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双桥区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中共重庆市双桥区委遵照中央、省市委部署，实施抓纲治区决策，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抓纲治区，徘徊前进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灾难。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热切希望恢复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心思定，民心思治。从1976年12月10日起，中央连续发出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三批罪证材料。中共双桥临时区委遵照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抓纲治区的口号，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的高潮，在政治上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努力促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受其各方面的局限，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于1977年2月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两个凡是”。他在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还提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并错误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政策和口号；又在1978年2-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在1985年前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一系列高指标。致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政治上继续犯“左”的错误，经济上大搞“洋跃进”，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状况。直到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多时间，史称徘徊的两年。

在这一期间，刚筹建一年多的双桥区肩负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既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又要医治“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林、江两个反党集团带来的各种创伤。真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一）建立健全区机关组织机构，明确领导班子

1976年10月28日，经中共重庆市委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市双桥区临时委员会，1977年1月20日正式启用临时区委公章。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党委副书记、大足汽车制造厂（重庆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党委书记马烈、魏诚、裘志民先后兼任临时区委书记、区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毕先宽、崔成礼先后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区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孙汝安、孙举通、陈禹孙、张益明、曹成林、裘汝岐、荣春萱为成员。临时区委的成立，改变了筹建领导小组党政合一的局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提出了把双桥区建成为现代化工农区的口号。1978年10月11日，重庆市编委发文称，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双桥区机关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计建委、科委、农办、财办、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其他部门不单列机构，与上述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另设工商所、财税所，归财办领导；除公安分局外，行政编制100人。这是很精简的了，也改变了区筹建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政工、生产、财贸、文教等五个办事机构的状况。12月1日，临时区委宣布了区机关各部门的临时负责人。临时区委及区机关各部门的相继建立完善，保证了双桥区的各项工作能够较好地开展起来。

（二）开展清查工作和“一批双打一整顿”、“一批两整顿”，政治上初步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临时区委遵照上级部署，成立了清查办公室，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8年末，基本查清了区内与“四人帮”及其在重庆帮派骨干体系有牵连的共6人。临时区委于1978年4月12日研究，6人中定为帮派骨干1人，犯政治错误3人。后经批判，转化教育，多数被蒙蔽上当的人改正了错误。最后报经中共重庆市委清查小组批准，1人被定为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被定性为说错话、做错事。

大力开展“一批双打一整顿”[1]是1977年临时区委抓的又一中心政治任务，为此成立了以毕先宽为组长、孙汝安、孙举通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以陆续宣读“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为契机，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的反党夺权罪行的三次战役。一方面，区领导在全区农业学大寨、财贸“双学”（学大庆、学大寨）及其它有关大型会议上，揭批“四人帮”的“三搞一篡”和“三反一砍”[2]罪行，并联系重庆市及其双桥区有牵连的人和事点名批判。另一方面，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和财贸各单位采取“一挂三联”[3]方法开展大批判活动，以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截至1977年4月7日，农村14个大队召开各种学习批判会356次，到会16900人次。到4月底，财贸系统召开大中小型揭批会527次，7668人次参会。揭批“四人帮”，“双打”“四人帮”社会基础，全面整顿社会治安，通过四个大的战役，打击处理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1977年，全区农村举办党员和骨干学习班102期，培训积极分子1800多人次；召开大队以上的批判会101次，办批判专栏74个，出刊240期；办重点人头学习班46期，400多人次，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49人，批评教育有严重错误的120多人。四大战役打击处理坏分子24人，其中逮捕14人，劳教2人，管制7人，戴帽1人，刑拘124人次[4]，全区社会治安形势初步好转。

1978年在深入开展“一批双打一整顿”的同时，中心任务是“一批两整顿”，即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整社整队。“着重抓了基层单位和区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整顿作风，整顿经营管理和落实政策。配备区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基层单位组织机构。

（三）基本路线教育和整党整风

为更好地贯彻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遵照上级部署，1977年3月1日，临时区委抽调74名干部，组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其主要任务就是大学大批大治促大干，促进农业更快发展。3月14日，成立了以毕先宽为书记、崔成礼、曹成林为副书记的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各大队工作组成立临时党小组和团小组，以加强基本路线教育和整党整风的领导。工作队组一进村，便掀起了“一批双打一整顿”热潮，并整顿恢复了各生产队的115所政治夜校，作为斗敌批资阵地；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大寨精神武装干群众头脑，提高觉悟，整顿领导班子，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年，全区农村提任干部40人，撤免职26人，批斗法办8人[5]。大学大批大治促大干，当年粮食与上年同比增产80万斤，增长7%。

