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璧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党中央秉承全党全国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一、在徘徊中前进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仍未认真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是，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在总结建国以来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的新道路。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里，中共璧山县委在党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永川地委的领导和部署下，积极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全县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和工农业生产恢复等方面的明显成效。第一，深入揭批 “四人帮”。通过声讨和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使人民群众看清了“四人帮”一伙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反动本质，仅在打倒“四人帮”最初一个月里，全县上下召开各种形式的批判大会达1100余次，有6000多人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随着批判斗争的深入，联系璧山实际，清查了与“四人帮”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县被列为专题调查对象5人，结论为犯错误1人，说错话办错事1人，经教育帮助取得谅解3人。与此同时，在全县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双打”斗争，至1978年5月，全县共受理刑事案件337件，判处罪犯330人，沉重打击了“四人帮”残余势力，有效地安定了社会秩序[1]。第二，开展整党整风。从1977年3月开始，通过召开县委常委一班人“小整风”会、县委常委扩大会、机关作风整顿会和全县三干会（县、区、公社三级）、四干会（县、区、公社、大队四级）等一系列会议，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三忆”（忆阶级苦、忆革命传统、忆大跃进干劲）、“三查”（查思想，查立场，查斗志）、“三大讲”（大讲“四害”横行时党国家单位个人深受其害，大讲与“四人帮”的斗争经历，大讲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和体会）和“十批判”活动，较好地解决了“三个不纯”（思想、组织、作风）的问题，基本达到了“三个增强”和“一个恢复和发扬”，即把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初步恢复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其间，县机关通过两批整党整风教育，制订了十条“整改意见”，大大改变了机关面貌，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县通过整顿“软、懒，散”班子和调整“五种人”（老好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工作，明显改善了一些班子不齐不力的工作状况，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2]。第三，针对“四人帮”给基层群众的思想腐蚀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全县连续安排了四期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抽调和组织了3000多人次的工作队（组）深入农村和工厂帮助工作，通过“一批二干三带头”，狠批“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掀起“双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高潮，较好地遏制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思潮，增强了劳动纪律，改善了经营管理，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和企业基础工作，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3]。第四，着手纠正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开始落实人的政策。1978年4月，县委成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全县各公社（镇）、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也确定了相应组织和工作人员正式展开工作，并取得成绩[4]。第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方针，被“四人帮”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长9.8%，达到3.5805亿斤，平均亩产813斤；总收入达到5218万元，比1976年增长15%；社员分配人均收入57元，比1976年增长15.5%；人平口粮479斤，比1976年增长15.9%；集体提留积累230万元，比1976年增长4.3%；贡献国家粮食达7170万斤，比1976年增长15%；实现了国家、集体、社员共同受益[5]。与此同时，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璧山磷肥厂动工兴建，全县农机事业得到调整充实，社队企业开始起步[6]。

但是，全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经济上又受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的影响，以致县委在“双学”活动中曾一度不切实际地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之类的急进口号[7]，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

二、全面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坚决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果断做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正确决策；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真正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上下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地开展拨乱反正工作，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确立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奉行斗争哲学，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成运动不断，人人自危，既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感情，又分散了工作精力，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致使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迅速把全党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对过去几十年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1979年2月，根据上级部署，中共璧山县委召开了178人（县属部委、室、局、行、社主要负责同志和区委、公社党委书记、中学党支部书记以及十九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与会者联系璧山实际，着重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在讨论中，各抒己见，反映强烈，多数同志认识到，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从过去长期搞政治运动转移到搞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历史性、根本性的战略转移，只有实现这个转移，才能改变璧山县的贫困状态，让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但也有少数参会同志心存疑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必要的，但又感到这样做不太符合惯例，心里不踏实。譬如有的同志说，过去把阶级斗争搞过头了，扩大化了，现在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了，政治运动也不搞了，是不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于是又担心政策不稳，怕反复，认为三中全会弯子转得太急了。很显然，如不打消思想顾虑，势必影响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势必影响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整体效果[8]。为了消除这些模糊认识，转变错误观念，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年9月，县委决定由县委党校负责，对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及公社一般干部进行分期分批培训；农村党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和一般党员，则由公社党委进行培训。从1979年底至1980年初，仅县委党校就分四期（每期15天）培训党员干部483人。这些培训为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扫除了思想障碍[9]。

