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梁县党史县志办公室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粉碎，标志着“文革”10年动乱的结束。1976-1978年，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工作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中央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和“左倾”错误思想，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路线，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曲折中前进的铜梁
文化大革命结束，铜梁县百业凋敝，百废待兴，如何尽快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困难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县委和全县人民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1976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全县人民纷纷游行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县委也立即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各区和人民公社进行传达；10月26日，县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东方红》三首革命歌曲的热潮。12月10日，县委组织城关地区的干部、职工、教师和居民7500人，分9个会场收听了地委在永川召开的批判“四人帮”大会的实况，随后铜梁县委又成立了以董照莱同志为组长的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分子和他们在铜梁的种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逐渐暴露。揭、批、查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在铜梁县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铜梁县委因势利导，1977年1月16日，召开了有5000人参加，为期9天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奋斗目标。会上还表扬了300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并向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光荣榜。然而，发展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就在全县上下一心一意抓生产，千方百计谋发展的时候，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两个凡是”的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口号。“两个凡是”口号的提出，使“左”的指导思想又开始抬头。4月，县革委在县委工作会上也跟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制定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对一切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言行，我们都要进行坚决斗争的“凡是”口号。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限制“小五匠”等铲资本主义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批资运动又活跃起来。“两个凡是”极大地限制了当时刚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正在进行的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在向前发展中又开始走“回头路”。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党指明了道路，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全国上下开始全面纠正和正确认识“文革”和“左”的思想。由于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结合全县人民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铜梁县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轨道，197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3.34万吨，同比增长了13%。同时，工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随着铜梁糖厂、虎峰玻璃厂等县属企业、乡镇企业、“五小”企业、社队企业的相继竣工投产，工业总产值达到5488万元，同比增长了12.5%。
紧接着在1979年2月21至23日，中共铜梁县委召开了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开展拨乱反正工作。会上，代理书记潘椿作了《坚决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加快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提出把实践作为检验全县当前和今后一切工作的行为准则。会议期间，到会代表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真理评判标准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念。会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的《决定》，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铜梁县第五届委员会和中共铜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林彪、“四人帮”取得重大成绩的形势下召开的，尽管有“两个凡是”的影响，但“左”的思想禁锢已遭受极大冲击，清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领导班子中形成的帮派势力，重新确立起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铜梁县进一步开展拨乱反正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里，由于“左”的错误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铜梁县拨乱反正工作遭遇了种种阻力和干扰，但整个工作仍在艰难中前行。
二、抓好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拨乱反正工作指明了目标和前进的方向。铜梁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领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到要搞好铜梁县的拨乱反正工作，首先必须冲破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重点抓好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979年1月15日，县委召集常委和19级以上党员干部、局级以上党员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在会上，县委向到会领导干部提出五点要求：一要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1978〕77号文件）的精神实质；二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三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四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五要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大胆解放思想，尽快把全县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上来。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从思想上开始正确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文革”和“左倾”。2月3日，县委又召开了为期7天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中央〔1978〕77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通知》（中央〔1979〕4、5号）三个文件，进一步贯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其深入人心。与会的131名同志在会上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通过摆事实列举了“恐右病”、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种种表现，并进一步罗列危害，深挖根源。这次会议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较好地解决了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进行农村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问题。
