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南县档案史志局

“十年浩劫”使潼南人民深受其害，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工业企业陷入全面停产状态，原本是农业大县却因派性斗争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原本是养猪大县却无猪可卖，几十万人民陷入忍饥挨饿的困境之中。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历时十年的动乱得以结束。潼南也同全国一样，首先面临的严峻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把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把他们搞乱了的各方面秩序纠正过来。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犯“左”的错误，潼南县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同全国一样受到严重影响，一直处于徘徊之中。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才为拨乱反正排除了障碍，拨乱反正的工作才得以深入开展，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一、端正指导思想，确保党的工作重点实现战略转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结合潼南的实际情况，很快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中共潼南县委于1979年2月6日-12日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进一步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和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解决全面领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深远意义。解决如何实现根本转变，把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搞上去；如何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端正思想路线；如何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法制；如何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会议认真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全县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工作重点的全面转移而努力奋斗。

紧接着县委2月14日-23日召开了有1806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会，会议认真学习了有关文件，研究和部署了如何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提出了贯彻农业“休养生息”方针，按客观规律办事，加快农业高速发展的奋斗目标。

2月18日，县委又专门发文对学习宣传做出了部署，号召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通过学习宣传，主要收获有：

1.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增强了实现全县工作重点转移的信心和决心。

2.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解放了思想，发扬了党的民主作风。在学习中，大家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联系全县解放三十年来粮食产量出现的三个马鞍型的历史来说明问题。1949年潼南县粮食产量约1.9亿斤，到1957年时达到了3.8亿斤，1957年后因“大跃进”、“反右倾”等一列政治运动，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降到2.1亿斤，1965年开始好转，1966年又回升到1957年的水平，达到了3.9亿多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极左，1969年粮食产量又降到3.3亿多斤。1971年林彪垮台后，形势稍为稳定，粮食总产量上升到4.4亿斤，但后来“四人帮”又搞批林批孔反右倾，致使粮食产量又降了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一定恢复，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了4.8亿多斤。这样的事实说明，全县农业生产发展忽上忽下的问题主要是“恐右病”的危害造成政治局面不安定，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造成的。大家认识到：解放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4月4日，县委又召开了全县领导干部会，集中学习党中央〔1979〕13、21、22、23、24、26号文件和省委的3个文件，部署了新的工作。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集中精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重要文件，开展安定团结、兴无灭资、“三热爱”教育；二要切实改变领导作风，抓好春耕生产；三要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加快纠正冤假错案。

7月8日，县委决定立即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在继续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认真学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文件，继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能够真正理解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从而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认真抓好各项工作。

8月6日-12日，县委召开有541人参加的县委全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县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统一思想，认真搞好全县国民经济调整，努力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10月4日-6日，召开了中共潼南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三届党代会以来的工作，通过了《团结一致，鼓足干劲，为加快我县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决议，使全县各项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全面拨乱反正，实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都在进行，但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思想理论上设置禁区，使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成效不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大解放的学习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潼南县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相对滞后，基本上是在结合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才一同进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及时召开了常委会进行了学习，但真正全面贯彻学习是在省、地委召开有关会议之后。

1979年2月6日-12日，县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区委书记共93人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解决全面领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深远意义，如何实现这个转变，把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搞上去；如何保持长期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端正思想路线；如何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法制，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接着，2月14日-23日，县委又主持召开了1806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以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和省委领导的重要讲话。通过学习讨论，与会干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对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全县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通过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开始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步理解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以实际出发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初步分清了真高举和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界限，党内生活逐步活跃了，民主空气日益浓厚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扬。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县委于8月28日至9月3日，召开了有401人参加的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文件和省委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随后全县通过会议学习、向广大党员群众宣讲等形式，对六中全会文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通过学习宣传，大家认识到：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要会议，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方针、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全县思想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潼南县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除了学习讨论外，其他方面的学习教育工作也对解放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根据上级部署开展的“四整”（重点是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思想影响，端正思想路线，增强领导班子团结）、“一批两整顿”（批“四人帮”、整党整风和整顿各条战线），在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及学习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以及新党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都对解放思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拨乱反正”工作开展的同时，由于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遭受“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加上在思想路线的领导上存在的软弱涣散，一段时间，在全国曾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此倾向也波及到潼南，如不想过问政治，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满，散布怀疑和反对言论，导致部分干部群众思想混乱，说什么“三中全会拔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无政府主义现象突出，组织纪律松弛，生产、工作、教学秩序松散；还有一些青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盲目模仿西方，追求享乐，走上犯罪道路；社会上的打架斗殴、赌博和封建迷信等违法活动也时有发生。为克服涣散软弱状态，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潼南县委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振作革命精神，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搞好党风建设，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消除错误认识，克服悲观情绪，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