1979年9月，县委代理书记赵英元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总结半年多来的工作时说：今年是落实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前八个月里，各级党委带领群众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取得了可喜成绩。小春粮食比去年增产1250多万斤，大春作物长势很好，生猪比去年同期增长39.4%；工业完成总产值2461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3万元。全县工作重点转移初见成效[10]。

（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成了严重禁锢全党思想的理论禁区。按照划定的这个禁区，人们的思想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不冲破这个禁区，党的事业就无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邓小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充分肯定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方针。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观点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鲜活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党同志的批判。但是，在转变过程中，特别是在转变过程的初始，不少同志对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不够理解，抱着“秀才打架”与已无关的态度，说什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那是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事，谁对谁错，我们这些跑田坎的人搞不抻展”，“我们是唱木偶戏的，线线由上头扯倒的，上头啷个提，我们就啷个动，真理标准讨论不讨论，没得啥子来头得”。还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真理有啥讨论头，反正有权就是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多。”在日常工作中，有些人往往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旦遇到具体问题，就抛开“实践”这个标准，习惯使出自己的“标准”，搬出许多过去的老概念、老框框谈论问题，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这种情况诚如一位县委领导在一次大会上毫不客气地批评的那样：“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三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这么久了，我们有些同志老是在那儿心存疑虑，左顾右盼，甚至工作上软拖硬顶、推三阻四呢？其主要原因，自然是这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凡事不用实践标准去检验，去衡量，而是只凭感觉习惯，好走极端，非此即彼。”1979年9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地委有关文件，广泛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会后，分别采取以会代训或短期培训的方式，在全县各级干部中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补课，让大家真正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清是非，认清“两个凡是”的严重危害，从而克服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逐步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念，为顺利推进党的各项工作，为农业上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探索和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奠定了思想基础[11]。1981年7月，中共璧山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大家在讨论中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就去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一方面不要认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办过的事情都是不能移易的真理，把它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不愿意承认和不敢纠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也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12]。这是全党思想理论战线的重大收获，也是党中央英明领导拨乱反正的丰硕成果。

（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根据中央文件和省、地委部署，1978年4月27日，中共璧山县委成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并且要求凡有此项工作任务的公社（镇）、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都要确定一名副书记负责此项工作，以便全县上下行动统一。随后，县委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县落实政策的领导工作，并授权代行县委审批有关案件，同时要求各公社（镇）成立3-5人组成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并抽调一定数量的专案人员具体从事此项工作，还明确公社驻队干部要负责所在大队的落实政策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全县上下的工作网络。

