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旧址
1932年，红三军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在7000里湘鄂川边大转移途中，先后进入巫溪、巫山两县，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根据湖北大村会议精神，红三军二度入渝，攻占黔江县城。根据湖北十字路会议精神，红三军攻占彭水县城。进驻酉阳南腰界后，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川黔边根据地。根据贵州枫香溪会议精神，建立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革命根据地，为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打下坚实基础。1934年8月，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西征，先后转战湘、桂、黔广大地区，于10月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任务。以南腰界会师大会为起点，红二、红六军团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二、红六军团在酉、秀、黔、彭活动示意图
转战巫溪、巫山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万涛等人先后到湘鄂西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苏区，组建了由贺龙任总指挥的红二军团。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1932年1月，关向应受中央委派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此后，在贺龙、关向应密切合作和领导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主力及根据地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夏曦等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0月上旬退出洪湖苏区。红三军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避开敌主力回湘鄂边”，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不料，红三军进入豫西南途中遭到敌人堵截，又获悉红四方面军已西进，于是改道经安康，渡汉水，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南下。
12月15日，红三军由湖北省竹溪县进入巫溪县境内，于19日进入巫山县大昌镇。红三军在巫溪、巫山地区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在通城大兴村张家老屋墙壁上书写了“分配土豪的粮食衣服给穷人”“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战”等标语，宣传革命道理。红军打土豪、分浮财，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当地人民拥护红军，给红军带路，帮红军运送枪械，护送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建立了鱼水深情。
12月21日，红三军翻越界岭进入巴东。22日，在官渡口、西壤口强渡长江，攻克巴东城。24日，回鄂西鹤峰根据地。在这次大转移中，红三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时50多天，行程7000余里，战胜了艰难险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
攻占黔江县城
1933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会上，贺龙提出向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今均属重庆市）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决定把“恢复湘鄂边”的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占领黔江。
22日，红三军由湖北咸丰活龙坪向黔江进发，奇袭大路坝，轻取中坝，占领黔江县城。此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震撼了川东之敌，播下了革命火种，鼓舞了黔江人民。
进入黔江县城后，红三军释放了监狱在押人员，逮捕了警察局长；出动宣传人员在城内外写了大量“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不拿工人和农民一针一线”等标语。红三军还印制了《红三军入川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400余份，在黔江广为张贴和散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
红三军纪律严明，赢得黔江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黔江人民为红军带路，协同红军捕捉溃逃敌兵，帮助红军抬伤病员，让出房屋给红军住，为红军煮饭，积极向红军反映敌情。此外，200多名当地青年参加了红军。
12月29日，夏曦认为酉、秀、黔、彭不能占领，令红三军立即撤离黔江县城，转移到湖北咸丰活龙坪一带活动。
红三军退出黔江抵达活龙坪，留下花顺涛、刘汉卿、冯义发等骨干就地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
石柱猫圈坡休整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8日，贺龙率领红9师从利川县鱼泉口进入石柱县。10日，抵达沙谷乡猫圈坡（今属南宾街道）。红三军组织宣传队，宣传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当年冬旱非常严重，猫圈坡一带井水干涸，群众和红军饮水都很困难。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带人挖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被群众称为“仙井”“龙井”。
石柱红军井
17日，红三军离开猫圈坡，由沙子方向向川鄂边进发。
红三军在石柱猫圈坡休整期间，贺龙派红7师21团干部傅忠海到丰都金铃坝（今属石柱县）改造朱清武“神兵”队伍。傅忠海将该武装改编为鄂川边红军游击队，朱清武任队长，傅忠海任政委，向天阳任书记官。这支游击队在湖北与四川接壤的地区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5月中旬，鄂川边游击队与其他革命武装整编为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政委，向天阳任书记官，总人数1000余人，在石柱、丰都等地开展游击斗争。
攻占彭水县城
1934年3月17日，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人组成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这一区域武装斗争的领导机关。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等任务。会议决定首先进攻彭水，然后向酉阳、黔江边境游击，把鄂川边、川东等地连成一片，形成广大的游击根据地。
十字路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鄂川边区工委，冯义发任书记。中共鄂川边区工委负责独立团、地方游击队和地方的群众工作。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派出特派员，加强对利川、咸丰、宣恩、石柱、黔江等县苏维埃运动的领导。
4月20日，第二特科大队在活龙坪和红三军分开活动。后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龚昌荣任大队长，在黔江境内坚持游击斗争。