（二）政治生活上的拨乱反正

1.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清查潼南县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清除“四人帮”的影响。

“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中共潼南县委及时向全县干部群众传达有关文件精神，组织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10月28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976〕16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央15、16号文件，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开展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揭发大批判。要求学习批判一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维护党的团结，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1976年10月-12月，全县共召开批判会26次，参加人数达121856人次；办大判批骨干学习班14期，培训领导骨干987人，理论骨干438人。

在此基础上，县委于1977年2月16日至8月26日举办县直部门领导干部学习班，组织认真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文件，传达省地委会议精神，联系本地区实际，批判本县帮派骨干人员在潼南制造混乱、乱中夺权的罪行。同年5月，又根据地委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帮派头头公开点名的批判。接着县委又根据上级的部署，在全县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了文革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经过严肃耐心的帮助教育，绝大多数在认识和行动上改正了错误。

1979年，县委又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在全县开展了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即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2.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组织建设。

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确立，为妥善解决长期积累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现实存在的政策问题铺平了道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和中央、省、地委的领导下，潼南县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潼南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陆续继续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干部的案件进行了复查。但由于当时党内尚未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思想不能解放，复查工作进展缓慢，不少案件的处理上定性仍偏高，重新确定的处分仍偏重，有的纠正不彻底，仍留有尾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于1978年12月29日批转了最高法院《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省、地委也相继发出了纠正干部冤假错案的通知。潼南县委认真贯彻上级的有关指示，迅速成立了中共潼南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并抽调452名干部组成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林彪、“四人帮”和历次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县委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和督促，引导广大干部破除“左”的指导思想束缚，端正对纠正干部冤假错案的认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认识。1979年3月29日，县委根据省、地委有关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落实政策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落实政策的界限。县委领导还直接参加有关座谈会、汇报会，帮助解决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指导案件复查工作的开展。

案件复查过程中，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要求每复议一起案件，力求做到否之有理，定之有据。对于属政治历史问题的案件，只要“文革”前已作结论或本人做出交待，以后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一般维持原结论；对“文革”中犯有一般性错误的，一般撤销原结论和处分，予以销案。对“文化大革命”中因政治言论问题而结论处理的，复议中不纠缠细节，不轻易留“尾巴”，一般也作销案处理。对证据不足或无法查清事实的案件，一般作不予认定或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到1979年底，全县脱产干部中除个别疑难案件外，90%以上的案件已经复查。但是，由于办案人员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有些案件的处理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要求。此外，还有一部分负责人和办案人员思想保守，对复查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复查工作有抵触情绪，该办的不办，因而使复查改正工作还有一些问题。有些案件虽然已经复议了，但处理不彻底，不该留尾巴的留了尾巴，有的案件虽已改，却不做善后工作。

为进一步把复查工作推入深入，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要求，县委于1981年6月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四个运动”（指整风反右、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处理复查的案件进行全面的检查验收，可把检查验收和复查处理遗留问题结合进行。此项工作于9月底结束。通过检查验收，案件处理问题和善后工作中的问题均得到较好解决。