针对开初半年时间里全县落实政策工作进展不够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因认识问题而行动迟缓，个别负责人甚至有意拖延和阻挠落实政策的情况，县委于1978年11月26日至30日，召开了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会议。会上认真学习了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和中央、省、地领导同志有关落实政策和做好信访工作的讲话，县委领导在报告中联系全县落实政策情况，进行认真对照检查，指出思想和工作上存在的差距，帮助大家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坚定信心，从而克服了消极畏难、回避矛盾、害怕反复等思想顾虑，扫除了工作障碍[13]。尤其是县委还在大会上做出榜样，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县长陈久林、原大路区区长陈有文两同志落实政策，重新结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和善待其家属、子女。更有力地推动了全县落实政策工作的深入开展[14]。在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从1979年至1984年的6年间，对全县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制裁的人和事进行了彻底复查清理：全县受处分人数3531人，其中属“反右”斗争时期的775人，“四清”运动时期的1707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476人；其它历史老案573人。他们中有干部1107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人395人，城镇居民98人，农村社员1931人。他们受处分的情况是：党纪处分1804人，政纪处分1727人，开除党籍631人，开除公职666人。清理复查后，按照党的政策，撤销处分2329人，占受处分总数66%；维持原处分1056人，占30%；改变处分146人，占4%。通过复查纠正工作，恢复党籍544人，恢复公职419人，直接办理退休134人，退职48人，补发工资148人，补发安葬、抚恤费165人。政法部门受理的2812件历史老案，经过复查，维持原判1610件，占总数57.3%，分别实行改、减、免、撤和宣告无罪1202件，占总数42.7%。纠正的错案中，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案为最多，错判所占比例也最大。在296件反革命案中，经复查维持原判的只有41件，仅占13.85%。宣告无罪的191件案件中，为刘少奇受冤鸣不平的“反革命”案就有33件之多。在落实政策中，通过复查清理，为尚未摘帽子的57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与此同时，按照政策为“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其中地主1862人，富农633人，反革命分子628人，坏分子97人。对清查出的365名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除去死亡和下落不明的43人外，全部发给了证书；还清理退赔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无辜抄家的637户人家的全部财产损失。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经查全县有中专学历以上知识分子2361人，已评中级职称62人，初级职称667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160人，吸收入党302人，为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农转非”125人，对1498名中年知识分子进行了健康检查，查出有病的及时得到了医治，还明确916名知识分子每人每年可以报销20—30元专业书籍费，以资助其提高业务能力。此外，对城镇和农村的闲散科技人员也作了普查，择优录用了103人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政策落实工作，基本解决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极大地化解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全民大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15]。

在落实人的政策的同时，针对“四人帮”给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行了深入揭批和拨乱反正工作。过去较长时间里，“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大干社会主义污蔑为“唯生产力论”，把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管、卡、压”，把坚持勤俭办社，实行经济核算污蔑为“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账”，把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污蔑为“物质刺激”，把清理和收回超支欠款污蔑为“黄世仁逼债”等等，把人们的思想完全搞乱了，以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不能讲，不敢抓，造成劳动纪律涣散，财务管理混乱，集体经济受损，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针对这些问题，通过贯彻中央、省、地文件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理直气壮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197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35805万斤，平均亩产813斤，跨过了过去多年高喊而终未实现的“纲要”，比1976年增长9.8%；社员人平口粮479斤，比1976年增长15.9%；现金分配人平57元，比1976年增长15.5%。社员群众普遍尝到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甜头，他们高兴地说：“政策对了头，干活有劲头，生产一步一层楼”[16]。

（四）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促进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针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经济徘徊状况，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党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发展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1979年9月，中共璧山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进行宣传和贯彻执行。通过学习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是医治当前经济疾病的一剂良药，就其内容来说，调整国民经济，首先是调整不合理、不协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必须明确农业是处于国民经济中第一位的产业，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必要的支撑；在农业中，调整和改变农业内部结构，又是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大家联系实际，回顾了过去30年的历史教训：璧山县人多地少，过去在人平不到一亩耕地上搞“以粮为纲”，光抓粮食生产，结果粮食上不去，经济也上不去，社员长期“饿肚皮”。据统计，截止1979年8月底，全县各项农贷（包括历年贷款未还部分）总额达到838.7万元，全县负债的生产队就有2552个，占总数86.5%。农业经济脆弱到了如此程度！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年复一年，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严峻的现实叫人猛醒：发展农业不光去搞粮食生产单打一，必须实行中央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正确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指导农业走出困境[17]。大家的认识统一以后，在抓紧粮食生产方面，最为重要也最为见效的措施是，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文件指示，不断清除“左”的束缚，积极推行和不断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依靠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6月，县委办公室向全县区、公社印发了《璧山县城北公社藕塘一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管理试行办法》[18]。同年7月，县委又在总结近年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试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19]，这些文件指导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朝着快速、健康的方向发展。至年底，全县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10个，占总数0.3%；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生产队930个，占总数28.5%；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1728个，占总数62.35%；实行“水统旱包”的生产队281个，占总数8.6%；实行户包口粮田、劳包商品田的生产队302个，占总数9.25%。全县责任制形式百花齐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20]。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巨大潜力，县委、县政府还印发了《关于试行农业技术推广联产责任制的意见》，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投入粮食生产的主战场[21]。1982年6月，县委、县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出台了《关于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2]，把全县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规范得更加详细、更有条理，文件也更具实际操作性，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接纳。由于“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这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连年增长。全县粮食总产在1976年3.26亿斤的基础上，1978年达到3.96亿斤，1981年达到4.72亿斤，1982年突破了5亿斤大关[23]，这样，过去长期困扰人们的“吃饭难问题”，终于得到了根本解决。

