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明灯 千秋红岩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抗战；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无愧于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作为党中央设在重庆的秘密领导机关，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创造性地开展以统战工作为中心的各方面工作，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南方局历史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在201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2019年4月在视察重庆时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开展了坚决斗争。”2022年3月1日在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讲话中列举了南方局领导下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的事例，指出：“面对敌人一次次严刑拷打、一次次劝降利诱，他毫不畏惧、不为所动，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26岁。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南方局的历史贡献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南方局的成立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战斗争新形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高度，多次强调要注重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了鲜明的战略主动性。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面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对世界疯狂侵略的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要达到此目的，不仅要联合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历史任务。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这两个战场，共同推进着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面对这些新情况，为制定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认为，以武汉失守为标志，抗战将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而“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在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另有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委员。其主要职责有：一是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交涉，与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交往，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领导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以及港澳等地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领导华南、西南地区的敌后武装斗争；三是领导设立于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公开活动，因而中共中央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建立到1946年5月东迁南京，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者代理书记。
从党中央赋予南方局的主要职责可以看出，南方局的建立，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开辟与抗日根据地斗争紧密配合的国统区战场，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广泛组织和动员国统区人民参加抗战、争取民主，开拓国统区工作新局面采取的重要组织保障；更重要的是党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倒退、投降的危险，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和人民民主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国统区实际上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因此，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
南方局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其极为重视并始终关注。193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南方局的方针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进一步指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对待各种社会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上又着重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他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他强调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带有全国性，要进一步发展。这是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与党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战略思考密切相关。毛泽东还指示，“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11月20日，毛泽东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1943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他分管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对南方局工作的具体领导。8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汇报后，毛泽东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强调：“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就国共谈判、国民参政会、党建、统战、军事、文化、群众、《新华日报》等具体工作通过谈话、电报、书信等形式及时交换意见，发出指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明确部署和要求，使南方局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为南方局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下的创造性开展工作提供了实践遵循。
二、宣传党的抗战方略，指明中国抗战前进方向，坚定国统区人民抗战必胜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实现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和敌后游击战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主张，指引了中国抗战前进方向。在国统区，由于敌人的强大凶残、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失利、大片国土的沦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中抗战与妥协投降、团结与磨擦分裂、进步与落后倒退的斗争日益激烈等原因，不少民众存在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等疑虑。为鼓舞和坚定国统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南方局重点依托《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两个在国统区的公开舆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略，正确分析抗战形势，科学研判抗战走向，真实展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战实绩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精神风貌，成为推动全面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重要舆论和精神力量，为实现党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主张。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很显然，片面抗战路线是不能支持持久抗战的，更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10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的社论，明确提出只有全民族的广泛动员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途径，指出战争的烈火已经使中华民族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因此“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进一步执行，影响进一步扩大。结合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宣传，《新华日报》关于全面抗战战略的宣传也继续深入和扩大。1939年2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准备和生长》指出抗战相持阶段，日军的军事进攻相对沉寂，“我们就更应该利用这种‘喘息’时间多努力于准备和生长新的力量的工作。必须尽一切可能尽最善的努力，去切实推动全民族各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政党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使之能够继续长期抗战，并准确争取最后胜利。”2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指出“抗日民主之实现与民族解放是相互为用的，只有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才是抗战胜利之最后保障。”不仅如此，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围绕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宣传中还提出了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具体办法，认为要动员民众抗战，必须推进民主、改善民生，改革政治机构，真正把最大限度的权力交给人民，使人民能够发表抗日意见、提出抗日主张；必须解除工农大众过重的经济负担，提高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全国人民的精神动员和民力动员，才能支持持久抗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率先在新闻界开展义卖活动，鼓舞了大后方人民支援抗战前线的热情。各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开展了一系列的支援前线的捐献活动。从1938年到1944年，《新华日报》参与组织并全力报道了许多大规模的支前物资劝募、献金活动，全面、忠实反映了大后方机关团体和爱国群众慷慨解囊、支援抗战大业的义举，使党的全面抗战战略深入人心。
二是宣传党的持久抗战主张。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有相当大的市场。1938年5月，为廓清迷雾，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阐述其抗战战略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文中分析了中日两国国情、敌我力量对比、双方战争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等因素，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后，胜利最后属于中国。《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周恩来《论目前的抗战形势》《论战局的扩大》等文章，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全面、具体阐述。1939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八一三”二周年纪念》指出“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八一三’所开始的持久抗战国策的全部正确性，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的法宝。”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空前危机。5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论持久战演讲三周年》，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7月7日，周恩来发表《“七七”四周年》指出“敌人企图速决，我们便应持久”，“抗战第四年是我们最苦难的一年……我们必须坚持长期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针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化，1942年1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反侵略战应有的几点认识》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已不是理论的争论问题，而是事实已明显不过的证明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也无可置疑，持久抗战仍然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方针，不可懈怠。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关于持久抗战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三是宣传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八路军应该怎样作战，怎样打击敌人？党确立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1938年6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即：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12月7日至10日，《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论新阶段》中指出，“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消耗，促使其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并强调“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高度重视对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的宣传。1939年5月31日，周恩来向中外记者讲演《二期作战之敌我新战略与前途之展望》并在重庆的国民党广播电台发表《二期抗战的重心》的讲话，指出二期抗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我们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6月6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举行的训练班作题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军队应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争的原则是“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把游击战的战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行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游击战的社论和署名文章，或阐述抗战发展到相持阶段游击战比正规战重要，或介绍八路军在华北各地和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始终坚持敌后游击战，迟滞日伪在沦陷区力量发展、动摇瓦解日伪在沦陷区的政权基础、阻止日伪继续大举向我进攻的情况。这些形势分析和实例说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正确的，与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严重失利相对比，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战胜强大敌人的希望。
