分别比1977年增长26.5%、19.6%、27.9%、7.6%和10%。

二、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

（一）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24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组织广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1979年2月，县委召开有1700多人参加的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干部会议，系统学习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重要文件，传达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四干会”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落实干部政策和农村工作等重点问题，始终抓住“保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和“按经济规律办事”两个重点，展开热烈讨论，澄清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理论是非，树立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思想。会上围绕暴露出的所谓“解放思想过头了，发扬民主过多了，落实政策过右了”等思想认识问题，为思想僵化半僵化画像，列了“恐右病”的六种表现形式，县委明确指出如果大家的思想不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工作重点转移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全国由此兴起了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2月，县委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的四级干部大会上，宣讲了实践和认识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段时间的学习讨论范围很窄，引起思想上的重视程度也极其有限。

随着全国全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县委一班人的思想逐步解放，对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逐步加深。1979年7月中旬，县委决定在全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学习。9月，县委先后举办两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学习班，全县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400多人参加学习。9月至12月，县委党校分三期轮训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各区组织宣传干部。从10月份起，县属机关以各大口为单位轮训干部，农村以公社为单位轮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然后以此为骨干，集中时间，组织职工和社员群众学习。学习内容包括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叶剑英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等。

通过学习和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打破现代迷信，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2.突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框框，明确了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克服“担心砍旗”等恐右病，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贯彻落实的自觉性。

开县广泛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它为全县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开展拨乱反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等都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继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县委继续从各个方面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认识问题。1980年，县委组织传达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消除“文革”中对刘少奇错误处理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广大干部群众从纠正党的历史上这一最大的冤案认识到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党。

1980年5月，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重新学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部署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工作。随后，全县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活动，批判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根据本县情况，制定提高和发展农村文化阵地的办法，从相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四个工作组下乡，调查处理私编乱印问题，取缔非法刊物，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等。1981年11月，县委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万县地区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会上联系本县实际，列出思想战线上领导涣散软弱的12种表现；县委带头检查存在的问题，通报常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大会批评个别领导干部诋毁、违抗党的政策和违背财经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和事；讨论通过《中共开县县委关于认真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加强思想战线领导的决定》。会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县委《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着手处理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全县党风、民风、学风和社会风气出现可喜的变化，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

（二）学习《决议》，进一步统一指导思想

随着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深入，党内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拨乱反正的时机，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党内外迫切要求对新中国建国32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深刻的总结，对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做出明确的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维护党和人民团结，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8月，县委召开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系统传达贯彻六中全会文件，通过了县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全县这次学习活动从1981年7月到1982年1月，持续7个多月，采取领导带头、骨干宣讲、专题辅导的方法，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初学初议，全面了解文件精神；第二步，层层传达，培训骨干，打通干线，深入学习；第三步，突出重点，干部按照《决议》的八个部分开展专题讨论，对广大群众按照四个重点开展专题宣讲，加深理解；第四步，考核检查，搞好补课，巩固学习成果。学习中，县委宣传部联系本县干部群众思想实际，编写四篇宣讲辅导材料发到全县，将学习引向深入。

1981年9月地委宣传工作会后，全县抽调县乡干部、学校教师1739人组成《决议》宣讲团，做到农村每个大队、厂矿每个车间、各场镇街道和各中、小学校都有一名宣讲人员负责向群众宣讲辅导。这次学习、宣讲的声势很大，全县公社以上干部10500多人全部参加了专题学习讨论，3.7万多名党员普遍轮训学习2次以上，厂矿工人受教育面在90%以上，农村群众受教育面在80%以上。

学习宣传《决议》的教育活动，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突出的有两点：1.分清是非，统一了认识。在对建国32年来的历史如何看、“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否右了等重大问题上，进一步清理了干部群众中的左倾思想影响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到了《决议》精神上来。2.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学习中，大家联系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粮食年年增产，经济发展，政治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可喜变化，更加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坚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三、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步骤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4月成立县委落实政策工作领导小组，5月成立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党群、农林、工交、财贸、文卫各大口和区、公社，先后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建立工作机构。全县38名科、局级干部，1250多名工作人员先后投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整个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逐步深入展开。