“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遵照省市委部署，临时区委先后抽调近20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对全区农村社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了整党整风，着重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三个严重不纯问题。1977年9月28日，临时区委专题研究整党整风问题，决定借助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组力量，先从农村开展整党整风，为第一批。10月21日，临时区委成立整党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政工组负责人周军任办公室主任，汪政和任副主任，同时明确了农村各大队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和成员名单。24日，临时区委发出《关于整党整风的安排意见》。11月23日，又发出了《关于开展整团整风的安排》。1977冬至1978年春，分别用3个月和2个月在农村开展了整党整风和整团整风。从1978年4月开始，先后分两批在全区机关、区属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整党整风，每批至少3个月，不少于200个小时。4月20日，临时区委发出《关于区级机关和公社开展整党整风的安排》，5月3日，召开动员大会，参加第二批整党整风的全体党员、干部和第三批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听取了动员报告和具体安排。接着，先后两批开展了全面的整党整风。

每批的整党整风，都分为动员教育和学习文件、思想整顿和作风整顿、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密切联系三个不纯的种种表现，有的放矢地开展了五讲党课教育：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干革命；坚持“三要三不要”[6]基本原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不断改造世界观，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二阶段，进一步学习马列毛关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作风、立党为公等三个专题论述，揭批“四人帮”对党的破坏罪行，并实行开门整风，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在此基础上，党员按照“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党员八条标准、揭矛盾、找差距、亮思想、挖根源，开展斗私批修，搞好个人思想和作风总结，制订整改计划和措施。在第三阶段，在抓好思想教育和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组织的严重恶果的基础上，首先，按照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酝酿和听取党内外意见，改选领导班子。1978年2月-4月，农村14个大队党支部改选成功，8月和12月，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3个党委15个党支部（其中5个新建）先后成功改选。其次，按照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做好“吐故纳新”，一方面采取清除、劝退、限改等措施处理不合格党员，另一方面，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把那些经过斗争考验又符合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再次，建立健全党内学习制度、组织制度和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加强党员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教育和组织管理。

通过前后一年零三个月的整党整风，全区3个党委29个党支部479名党员经受了这一战斗洗礼，初步解决了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给党造成的三个严重不纯问题。这次整党整风的最大特点是思想教育领先，批判“四人帮”及帮派骨干体系的罪行，着重思想整顿，解决党员真正思想入党问题，关键是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同时对工会、共青团、妇联、贫协等群众组织和各级各类行政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建设。

（四）农业学大寨和财贸“双学”

当时，双桥区属经济主要是农业和财贸。临时区委遵照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和高速发展农业”的指示，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开展农业学大寨和财贸“双学”群众运动。

1977年1月8-14日，召开712人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8日，大会开幕，参加北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毕先宽首先作了隆重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讲话，接着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盛况和华国锋讲话，崔成礼传达了陈永贵报告。会议用了4天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的罪行，确定1977年把双桥区建成大寨式区的目标。

4月7日，临时区委研究传达贯彻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问题，决定从8日起分两批（每批3天）传达华国锋、叶剑英讲话。

12月下旬，临时区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400名代表用4天时间听取了区领导《举旗抓纲，大治快上，为高速发展我区农业而奋斗》的报告，讨论了双桥区《1978年至1985年农业发展规划》。会议表彰先进集体47个，先进个人122人，宣布四方、龙塘、白鹤、太平、天星等5个大队是全区第一批实现大寨式大队。