四是宣传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敌后抗战战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打破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的欺骗宣传，《新华日报》进一步加强了对敌后战场的报道。1939年《新华日报》全年共计刊发彭德怀撰写的《华北抗战概括及今后形势估计》《叶挺将军新X军谈艰苦奋斗》《新X军如何战胜敌人》《把敌后变成反攻的堡垒》《华北的“扫荡”与反“扫荡”》《华北军民反“扫荡”的一年》《华北军民反“扫荡”的意义和教训》等敌后抗战消息、评论、人物专访和特写文章100余篇。其中仅华北敌后一年来反“扫荡”的战绩，就经历较大战斗1800余次，毙敌五六万，牵制和打击了40余万人的日伪兵力，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各界群众的抗战士气。1940年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消除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危险，八路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亦称“百团大战”。8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将士慰问重庆同胞电文，后又连续刊登《以胜利回答敌寇暴行》《百团大战在华北》《华北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等文章，指出百团大战是继平型关、台儿庄大捷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抗战胜利，对克服抗战困难、鼓舞友军士气、振奋民心起了极大作用。1941年至1942年，敌后反“扫荡”进入更加艰苦、复杂的时期。两年来，《新华日报》对敌后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的通讯报道、分析、评论总计发文在200篇以上。其中，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战中牺牲，6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指出左权的牺牲，充分印证了全国抗战五年来八路军在敌后打击日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业绩和不惧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1944年3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告慰国父——敌后怎样实现国父遗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总结。其中，1943年，华北敌后与敌伪进行大小战斗共22735次，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822次，毙伤俘获和投诚的敌伪军总计12293名，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牺牲39514名，北自大青山和内外长城、东临黄海、南至海南岛，牵制和打击着日军十个师团和十个旅团的兵力（占侵华日军的半数），以及全部的伪军。8月1日，又发表社论《在敌后努力》，介绍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6月22日对记者团谈话内容和《大公报》的相关报道，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等地敌后坚持抗战，收复广大国土，解放了8000万同胞，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冀鲁豫、山东等15个根据地。1945年，敌后人民军队胜利不断扩大，《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仍在加强，连续发表《鲁南我军夏秋季攻势结果》《中原人民武装起来豫西人民游击队声势浩大》《解放区军民中加紧准备反攻从军热潮空前高涨》等文章，其中4月9日在《扩大解放区敌后一年战绩辉煌》一文中报道敌后我军对敌作战2万多次，毙伤敌伪22万多名，俘获敌伪6万多名，争取伪军反正将近3万名。《新华日报》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壮举和牺牲精神的大力宣传，有力地戳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编造的谎言，为动员人民抗战，发展人民抗战力量，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相忍为国，以斗争求团结，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这一重要论述，正是当年南方局在国统区艰险复杂、甚至惊涛骇浪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为共产主义信仰、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生动写照。
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是党中央赋予南方局的首要政治任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没有国共合作，没有民族团结共同御侮，就不可能推进抗战向前发展，赢得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合作，主要是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为沟通协调这两种合作，南方局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努力，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的情况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坚持从民族大义出发，以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始终能在复杂局面下寻找到沟通的渠道和政治利益的平衡点，掌握全局，把握主动，以最大的合作诚意，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几度挽狂澜于既倒，始终维护着国共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使命。这是南方局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特殊贡献。
首先，相忍为国，经常性沟通协调两党军事合作抗战。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负责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转关于对日进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计划、方案，两军协同作战意见，以及有关命令、报告，负责协调国民党军与中共军队联合协同对日作战等事宜。即使是在皖南事变后，中共在接到国民党当局要求配合中条山战役作战时，仍不记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表示配合“如敌进攻中条山，我方必打无疑”，很好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二是负责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送中共军队抗击日伪军战报。这是作为增进国共两党、两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坚持团结抗日的一个重要方面。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就通过办事处呈送的战报及时了解了百团大战战绩，并给予八路军嘉奖，使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对日作战能力有所了解。三是在两党两军之间负责有关情报的中转。中共军队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办事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和《敌情通报》等送发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军情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四是应蒋介石请求，南方局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在湖南衡山南岳镇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亲自负责筹建。1939年4月，周恩来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的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虽然只办了三期，但正如叶剑英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项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使那些为着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军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
在与国民党开展军事沟通协调的过程中，虽然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还时时寻机进行迫害，但是，南方局却始终能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不做有碍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没有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以口实。应该说，在整个全民族抗战期间，通过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推动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其次，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挫败蒋介石的“一个大党”图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的仇共、惧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随着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和中共领导抗日武装迅速发展，使他如芒刺在背。因此蒋介石企图借统一战线之名从政治上、组织上溶化和取消共产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问题，提出了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之中的意图。从武汉到重庆，蒋介石先后至少四次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了这个主张，而且要求日益迫切、办法日益具体、态度日益严厉，表示将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是他的责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甚至“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
面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周恩来等人多次予以断然拒绝，反复表示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国共两党始终是两个党，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对国家有害无益。193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并由周恩来转达给蒋介石。电报中明确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强调“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这才断了蒋介石想通过组织“一个大党”来并吞共产党的念头。“溶共”与反“溶共”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在维护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挫败蒋介石的“溶共”阴谋，始终保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再次，以斗争求团结，协助中共中央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抗战上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政治军事磨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从而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出现危机。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分裂和倒退等行径，特别是当其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南方局则配合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用各种方式发动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民众，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中以皖南事变为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要蒋下令停战撤围”。1月17日，国民党竟然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使国共合作陷入破裂的边缘，中国抗战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
针对这一反动命令，毛泽东认为这是国民党“准备与我党破裂”，先后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驻国统区的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同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指出对蒋斗争策略是“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要求周恩来等人在政治斗争上“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决不妥协”。毛泽东还鼓励重庆办事处“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周恩来立即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指出：“你们的行为（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挽诗，仅仅25字巧妙深刻地将皖南事变真相揭示于天下。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他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决心“坚守阵地，争取时局好转”，终获党中央同意。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除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交涉和提出强烈抗议外，还在国民参政会和一些军事会议上，同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华日报》也冲破重重封锁，揭露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南方局还广泛团结国统区各爱国民主力量，积极同驻渝的外国使领馆和新闻机构建立联系，通过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进步舆论，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对敌妥协对内分裂的倒行逆施，最终以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蒋介石于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承诺。经过这次斗争，不仅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陷入被动，在道义上失去人心，使中间势力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的地位日益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益上升的重大转折点；更重要的是消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危机，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这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最后，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开展谈判，协调处理国共关系。政治谈判是国内外各党派、集团间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是通向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共关系中，斗争是为了联合抗日。除了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外，大多数时间里，为解决两党两军之间协调对敌作战行动和调整相互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主要是采取遇事通过两党间的谈判来求解决。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这一工作主要由南方局来执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就是中共负责同国民党中央谈判的代表。有的谈判，中共中央也从延安派人来重庆，但来人又都是和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一同出面进行的。许多有关谈判的具体方案、办法和应付对策都是在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决定的，大量具体工作又是南方局人员做的。南方局直接出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主要是周恩来。
整个全民族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高级谈判时断时续，几乎每年都在进行。其中最重要的谈判有四次：第一次是从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在重庆就军事磨擦问题、边区问题、扩军问题、划界问题等进行谈判。第二次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为改善两党关系，派林彪到重庆，与周恩来等一起，代表中共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谈判。第三次是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争取中共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来重庆，与董必武一道，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并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第四次是1944年11月到1945年2月，为争取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在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介入下，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王世杰等进行谈判。这四次国共谈判，南方局领导人都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判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本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服从总的民族利益”的原则，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局面，贯彻党的抗战路线，巩固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本着相忍为国的态度，采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的策略，在维系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始终掌握了国共关系的主动权，进一步增强国内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力量，分化蒋介石，使其孤立，从而增强全民彻底抗战的力量。