1979年4月，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新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要求县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多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其他干部也要进行专题学习，解放思想，搞好工作，转变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8月中旬，县委针对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党内个别同志思想僵化保守的现象，特别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理解为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消党的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观点。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决定在县委中心学习组、县级机关和各单位系统内普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问题大学习、大讨论的活动。在县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进行了纠“左”的思想教育，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8月30日，结合大学习，大讨论，县委又用了9天的时间，召开县、区、公社三级领导干部大会，与会的140多人都表现十分积极，集中全力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会上，县委还对一些典型的、错误的模糊认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尖锐地指出，这些观点和认识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并深挖根源，指出它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极左”阴魂不散，同时强调，对这些错误如不加以批判克服，不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将会害人害己，使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成为一句空话，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变成纸上谈兵，成为空中楼阁。
铜梁县委一班人清醒地认识到思想转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必须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县委组织部、宣传部与县委党校联合举办了培训班，对全县党员干部进行轮训。要求电台加大广播宣传力度，文化工作部门和街道认真编演节目，出墙报、办板报，在全县城乡掀起学习、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通过这些立体的、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渐地在全县党群干部中入脑、入心、扎根、开花，有力地推动了铜梁县干部群众思想的解放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1978年末至1980年初，铜梁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先后出现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公开散布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思潮在铜梁县虽然影响不大，但它的腐蚀性和离心作用却不可低估，对正在进行的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破坏。为此，县委有针对性地连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活动，以纠正一部分人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促进了全县人心的统一。
1981年8月30日，县委召开了第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共铜梁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表示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县党员干部通过对《决议》的学习，要正确认识党中央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对毛泽东思想一要继承、二要发展的科学态度，砸烂左的枷锁，清理左的影响，防止右的倾向，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坚定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信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迈出新步伐。会后，为了使会议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县委和各级党委采取了培训和宣讲等多种形式，先后培训党员17588人，培训宣讲骨干1227人，其中县、区、社领导415人带头向群众宣讲《决议》达947次，听众达43万多人，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通过一系列的宣讲活动，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更加顺民意、得民心、遂民愿，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定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坚信党中央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铜梁县在拨乱反正工作中，首先抓好了解决贯彻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全县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铺平了道路。
三、开创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增强民主法制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被严重践踏，“打倒一切”、“全面专政”，恐怖弥漫，冤假错案丛生，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局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开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便成为党中央拨乱反正，“抓纲治国”的题中之义。铜梁县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与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