到1982年底，全县脱产干部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县文化大革命中处理的案件1068件，实际复查1221人，平反纠正857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审查和处理的人，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了公开平反和改正，恢复其名誉，消除错误影响。对原错误下队的374人恢复了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干部，有关部门都作了结论，并给绝大多数死难者开了追悼会，对其家属按政策办理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和抚恤，为其符合招工条件的家属、子女安排了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审查而扣发工资的干部补发了工资。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还组织力量对其他一些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复查处理。一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处理的党员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凡搞错了的，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平反和纠正。二是复查反右倾运动，复查229人，平反纠正了209人；三是“四清”运动按规定范围复查了184人，平反纠正了38人。其他历史老案复查了457人，平反纠正了222人。

1979年4月，县委还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对农村基层干部落实党的政策，全县共抽调267名办案人员，平反纠正农村基层干部冤假错案412件，占应纠案件的74%。

1980年2月，县革委决定，对在“文化大革命”和两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已平反纠正、其家庭经济仍然困难的，政府拨款2万元，从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

（2）对右派分子摘帽，改正和妥善安置。

1957年至1959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潼南县共划右派分子220人，1959年-1964年，先后分批给部分人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1978年还有少数所谓的“右派分子”。

1978年4月29日，根据中央〔1978〕11号文件精神，县委决定成立中共潼南搞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并抽调干部迅速开展工作。在此项工作中，有关单位的党组织给本单位左派分子做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向本人和单位干部职工宣布，并将书面决定存入本人人事档案。至12月底，对所有错划右派人员，均予以改正。完成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后，县委根据中央55号文件的要求，认真做好摘帽人员的安置工作和错划右派人员的改正工作。中共潼南县委把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到1980年全县对认定为错划右派的209人进行了改正。

（3）落实其他各项政策。

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1980年开始，潼南县委根据上级有关指示，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后开展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评定科技干部技术职称、科技人员归队、改善知识分子、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等一系列工作，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②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和台属政策。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从1979年开始，对县内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1982年又落实了在大陆的台属台胞政策，处理落实台属政策问题83件。

③落实工商业者政策。根据上级指示，潼南县委于1980年3月开始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提出对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中进入公私合营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应视为劳动者区别出来，对某些可区别可不区别为劳动者的，作为劳动者区别出来，对区别出来的劳动者，个人是工人的填“工人”，是干部的填“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生活福利待遇上与企业职工一视同仁。

④落实宗教政策。落实宗教政策始于1978年，县委平反了有关宗教人员的冤假错案，归还了被占房屋，拨款维修并开放了部分宗教场所，宗教事务逐渐走向正常。

⑤1979年2月，全县开展摘掉地、富、反、坏分子政治帽子、改正右派结论、否定右倾错误、纠正错定错判地、富、反、坏分子工作，共摘帽和纠错5969人。

（4）落实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底，县委就把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结合起来，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和“软、散、懒”等问题，把一些因反“四人帮”而被打击的老干部充实进各级领导班子，选拔使用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对一些使用不当的干部作了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县委开始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调配领导班子。1979年10月召开了中共潼南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年龄有所下降，文化水平（学历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也对区、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1983年10月，全县进行机构改革，县委对县直部门和区、乡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调整。这次调整，按照干部“四化”要求，突出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进领导班子。调整后县委、县政府班子领导成员由19人减少为13人，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1岁下降到42.6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0.4%提高到61.6%。部委办局领导班子在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上也有较大变化。

为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中共潼南县委于1978年2月组织力量在部分县直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通过整党整风，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1982年下半年，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要求，在试点的基础上，对全县农村后进基层党组织和部分企业的基层党组织进行了集中整顿，重点解决了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和瘫痪、半瘫痪的问题。

除此之外，为了整顿党员队伍，县委还根据省委的要求，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入党的新党员的入党手续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处理。