因此，可以说，南方局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鼓舞国民党抗日、联共的积极性一面，坚持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立场，批评其缺点错误，反击其反共、分裂，以斗争求团结，使国民党顽固派在确立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的险恶时期内，不得不收敛其军事反共行为，呈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的趋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直到抗战胜利。
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1939年，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为汇集各种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全中国的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空前团结，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当时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各种政治力量汇集于此。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包括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等广大中间势力。这股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为争取他们，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与中间势力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凝聚了各方力量，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争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到底，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1938年6月，在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帮助下，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联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从多方面支持了国内抗战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率“保盟”迁往重庆，周恩来特地将中共党员廖梦醒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在渝期间，南方局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之间继续保持亲密联系，在各种政治斗争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并肩战斗。“保盟”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的重要桥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香凝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滞留在沦陷的香港，处境非常危险。在南方局组织的大营救中，何香凝是营救的重点。何香凝在东江登陆后，便留住桂林。1944年桂林沦陷，周恩来派人助其疏散到八步。在此期间，她与李济深、李章达、柳亚子、蔡廷锴、李任仁、陈此生等频繁接触，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成为194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特派王冶秋、赖亚力等中共党员到他身边工作。1941年11月是冯玉祥六旬寿辰，《新华日报》出特刊贺寿，周恩来亲自撰写了贺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高度赞扬其“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
1939年初，李济深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为支持李济深，南方局特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中共党员进入这个委员会帮助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延锴等共同酝酿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3月“民促”正式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
为进一步争取在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1941年5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推动下，王昆仑、屈武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主要在国民党内部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他们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贯彻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士，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反对民主的情况下，他们从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努力促进国共团结抗战。
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民主派的争取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依靠他们开展对各方面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共产党员难以发挥的作用。
二是支持帮助建立民主党派。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残酷压迫中共的同时，也对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示愿同中共加强合作，亟盼中共切实援助他们尽快组织起来。对此，南方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就包括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
1939年春，自然科学座谈会在重庆成立。1944年，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时局的焦虑，以及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的诉求，常到许德珩家座谈、交换意见，并把座谈会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后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自然科学座谈会部分成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会的主体。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集会庆祝抗日战争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并决定筹备成立政治组织，称作九三座谈会。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红岩村约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建议九三座谈会应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宣告成立。
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梁漱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此基础上，在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19日又在上清寺特园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
1943年2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
1945年10月，周恩来应邀出席“星五聚餐会”，并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极大地增强了工商实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诞生于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
在争取抗战胜利过程中，南方局同这些民主党派一道在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和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等方面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奠定了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基础。
三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南方局从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经济组，专门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就到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参观，并以题词表达敬意。周恩来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题词：“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1942年1月，周恩来又前往渝鑫钢铁厂了解后方民营工业情况，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还多次在特园邀请四川畜产公司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外贸界人士谈话，向他们阐明中国抗战胜利的前景，鼓励他们“要努力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支援抗战”。
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对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当民族工商界与国民党当局、官僚资本发生激烈矛盾时，周恩来不但亲自撰文，而且指示南方局经济组利用《新华日报》，有计划地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报道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农村经济的凋敝，介绍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反映国统区与解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新华日报》经常刊载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卢作孚、吴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工商界知名人士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谈话和文章。为了支持西南工商界为争取自身利益与国民党的斗争，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鼓励工商业者在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的收购价、迁川工厂产品的收购价、花纱布工缴费、轮船运费以及金融外汇、加工定货等方面的合作行动。1944年，王若飞、周恩来先后在特园与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胡子昂、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颜耀秋、陶桂林、胡西园、余名钰等人座谈，希望民族工商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为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国家的民主政治作出贡献。在南方局的引导下，国统区民族工商界纷纷参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实业团体联合向国民党提出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工业界人士在《宪政月刊》社连续集会座谈，提出取消经济统治，实行政治民主。1945年9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刘鸿生，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工商界人士。毛泽东指出：只有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10月19日，周恩来又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充分肯定民族工商界对抗战的贡献和政治进步，全面阐述了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指出“中国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坦承：中共“不讳谈资本主义”，“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之后，其最终目的还是实行社会主义。”
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是一种真诚交往中的鼓励、引导和帮助，多是靠人格力量的感召，但却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进而团结教育其求政治之民主，最终走到人民的阵营。其中，火柴大王刘鸿生就是在与周恩来等的长期交往中，被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真诚折服，从怕、疑、服，最后转到真心拥护的，并倾其所能支援抗战。对于民族工商界的觉醒，周恩来评价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四是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大多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既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又有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冲突的一面，因此想利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便利用这个矛盾，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促进他们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为团结刘文辉，1941年3月，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他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与刘文辉在重庆秘密会晤，达成了《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此协定，当年6月南方局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和报务员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秘密电台，使刘文辉与延安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为团结邓锡侯，1938年，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张友渔等中共领导人都同他有过会晤，并建立起合作关系。为团结潘文华，1939年周恩来派唐午园到其部队任联络员。1940年，南方局又派甘树人到潘文华处做联络员。其间，董必武、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也先后同潘文华有过秘密接触，共商国是。以后，南方局又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建立了互通情报和信息的渠道。经南方局长期工作，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最终走向了人民阵营。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西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1939年，南方局决定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的矛盾，派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李群杰进入省政府专做上层统战工作；随后，又派方文彬（方正）到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负责滇军中党的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43年8月，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当年9月，周恩来派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直接同龙云接触，并根据龙云建议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与其保持经常联系。由于龙云的开明态度，使昆明抗日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集团，是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个重要派系。七七事变后，桂系即征兵十万，开赴前线抗战。后因台儿庄大捷，使桂系的地位倍增。为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1938年底，经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春夏间，周恩来、叶剑英多次到桂林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同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到桂林开辟阵地。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桂林人口猛增，从武汉、广州撤离的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为加强对广西的控制，桂系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 以便加强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联系。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会长。由此，桂林救亡气氛浓烈，一时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