（一）全力开创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1.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铜梁县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年动乱，铜梁成为了永川地区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县之一，国民经济严重受损，帮派势力大搞打砸抢，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七五年整顿，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篡夺县、区、社部分单位的领导权，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了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即：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极右性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场斗争分为三个战役：第一战役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第二战役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恶历史；第三战役是批判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共永川地委根据铜梁帮派体系盘根错节，牵连的人多，情况复杂的实际，于1977年1月下旬派来工作组，帮助开展揭批查运动。
在第一、二战役中，县委多次召开会议和举办学习班，传达学习中央精神，向干部群众宣传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1976年11月19日，在县委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开始了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12月10日，县委又组织城关地区干部、职工、教师和居民7500余人，分9个会场收听了永川地委召开的批判“四人帮”大会实况广播。在这次大会后，铜梁县委结合本县实际，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简称“揭、批、查”运动）。12月15日又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央〔76〕24号文件）精神。12月18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和城关镇委联合召开联系实际，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部署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实况转播全县。县委党校及各级党委还分别举办学习班208期，为揭批四人帮培训了2.7万名理论骨干。运用专栏、广播、黑板报、大字报、漫画、幻灯、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罪恶历史。在此期间，全县共开辟批判专栏3100块，登载批判文章5万余篇，制作批判漫画和幻灯片1000余套，书写批判性标语3万余幅，召开批评大会1200余次，6300多作了批判发言，70多万人次参加批判大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高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中，县委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三大讲”，即：大讲“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进行篡党夺权的罪行，痛斥“四人帮”给党、国家、本地区和个人造成的灾难；大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体会；大讲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局面和新气象。整个揭批斗争中，按照省、地委关于“一批两整顿”的要求，县委开展了整党整风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整顿，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县委班子在1978年2月和7月进行了两次整风，分两批开展全面整党整风，县委组织了700多人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到12个公社，2个场镇开展路线教育，组织了2900多人的力量对农村3500个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分批进行整顿。同时，采取了必要措施，对各级领导班子作了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加强，并选拔了69名新干部，发展了137名新党员，壮大了党组织。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基础上，县委成立了以董照莱任组长的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专案组，负责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4月24日，县委批转了大清查办公室《抓紧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几点意见的通知》，意见明确了清查的范围，时间要求和具体作法。要求各级党委、支部、县属各部门、各单位，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把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抓紧抓好。凡过去向四人帮及其余党或他们直接控制的黑据点，有过联系、写过信、送过材料、打过电话、电报、告过黑状、写过劝进信、效忠信的，都要查清楚；要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限期向组织说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在清查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县委把整顿、大批判、大清查和“双打”（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使斗争得以健康顺利的发展。一是抓住关键，认真解决帮派势力伸进党内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全县帮派骨干9人中，有党员7人，县、区、社级干部6人。参与帮派势力某些篡党夺权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30人中，有党员24人，群众6人，属县、区、社级干部20人，其他10人。根据帮派势力伸入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县委采取了四种形式进行整顿：帮派问题严重的单位集中到县，由县委直接领导整顿。领导权被帮派势力篡夺或控制了的，由县委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领导整改；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受帮派体系影响，不敢大胆领导运动的单位，派观察员协助抓好运动；领导班子能团结战斗的单位由自己整顿。通过整顿，全县调整主要领导19个，充实领导的单位32个，充实领导成员76人。二是紧密联系实际，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帮派体系，采取“领导上阵带头批，发动群众全面批，知情人员重点批，层层剥皮深入批，抓住要害反复批，针对谬论专题批”的方法。县委一班人站在斗争的前列，带头揭批帮派骨干。广大干部群众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作风，从现实到历史，从捣乱破坏到现行反革命犯罪，步步深入，彻底揭穿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狰狞面目。三是结合“双打”，把粉碎帮派体系的斗争不断深入，运动中全县抽调干部657人，组成10个工作队，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方法，深入到单位和农村社队开展“双打”。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审查定案四个阶段的工作，清查运动收效良好。