通过以上工作，全县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素质得到很大提高。

（5）落实党的文化、教育、科技政策，恢复发展全县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

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因此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育方面。推翻了所谓“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批判了“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思想和口号，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级党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教师进行甄别、平反和道歉，将一批中青年骨干教育提拔到各类学校及领导岗位，晋升各中小教师为优秀教师、特级教师，还从政治、工作、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给教师以切实关怀，使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政治和物质待遇不断得到改善。学校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教学上来，学校普遍整顿了教学秩序，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教学研究，推广先进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改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教育管理部门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遭受的严重破坏，采取提高教学质量，稳步发展教育的方针，对中小学教育布局进行了调整，1979年将全县小学调整为656所；1980年全县包括带帽初中班在内的中级教育机构共415个，1981年后有11个带帽初中班改办为乡中学。同时，还开办了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各类短训班、进修班加强师资的管理和培训，教师的业务水平逐步提高。1978年全县幼儿园仅存28所，1979年幼儿园（班）发展到483个，入园（班）儿童11570人。

1979年县革委遵照中央“小学逐步做到公办为主，经济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小学逐步实现公办”的指示精神，对小学进行调整，全县有小学656所，1980为659所，1982年为660所，1984年为610所。1980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据此，潼南县拟定规划，最迟在1986年以前普及小学教育。1984年，全县有13个乡镇完成普及小学任务。1985年，余下的44个乡镇也基本达到普及小学教育标准。1985年10月的检查验收表明，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为98.2%，在校生年巩固率为98.7%，7-15周岁少年儿童普及率为95.3%。至此，潼南县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办中学停课闹革命，民办中学纷纷解体，小学毕业生无处升学，于是一些公办民办小学相继增设初中班，称作“戴帽初中班”。1980年时，全县“戴帽初中班”有415个。为提高教育质量，从1981年起，有部分“戴帽初中班”从小学中分离出来，成立单设的乡中学。到1985年时乡中学达到11所。

文化方面。推倒了强加于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和重建了艺术团体和文化组织，恢复了潼南川剧团和一些传统剧目的演出，一批有专长、工作急需的文化工作者相继归队，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县的文化艺术事业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1979年3月，“文革”前创作演出、“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停演的反映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杨门公烈士英勇事迹的川剧《杨闇公》应邀到重庆参加纪念重庆“3·31惨案”52周年演出，获得各界好评。由县川剧团创作演出的传统戏《焚香记》到成都演出受到观众青睐，省电视台录制成电视片向全川播映。1978年11月30日，国家文化部以《一个坚持党的文艺方向，自力更生，勤俭办团的县剧团》为题发出简报，表彰潼南县川剧团。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映的影片陆续恢复发行，为满足广大群众看电影的需要，全县各乡镇陆续建起了电影队，修建了电影院。到1983年时，全县有国家、集体（乡镇）50个体放映单位70个，更加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科技方面。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潼南县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科技机构瘫痪、人才流失、科研工作停顿的状况，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充实和加强了科技组织，增加了对科技的投入，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实行重奖，提拔重用。县科委和科协组织得到恢复和加强。根据潼南是一个农业大县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本县的科研主攻方向是围绕农业发展规划，重点抓好农业科学研究。1978年9月恢复了县农业科研所，10月新建农业机械研究所。根据潼南盛产黄桃的情况，还于1983年建立了黄桃研究所。1978年9月14日，县革委印发了《关于1978-1985年潼南县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对科技干部的政治、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宜都很关心。1979年初，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对过去受到立案审查的146名科技干部进行复查，属于冤、假、错案的都按政策规定给予平反纠正。对优秀科技人员积极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组织领导能力的科技干部还选拔担任各级领导事务。1978年-1985年，担任县级领导的有10人，局级领导的168人，还有73人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05人选为县政协委员，有4人被评选为省劳动模范。

为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县里还积极开展了技术职称评定工作。1980年6月，潼南县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成立。到1985年时，全县专业科技人员中有1144人获得技术职称，其中中级职称35人，初级职称1109人。

（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县和县级以上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与差额选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用，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通过贯彻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党内外民主生活日趋活跃，初步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加强法制建设，保证工作重点转移。1979年8月，中共宣传部印发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县委于1979年11月发出通知，在全县开展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县委要求在学习中，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民主和法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意见和法制；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就得不到保护，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既要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又要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政法部门要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要敢于依法处理。要整顿好党风，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传统教育，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