南方局对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使他们坚持了团结抗战，在国共磨擦中保持了中立，且使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以“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真诚，以“礼披于外、力蕴于中”的人格力量，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宽阔胸怀，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间势力，使几乎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对此，胡乔木曾高度评价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
五、凝聚爱国知识分子，推动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革命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精神，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基本的进步力量。当时，重庆聚集着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学技术等各界著名学者和文化知识精英。为在抗战大后方贯彻党的文化政策，南方局紧紧依靠文化界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力量，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利用合法方式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士，促进了抗战进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推动抗战民主做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导向，加强国统区文化政治指导，引领抗战文化方向。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因此，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把广泛发展抗战文化运动视为“有头等重要性”，要“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以实现党对国统区文化运动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原则和经验，为文化人在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等根本原则问题上指出了明确方向和正确道路，从而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起着直接的思想指导作用。
为贯彻党的文化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加强和改善党对大后方的文化领导，对国统区文化人和文化活动注重思想引导和正确把握抗战、团结、进步这个大方向，发展抗战先进文化，批判妥协投降文化，反对文化专制，始终推动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一是周恩来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较为系统的文化发展思路。他指出，在方向上，要“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在步骤上，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质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在方法上，“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
二是南方局依托党组织的建设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文化政策到达到各个层面，并发挥影响。南方局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并在成都、桂林、昆明、广州、香港等地党组织中成立了领导文化运动的专门组织或指派专人具体负责。此外，南方局还根据国统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团体、进步力量强弱等情况，在文化团体中建立党支部或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在文化界的力量。如第三厅和文工会有中共特别支部，国际新闻通讯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等进步文化团体中都有中共支部，即使是《大公报》《扫荡报》等政治态度中立或偏右的文化团体也都有中共党员或中共秘密支部。为避免暴露，各文化团体中的党支部之间在组织上不发生横向联系，皖南事变后又多改为单线联系。文化战线的中共党员以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公开身份，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来开展活动。他们既是党的文化政策的传播者，又是执行者，这对促使文化界人士接受中共的文化主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是从宣传着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坚决批判妥协投降文化和落后腐朽文化，扶正抗战文化发展方向。作为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紧紧围绕抗日这一主题，在各个形势变化的重要时刻，及时发表言论，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支持一切进步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大力培育、创造、弘扬、发展为抗战服务的进步文化。同时，坚决批判和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并发起了拒检、拒审运动，迫使国民党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坚决、有力地鞭挞和批判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以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妥协投降文化、错误文艺主张等危害抗战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思想文化，从而使大后方人民逐步了解和接受了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理论和主张，涌现出一股时代文化创造的新风，并沿着为抗日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前进。
第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团结文化精英，培养文化人才，发展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力量。首先，正确处理好与党外文化工作者的关系，同他们广交朋友，以诚相待，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为实现这一目标，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如果把党的思想“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必须“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即使在政治突变之时，也应该做到对文艺界朋友“推诚相见，绝不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作为党团结知识分子的表率和典范，周恩来总是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与他接触的知识分子，耐心细致地说明党的主张和方针，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他人。凡是与他接触过的知识分子，都为他坚定的信仰和革命的热情、平等待人的态度、真诚宽阔的胸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品格所折服。特别是在南方局开展国统区文艺整风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党内外有别，不以延安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党外的知识分子，而是逐步地引导他们前进，赢得了广泛认同。
其次，在广大文化人患难之际或危急时刻，南方局和周恩来更是挺身而出，尽力保护和关心他们。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形势骤然逆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周恩来不顾自身安危，亲自抓保护文化界朋友的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每晚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友，不仅谈团结抗战，而且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谈经济，等等，使许多文化人都十分感动。在他精心安排下，南方局精心组织和帮助了大批文化人士向延安、昆明、桂林、香港等地安全转移。太平洋战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在港文化人士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境地，南方局指示中共香港工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周密地组织这些文化人的营救工作，并在他们撤退至内地和大后方途中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此，茅盾曾称此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在文化人士生活和工作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南方局也总是尽力予以真诚的关心和帮助。著名剧作家洪深一家因政治压力、生活和疾病的困扰而服毒自杀后，周恩来立即派人送去资费慰问；作家王鲁彦因贫病交困而去世时，他也派人前往桂林慰问并给其家属送上生活费用；周恩来还指示党的书店负责人，列出生活困难急需帮助文化人的名单，采取先付稿酬后出书的办法，帮助他们渡过生活的难关。南方局还持“文协”发起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和“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呼吁国民党当局和社会各界关心作家的生存状况，帮助作家改善生存状态。患难之中见真情，南方局与文化人士生死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使得广大进步文化人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他们忠诚可靠的朋友，心甘情愿地与共产党合作，邹韬奋、陶行知、范长江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士，最终从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最后，利用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和推动成立民间文化团体，开展抗战进步文化宣传，造就文化人才。南方局成立后，除继续发挥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两个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在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重要作用外，还推动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青年科技人员协会、新音乐社、中国木刻研究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民主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协等进步文化团体；帮助和支持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安排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进入“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这样，在重庆就形成了由第三厅、文协、青科协、剧协、木协等团体共同组成的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在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开展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重庆抗战进步文化的发展。此外，南方局派出的党员还在南洋、欧美等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集中的地方，建立了各种民间文化团体，公开合法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化活动。这些遍布各地的民间文化团体的建立，构成了广泛的民族民主的文化统一战线，成为中共文化思想战线上得力的助手和同盟军。
第三，以抗日和民主为主题，推动大后方抗战文化全面繁荣。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始终围绕抗战与民主两大主题，运用文化武器，为抗日救国呐喊，为民族解放呼号，成就了一批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名垂青史的文艺作品，谱写了中国抗战文化历史上的壮丽篇章。
一是以戏剧演出和祝寿活动等为斗争突破口，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围剿和文化封锁，掀起进步文化运动浪潮。皖南事变后，面对国统区日益严峻的政治高压形势，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阳翰笙、郭沫若等人迅速组建“中华剧艺社”，以陈白尘《大地回春》话剧的公演，拉开了重庆“雾季戏剧演出”的大幕，沉寂的山城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郭沫若创作的大型历史剧《屈原》的演出，盛况空前，被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就连国民党中央社报导中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是一篇新正气歌”，“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同时，周恩来还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等，冲破文化高压。其中最隆重的是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战斗生活作了高度评价。在南方局的推动下，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纪念活动。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界的第一次聚会，不仅显示了进步文化界的力量，也一扫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此后，还相继为茅盾、老舍、洪深、沈钧儒等举办寿辰庆祝会或创作纪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共与进步文化人的亲密关系，增强了进步文化界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信心。
二是以戏剧、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的成果丰硕。戏剧方面，创作演出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戏剧春秋》《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批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在四届雾季公演中，创造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242台，这一现象被话剧界史家们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文学方面，涌现出许多广为流传的名篇，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巴金的《还魂草》《寒夜》《火》，老舍的《火葬》，夏衍的《春寒》等，这些作品以“抗日民主为内容，暴露讽刺为特色，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揭示剖析社会生活的深刻及艺术技巧的圆熟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电影方面，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先后出品《孤城喋血》《中华儿女》《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等上百部影片，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此外，其他文艺领域的一批大家也活跃在大后方文化舞台上，如美术界的徐悲鸿、丰子恺、吕斯白、傅抱石，音乐界的马思聪、黄友葵、吴伯超、喻宜萱，舞蹈界的吴晓邦、戴爱莲，摄影界的毛松友等，他们从各自领域都为了抗日救亡创造出大量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配合、相呼应，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以史学、哲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史学研究领域，主要有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特别是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深得毛泽东赞喻：“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在哲学领域，出现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一批重要著作。政治学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如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长编》、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等都是这些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此外，在民主宪政、国际政治、政治理论方面也颇多著述。