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主要是结合揭批“四人帮”罪行，从审干入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诬陷干部群众的各类材料，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开展右派分子的摘帽和错划改正工作。1978年12月县委发文，为群众组织“开县工农总部”、“开县红卫兵总部”平反。这段时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落实政策工作较为被动。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大规模开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别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四个运动时期及建国后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复查。1979年3月至9月，县委先后下发了《关于落实政策中对一些较大遗留问题处理的意见》、《关于撤销一九五九年有关反右倾的批判材料的通知》、《关于落实政策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并发文撤销原开县生产指挥部、开县革命委员会、开县县委等党政机关在1967年11月至1978年8月期间发出的11个错误文件。到1979年底，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为保证办案质量，1980年1月至3月，以县属党群、农林、工交、财贸、文卫口和各区为单位组织了检查验收。9月至12月，按省委提出的五条标准，又进行了第二次复查验收。

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到1985年底，转入解决遗留问题。大规模落实政策工作告一段落后，县委针对一些部门出现的松劲情绪，及时召开会议，学习上级新的指示，充实工作人员，主要抓了“四个运动”时期遗留案件的复查，对留有尾巴、定性不准、长期申诉的案件进行重新复议和处理。在继续复查“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时，重点复查了开县地下党的遗留问题和一些集团性的老案。

1986年，县委贯彻中央关于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善始善终结束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对已处理的各类案件进行了全面清理，查漏补缺，处理善后事宜。这个阶段复查案件145件，给予平反纠正的102件，不属落实政策范围的43件，按日常工作规定办理。

开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1978年4月开始到1987年全面结束，历时近10年，共复查处理有申诉和虽无申诉、但经组织清理纳入复查的案件共13272件，得到平反纠正、落实政策的干部群众14000多人。其中平反纠正“文革”时期错案3558件，“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和被迫害致死的人全部平反昭雪，对非正常死亡的人均作了结论。清理销毁诬陷材料28000多份，清退查抄物资800多件。对原错划的372名右派分子和426名五种人（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它反党、坏分子，虽未戴帽但受到各种处分人员和受株连家属）全部予以改正和平反。复查纠正“反右倾”运动错案2352件。复查平反历史老案1711件。多年来申诉不断、要求重新审理的13个国民党反动党团组织案、5个解放初期定为集团贪污的大案，经过复查得到平反。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摘掉6800多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将400多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劳动者，给予工人待遇。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开县和平起义和参加起义的125人进行了认定。为因追究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72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平反。对因海外关系被判刑、戴帽、开除公职而造成冤假错案的56名台胞、台属、侨眷平反纠错。查清了开县地下党组织状况（区委1个，特支1个，总支1个，支部41个，地下党员724人），恢复地下党党员党籍155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纠错5000多件。

平反冤假错案的善后处理工作，在纠正处理的过程中一同进行。全县收回安排工作的398人，办理离退休退职的423人，恢复党籍的563人，给予经济补偿、生活补贴31.6万多元。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纠正工作中失误的能力与决心，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调动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在深思，为什么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前后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县委分析冤假错案形成的原因，得出三条主要教训：1.要彻底清除“左”的错误，吸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刻教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事事连着纲和线，致使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作重点没有适时转入经济建设，教训十分深刻。2.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而后又长期得不到纠正，一条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文革”中把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喊错一个口号都定为反革命，作“恶毒攻击”论处，使不少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作风不纯，遇事不调查，捕风捉影、草率定案。3.要严格办事程序，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负责的态度。办案一定要讲究办案程序，注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不能先处分人，后补材料，不搞内定，更不能以处理人的多少来衡量政治运动搞得好坏和成绩大小。对犯错误的人要严格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人民内部矛盾，严禁用专政手段处理。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处理恰当。

（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逐步解放，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党内外民主生活日趋活跃，一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沉闷气氛，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们痛定思痛，呼唤健全民主与法制，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确保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1978年5月，县委决定在全县开展学习《宪法》的活动；1979年8月，组织学习中宣部印发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9月-12月，为保证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全县公安干警和机关单位内保干部进行了四期培训。11月6日，县委召开全县法制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努力实现全县大治。11月19日，县委发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意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增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1981年4月，成立县司法局，负责法制宣传、司法行政监督等方面的工作。经过法制宣传教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严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斗争、开展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全县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得到好转。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县、乡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是我国选举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的重大改革，是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措施。1980年9月，按照省选举工作会议部署，县人大代表于年底前全部选举产生，公社（镇）选举工作到1981年5月底全面结束。这次县、乡人民代表选举，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增强了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1980年12月，开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开县人大常委会，为县人大常设机关。选举王国生为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开县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开县人民政府，选举赵昌国为县长。