三、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确定了重大的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79年2月，潼南县委先后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和四级干部会，会议全面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研究了如何实现全县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提出了实现着重点转移、加快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步伐的目标任务。

（一）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实现农村经营管理的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初，潼南县委结合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由县直单位、区、社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组成工作队，进村入社，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教育中，强调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深入揭批“四人帮”、粉碎帮派体系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进行，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顿农村的经营管理，二个是整顿干部作风。整顿经营管理主要有三项任务：1.清理经济，整顿财务，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乱支”和超支挪用的问题；2.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搞好评工记分，纠正大队、生产队干部高工分、高补助现象；3.做好劳动力统筹安排，严格控制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用工。整顿干部作风主要是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肃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流毒，改变过去瞎指挥、高征购，取消“小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政策和做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潼南是农业大县，工作重点的转移主要就是集中力量搞农业，其他各条战线都要紧紧围绕加快农业发展，把各方面的工作搞上去，大力支持农业现代化。为此，潼南县委在1977年批转县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1977年经营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了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如劳动管理（即评工记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肥料管理制度，耕牛饲养管理制度。要狠抓分配管理，落实党的分配政策，以免挫伤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在1977年9月、12月，还两次召开全县四干会（即县、区、公社、大队干部参加），着重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里，全县农业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其他关于农村和农业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开始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说来是步子迈得不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潼南县鉴于本县是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实际，将实现农村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全县农业发展问题作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首要任务。1979年2月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深入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即25条）和新《六十条》。通过总结建国后三十年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教训，树立了农业高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认真贯彻农业休养生息的方针，着重抓好学习、整顿、改革。具体的说就是：一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正确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二是保障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克服长官意志和靠行政命令指挥生产的方法；三是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要加强定额管理，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原则；四是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五是认真执行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开放农村集贸市场的政策，把农村经济搞活；六是认真落实社队干部政策，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这些会议文件虽然对农村经营管理和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总的还是没打破老框框，如针对当时提出的建立健全各种生产责任制和奖惩制度的问题，县委的指导原则还是：只要不搞包产到户，不分田单干，各种办法都可以试行，进行比较。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严重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潼南县农村拨乱反正工作对此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1980年6月24日-29日，县委召开三次干部扩大会，重点讨论和研究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怎样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加速改变穷队面貌的几点意见》、《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问题和解决的初步意见》等四个文件。

从1978年开始，潼南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由生产队统一指挥、四级包工的单一形式到多种形式，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方向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通过1980年底传达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和四川省委100号文件，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出现了“三降一升”现象。一是实行“统一指挥、四级包工、定额计酬”的生产队原有289个，占生产队总数的7.6%，1981年继续实行的173个，下降为生产队总数的4%；二是“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2159个，占总数的57%，1981年有443个，下降为生产队总数的10.4%。实行“水统旱包”的有1320个，占总数的34.8%，1981年为3416个，上升为总数的80.5%。也就是说，1981年起，原“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大量转为“水统旱包”责任制。但实际情况是到1981年时，有许多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到1982年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下达后，全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均实行了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92.6%。

（二）工业企业方面的拨乱反正

一是抓工业企业整顿，进行改革尝试。潼南县贯彻执行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省、地委有关文件精神。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尝试。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抓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整顿，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达到“三建”、“六好标准”。接着，财政部门与一些企业主管部门实行上交利润承包、主管部门与企业实行上交利润承包、企业实行利润留成。一些企业为完成对国家上交利润任务，也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1982年，全县工业企业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主要形式有：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百分计奖，提成工资，联供联销计奖以及多项指标承包等。经济责任制的实行，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开始消除长期以来统得过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二是整顿商业企业，搞好商品流通。1979年以后，在巩固和发展国营商业主渠道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商业和私营商业，恢复和发展了集市贸易，打破了各级批发企业与零售企业之间原有的“三固定”商品供应办法，明确了批发企业之间、批发企业与零售企业之间，只要经营合理，都可以建立直接的供货关系。在此基础上，各批发企业之间、批发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以及零售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发展了多种形式的横向联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也开始在部分商业企业中进行。1981年，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日用工业品供应普遍实行了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等四种购销形式，商业批发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1982年，开始取消统购包销，实行代购代销和工商联营等购销形式，除少数几种商品仍实行计划管理外，其余商品全部放开，从而促进了产销结合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也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和繁荣。