5月8日，红三军经猪头箐、统境关，解放彭水县城，将司令部设在天主教堂内。红军攻占彭水县城后，查抄反动官吏、土豪劣绅财产分给当地贫困百姓，打开监狱释放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无辜群众，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的谣言，张贴标语、编写歌谣、印制《告湘鄂川黔人民书》和《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召开遣俘大会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不犯，当地9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红军攻占彭水后，贺龙根据十字路会议决议准备攻打酉阳，建立西秀黔彭根据地。但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强令部队撤出彭水。5月10日，红三军离开彭水，西渡乌江，进入黄家坝、朗溪一带，后经沿河、务川、思渠等地，于6月1日占领沿河县城。
挺进酉阳南腰界
1934年6月4日，红三军进至酉阳南腰界。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较多，粮食富足。红三军依托南腰界，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司令部驻余家桶子，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展开了开拓川黔边根据地的工作，为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在南腰界建立红军医院，召开群众大会、青年积极分子会、妇女会以及老农民座谈会，宣传革命道理与党的政策。红军还指定川黔边独立团团长覃世安、参谋张素清负责南腰界苏区各项工作。
红三军从南腰界派出几支部队，东征秀山、松桃，南攫沿河、印江，开拓川黔边根据地。
6月9日，红三军进入贵州印江刀坝场，15日，占领印江沙子坡。16日，红三军召开以“神兵”为主的群众大会，印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会后，冉少波的“神兵”队伍改编为黔东纵队。19日，红三军政治部印发《农民协会纲领》，号召“神兵”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
建立黔东特区
1934年6月19日，红三军到达沿河枫香溪（今属德江），召开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恢复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去做开创根据地的工作。枫香溪会议是红三军的伟大历史转折点，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建立了中共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既是工作队又能分散活动的游击队，分别到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开辟根据地。
在红三军的指导下，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覃世安任团长，马吉山任政委。9月，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收编的冉少波“神兵”，组成红三军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
7月21日至22日，中共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关于肃反问题决议》6个文件，选举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黔东特区革命政府。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黔东革命根据地包括今重庆酉阳、秀山和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6个地区，所辖范围纵横200多里，人口20万，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70多个乡苏维埃。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两年来无根据地作战的痛苦，为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8月1日—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余家桶子召开会议，作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努力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与鄂川边游击战争打成一片，推动建立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会议还决定，派一批干部开展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工作。
8月12日，红三军奔袭沿河淇滩，24日，袭击印江木黄。其间，南腰界团总冉瑞廷派其子冉崇侯带领部分地主武装窜回南腰界场上，杀害了留守的红军代表、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家属多人，并加固大坝场冉家祠堂，妄图负隅顽抗。28日，贺龙命令钟子廷率21团连夜返回南腰界，包围冉家祠堂，待被挟持的100多名群众冲出匪窟后，全歼顽敌，威震川黔边境。
9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余家桶子召开会议，于15日通过《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方面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方针。
1934年8月28日，为巩固黔东特区，卢冬生率红7师从松桃火烧桥出发，向秀山进军。30日，部队进入秀山县境，攻占倒马坎，在秀山播下革命火种。在红军帮助下，秀山陆续建立了坝芒、枷档河、巴盘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10月初，红三军发起革蛇战斗，摧毁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
红三军进入川黔边区，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辟广阔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为与红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
红六军团西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命红六军团转移至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建立新的苏区[1]12。根据中央指示，红六军团要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突围、探路、调敌，深入湖南中部，建立新的根据地，协助中央红军作战；要与红二军团（当时已改编为红三军）会合，使中央红军在突围后向湘西根据地转移时有安身之处。
8月7日，红六军团全军9000余人从新江口启程，先后突破衙前至横石、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三道封锁线，于11日突破寒口至广东桥的第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地区。12日，红六军团召开庆祝突围胜利、动员西征的誓师大会，宣布在湖南桂东县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下辖红17师和红18师，由任弼时任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会上，任弼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阐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目的和任务，对全军进行了战斗动员。会后，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革军委电报“六军团行动计划”，出发西征。