1980年，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从宽从缓”的方针，根据中纪委〔1979〕25号文件的规定，对列为清查对象的58人进行了定性处理。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2人，犯有错误的12人，办错事、说错话的36人。其中，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处分的1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2人，行政记大过处分的1人，取消党员资格的2人，另有9人涉及违法犯罪被另案处理。1982年，根据中央精神，对受审人员的结论和处理进行了复议，定性处理的最后结果是：全县受审查的65人中，定为严重错误的2人，犯错误的12人，说错话、办错事的36人，另案处理的9人，按“三大讲”对待的6人；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1人，党内严重警告的1人，党内警告的2人，行政记大过1人，取消党员资格的2人，其余人员免给予处分。定性处理作到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处理适当。
“揭、批、查”运动的开展，从思想上、组织上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较为彻底地铲除了他们在铜梁县的残渣余孽和社会基础，为较好地开创出铜梁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了条件
2.平反冤假错案。
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县委继揭批查斗争后，组织了专门的班子落实干部政策，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昭雪、平反和纠正，推倒了那些污蔑和不实之词。对受“四人帮”及其帮派打击排斥，长期没有安排工作或安排不当的干部，作了适当安排：对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干部给予了照顾。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狠抓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认真清理了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基础上，从1978年3月至1983年2月，铜梁县委对解放以来的“四个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复查。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建立了常委接待日制度，并抽调173名干部组成专案小组，分系统进行案件的复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落实政策的范围受限。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路线后，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清理出全县在“四个运动”中，被立案查处的干部职工共计4418人，其中机关干部1348人，农村基层干部3070人。按照“全错全纠，部分错误部分纠正，不错不纠”的原则，撤销原结论处分的2697人，占被处理人数的61.05%；部分纠正的778人，占被处理人数的17.61%；维持原结论的943人，占被处理人数的21.34%。全县落实干部政策共开支经费173056.90元。
大批干部职工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后，县委继续做好了善后工作。对被错误开除党籍、劝退、不予登记，仍具备党员条件的为其恢复了党籍；对被迫害致死的进行了平反昭雪和抚恤；对家属无辜株连的做了妥善解决；对强加的不实之词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处理。全县受到开除党籍、劝退、不予登记错误处分的117人恢复了党籍；为231名含冤开除公职下放的劳动者重新安排了工作，对15名已到法定退休年龄或无力工作者作了退职退休处理；为28人落实了城镇户口，其中无辜受牵连家属25人，从农村收回3人，为123人补发了工资。同时，根据本人申请，复查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296件。特别是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错误镇压的地下党员雷筱龙案，经过调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撤消原案，宣告无罪，并恢复其1938年开始的党籍。
3.调整社会关系。
铜梁县通过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平反冤假错案，较好的创建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又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出台了调整社会关系等拨乱反正的具体措施。宣布将原工商业者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其劳动者身份；给6068名地主、富农分子和坏分子（含错划的460人）摘掉了帽子，将1.8万名地、富家庭出身的人，定为社员、工人、教师等成分。极大地调动了全县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二）大力开展民主法制教育
1.广泛开展法制宣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痛定思痛，呼唤健全民主与法制，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79年，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1981年初，铜梁县成立了司法局，将民主法制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为了探索法制宣传的正确道路，找出社会治安的症结所在，县司法局带头组织到平滩区和新复乡开展了专题调研活动。并根据调研实况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民事纠纷管理范围的报告》。该《报告》后来被县政府以〔1981〕49号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区、人民公社执行。
1982年，铜梁县抓住全国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大好时机，由政法委牵头，成立办公室，抽调1000余人组成了工作组，深入农村、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刑法》、《婚姻法》、《森林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宣传活动。他们还根据不同时段，突出不同的宣传重点：在打击清理流窜犯、整顿城镇治安中，侧重宣传了全国人大《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劳教人员的决定》；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反复宣传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罪犯的两个决定。《宪法》公布后，县委立即成立了以人大常委会主任、政法委书记董照莱任组长的普法领导小组。期间，由县长带头向全县干部群众作了动员报告；公、检、法、司领导除在县有线广播举办以《宪法》为主的法律知识讲座外，还轮流到县直机关、工业、农业、交通、农机、水电、商业、供销八个系统和党校、巴岳茶厂等单位向干部职工上《宪法》、《刑法》、《经济合同法》等六个法律的法制课。此外，组织了13人的法制文艺宣传队，编排了《法制花开人人爱》、《歌唱你，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送子归案》、《四个老头学刑法》、《看布告》等十多个文艺节目，深入各区、公社演出67场，观众达十余万人。
铜梁县开展的普法宣传工作扎实深入，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做到知法、懂法、守法，还开创安定的社会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让公众亲历政治民主——直选第八届县人大代表。
1979年7月1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是我国选举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改进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措施。1980年是铜梁县政府的换届年，当年2月，县委批转了县民政局党组《关于开展铜梁县第八届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意见》，将该次选举作为了对全县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教育的契机。为了加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县里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各区、公社也按《选举法》要求，设置了相应机构。县委这次让人民代表直接选举，有四大突破：一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县人民代表；二是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或一倍；三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提候选人名单（办法有两种：1、由中共铜梁县委、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候选人；2、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推荐候选人）；四是无记名投票。