四是以物理、地理、动植物、气象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抗日战争激发了科学工作者的爱国热情，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仅科技成果累累，而且许多成果达到当时国际科学界领先地位。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发表了《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著及多篇重要论文，进行了光谱学的实验，并培养出杨振宁、黄昆等优秀青年科学人才；竺可桢也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近40篇文章，在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海洋学、冰川学、沙漠学及自然科学史等学科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化工专家侯德榜潜心研究新的制碱技术，突破了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维尔法”及“察安法”传统工艺，提出了联合制碱法，开辟了世界制碱技术新纪元。此外，李四光、茅以升、周培源、严济慈等一批学术大家也在各自领域享誉中外。
总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南方局以出色的文化统战工作，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教育、唤醒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并团结和动员他们积极投身民主斗争，使文化运动在错综复杂的国统区方向明确、方法灵活、成效显著，成为党的文化工作史上的重要篇章。
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汇聚国统区民众抗战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以坚持民族抗战之最终胜利为号召，去团结争取国统区广大群众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使他们更加自觉聚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是引导国统区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一个举国讨汪的群众运动广泛兴起。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南方局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推动国统区讨汪运动的开展。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谈话，声讨汪逆的叛国罪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汪精卫叛国》《驳斥近卫汪逆的谬论》《汪精卫叛国难道是偶然的吗？》等社论和文章，批判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揭露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号召全国军民把伟大的民族义愤变成一个声讨民族叛徒的广泛运动。在南方局推动下，国统区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群众团体和机关学校，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进一步发扬了爱国抗战的热情，纷纷投入到反对投降、反对汉奸的声讨热潮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例。香港的《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和《自由日报》原为汪系掌握，是汪精卫宣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阵地。但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后，全香港的报贩一致决议“罢贩”不为其发行；三报的工友全体退职，与之决裂。他们派出代表到重庆表达反汪决心、交流反汪信息，受到《新华日报》社的热情接待。《新华日报》社专门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东北流亡小学生李时英姊妹三人发起募捐，倡议塑造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着的铁像，像杭州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妇一样。这个倡议得到冯玉祥等的支持。尽管铁像没塑成，却由此兴起了一个塑造汪精卫夫妇泥像的群众活动。重庆、成都、自贡、富顺等地都塑起了汪精卫夫妇的跪像，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卖国贼的极度仇恨和蔑视。讨汪运动沉重打击了汉奸卖国贼，有力地批判了抗战“必败论”、“亡国论”的悲观论调，宣传了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道理，使广大国统区人民在运动中深受教育，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信心。
在开展讨汪群众运动的同时，南方局积极引导国统区群众开展征募、献金、慰劳等抗日支前运动。以妇女界为例，当时为紧密配合前方抗战需要，在南方局妇委的推动下，各阶层妇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赠钱物，积极支援前线抗战。在募集寒衣上，妇委组织女青年会、重庆市慰劳会、难民妇女服务团等妇女团体及其广大妇女积极投入缝制棉背心、棉大衣、棉被、毛巾等工作。仅1938年国统区就有3000妇女参加缝制工作，缝制慰劳袋30万个，寒衣数十万件。1939年9月，仅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募寒衣20万件。1939年底，各妇女团体共募寒衣50万件。1940年募棉衣款400万元，夏衣100万件，还有许多鞋袜。在组织献金上，1939年2月6日至14日，组织了抗战第一个献金周，妇女界献金创造了65万元的高纪录。1939年三八节前，重庆妇女界捐献63万元。1943年重庆妇女界发起献金购买飞机“妇女号”的捐献活动，到9月为止，共募国币210万元，献机13架。1944年12月，渝市妇女界又献金600万元。在慰劳前线上，妇委号召各妇女团体收集一切慰劳品、书信、书报，派遣代表团、慰劳队、歌咏戏剧队到前线去开展向前线慰劳运动。当时，到前线慰问的团体有“妇指会”前线慰劳组、妇女慰劳总会前线慰劳队、重庆慰劳分会等数百个，足迹遍及浙、赣、湘、粤、晋、陕、甘、鲁、冀、察等地。其中，1938年底由共产党员肖守朴带队的四川省妇女抗战后援会，带着自制的棉衣、手套、慰问信等慰问品到鄂北川军19集团军慰问。战士们拿着慰问团赠送的慰问品，十分激动，当场表示一定要多杀敌人，以报答人民。据统计，仅1938年国统区妇女写慰问信30万封，1939年50万封。其中南岸缝制厂妇女在一封慰问信中写道：你们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与敌人拼命，你们是民族的骄傲，我们后方的同胞一定加紧救亡工作，和前方亲爱的战士们一同迈进。在安抚伤员和抗属上，妇委总是组织国统区妇女带上慰劳品，如衣、鞋、毛巾、肥皂等到重庆附近的伤兵医院慰劳。1940年元旦，妇女慰劳总会以衬衣10000余件、草鞋1600双、羊毛军毯80条、手帕、毛巾及食品等分赠重庆伤员。伤兵们手捧着慰劳品，十分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早日养好伤，奔赴前线再杀敌人。
二是深入社会，扎根群众，积蓄抗日力量。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局势发生逆转，群众运动的工作环境也更加恶劣。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坚决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创造性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作为贯彻“荫蔽精干”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要求国统区党员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
“三勤”中的“勤学”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形势，学好工作本领，学生党员还要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同学中站稳脚跟；“勤业”就是有职业的党员要努力搞好本职工作，而且衣着发式和言谈举止都要同本身的职业、社会地位相称；“勤交友”就是要广交朋友，广泛联系群众。“三化”中“职业化”就是必须是依靠自己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找到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社会化”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之中，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合法化”就是要在合法的前提下去发动和影响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保护。其中，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就是这一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在广西党组织遭受国民党顽固派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钱兴带领部分党员转移到偏远农村扎根下来。他眼睛深度近视，右手残缺，患有肺病，与当地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割草、打石、烧石灰，还经常到车站、码头给别人当挑夫。有的党员替人打短工、下苦力，有的党员靠开荒种地维持生活，遇到干旱或度夏荒时，就跟农民群众一起吃南瓜叶、芭蕉根，甚至吃树皮充饥。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努力，广西省工委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党组织，而且新建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组织了秘密农会；同时还派党员打进国民党军队、三青团和一些基层政权中担任要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广西省工委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隐蔽埋伏，执行三勤三化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南方局的高度赞扬。
在贯彻“三勤”“三化”过程中，针对国统区一些青年要求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灵活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并将其组织形式命名为“据点”。“据点”以友谊和共同的政治见解为基础，由同一单位或地区相互信任的三五人组成。它既非党的组织，也不是定形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组织形式，也没有成文章程、纲领和定期会议制度，但又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采取这种表面上无形，而实际上有组织联系的活动，既便于党组织同进步青年保持经常联系，又使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难以破坏。这在白色恐怖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期，起着巧妙掩护党的组织活动和隐蔽聚集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了党组织联系青年的无形桥梁。
周恩来对“据点”工作十分关注，不断给予具体指示，并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青委。1942年5月2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指出“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150人，已建立‘据点’4个”，“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来渝同学进行外地学校调查，经过回乡同学作农村调查，对留校学生进行启发教育。”1943年4月，他又在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的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应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应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要有计划地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入登记，并报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青年生活》要联系青年现实问题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文章。批示中还批评了工作中的某些关门现象，指示今后的青年工作应从巩固中发展并深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创造了许多灵活机动、既隐蔽又能战斗的“据点”，广泛影响各界进步青年，像滚雪球似地聚集革命力量。到1945年春，仅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据点”就有48个，“据点”成员989人。其中大学生464人，中学生24人，文化界63人，中学教员81人，小学教员63人，职员178人，公务员30人，商人6人，工人10人，其他 70人。“在此过程中，广大青年党员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深入开展青年工作，成为引领进步青年的烛光与火炬，从而逐步把各阶层进步青年凝聚在党的周围。
皖南事变后三年多时间，南方局及其所属党组织坚决实行“三勤”“三化”策略，把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变为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利用合法形式，隐蔽发展，争取人心，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是开展争取抗战民主权利运动，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1943年下半年后，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度过严重困难开始局部反攻，而国统区却是不断强化特务统治，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加剧，民怨沸腾。为缓和国内外不满，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打出宪政的旗帜，并大造声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则抓住这个时机在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从而揭开了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序幕。
为推动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中共中央于1944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的演讲指出：“实施宪政，就是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演讲，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第二次宪政运动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1944年初，黄炎培等在重庆召开“宪政座谈会”，张澜在成都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各民主党派、新闻界、文化界、工商界、地方实力派、无党派人士等，纷纷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并提出各种民主要求，要国民党当局“改弦易辙，与民更始”。同时，昆明、重庆、成都、乐山、桂林、遵义等地的大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会，谴责国民党的腐败和投降政策，呼吁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
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军事崩溃，彻底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深刻危机，舆论空前激昂。社会各阶层要求国民党实行根本性变革，结束一党专制统治已成为国统区人们普遍的愿望。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从而将宪政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和各个阶层人士的一致拥护。1945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十项主张。2月，重庆妇女界、文化界先后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废除军事上对内相克政策，枪口一致对外；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意见。3月起，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成都的燕京大学30多个进步学生团体举行时事座谈会；昆明的西南联大发表国是宣言，昆明学生还举行上万人的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并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广西大学生发表《广西大学生全体学生民主宣言》，等等，支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中国建成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在各界群众要求民主自由的热潮中，1944年10月31日，成都却发生了震动大后方的警察暴力镇压中学生的市中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川康特委和民主青年协会的发动与领导下，成都7000多名大、中学校青年学生率先组织起来抗议，掀起了自“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2月，重庆又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无辜工人的暴力事件——胡世合事件。周恩来闻讯后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在王若飞的统一指挥下，以刘光为首的南方局青年组具体负责组织行动，领导了以青年工人、学生为主体的群众开展反特抗暴斗争，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将大后方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全民族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发起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对此，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应以农村工作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到农村去。”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先后组织了500多名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90余名大学生英语人才去晋察冀军区，16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在抗日烽火中得到锻炼成长。