贺龙（左）、任弼时（右）、关向应（中）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征战，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在甘溪遭遇战中，红六军团损失惨重，被敌人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敌军的重兵包围中。10月10日，红六军团减轻辎重，边进行灵活的游击战，边寻找红二军团。
红二、红六军团南腰界会师
1934年10月15日，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49团、51团等部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之后南下沿河、印江一带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战士。22日，朱德指示红六军团“应向印、松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应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1]70。24日，红六军团主力抵达黔东印江县木黄，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师。
酉阳南腰界余家桶子的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此时，敌军正向木黄扑来，形势十分紧急。会合的两支部队稍事休息，即于24日下午向酉阳南腰界转移。25日，在转移南腰界途中，任弼时、贺龙、夏曦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磋商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并于当天发电中革军委，请示“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应集中行动”“两军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等问题。
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指战员8000多人先后到达南腰界。随后，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开重要会议。会上，贺龙、夏曦、关向应报告了红三军和黔东特区的情况，萧克、王震报告了红六军团的情况，任弼时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寻找红二军团的指示精神。会议讨论了如何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以及两军会合后的军事行动方向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中央指示精神以及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决定，立即展开湘西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的行动计划。会议还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下辖4师、6师，共4400余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下辖49团、51团、53团，共3300余人。两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由红二军团部代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
27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会师。大会由夏曦主持。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读了中央为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信，向8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庄严宣布：“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了！”任弼时还讲了会师的意义，报告了当前形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的任务。贺龙勉励红二、红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亲密团结，再接再厉，打开新的局面。萧克、关向应也讲了话。最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为东征湘西做好准备。
这次会师，“是胜利的会师，团结的会师，模范的会师”[2]，是红二、红六军团开启新的革命阶段、开展新的革命活动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红六军团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探路任务。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已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正沿粤赣边境向湘南前进。于是，“追剿”红六军团的湘、桂两省敌军迅速东调，围堵中央红军。
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10月30日，通过酉阳县城，11月3日，进入湘西地区的招头寨，11月7日，攻占永顺县城。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先后占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大部地区。11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初步建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至8月，红二、红六军团粉碎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打乱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牵制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有效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黔东独立师的悲壮历程
为掩护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东进湘西，南腰界会师大会后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由部分指战员、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组成，共700余人，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任政委。1934年10月29日，黔东独立师撤离南腰界，佯装成红军主力进入梵净山地区。遭遇强敌“围剿”后，于11月26日进入秀山县境的双峰、兰桥等地。占领兰桥后，立即向秀山邑梅方向进发。独立师迅速占领邑梅镇外的制高点飞山庙，据此向镇上发起攻击。敌人不堪一击，仓皇向县城方向溃逃，独立师一举占领了邑梅镇。战斗中，政委段苏权受伤，被秀山雅江车田村农民李木富救护。在山洞中调治一个多月后，段苏权前往湖南寻找部队。11月27日，独立师在松桃与秀山边界遭到杨卓之的保安团和松桃的苗族土著武装袭击。师长王光泽率部奋力突围，仅300余人突出重围。
11月28日，黔东独立师300余人抵达川湘交界的秀山川河盖。行至大板场时，部队突然遭到峨溶乡长文代章、永兴乡长刘九河带领的民团的袭击。同时，杨卓之部也追了上来。独立师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王光泽不幸落于敌手，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后被酉阳田冠五杀害于龙潭镇邬家坡。最后，仅独立团团长秦真权及邓吉星等十几人冲出重围，到达湘西，投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2]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8.
（作者：文俊，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来源：《红岩春秋》2026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