这次选举，从1980年3月23日开始，到5月6日结束，历时44天，应选出县人民代表544人，实际选出533人。代表名额分配上，按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四倍于镇的原则，农村代表名额为473名，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1500人；城镇代表名额为71名，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360人。全县共划分77个选区，成立了633个选举领导小组。同时，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机关以部门为单位，全县划分了4664个选民小组。选举按照三榜定案的办法进行选民登记，全县除依法剥夺选举权和暂停选举权的212人、无法行使选举权的1160人外，共登记选民399008人，占总人口的54.6%，参加选举投票的387899人，占登记选民的98.58%。
这次选举，通过直选，扩大和发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选出了大家比较满意的代表，让全县干部群众亲历了公民参与政治民主的实战演练，在拨乱反正中受到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深刻教育，有效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充分调动了各方力量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四、正党风淳民风，纯洁党组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1977年-1978年，铜梁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结合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大规模、宽范围的整党整风活动，旨在摸索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1977年 4月2日，县委批转了工交部《关于在工交企业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安排意见》。《意见》指出，这次路线教育的时间为6个月，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第二步，重点抓好职工队伍建设；第三步，整顿领导班子，搞好组织建设。同时，要求对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一并进行整顿。随后，教育活动在工交系统全面展开。6月28日，县委集中8个部、委、室，36个局、行、院、社和27个公司、经理部以及场、站的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212人进行整风。这次整风，要求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针对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状况，重点解决帮派体系伸进领导班子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不团结和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经过11天的整风学习，大多数单位揭露了自身矛盾，解决了存在的主要问题。绝大多数同志提高了认识 ，分清了是非，振奋了精神。6月下旬至7月上旬，按照县委的部署，全县60个公社，又分别以5至7天的时间陆续开展了整风活动。各公社的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有关党的建设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解决帮派势力伸进公社领导班子的问题为重点，一要联系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和解决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二要学习大寨经验，开展“三大讲”（大讲毛泽东思想、大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公社领导班子中的路线、干劲、作风和团结问题。通过这次整风，公社班子形成了新气象：1.领导的腰杆硬了；有怨气、泄气、不服气的同志，气消了，和气了；2.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增强了团结，为进一步领导“农业学大寨”创造了条件。7月27日，全县中、小学领导班子开始进行整风。这次整风，全县集中了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党员、全体工宣队员和少数教师，共计364人，为期15天。这次教育系统的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纲，针对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状况，重点解决帮派体系伸进学校领导班子的问题。通过学理论、批谬论、“三大讲”，对帮派体系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思想斗争。10月5日，县委集中19天时间，组织县直机关职工和城关镇机关职工1587人进行学习、整顿。这次机关干部的整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开展“三大讲”，进行自我教育，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对少数人的问题，采取群众帮助，领导谈话等措施进行教育。通过学习整顿，揭发批判了县直机关队伍中存在的帮派活动、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基本肃清了“四人帮”残留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队伍中的余毒。
1978年2月13日，县委根据省、地委部署，开始了第二次整党整风。首先，用一个月时间在县级机关中进行。参加这次整顿的有县委各部、委、办、室，县属各局、行、院、社共46个单位，1029人。其中，党员499人，非党员干部、职工530人。这次整风分三个阶段进行：6天学习、批判；15天 “三大讲”和重点帮助，开展思想交锋； 7天研究整改，安排今后工作；两天时间小结。通过这次机关整风，12个单位增强了团结，有49人检查交代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有39人检查交待了道德败坏问题。5月20日，县委开展为期70天的第二批整党整风。参加这批整顿的有各公司、经理部、场（厂）、站、所等，共33个单位，1147人，重点解决领导班子这个关键问题。参加这次整风的33个单位中，主要问题解决得好的和比较好的有31个，占93.80%；在参加“三大讲”的1147人中，讲得好和讲得比较好的占93.50%。其中，有115人检查交待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挪用公款等问题，共计现金15220元、粮食2.48吨、各种赃物折币1006元；退出赃款6061元、粮食0.27吨、赃物折币500元；有65人交待了生活作风问题。
1979年2月27日，铜梁县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成立了中共铜梁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新成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党章》和《准则》的要求，开展调查研究，对党员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铜梁县在拨乱反正中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针对 “三个不纯”的问题，针对机关、企业、农村、学校中存在的不同问题，通过整顿班子、整顿队伍、整顿管理、整顿作风，清理和落实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大大加强。