1980年12月，政协开县第五届委员会召开，选举产生政协开县第五届委员会，王嘉文当选为县政协主席。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中，一批爱国人士、非党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进入了领导岗位。县人大常委会23名委员中党外人士6人，4名副主任中党外副主任1人；县政府6名副县长中党外副县长1人；五届政协委员147人中有18个方面的代表人物，爱国人士和技术人员占105人，常务委员34人中爱国人士18人，正副主席7人中爱国人士4 人。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为进一步加强党内外人士的合作、搞好民主政权建设，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在此之前的1979年，团县委、县总工会、县妇联已先后恢复组织，独立开展工作。

四、整党整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一）整党整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遭受严重破坏，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把开县的建设和改革搞好，首先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1977年3至6月，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县委采取小整风的形式，先后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采取揭矛盾、摆问题、找原因，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的办法，分析县委领导班子“软、懒、散”的表现，查找资产阶级派性在班子内的影响和反映，总结上一年工作和检查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统一了思想，初步解开了疙瘩，增强了团结。

遵照党的十一大关于“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指示，县委于1977年4月成立整党整风领导小组，为有步骤开展整党整风作组织准备。按照省、地委部署，这次整党整风分期分批进行。1977年8月，县委结合继续开展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首先在大进、岩水两个区和工交口部分企业试点，面上则布置学好党的“十一大”文件，整顿解决班子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78年1月至2月，县属机关219个单位的党委、总支、支部，1213名党员开展整党整风，3700多名非党职工参加学习。

这次整党整风和四川省委部署的“一批两整顿”运动（深入揭批“四人帮”，搞好整党整风，搞好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特别是企业和社队的整顿）结合进行。主要任务是把党的建设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好。经过思想发动、评议鉴定、组织建设三个阶段的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1.坚持思想整顿领先，清算林彪、“四人帮”危害党的罪行，澄清在党的建设上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2.突出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着重解决帮派势力和“软、懒、散”的问题。撤换领导职务的16人，调整工作岗位的120多人，提拔任用公社以上领导干部230人，其中中青年干部180多人。考察确定区、乡后备干部142人。通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大大提高，平均年龄有了下降。3.认真、坚决、审慎地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党员队伍不纯问题。清理参与资产阶级帮派活动的骨干人员，处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党员干部21人。4.广大党员增强了党性和党的观念，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干工作、干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

1978年6、7月，中共中央37号、42号文件分别转发湖南省委报送的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指出落实党的政策、干部作风这两个问题，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要求各地结合整党整风和各条战线的整顿认真加以解决。

1978年12月，县委以贯彻中央〔1978〕37、42号文件精神为重点，在全县开展整风学习，重点解决县委一班人正确对待农民，正确对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问题。这次整风采取先上后下，分县、区、公社三个层次进行，历时22天，参加学习14000多人。整风以自我教育为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提高按党的政策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边整边改，将过去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力、物资，挪用支农资金，贪污浪费的退赔出来。这次整风，对全县各级干部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纠正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农业墙脚的错误作法，保护农民利益；改变工作作风等方面起到了好的作用，为贯彻省委放宽农村政策，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推行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二）学习《准则》，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县委对全县党员现状进行了分析。全县3.7万多名党员中“文革”期间入党的1.8万多人，将近党员总数的一半，其中不少人对党的基本知识懂得甚少，党的观念淡薄，有的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够或不完全够党员条件。“文革”前入党的党员，也有一个不断学习提高、适应形势转换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十分注意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连续几年由县委党校分期分批轮训区、公社党员领导干部、大队支部书记，由县直属机关党委负责县属单位党员的培训。1980年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时，重点组织学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一大党章修改草案、刘少奇《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陈云《共产党员标准》等，系统进行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党员条件、党员权利义务、党规党法、民主集中制和三大作风等的教育。把做合格共产党员作为整个学习的目标。县委常委对照《准则》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县委常委加强自身建设的几项制度》。大多数区、公社党委和县属单位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搞了“小立法”，党的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制度得到了规范和加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健全党规党法，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1978年12月，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成立，协助县委认真宣传贯彻《准则》，抓党风教育和整顿，抓大要案处理，开展反腐蚀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认真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党风不正的突出问题，党的风气逐步得到好转。到1982年底，全县清退违反农转非和招工政策的62人，立案审查违纪案件90多件，有5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查处经济犯罪案件120多件，受到政纪、党纪、刑事处理人员60多人，追缴赃款17.1万元、粮票9万多斤，另有鸦片、银元等物。