在抓紧粮食生产、解决群众“吃饭难”问题的同时，县委充分利用本县劳力多，丘陵多，塘、库、堰、河水面宽，又有东西两大山脉等自然优势，放开政策，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1981年6月，县委、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意见》[24]和《关于社队企业要在调整中继续健康发展的意见》[25]，引导农民既要“吃饱肚子”，又要“多找票子”，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尽快使农民在经济上也富裕起来。充分利用“三碗现成饭”让农民多找票子，实现增收致富，就是当年璧山县走过的特色路子。所谓“三碗现成饭”，一是利用塘、库、堰、河及冬水田的水面养鱼，二是运用科技手段管理长期不开花、不结果的柑桔、梨子等果树，使其开花结果；三是改造“老毛桑树”，提高桑叶品质和产量，大力养蚕。这些都是利用现有资源，不费多少功夫，不花多少成本，而广大农民又比较熟悉，乐于接受，且便于实施的增收项目，所以称之“三碗现成饭”[26]。这些措施受到农民群众普遍欢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到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集体部分）已达到6751万元，比1976年净增2274万元，增长48.2%。其中多种经营产值为2665万元，净增1377万元，增长一倍多；多种经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28.1%上升到39.4%[27]。

其间，全县社队企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成果同样喜人。至1980年底，璧山县就有电力、采矿、化工、机械、建筑、建材、食品、轻纺、运输、服务、种养和商业等企业691个，从业人员10640人，总产值达到1985万元，比1976年增加3.3倍。从1977年到1980年四年间，社队企业实现利润675.63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117.48万元，直接为农业提供资金32万元，支付社员务工报酬952万元，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的“三兼顾”，三受益[28]。1981年8月25日，县委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对发展本县社队企业提出了“进一步明确重大意义，搞好调整和稳步发展，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搞好经济联合，加强财务管理，做好收益分配”等七条意见，指导全县社队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

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对工业企业也逐步进行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1979年，县革委先后批准供销、粮食、医药行业和部分国营、集体企业，如璧山（丁家）酒厂、县自来水厂等试行超产节约奖和超利润计划奖等办法，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企业核算紧密结合起来，让工人从切身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情况，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统一，充分调动工人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同年10月11日，璧山酒厂的一份报告说，璧山酒厂丁家车间经过上级批准，从当年元月实行超产节约奖办法以来，1-9月完成产量1532.4吨，增产白酒26597斤，价值19947.75元；完成利润77300元，上年同期是亏损30200元；当年每百元产值盈利3.77元，而上年同期每百元产值亏损1.52元；当年头9个月全厂共发放工人奖金6859.70元，却为国家创造了77345.38元利润，占全年计划46000元的168%。因此，酿酒工人称赞这个办法是“打开了酒类生产的一把钥匙”。这就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神奇效果[29]。取得初步经验以后，1980年10月，县委正式批转县委工交部《关于在县属工交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权力试点工作的意见》，通过对《意见》十条措施的贯彻执行，大大激发了企业内在活力，调动了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向优势联合，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至198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6785万元，实现利税总额743.63万元，分别比1981年增长9.8%和15.04%；交通运输企业完成的货运量和周转量，分别比1981年增长17%和19%，为以后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奠定了基础[30]。