临时区委、区筹建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了《1978年至1985年农业发展规划》和《1978年至1985年社队企业发展规划》。在当时全国一系列高指标“洋跃进”的影响下，规划提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第一步，1978-1980年，粮食总产由1977年的1440万斤增加到2500万斤，增长73.6%，生猪增长145.5%，多经和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7年的151.6万元上升到550万斤，增长262.8%，工分值达到1.5元。第二步，1981-1985年，粮食总产达到3000-3500万斤，生猪5万头，多经和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000万元，工分值达到2元；社队企业，通桥公兴办小火电厂、小水泥厂、小型煤矸石砖厂，双路公社兴办小化铁厂。急于改变落后面貌，加速发展的愿望是好的，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跃进指标均未实现。1978年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经过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努力奋斗，战胜了40年未遇的干旱，农业取得恢复性发展。1978年粮食亩产277公斤，比1976年242公斤增长14.5%，总产达到8935吨，比1976年的6940吨增长28.7%，农业总产值（现价）368万元，比1976年的246万元增长49.6%，农民纯收入174万元，比1976年的138万元增长26%。

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同时，开展了财贸“双学”群众运动。1977年4月20-24日，临时区委、区筹建领导小组召开全区财贸“双学”会议，崔成礼致开幕词，号召努力学习《毛选》第五卷，特别是《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把财贸建成大庆、大寨式企业”的目标任务。张益明作了《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战略部署，为实现大治财贸的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的报告，点名批判了“四人帮”在重庆和双桥的帮派人员的种种错误言行，提出了财贸 “双学”的任务和措施。财贸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在“双学”中，开展“一批双打一整顿”和“一批两整顿”，坚持“三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划小核算单位，实行班组核算，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13万元，比1976年的461万元增长11.3%，国营商业总购进达到456万元，比1976年的355万元增长28.5%，总销售492万元，比1976年的401万元增长22.7%，其中纯销售385万元，比1976年的326万元增长18.1%，保障了大足汽车制造厂职工和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物资供应。

驻区的大足汽车制造厂大力开展“一批双打”、“两整顿”和学大庆群众运动，1977年获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称号，1978年汽车工业总产值（不变价）达5983万元，比1976年的1576万元增长2.8倍。1977-1978年，生产军用越野重型汽车654辆，比1966-1976年11年的总和529辆还多125辆，两年汽车销售收入8951万元，利润总额866万元，均比前11年总和大幅度增长，扭转了1974年前连年亏损2000多万元的局面。

1978年，全区社会总产值达6748万元，比1976年的2426万元增长1.8倍；区级财政收入38万元，比1976年的25万元增长52%；城乡居民存款年末余额62万元，比1976年的45万元增长37.8%。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1977年底至1978年初，恢复了停止10多年的晋级增资工作，为40%的干部职工增加了工资，1980年4-6月，又为近56%的干部职工升级增资，并纠正了区机关中层干部占用4名一般干部升级指标错误。

在两年徘徊期间，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执行来自上级“左”的错误，不适当地开展了斗敌批资和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伤害了部分干部群众的生产工作积极性；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尚未得到全面的拨乱反正，直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才逐步彻底纠正过来。

二、伟大转折，全面拨乱反正

1978年11-12月，党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打破了华国锋原定讨论经济问题的计划，实际开成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系列错误的会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三中全会讨论并确定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讨论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遗留的一些历史错案；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决定”、“新六十条”）下发（中发〔1979〕4号）讨论试行；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则；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成了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

（一）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1977年4月，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7]。1977年5月，邓小平谈话重申了这一最基本的观点，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

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双桥区发行1万本，首批1200本，按照中央学习《毛选》第五卷的决定和市委通知，逐步掀起了学习《毛选》第五卷的热潮。11月5日，张益明在全区1977年度治保调解工作先代会上讲话指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关系到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系到革命的方向和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为此，他要求大家把学习《毛选》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和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朝着党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他在全区1978年度先代会上讲话指出：“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对于我们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起了极其重要作用”，“扫除战略转移思想障碍”。