1980年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铜梁县委紧紧抓住这又一加强党建的契机，4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3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会上，组织全体委员认真学习《准则》，讨论制定了中共铜梁县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根除派性，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严肃党纪，端正党风，切实纠正不正之风；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继续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五项任务。接着，5月17日，县委批转了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关于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和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安排意见》，责成县委宣传部、组织部举办以做新时期合格党员为主题的学习班，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轮训。1981年，县委又开展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把端正党风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把贯彻落实《准则》与党内开展“创优活动”、把检查纠正不正之风与大力表彰模范执行《准则》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党风党纪教育。
五、以改革为龙头，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全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铜梁县也不例外。
（一）在农村推行家庭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小春预分后，县委组织社队干部1856人全面整社，重点整顿农村的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落实农村经营管理政策。在整顿中，全县所有社队都参照南郭一村的做法，划了作业组，实行生产队统一经营，作业组分季节或作物包工，组内死分活评的新办法进行。同时，修订了劳动定额，调整了社员底分。这些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较好地解决了“站天天，划圈圈”等松散的现象。特别是通过财务整顿，揭露和初步解决了在农村基层长期存在的贪污、挪用、“乱三支”（预支、借支、垫支）、分掉积累和储备粮，以及超支、拖欠集体款项诸多问题，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7月14日，县委以农林部名义召开了有78人参加的为期3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上总结和交流了这次整顿的成绩和经验。
同年7月17日，县委领导潘椿、董照莱、戴祖恩带领64名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组成调查组，到南郭公社开展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清理加重生产队不合理负担的通知》（中央〔1978〕37号），全面清理加重生产队不合理负担的试点工作，探索农村改革的道路。通过17天的调查，他们发现，仅南郭一个公社就有47个部门和单位向其生产队伸手，先后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动力261797个工日，折合劳动日值130897元；调用生产队资金和物资折币64858元；各种非生产性开支20148元；粮食20.78吨。累计加重生产队不合理负担的现金和物资折款210148元，人平不合理负担13.80元。为了惩处和纠正清查中发现的问题，维护生产队的合法权益，调动全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县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并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取消不合理土政策；坚决退赔原县区社的无偿平调；发展社队企业调用生产队劳力要合理付酬；农田基本建设自愿互利，等价交换，谁受益谁负担；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催收欠款等六条措施，并将清理工作向全县铺开。
到1979年春，铜梁县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到总队数的52.5%。这年2月10日，县委召开了为期10天，有2027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会上，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加快农业发展等问题。同时，表彰了先进。通过会议，牢固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决心动员全县人民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全力以赴，夺取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8月30日，县委用9天时间，照开了有140多人参加的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学习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安排了今冬明春及当前各项工作。会议要求抓好以发展农业为主的经济建设，使农林牧副渔业都有一个大的发展。11月18日，县委组织工作组，用17天时间，在东郭公社4大队进行贯彻中共四川省委〔1979〕100号文件（《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调整落实自留地、饲料地、林权地、承包地，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试点，开始调整落实自留地、饲料地、林权地、承包地（简称“四地”），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认为省委文件的八条政策，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文件的精神，是让生产队和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政策，符合党心民心。试点结束后，县委发了《中共铜梁县委关于东郭公社四大队调整落实自留地、饲料地、林权地、承包地的试点工作经验》（〔1979〕42号）文件，介绍了该社试点工作的经验。
1980年1月15日，县委发出《中共铜梁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调整落实自留地、饲料地、林权地、承包地，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意见》（〔1979〕100号），提出了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全面领会文件精神；进一步解决和落实好“四地”中的具体问题；因地制宜地搞好农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各种生产责任制；加强领导，扎扎实实地把省委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好，把农村经济搞活，使生产队和社员尽快富裕起来的五项任务。9月11日，县委召开为期9天的三级干部会议，贯彻省委工作会议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上，县委书记潘椿作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落实好各种责任制，提高生产管理水平》的报告。强调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建立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11月24日，县委召开为期10天的农村工作会议，1065人参加。学习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中央〔1980〕75号）、《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四川省委〔1980〕100号）和永川地委《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纪要》等文件，传达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抓好农村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到年底，全县70%的生产队实行水稻联产到组，旱粮联产到户或联产到人的 “水统旱包”（即水稻联产到组；旱粮联产到劳或人）责任制。为了落实这次会议，12月上旬至25日，各公社根据县委部署，对10854名大队、生产队干部进行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培训。通过培训，推进了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