在渝八年，南方局带领国统区广大党员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去鼓舞民心、激励民气、凝聚民力，不仅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教育、引导和团结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民主，汇成全民族抗战的巨大洪流，形成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力量。
七、开展“半独立外交”，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对外工作方针。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国民政府“封锁得铁桶似的”，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搭建起与国际社会联系、交往的桥梁，争取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开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走向世界。
一是精准把握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交往策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是朝着法西斯国家阵线与反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曲折的，形势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展的。
在中共中央确定抗日外交方针和“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际援助，实现对日制裁” 的原则下，周恩来于1939 年4 月在南方局内部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并规定其主要任务为宣传，交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扩大国际统一战线。而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关注中共的政策主张，双方开启了由封闭对抗走向沟通合作之路。
1940年前后，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自己安宁，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了中共对其信任度，中共中央一度不再强调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周恩来也认为“英法反动政府为世界反和平的先锋”，“美国表面上虽然中立，但实际上是支持英法帝国主义的”，他们是“企图从牺牲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英美本质上是“与德意日互相争夺世界霸权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此形势下，南方局警惕地、敏感地注视着英美等国一切可能危害中国的对日妥协倾向以及因而会导致中国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抨击它们绥靖日本的做法。
1941年下半年，苏德战争、特别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共也重新确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争的壁垒最后分明了”，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联成一体，休戚相关”。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使得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自从以后，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努力争取与英美建立对日合作，争取英美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建国的主张及中共军队的抗日实力，使之重视中共抗日力量，从而影响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经过他们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以便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强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希望并欢迎有外来援助，但他始终主张抗战要具有民族立场，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他认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还多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我们绝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观点对于南方局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准确判断和把握局势，对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对同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时期政治态度加以区别，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捍卫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制定、调整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为实现中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作用搭建了国际政治舞台。
二是在“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中拓展国际活动空间。南方局对外交往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迥异和国民党的限制、封锁，使中共长期与外界隔绝，不被国际社会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英美苏等国的外交重心仍然放在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身上。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周恩来确定了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宣传出去”，就是要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共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为在国际上发出中共的声音，南方局利用多种渠道“宣传出去”。首先，利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两大阵地，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周恩来经常就对国际形势及时发表文章或谈话，解释疑虑，指出发展的趋向，使外界及时得悉中共的各种观点和反应，他的许多论述常常成为国际上权威观察家、评论家引用的论据。从1941年9月起，周恩来指示抽调罗清、蒋金涛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谈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其次，利用国共合作合法身份，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开展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活动，开设了外语对敌广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语等语种对外广播宣传，并创办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半月刊，寄给50 多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一般情况下该厅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将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外国通讯社记者，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再次，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香港为中心拓展海外宣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设置，本身就是南方局积极开展与英国对外交往的成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面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并刊登大量来自抗日前线的报道，反映中共领导人民群众抗战的业绩，揭露日军暴行，海外许多华侨报刊纷纷转载该刊文章。办事处还“走出去”，先后派出王任叔、杜埃、陆诒、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人到菲律宾、槟城、纽约、印尼、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创办抗日报刊，以加强中共的海外宣传、联络工作，动员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战。最后，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外事人员以交朋友的方式，主动接触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及各界友好人士。周恩来指出，对外国朋友，要把门打开，不要怕人家看，要争取他们看了以后，把这里的实际情形宣传出去。要主动，不要被动。目的是使他们对中共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相信中共有能力战胜敌人。同时要用各种材料证明中共将来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他还要求，在宣传中提供的材料要真实，要合乎实际，既要宣传好的方面，也不能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提高中共在国内外的地位。他还强调，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对外国记者，应把他们争取过来，用他们的口和笔替中共宣传。他要求外事组要同来访的外国人搞好关系，不管他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都要争取和他们作朋友，顽固的也要争取，要接谈，做好转化工作。在重庆期间，南方局与大部分驻华记者和国际友人都保持了友好交往，如外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和白修德等，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海明威、鲁斯夫妇等国际友人。南方局的民间外交取得了空前成功，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便是其成功之作。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南方局的国际宣传收到了明显效果，达到了“争取过来”的目的。一方面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和中共抗日宣传下，争取到苏联、美国等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而且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和各国人民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仅1938 年秋至1939年夏，华人华侨捐赠的寒衣、暑衣、军用蚊帐等便有1000 多万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人华侨月捐已达到1350 万元。从抗战爆发到1942 年华人华侨认购救国公债达11 亿元之巨；另一方面，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使他们不仅听说而且看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和敌后抗日力量的威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步改变了对中共的印象，对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态度，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全面否定和对国民党支持的态度，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称：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另一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认为“共产党采取的政治变革的范围和意义非常显著，我的观点倾向于边区的领导人是引人注目和强有力的人物。”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访问考察延安后，都大力称赞延安的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爱波斯坦深有感触地说：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封闭着的，这次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今后谁若再关此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他还说，我们在根据地“知道了许多事实，把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的人，对世界人民是有益的。我们要尽量忠实地将这些事实告诉世界人士知道。看到了你们的军队、人民在怎样工作、战斗、怎样牺牲生命，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将我们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军观察组的戴伟斯和谢伟斯也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三是开展“半独立外交”，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不是执政党，难于用直接和全面的外交方式来实行自己提出的外交政策。但中共作为中国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和承认。随着对外联络对象的不断扩大，南方局的对外交往也从民间扩大到官方，并以美、英为重点对象，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开始了“半独立外交”。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反法西斯阵营主要的力量。周恩来很重视争取美国对中共的了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共先后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艰苦抗战的情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联系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着重阐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要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了同美国建立直接联系，从1942年到1943年，周恩来曾多次邀请美国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几经周折，1944年7、8月，美军观察组一行17人在包瑞德的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不仅直接了解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共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周恩来对此高度评价：“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尽管“这种外交还是半独立外交。”