临时区委领导在1979年2月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解决我们在战略转移中的思想不适应，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方法”。裘志民在4月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双桥区首届党代会开幕词中强调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崔成礼在党代会报告中指出：要解决工作重点转移，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首届区委一次全委会议做出的《关于加强区委建设的决议》的第一条指出：“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用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如《公报》指出的“这次会议将以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历史史册”。7月27-31日，召开区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学习贯彻六中全会《决议》，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其中规定“进一步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长期指导思想，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按照决定，8月10-21日，区委分两批（每批5天）脱产集训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97名；秋收后，又分两期（每期4天）集训全部农村党员。区委扩大会和党员集训，都紧紧抓住充分认识和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的重大作用和深远的现实的历史的重大意义等4个重点问题开展深入学习讨论。与此同时，培训了各单位宣传员、学校领导和政治课教师。又于8月编发了学习《决议》的“辅导提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决议》的学习宣传。在集中学习培训的基础上，区委中心学习组、各单位还集中用了半年的政治学习日和党日活动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学习《决议》，并分八个专题向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宣讲《决议》精神。通过这些集训学习和广泛的宣传，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六中全会《决议》精神上来，特别是统一了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把毛泽东思想长期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导思想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决心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来改造世界，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发展马列主义。这就完全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从此，区委、区政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

（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1日，正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崔成礼在传达市委全委会议精神时要求：1978年底前要抓紧把政治运动办完，“明年要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不能再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集中精力，研究经济规律，尊重客观实际”。他又在12月21-24日召开的临时区委扩大会上指出：“今年到底干得好不好，明年安排恰当不恰当，就看是不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张益明在会上强调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26日，临时区委召开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大会，区委宣传部负责人杨应常作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讲话。

1979年2月5-7日和10-20日，临时区委召开扩大会和44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在传达学习文件的基础上，与会同志着重围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工作重心从过去的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等5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学习讨论，把与会同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同志们说，党中央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带领我们进行新的伟大长征，是我们心底里的愿望，“中央文件句句都说到了我们心坎上。”他们消除余悸，克服过去的恐右病和遇事“左”三分的思想。农村坚决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得奖的改革，不少队长白天开会，晚上回队搞岗位责任制，签订承包合同报送公社签证。

3月初，临时区委召开1978年度先代会，张益明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加快转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讲话，他说：“一定要把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作为全党工作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要从过去主要搞政治运动转移到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习惯于用行政方式管理经济转变到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上来；从闭关自守转变到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上来；从脱离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转变到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去做政治工作上来”。为了实现这一个转移三个转变，他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他还号召向对越自卫作战的英雄们学习。3-6月区委中心学习组结合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著作，重点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每周六上午就7个专题开展学习讨论。3月19-26日，临时区委召开全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会代训，培训各党委、支部书记和宣传员，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4月18-20日，召开区首届党代会，崔成礼在《坚决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加快我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坚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就是一个变革的过程，就是围绕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调整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提出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围绕工作重点转移以及必然要实行改革进行了热烈讨论。张益明在闭幕词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首届区委一次全委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区委建设的决议》，其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尽快把我区建设成现代化的工农区，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至此，双桥区在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加快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步伐。

（三）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路线上实现拨乱反正，引领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针对“两个凡是”，全国自1978年5月以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三中全会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重要讲话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路线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8]

1978年12月21-24日，张益明在临时区委召开的为首届党代会做准备的扩大会议上说：“总结工作还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总结”，“对今后工作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来考虑”。1979年2月，在长达半月的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临时区委扩大会和四级干部会上，区领导反复强调，要解决好战略转移思想不适应的问题，唯一办法就是“使我们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与会同志围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3月，张益明在全区1978年度先代会上讲话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才能冲破旧的条条框框，才能解决那种认为凡是书里没有的，上级没发过文件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本单位本系统没有先例的就不敢动，就不敢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思想上因循守旧的问题。”这对消除宁“左”勿右的恐右病，扫除战略转移的思想障碍起了积极作用。4月和6月，崔成礼在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只有加强学习，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能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打破禁区……才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使党内外的思想活跃起来。”

为了进一步扫清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想障碍，批判两种思潮[9]，1979年下半年，再次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8月27日晚上，区委常委会专门听取宣传部副部长张运亨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汇报，做出了以会代训举办领导干部训练班、党员轮训班，利用中心组学习和在职干部政治学习时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重点解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二把手的思想统一问题，进一步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9月17日，区委常委会再次研究真理标准问题。21-25日，举办区委、区革委及其各部委办局、公社、街道和基层各单位一、二把手的领导干部训练班，学习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真理标准问题。国庆节后，以四个坚持和真理标准为主要内容，在两个公社举办了农村党员轮训班。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利用党日活动时间和政治学习时间，学习讨论四个坚持和真理标准问题，并学习三中全会和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以及全国人大通过的七个法律[10]。全区举办了三期短训班，19场报告会和讲座，听众达2400余人次。正如区委宣传部1979年工作总结所说：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讨论，绝大多数都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为指导，以真理标准为武器，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立足当前，正确认识过去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应当坚持，哪些应当改进，哪些要坚决反对，从而巩固和促进了我区已经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向前发展”。全区上下通过近一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重新确立和实施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引导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