四、拨乱反正大见成效，潼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到1982年，潼南县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同全国一样基本结束。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潼南实现了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乱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转变，给全县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

首先，拨乱反正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巨大解放，冲破了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重视调查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全县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思想条件。

其次，拨乱反正使全县各级党组织得到整顿，思想、组织和作风更加纯洁，战斗力明显增强，全县的政治秩序走向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全县各级政权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都走上了正轨，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大大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精神空前振奋。由于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的关系矛盾，从多方面调整了社会关系，有效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这一切，对推动全县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经济战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工业方面进一步理顺了内部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责任制的执行，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县工业生产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不断调整投资方向，改革管理体制，使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加强。全县工业总产值1983年达到7522万元，比1979年增长66%。农业方面进一步调整农业与副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种植结构趋向合理，经营范围扩大，全县农业生产值1983年达到19178万元，比1979年43.9%。众多农户摆脱了贫困，开始走向富裕。此外，商业也迅速崛起，出现了供应渠道畅通、市场活跃、购销两旺的喜人景象。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79年增长39.5%。

最后，教育、文化、科技等事业取得重要成就。全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广大师生为振兴祖国而发奋读书和高成施教蔚然成风。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全县文化事业空前繁荣，1979年以来，有53件文艺作品在地区和省级获奖。全县科技事业全面振兴，科技队伍迅速壮大，科学研究不断出新，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据统计，1978年至1985年期间，全县共有54项科技成果获得全国、省和地级奖项。此外，广播电视、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五、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潼南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全面拨乱反正，消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各项工作走上了较快发展的新阶段。

1982年后，随着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逐步落实，县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了潼南县经济建设的发展目标。1982年10月21-31日，县委主持召开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达759人。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二大文件和省委扩大会精神，讨论如何开创全县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问题。县委书记向明光、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仁守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经济发展三大战略重点和奋斗目标，号召全县干部群众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二大精神上来，力求今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1980年，潼南县工农业总产值1795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3560万元，占19.8%；农业产值14390万元，占80.2%，按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71800万元。具体目标是：

1.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12亿斤，90万农业人口人平产粮1300斤，油料总产量达到5000万斤，人平生产55斤；甘蔗35000亩，总产15万吨；桑树1亿株，人平100株，养蚕30万张，户平2张；产果树达到1500万株，人平20株，产量4亿斤。人均拥有林木50株，其他经济作物如蔬菜、药材等人平收入10元。

2.养殖业方面：年出栏肥猪90万头，人平1头，家禽900万只，人平10只；年产鲜鱼1800万斤，人平20斤，养蜂8万桶，户平半桶。

3.工业、能源方面：1988年前安装好电厂三、四号机组，1985年实现大队通电，1990年实现生产队通电。食品加工业：1984年建成糖厂投产，1990年扩建肉联厂、饮料厂，新增果酒生产；1992年前新建一个年产3000吨的啤酒厂，1995年前新建一个年产5千吨的食品罐头厂。

4.轻纺工业：缫丝由现在的11200绪扩大到25000绪；生线由280吨增加到600吨，新建丝厂一个。

5.社队企业：一个公社办一个面粉厂、粮油加工厂、一支300人以上的建筑队伍。按照这个设想，农业总产值达到5.2亿元，占72%；工业总产值2亿元，占28%。

与会同志通过学习讨论，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有了深刻的认识，增强了实现翻两番的信心。此次会议后，潼南经济建设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