英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国，其对国民党政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恩来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积极地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往，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热情使卡尔佩服不已，卡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业绩有了更深的了解。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到卡尔的寓所，向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内幕，卡尔马上把这一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942年初，卡尔离华赴苏，周恩来不仅参加了卡尔的离任告别宴会，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对卡尔表示惜别并致友好的临别赠言，称其为“中国的好朋友。”薛穆接任大使后，周恩来又多次前往，并就许多问题与之交谈，使他对中共的抗日立场和主张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薛穆认为，从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来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1945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薛穆还与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会了面，并进行了畅谈。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战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就国共关系、抗战、苏援等问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等进行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周恩来曾多次与潘友新进行商谈，意欲促使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影响。1941年1月25日，潘友新就皖南事变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并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皖南事变后，崔可夫听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谈话后提出，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还转达了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件，要团结抗战的意见。潘友新、崔可夫等人还频频造访蒋介石，对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取消其番号和关押军长叶挺的行径提出种种批评。同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宴会的方式表示苏方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此外，周恩来还多次向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关系情况，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希望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共的“半独立外交”开创新的里程碑。1945年4—6月，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的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
八、领导南方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加强国际军事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当年，抗战要取得最后胜利，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要从军事上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无所畏惧，英勇抗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有力支撑。在此过程中，南方局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敌人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其所辖的区域内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还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亚洲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领导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南方局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导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领导华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在孤悬敌后和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开创了华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8年10月，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之后，东江地区建立了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队各为百余人，战斗在东莞、惠阳、宝安三县和广九铁路两侧。这两支武装后来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广州郊区抗日义勇队，顺德抗日游击队和中山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后来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红军，活动于敌后方，四处打击日军，后来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独立纵队。此外，广东的粤中、南路、潮汕、梅埔地区也都分别成立了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共建立有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潮汕韩江纵队、梅埔韩江纵队等7个纵队，共2.8万余人，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数以千计的民兵。至1945年8月，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共建立面积为8.7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000余万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华南各抗日纵队在广东70多个县内对日、伪军浴血奋战，先后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多人，对日、伪军作战3000多次，歼灭日、伪军两万余人，打乱了日本企图把华南变成入侵南太平洋的后方基地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44年7月，中央军委在发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朱德总司令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中指出：“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的“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出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正是由于华南地区各抗日纵队牵制和消耗了华南日军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缓解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乃至亚洲其他地区的军事压力，有力支援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除华南敌后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外，南方局还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和湘粤赣边区顽强地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毛泽东曾赞扬说：“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在湖南，湘中、湘北、湘南都建立了游击队、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还与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抗日军事活动相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在广西，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或起骨干作用的抗日武装队伍，共有三十三支，约五千六百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桂东北人民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和融县抗日挺进队等。在日军入侵广西近一年时里，这些武装在22个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共毙伤日军、汉奸近千人，顽军300余人，击沉、缴获各类船只60余条，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两万余发（枚），粮食10余万斤，食盐12万余斤，夺回被日军抢走的牲口百余头及大批其它各类物资。这些燃烧于各地的熊熊抗日烽火，打击了日、伪军和顽固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信心，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民族解放洪流。
二是协助党中央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支援新四军抗日武装斗争。新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南方局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始终关注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并为其发展壮大给予了全力支持。除担负着就新四军的作战、发展、驻防等重大问题同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与谈判等经常性工作外，南方局对新四军的指导和支持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帮助新四军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方针。1939年2月，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达新四军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周恩来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各级干部会议上先后发表《新阶段的新关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一系列讲话和报告。他明确提出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在强调新四军的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时，他指出新四军一定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现在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目前华北的，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他根据中央历次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明确概括为三句话：“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新四军发展方针的商定、贯彻和落实，奠定了新四军日后大发展的基础。
其次协助中共中央击退反共逆流，重建新四军军部。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便将反共中心由华北转向华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一方面电告新四军领导人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艰苦的谈判，反复交涉，据理力争，维护新四军的权益。从1940年6月起，中共中央指示有关新四军问题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一律移重庆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予以协助。1940年6月至8月，周恩来在叶剑英、董必武协助下，同国民党当局开展了一系列谈判，直至皖南事变爆发。谈判过程中，南方局获悉国民党当局已经制定了围歼新四军军部的军事部署，遂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紧急应付反共高潮的建议，同时还致电新四军，提出面对当前形势，应采取“军事自卫，政治进攻，组织严密，工作分散”的方针。当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命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撤围让路，指示南方局电台每天24小时密切注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情况；遍访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驻华使节、新闻记者、爱国华侨等各界人士，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南方局还配合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工作，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宣布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由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南方局大量翻印散发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和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让国统区各界民众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24日，陈毅率新四军全体将士在重庆《新华日报》发出通电，指出：“皖南事变实为重庆当局一手造成，其主旨在反共投降，实现中日联合剿共，断送全民族之抗战胜利”，并表示新四军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敌后抗战，“急盼全国抗战党派，全国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军团结一致，为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而共同奋斗。”25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将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其中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交还新四军皖南部队全部人、枪；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全部伤亡将士”，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是对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的有力政治反击，使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从此以后，新四军彻底摆脱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第三，直接对新四军提供支持和帮助。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江苏省委，发挥其在上海大城市的优势，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周恩来曾指示江苏省委“要和新四军、东南局取得密切联系”，“要动员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下乡”。全民族抗战期间，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非常缺少各类技术人才和干部，江苏省委从上海有组织地输送各类人员2.1万余人；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经费、物资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军备物资补给，上海人民给新四军捐助了129.2万元法币和根据地急需的各种紧缺物资。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又是活跃在敌人心脏附近的武装，敌人往往掩盖和封锁新四军抗战的消息，企图消弭新四军抗战的影响，上海各界就运用报纸、杂志和展览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新四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真实情况，坚定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信心。据《上海工运简报》刊载，自全民族抗战后两年中，江苏省委就动员了5000余人到各地新四军和根据地。1945年6月至8月，南方局输送了大约500多名知识青年到鄂豫边区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充实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队伍。南方局支持和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史，成为新四军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与美、英进行军事合作，直接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南方局所辖区域是日本侵略者实行“南进”政策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地，也是英、美盟军参与对华日军作战的主要地区。1942年7月，经英国国防部批准，在广西桂林组织英军服务团，在广东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派出熟悉英语的国际工作小组人员配合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的官兵，潜入香港地区，设立情报站，布置秘密交通线，开展军事救援工作。1944年10月，经党中央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遣一情报组到东纵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双方共建了联络处，并设立了电台联系，东纵也相应建立了情报工作机构予以配合。情报组收集日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使盟军根据情报轰炸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战略据点。东江纵队的这一情报机构拥有工作人员200余名，情报站（点）遍布于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到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的区域内，收集了有关日军在香港启德机场、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情报；日军在香港和广州的船坞、货仓、工厂的情报；日军华南舰队的密码；日军陆军番号、广九铁路沿线工事图解；日军在香港、广州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等。