（四）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进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正确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提供组织保证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干部迫切要求为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全民社教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60年代上中期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四大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然而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进行。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调研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提出要“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开启了解放干部，纠正冤假错案的先声。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打开了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新局面。

1978年初，临时区委指定政工组（区委组织部前身）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2月，转发了川委组发〔1978〕18号文件，清除了林、江两个反党集团帮派组织及派性组织强加给各级各类干部及其子女档案中所有污蔑不实之词的材料。6月5日，临时区委遵照中发〔1978〕55号文件的决定，根据大足县统战部介绍的情况和调查核实，决定给1名现戴帽的错划右派摘帽，给1名未戴帽而以往又当成右派分子的说明情况，1名已在64年摘帽。另1名上报为戴帽右派而县里批为“突出坏分子”的干部，于1984年纠错，恢复其党籍，重新安排工作。与此同时，临时区委还妥善安排了几名由外地摘掉右派帽子干部的工作。

根据中央纠正冤假错案的一系列文件，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无错不改”的原则，区委进一步纠正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11月9日，区委常委会听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军汇报落实农村干部政策情况，全区历次运动受过处分的农村干部计71人，通过复查，维持原结论21人，纠错41人。另9人经过继续复查，有2人分别于1980年5月和1982年10月，撤销了原大足县委给1名公社干部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和给1名大队干部定为阶级异已分子清洗出党和干部队伍的决定，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11]。千方百计为干部受牵连的子女落实政策，以及来双桥城区落户并安排工作。

1980年4月15-17日，区委扩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五中全会修改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7月，区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抓紧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把那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到1982年3月，经民主推荐，区委集体研究，选拔区委管理的干部18名，其中16名是优秀知识分子和优秀中青年干部，占选拔总数的89%。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了组织保证。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前提和保证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两种思潮，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裘志民在4月区首届党代会开幕词中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张益明在闭幕词中要求“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四个坚持’、‘四个不能离开’，……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讲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宪法和法律讲民主与自由；不能离开发展生产讲改善生活；不能离开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讲个人利益。”在区委一次全委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对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月3-5日，在区委扩大会议上，区领导又专题作了四个坚持和社会主义好的讲话。此后，全区上下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批判两种思潮的学习讨论。

然而，仍存在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表现出涣散软弱的问题。1981年3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12]7月，邓小平又发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指出：当前存在“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问题”。[13]8月上旬，中宣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学习讨论邓小平重要谈话，胡耀邦和胡乔木在会上都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区委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决议》过程中，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区委第51次常委会研究决定于11月25-27日召开了49人参加的全区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学习中发〔1981〕30、39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全市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此前区机关中层干部已经3次学习讨论了上述文件及会议精神。座谈会在学习讨论文件的基础上，针对思想松散、组织涣散、工作懒散、权力分散等4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批判自由化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为了克服涣散软弱状态，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学习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组织党员重学《准则》；深入学习贯彻30、39号文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抓好社会治安整顿、综合治理等5个方面的工作。会后，区委“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不敢批，对歪风邪气不敢管，对违法乱纪现象不敢抓的错误倾向，对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进行了整顿”。1982年8月11-15日，区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党支部工作的经验，肯定了各单位贯彻全区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取得的较好成绩，对少数党组织仍然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的措施。