遵照党章修改草案的规定和省、地委指示，县委于1980年4月开始着手县党代会的筹备工作。11月7日至11日，中共开县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450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委《工作报告》、纪委筹备组《工作报告》。吴应顺同志在题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为加快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代表县委总结了第四次党代会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全县1981年至1985年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措施，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具体要求。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开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38人，候补委员7人。接着召开的五届一次全委会上，选举吴应顺任县委书记，安名珊、王嘉文、吴显孝、潘大全任县委副书记。选举产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8人，安名珊任纪委书记。

五、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经济体制改革起步

（一）企业扩权试点和整顿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提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79年6月，县委召开计划工作会议，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分析开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特别是农业经济十分薄弱，粮食产量基本自给，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增长的速度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在农业各产业之间，林、牧、副、渔业的发展落后于农业的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失调。农业生产成本高，投资大，全县农业劳动日均分值仅二角九分。在工业上，近几年虽有发展和提高，但仍很落后，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不多，不少产品质量低、价格高、花色品种单调。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管理跟不上更是一个老问题。

按照县计划会议意见，全县重点抓了部门经济之间和部门经济内部结构两个方面的调整。首先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农业，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有较大改善。工交生产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开展增产节约和立功竞赛活动，推行经济责任制，实现在调整中前进。全县电力、煤炭、碳氨等产品产量上升，供应增加。轻工业方面的食品加工业发展迅速，新建了罐头厂、曲酒厂和冷库等，全县年产水果蔬菜罐头近4000吨，冻肉制品500吨，产品销住全国10多个省、市，为农副产品加工和农业结构调整扩展了空间。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县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和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县计划工作会上，县委提出全县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适当分散权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集中过多、行政方式管理的弊端。当年4月，开县糖酒公司被选为四川省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40个试点单位之一。县委县政府讨论批准了试点方案，从企业业务经营、财务开支、人事制度、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进行顺利，当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收入增加，企业活力增强，受到全县企业单位的普遍关注。下半年开县邮电局开展扩权试点。1980年，全县企业扩大自主权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深入展开。工交、财贸企业按照经营情况，分别采取了利润留成、亏损包干、自求平衡等多种责任制形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打破条块分割、区域封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试办了工商、农商联合企业万县罐头厂陈家果蔬车间。按经济流向组织进货，减少流通环节，进一步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对三类农副产品，特别是蔬菜、鱼类等鲜活产品，推行店队挂钩或放开经营，搞活商品流通。重点发展一批集体企业，适当恢复和扩大个体企业，实行多种经济形式，补充市场，扩大就业。

1982年3月，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的通知》，计划用两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全县工交、财贸企业的整顿工作。同时从县经委、总工会等部门抽调人员在县氮肥厂试点，摸索经验。各业务主管局制定所属企业的整顿计划，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整顿劳动组织，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开展全员培训；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期分批开展整顿。到1984年全县企业整顿工作全面结束。                   

经过调整、改革和整顿，企业素质改善，活力增强，经济效益有了提高。1982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实现9.08亿元，比1981年的8.02亿元增1.06亿元，增长11.7%，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兴起和推广

开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型经济，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县委转移工作重点，首先以主要精力抓农业和农村工作，加快农业发展。

1978年9月，县委在三干会上总结、检查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上存在的问题，结合贯彻中央文件，清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开展侵犯农民利益的经济退赔工作。10月，县委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传达省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听取参观苏州地区发展农业的经验介绍，组织参观本县农业先进单位。会议联系实际，敞开思想谈认识，解决坚持“左”的错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思想，从阻碍农业发展的错误思想上开展拨乱反正。

开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是在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清除左倾思想流毒和影响，贯彻四川省委提出的“放宽政策”和“休养生息”重要措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贯彻省委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在政策上，划小生产队、扩大自留地、恢复家庭副业、放开集市贸易，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在经营管理上，推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健全评分记分制度，按劳分配政策得到贯彻执行。1978年5月，县委批转《关于大海公社贯彻省委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规定试点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公社党委抓清理耕地，建立田土卡片，按劳力站队，合理确定底分，建立作业组，划分生产段，制定综合劳动定额的做法。  