1981年3月上旬，为了确保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留死角，铜梁县委狠抓了后进生产队的整顿工作。他们从机关抽调80名干部组成10个工作组，由县委常委和中层干部带队，会同区、社289名干部，驻进全县794个后进生产队开展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4月初，已有674个生产队的问题得到解决。4月20日，县委召开为期5天的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讨论研究了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7月8日，县委召开为期7天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精神；对全县4363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进行清理统计；讨论研究县委《改进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和4个附件。经过讨论修改后，以文件形式印发至生产队，发动群众充分讨论。会后，经过3个月的努力，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普及，全县实行联产到劳的有3353个生产队（即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按劳力分配不变，由队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支配耕牛、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等主要生产资料，在统一核算分配的基础上，实行“五定一奖”——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有445个生产队（土地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耕地，以产定工或定产定工，联产计酬）；包干到户的有39个生产队（将耕地按人划分到户，实行劳力、投资、产量、上缴提留大包干，自负盈亏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户只有使用、管理权。其产品、产值除上交国家税金、完成定购和集体提留外，其余归承包户所得），其余556个生产队也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到此为止，联产计酬责任制已成为铜梁县农村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并逐渐从“包产到组”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过渡。
由于户营为主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和分配形式，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到1982年底，全县4370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家庭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取消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实行的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制度，革除了长期在分配上“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端，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二）在企业推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和内部经济责任制
铜梁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在粉碎“四人帮”后，铜梁的工业生产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和吃“大锅饭”的工业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对原有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1978年以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国营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对党、政、工会的职权、工作任务及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央三个条例精神，铜梁县开展了企业整顿，着手恢复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各企业党组织制定了《党委（总支、支部）工作细则》、《书记工作职责》；行政制定了《厂长工作细则》、《副厂长工作细则》；职工中制定了《职代会工作职责》，从制度上保证了党政工工作分开。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推行和完善，促进了企业党、政、工会职能的转变。企业党委基本上跳出了日常生产事务圈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讨论决定企业重大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和培训、考核、监督、使用干部，加强群团工作的领导上来，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则不再直接干预。厂长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负责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组织执行企业党委的重大决定，处理日常生产管理、生活福利及政治思想工作。职代会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监督，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初步理顺了企业党、政、工关系，形成了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管理，相互分工合作的企业领导体制新格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仅使企业产值、利润大幅提高，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推行内部经济责任制。
企业在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后，逐步推行了各种内部经济责任制。铜梁县最早实行内部经济责任制当数铜梁氮肥厂。1980年9月，铜梁氮肥厂制定了《铜梁氮肥厂车间核算计奖办法试行意见》，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该办法针对各车间具体情况，分别制定了产量、成本、主机运转率、工艺指标合格率、安全无事故等五项指标，以及奖惩办法，调动了车间、班组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益。1981年该厂生产碳铵2.51万吨，年创产值489万元，扭亏为盈，利润达63万元。县里推广了氮肥厂的经验，全县工业、二轻和其他企业，也先后实行了车间、班组经济责任制，企业内部管理有了新的变化。
1982年7月，铜梁县开展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先后抽调211名工作队员，下到列入整顿的112户工业企业，协助企业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基础工作，整顿劳动组织，建立健全制度，加强安全文明生产。同时，还认真抓了完善企业内部车间、班组及个人的经济责任制，把经济指标尽可能地层层分解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实行职工个人的劳动成果与奖金和部分工资挂钩，把职工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定”、“包”为主要形式的内部经济责任制网络，较好地解决了车间、班组吃企业“大锅饭”，职工吃车间、班组“二锅饭”问题，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相比，国有企业产值增加了4.7倍，达到7070万元；集体企业产值增加了9倍多，达到4017万元。
在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为铜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