双桥区的涣散软弱状况，固然有两种思潮和自由化倾向的影响，但干部群众担心区制不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当时有的区领导指出的那样，“每年都要动荡几次，思想不安”。1981年上半年，大足县的省人大代表在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把双桥“十四个大队归还大足县”的提案，消息一出，市级有关部门、大足县和双桥区上上下下都纷纷议论撤销双桥区划归大足问题。辖区内部也有主撤的，也有反撤的，也有观望等待的，“思想动荡，人心不齐”，致使区委于7月6日和12月21日召开第45次和第52次常委会研究撤建区矛盾问题，两次会议都分别决定“以常委会名义正式向市委”写了书面报告。安定团结是改革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不稳定使双桥区失去了不少发展机遇，198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降到1977年以来的最低点，才216万元，比1980年的1315万元减少83.6%，区级财政收入也降到1977年以来的最低点，才26万元，比1979年减少25%，比1980年减少51.9%。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又一个方面。1978年6月，开始民主协商选举区和公社两级党代表。8月，成立以张益明为主席的选举委员会，开始了由选民直接并差额选举区人民代表和公社社员代表的工作。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各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和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班子和革委会班子。1979年3月，张益明在全区1978年度先代会上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指出：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职代会有权建议处分、撤销错误严重的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要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可由其撤换不满意的干部。4月，召开首届区党代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区委领导班子。6月，召开区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区革委领导班子。按照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双桥区选民民主选举区二届人大代表64名，1980年12月，召开区二届人大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设立的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政府领导班子，撤销了区革委，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到1981年5月，已办理区二届人大代表所提222件提案，转为意见的133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步伐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得到加强，区委宣传部于1979年8月提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法制宣传的初步意见”，广泛地开展了宪法和七个法律的学习。随后，各级领导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轮训班，以及干部职工政治学习，都把学习法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80年4月，区委扩大会议遵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决定在全区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临时区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调整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崔成礼于1979年4月在首届党代会上的报告说：“对全区原有的354名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分子），通过评查已摘帽子292人，纠错的39人，目前继续复查的9人，需继续改造的14人。”地富分子全部摘帽，给予公社社员待遇，其子女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土改27年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其成分是必要的，这有效地调动了他们及其亲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84年，贯彻中办发〔1983〕54号文件，为继续改造的14人全部摘帽。“给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是我们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把他们由坏人改造成好人的结果”。此后，对违法犯罪人员，依法论处，不再采用戴帽子的处理办法。

三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1967年1月发布执行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为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创造了条件。区法院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刑法第90条和中发〔1979〕96号文件有关规定，对建区以来不管有无申诉的所判案件进行了复查，自1979年5月到1980年6月经复查报经区委常委会或区委政法领导小组审定，6件现行反革命案件全部改判无罪释放。另复查的刑事案件中，1件纠错，1件改判减刑，1件无罪释放。至此，全部冤假错案都得到了纠正，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犯罪必究、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

如前所述，配合揭批“四人帮”和工作重点转移，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的整顿。1979年落实的42名青年帮教对象，到1980年9月已摘掉帮教的35人，其中8人担任了生产队干部，有的还受到市表扬。1981年为配合反对自由化倾向、贯彻经济上进一步调整和政治上进一步安定方针，以及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顿社会秩序的力度。6月22-24日，区委召开全区政法工作会，贯彻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26日，又召开了主会场有1500人参加的集中打击违法犯罪大会。8月31日至9月2日，由张益明带队分3个片区检查各单位整顿社会治安和整顿交通秩序的情况。辖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认真执行了《重庆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防范暂行条例》和市区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普遍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六包”[14]，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在经济上进行拨乱反正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简称新“八字”方针），以改变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的状况。但到1980年调整收效不大。1981年中央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收效明显。

双桥区在贯彻新“八字”方针中，提出了加速发展农业，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财贸企业。1979年，农村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经营管理责任制；1980年调整社员自留地，人平5方丈；实行包产到户包工到户的“双包”家庭联产经营责任制；1981年实行“三包六统”联产计酬，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以来，认真贯彻农林牧副渔并举方针，在大力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由1979年的274万元，增加到1981年的413万元，增长50.7%，其中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8935吨增加到1981年10750吨，增长20.3%，油料增长65.9%，出槽肥猪增长63.1%，年末存栏生猪增长54.4%，水果、水产品、蔬菜均大幅度增长，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52万元上升到1981年的137万元，增长1.6倍，农村经济和农业内部结构得到较好调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解决下乡知青回城就业，1979年辖区从知青中招工109人。财贸各国营、供销社在扩大经营网点和规模的基础上，1979年兴办大集体（称新集体）企业6家，招收下乡知青53人，加之国有企业招工、退休顶替，街道安置等渠道，当年安置知青、社青计155人，超市下指标55%，占应安置人员的68%。以后在乡的35名知青全部回城就业。1980年，区属国营商店、站、社全部改制升格为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扩大购销批零业务和商办工业，进一步划小核算单位，严格定额管理，超奖减惩。