第二阶段，1978年冬至1979年底。1978年冬，县委推广广汉县金鱼公社经验，全县约80%的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定额计酬”的责任制办法。1979年春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两个文件时，谭家公社明灯大队、清坪公社开始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随后各地先后出现包产到组，但有起有落，发展不平衡。群众积极性高，干部认识转变慢。1979年6月统计，全县推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有2657个生产队，占总队数23.7%，但比3月份调查统计数减少1463个；各区委样板大队推行面只占21.6%。县委调查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一些同志认识方法不对，把分组后出现的争农具、争好田好地、争水利肥料等当成主要矛盾，认为作业组是“吵架组”，难于办好。更主要的是“左”的影响根深蒂固，把责任制同所有制等同起来，怕犯政治性错误，心有余悸。针对这种情况，县委举办机关干部、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轮训班，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办法。各级领导转变作风，深入社队，加强指导，推行“生产队长、作业组长职责”，“作业组五定一奖惩办法”(定面积、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奖、短产赔)等制度，签订承包合同书等，从管理上帮助完善，规范运作，“包产到组”责任制得到坚持和发展。不仅大田生产建立了作业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方面也建立起专业组，由生产队统一领导。上述这些责任制形式，基本上适应各地的生产水平和管理能力，调动了干部社员积极性，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年来，不仅粮食连年增产，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1979年与1976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加1亿公斤，年递增率13%，社员人平口粮由132.5公斤上升到205.5公斤，净增73公斤，农副业收入增加3584万元，年递增率17%。

第三阶段，1980年初至1981年底。1980年贯彻省委《关于扶持穷队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决定》等文件后，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新的发展，有的在大田生产分组作业的基础上，作业组又将部分作物责任（包产）到劳动力；有的耕、种、收集体作业，田间管理责任（包产）到劳动力；有的按劳动力特长分别承包农、林、牧、副、渔、工、商各业，开展专业承包。全县5785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占总队数（下同）的45%，其中2301个队将作物责任（包产）到劳动力。夏天，县委在天白乡总结作业组联产计酬经验时，发现部分生产队已将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

1980年春夏，关于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出现过激烈争论。11月，县委召开三干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和四川省委《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川委发〔1980〕100号）两个文件。会上对“包产到户”出现两种对立认识，一种意见主张全面推行；另一种意见是必须坚持集体化方向，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搞，搞了的要纠正。担心“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县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讲话中，重点肯定了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作法和效果，要求继续积极推行、稳步发展。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县委领导讲可以搞，但有一定范围，主要是“两类地区”的“三靠生产队”（即边远山区、落后地区，生产靠贷款、吃饭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不属此范围搞了的要通过学习自觉纠正，不能大面积的搞。

县委三干会后，各级干部深入农村贯彻落实中央〔1980〕75号文件和省委〔1980〕100号文件，集中精力抓包产到组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宣传包产到户的政策范围。早在20世纪60年代，农村干部群众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不少社队就推行过“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尝过甜头，有一定经验。在宣传中，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欢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办法，认为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最有效措施。因此只能分类实施的规定很快就被突破。县委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群众的意愿，于1981年4月发出《开县农村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若干问题的暂行条例》（修改稿），在全县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县14080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11905个，占总队数的84.6%。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中发〔1982〕1号文件），全县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已普遍建立，转入稳定、完善的阶段。中央1号文件制定的两个长期不变（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建立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使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搞好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1982年7月中下旬，开县连续三次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侵袭，南河大桥封洞，县委大院前门进水，城区多数机关单位和居民被洪水围困，全县14个区镇，103个公社（镇）普遍受灾，损毁田地25万多亩，损失粮食1.63亿斤，死亡67人，受伤2300多人，淹没房屋12.3万间，5.6万人无家可归。县委、县政府在大灾面前，始终贯彻四川省委、省政府“不等不靠、矛盾不上交、自力更生”的指示，取得了生产自救的胜利。可以说，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82年全县农业产值达7.41亿元，比1981年（下同）的6.43亿元增长13.22%，粮食产量达9.35亿斤，增长3.24%，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产值达1.36亿元，人平110元，增长9%，社队企业发展到1500多个，拥有固定资产2400多万元，年产值达4264万元。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发展迅速，人平多种经营收入300元以上的在全县有1万多户，占总农户的3%以上。县委于1982年12月召开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为他们披红戴花，鼓励他们继续带头致富，为农村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六、贯彻十二大精神，制定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规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清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恢复了党的生机，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1982年10月，县委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过程中，认为开县虽然底子薄，基础差，但是潜力也很大。开县幅员辽阔，现有耕地面积125万亩，只占总面积的20.9%，还有近四百万亩荒山和水面可供开发利用，具有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的良好条件，特别是种植桑、果、桐、茶、漆等经济林木，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十分丰富，大有可为。只要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努力做好工作，翻两番也是可以办到的。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几上几下的讨论补充，制定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草案）。1983年3月，开县第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全县五年、十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以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3.01亿元（按80不变价格计算）为基数，1985年达到4.56亿元，平均每年递增8.7%；1990年达到6.6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8%；2000年达到11.9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6.1%；二十年平均递增率为7.1%，基本达到翻两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