三、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10月26日到11月4日，中共璧山县委根据省、地委部署，召开了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会议通过传达文件、学习讨论、领会精神；以新党章为镜子，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联系本地、本单位实际，规划部署今后工作三个阶段，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收效显著。一是初步理解了十二大的基本精神。与会同志通过认真学习，热烈讨论，互相启发，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对“十二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二大制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以及“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具体内容”，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二是增强了工作信心。通过回顾历史，畅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和目前全县大好形势，更加坚信党的正确领导，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坚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途光明。特别是对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含义，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克服了会前普遍存在的“翻两番全国办得到，我们那个地方办不到”的悲观论调。三是明确了今后任务。通过学习领会十二大精神，结合讨论胡朝木代表县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如何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怎样开创全县工作新局面”、“怎样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以及“当前重点抓什么、怎样抓”等等问题，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方向明确。四是振奋了革命精神。大家通过学习讨论，特别是结合新党章的学习，自觉用党员八条和干部六条对照检查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激发了革命斗志，振奋了革命精神。正如有的同志在讨论中说：我原来多次想申请退休，通过这次学习，看到了党的事业的光明前景，让人信心倍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不能丢开党的事业去考虑个人利益，只能团结其他同志一道前进，为开创本单位工作新局面做出应有贡献[31]。

在这次大会上，全县提出今后2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在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2675万元，工业总产值5746万元，合计18421万元，人均产值340元的基础上，到200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要分别达到23068万元和5068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7.2%，到那时，人均产值将是1190元。要实现这个目标也是能够办得到的。据统计，璧山县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虽然其间经济发展几经挫折，尤其是像“大跃进”那样的严重折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长期破坏，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仍然保持了平均每年4.3%的增长速度，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到1981年的五年间，尽管经济处于恢复、调整阶段，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也仍然达到了平均每年递增11.6%的速度。由此观之，今后2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需每年保持7.2%的递增速度，就能实现奋斗目标[32]。

工作目标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的十二大以后，璧山按照中央和省、市（地市合并后的）统一部署，进行了全县机构改革、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和干部“四化”建设工作。据统计，1982年全县提拔中青年干部218名，比1981年提拔总数增加1.66倍。其中担任正职63人，副职155人；进县委、县政府班子2人，进县属部、委、室、局、行、社、院班子9人，进区、社领导班子86人，进县属厂矿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93人，进中、小学领导班子28人，初步改变了各级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结构不合理，与繁重工作任务不相适应的状况[33]。1983年，全县以此为契机，对各级领导班子作了进一步调整。县委常委由15人减为9人，职数比过去减少40%；平均年龄比过去小8.1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原来增加了20%，具有中专和高中学历的比原来增加了11.1%，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原来降低了31%。县政府班子平均年龄比原来小8.3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原来增加43.3%，具有中专和高中学历的比原来增加23.3%。县人大正副主任5人，职数不变，平均年龄比原来小3.8岁。县政协正副主席由10人减为8人，职数比原来减少20%；平均年龄比过去小1.4岁[34]。同样，县属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这里以县委所属的办公室、政研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法委6个部门为例，这些部门调整以后，职数比原来增加1人，上升7.6%；平均年龄比原来减小6.3岁；具有大学学历的比原来增加13.7%，具有中专和高中学历的比原来上升5.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原来减少19.6%[35]。与此同时，对全县38个公社（镇）党委和460多个村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和改选。以大兴公社为例，该公社共有10个大队，92个生产队。调整前有大队干部158名，每个大队平均15.8人；有生产队干部500名，队平5.4人。调整后，大队干部由158人减少为60名，职数比原来减少62%，平均年龄比原来降低2.5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比原来提高了15.3%；生产队干部由500人减少为275名，职数减少45%，平均年龄比原来降低1.2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比原来提高了9.8%。经过这次干部配备和班子调整，大大加快了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进程，增强了工作责任感，提高了办事效率。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由于干部职数减少，群众负担也随之减轻。如石梯大队，1982年大队干部的定额补助降至640元，比1981年减少101.70元，群众负担下降13.7%，他们普遍感到满意[36]。

总之，通过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为实现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而确定的全县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