1981年1月2日，区委常委扩大会传达市委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集贸市场、扩大商业网点、政企分开、控制会议和控制小车使用……等问题，提出再压缩办公费用20%，行政经费指标下达到各部门，超支不补，节约留用；提出少开会，开短会，开会不办伙食，本区出差不报误餐费。进一步弘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良好风气。2月17-21日，区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发〔1981〕1、2号文件和省市委领导讲话精神，贯彻中央两个进一步的方针，落实市委提出的压基建、减开支、保农业、上轻纺的调整任务。区委坚决执行市委指示，压缩了1980年7月上报市委需投资412万元的21个基建项目。

经过1981年的进一步调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含川汽厂，下同）由1978年的500万元下降至1981年的286万元，下降51%，其中基本建设由320万元降至157万元，下降51%；1981年已开始有11万元私人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由2304万元增至3721万元，增长61.5%，其中第一产业增长50.7%，第二产业增长31.8%，第三产业增长101.5%，第一、三产业增幅比第二产业大得多；在第二产业中，重工业1981年比1979年下降13%，比1980年下降16.5%，轻工业逐年大幅上升，1981年比1978年增长1倍；1980年开始出现私营及个体工业企业，其产值1981年占工业总产值的2%，这是改革、调整的巨大成果。国民经济比例趋于合理，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513万元增加到1981年的957万元，增长86.5%，其中三中全会前不允许发展的个体经济增长78%。

在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过程中，出现了经济犯罪活动。从1981年初到1982年4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坚决打击走私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一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腐蚀的斗争在全国迅速地开展起来。

中央文件下达后，区委及时召开扩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和省市通知精神。1982年4月17日，区委召开打击经济犯罪动员大会。区委认真分析全区经济违法犯罪的现状，采取有力措施打击经济犯罪：成立由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荣春萱、副区长谭方谷、区纪委副书记杨应常、区检察院检察长洪代荣等4人组成的“贯彻中央《紧急通知》领导小组（简称‘打经领导小组’），并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打经办’”；按照“定案件、定人员、定时间、定责任”的要求，大力侦办经济案件。5月24日，区委决定对1名区属病退后在宜宾大搞经济诈骗犯罪活动的干部党员开除党籍（4月28日已逮捕追究刑事责任）；9月，区检察院第一次侦办川汽厂一起贪污犯罪案件，并提起公诉判刑；10月，区委决定对利用职权，伪造信汇凭证，运用农贷搞投机倒把犯罪活动的通桥公社信用社原负责人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公职，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3人。9月，区纪委查处了区属工业品供销公司非法购买200m³木料的责任人。1983年，区检察院首次侦察起诉受贿犯罪1人。1982年这场“打经”斗争，使广大干部群众经受了一场反腐败斗争的教育，对端正党风，整顿党纪也起到了良好作用。

（七）进行科教文卫的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拨乱反正亦首先在这一领域开展。1977-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等等一系列重要讲话，批判了姚文元、张春桥泡制的所谓“两个估计”[15]，强调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恢复高考制度，引进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等等，在科教文卫战线实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

双桥区贯彻邓小平科技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从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中选拔党政干部及其领导，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80年10月，区科委制定了《双桥区1981-1990年科技工作规划》，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和技术革命，在农村大力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促使了粮食连年增产和多经增收。

在教育方面，1977年废除群众推荐的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德智体择优录取；适应教育急剧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公社中心小学附设初、高中班，76.9%的村小附设初中班，其教学质量是低的，到1980年区属学校无一学生考上大专以上学校，考上中专的1979年仅有8人，1980年也只有9人。1978年全区初高中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初中开设《社会发展简史》，高中开设《政治经济学常识》课程，撤销中学“红卫兵”、小学“红小兵”组织，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德育工作。

在文化方面，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文化设施落后基础差的情况下，贯彻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1980年1月下发的《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和中发〔1981〕30号《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精神，因陋就简地兴办了文化馆、“图书馆”，并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演出和歌咏活动；建成露天电影场并放映解禁的一系列电影；建成露天灯光球场，并开展赛事；发动辖区各单位支援农村，为各村建立了文化活动室，送配收录机、黑白电视机、图书等。所有这些，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计生、卫生方面。1979年，区革委制定实施了《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并按规定严格处理了党员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敞开生育的局面。1980年将计生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下达到各单位，当年，育龄夫妇节育率达88.7%，扎、安、流、引683例，只生一个孩子率为55.3%。经过连年的计生宣传教育和大量艰难的计生工作，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6.27‰下降到1983年的8.73‰，自然增长率由12.05‰下降到3.30‰。克服卫生事业基础薄弱、设施落后的种种困难，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1979-1981年，全区各种疫苗注射和接种人数达57605人次，平均每年19202人次，有效地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在科教文卫拨乱反正后期，开启了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等9个群众团体和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倡议》和《通知》。3月，区委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由此拉开了双桥区群众性“五讲四美”活动的序幕。6月，根据市委宣传部通知，开展了查禁淫书、淫画、淫秽物品的活动。遵照中办发〔1981〕45号文件，1981年底至1982年初，进一步开展查禁淫秽书刊活动。1981年12月，区委发出《关于在元旦、春节前后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示》，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事，加强领导，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亲自抓，形成宣传、文教、公安、工、青、妇、科、体等部门齐抓共管局面。精神文明建设覆盖全社会，重点是青少年，1982年1月，调整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由副区长吴建超任组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廖代超、川汽厂政治部主任郭兵任副组长，上述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并成立青少年教育办公室，与团区委合署办公。1982年3月15日，荣春萱在区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指出：遵照中央指示，“1982年的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努力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一项长远的、宏大的战略任务来抓”，并具体安排了精神文明建设一系列工作。3月，全区开展了以“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16]为主题的全民文明礼貌月系列活动；5月17日，区一届人大常委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做出了《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决议》。11月，区委决定在全区开展群众性创建文明单位活动，并在区百司百货门市部、供销社、双路街道等三个单位开展试点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在向纵深发展。从1981年3月开展“五讲四美”、治理“脏、乱、差”活动开始，到1982年发展为广泛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的教育，“三热爱”和“三兼顾”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一心一意干四化的教育，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从以青少年为重点的文明礼貌活动发展到各级党政领导带头抓精神文明建设，广大党员和干部率先垂范，全民参与。在党内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围绕两个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献身四化，争作贡献”的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活动，以党风好转带动民风、社会好转。从一般的创建活动发展到扎扎实实地学文化、学理论、学业务技术，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中，1982年上半年继续学习经济理论知识，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学习和考核，下半年开展哲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区财贸职工学校的创办，不仅完成了区属财贸企事业单位（包括区属其他某些单位）35岁以下职工的双补（补文化、补业务技术），而且进行政治理论和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培训，其成效为市二商系统1982年量化考核第一名，多次受到市一、二商局领导和区领导的肯定和好评。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将更加向纵深发展。

三、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总结了历史性转变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部署以及改革开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原则。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新党章，首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建理论，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10月18日，区委常委扩大会专题研究党的十二大文件的学习贯彻问题。20-27日，召开首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党支部书记、机关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负责人参会，传达学习十二大文件和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今冬明春工作。与会同志围绕伟大的转折，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的重点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就严肃党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维护党集中统一，严守党的纪律；坚持党的团结，树立全局观念；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任人唯贤路线；坚持党性原则，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加强请示报告，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努力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对该决定执行情况的检查总结等10个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会议期间，区委常委扩大会研究并部署了今冬明春及今后工作：一是今冬明春到1983年上半年首要的中心任务是抓好十二大文件的学习宣传，着重解决“三个坚信”问题：即坚信我们伟大的党和党的领导核心；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坚信已经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选配好各级领导核心，为机构改革作好思想组织准备。三是认真学习新党章，为全面开展整党作好准备，通过集训学习，使党员思想上达到“三个懂得”，即懂得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总任务的关系，为实现现阶段的目标任务贡献力量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懂得新时期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从而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懂得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从而坚决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四是克服一硬一软现象，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狠抓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五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通过深入学习贯彻十二大文件，一个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正在双桥区逐步形成。

   （梁德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