这些情报资料，送交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得到了盟军方面的高度评价，称赞东纵收集的日军情报“在质与量上都非常优越”。当时陈纳德将军和在华美军司令部均认为东纵的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1945年初，东江纵队派人配合美海军到大亚湾进行测量海岸地形地貌和海水深度等工作，收集海岸地形和水文方面的资料，为盟军舰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还带领美军官员，近距离侦察拍摄日军占领后的香港启德机场，为美军准确轰炸启德机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开展情报战线的反法西斯斗争。1941年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使国民党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5月上旬，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内突袭苏联。消息传到重庆后，国民党上层欣喜若狂，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必定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在一次宴会中，于右任、孙科先后向阎宝航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6月16日，周恩来将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包括德军准备发动袭击的时间，紧急报告中央。中共中央及时向苏联作了通报。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果然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于中共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袭击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早进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采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苏方对阎宝航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并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1944年夏，周恩来指示阎宝航获取曾被日本法西斯捧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界上详细布防情报，其中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等详细材料。阎宝航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三厅工作的钮先铭得到此布防情报后，周恩来立即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报曾对盟国许下诺言，在法西斯德国投降后，开始对日作战的苏联。使苏联红军在日本政府宣布拒绝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于8月9日作战时，如按图索骥般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势如破竹，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使“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整个防御体系顷刻瓦解。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为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
九、贯彻隐蔽精干方针，锻造坚强、战斗的国统区党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当年，为适应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完成党赋予的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使命，周恩来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南方局工作中的关键所在，灵魂所系，始终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创造性贯彻党的“荫蔽精干”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三化”，使国统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一是加强思想建设，树立坚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国统区不同于解放区、根据地，南方局的广大党员一方面必须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局面，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常常以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来引诱共产党人，意志不坚者可能会迷失。因此，南方局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周恩来强调，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要时刻“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激励党员干部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人人“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为实现这一目标，南方局首先花大力气大力抓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周恩来强调国统区的党员要有学习精神，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在他的领导下，南方局要求广大党员要坚持自学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发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指出党员“要在巨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正确理解四周的环境，不迷惑运动的方向和前途。只有学好革命理论，才能运用好革命理论。”除自学外，周恩来规定星期四为“党日”，这一天所有在渝的公开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和新华日报编委以上干部以及曾家岩的干部，都要到红岩村集中学习。他还把一位青年写的“太忙就挤，不懂就钻”的口号贴在墙上，作为大家学习的座右铭。学习中，周恩来亲自给党员干部讲马列主义理论，讲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思想素质。周恩来还充分发挥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阵地作用，有计划地发表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介绍其基本内容和学习方法，并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使其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引导和帮助国统区党员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批判国民党宣扬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其次，南方局非常重视对广大党员的时事形势教育。一切工作任务、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都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采用形势报告会、党员训练班、个别谈话等方式，经常对党员进行时事形势教育，主要是学习抗战以来的形势任务和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明了形势，认清困难只是暂时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必然属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属于人民。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前，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曾经一度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一些迷惑。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及时地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形势教育，帮助大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早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的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说明共产主义没有前途了。同时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组织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文章，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的许多反动观点，以正视听，帮助于广大党员思想觉悟的提高。
此外，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对广大党员的气节教育，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周恩来经常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号召党员“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特别强调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帮助他们从思想上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做到临危不惧，毫不动摇。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留在重庆坚持工作的干部反复地进行教育，不断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节相勉励。他说，要准备反动派搞突然袭击，要准备牺牲，如果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宣讲李大钊、赵世炎和陈铁军、周文雍夫妇等共产党人在被捕后坚持斗争的事迹，教育大家要保持革命气节，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敌进行斗争。他鼓舞广大党员干部要坚信：黑暗是暂时的， 光明一定会到来！大家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并且要作好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战斗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深入虎穴；无论是政坛搏击，还是沉浮商海；无论是身在红岩，还是隐于乡间，他们都能始终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坚守党的政治信仰，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执着作为立身之本，把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持抗战到底作为践行党性，以及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神圣使命。
二是加强组织建设，使国统区的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南方局领导的党组织大多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才恢复或新建的，党员质量参差不齐，十分缺乏在国统区的斗争经验，一些党组织和党员习惯了国共关系比较融洽时那种半公开半秘密的方式方法，习惯于组织领导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救亡斗争，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缺乏必要的警惕。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党组织在国统区接连遭受重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坚决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认真地坚决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地撤退和隐蔽，反对急进和暴露。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详细听取各省情况汇报，具体分析了各省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作出部署。他指出：“根据大后方各地经验证明，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周恩来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要转到地下去，“要使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为实现国统区党组织工作方式的彻底转变，周恩来提出，在党组织发展上，必须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要在实际斗争中考验党员，坚决反对“拉夫式”发展党员，国统区各级组织基本停止发展新党员，清除了抗战初期党员大发展时期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不合格党员约6500名，审查了县一级以上干部882名，保证党的纯洁性；在领导结构上，实行精简党的组织层次，缩小党的领导机构，各省委、特委人数一般为2—3人，先后撤销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湖南省工委，后来许多地方又撤销了特委、工委和中心县委等机构。同时，建立平行支部，化大支部为小支部，禁止基层支部、县委、特委一级之间发生横向联系，以便于隐蔽；在工作方式上，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严格分开，规定公开工作的干部不参加秘密工作，反之亦然；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横不跨支，竖不越级，地下党组织负责从事群众工作；上层工作，只由南方局领导或者专门指定的人员来负责，做下层工作的党员同做上层工作的党员，即使是在同一个部门里，相互之间也不交换情况，不发生横的联系。
在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方针过程中，周恩来还创造性提出了“三勤”“三化”，把它们作为巩固党组织的具体策略方针。“三勤”“三化”的核心是职业化。周恩来特别强调每个党员都要有社会职业，并且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通过合法职业和社会身份的掩护，达到隐蔽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有了职业的党员必须勤业，努力做出成绩，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必须勤学来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更好地搞好职业；必须勤交友来扩大自己的工作空间，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使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及其所属党组织加强了党的质量建设，很好地实现了工作方式转变，广大党员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使党员既是群众之一员，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默默无闻做了大量工作，更成为引领群众的烛光与火炬，从而使国统区党组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保存了党的骨干，为党在国统区完成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民主的历史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是作风建设，特别注重发挥领导者的模范作用。南方局加强国统区党的建设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言教的说服力与身教的感染力结合起来。周恩来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去凝聚国统区的党员，使他们融合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
作为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非常注意在党内生活做表率。在倡导党内民主上，他在党的会议上尊重他人的观点，重视反面和批评的意见，人们会被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决策；过组织生活时，他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汇报思想，讨论问题，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缺点公开向干部群众展露，即使是历史上的问题，也敢于承认自己的责任，带动党的生活严肃而又轻松。在党内学习中，他始终不知疲倦地勤学苦研，无论工作多忙多繁重，无论斗争多么尖锐复杂，都带头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等著作，有时他常常忙得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可他仍一刻都不放松学习，一有空就认真看书学习。在遵守党的纪律上，他特别注重“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并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他因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喝醉而违反规定晚归，事后在党的生活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而在皖南事变后面对敌人可能进行的捕杀讨扣，周恩来向党中央表示：一切准备好了，坚定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周恩来身体力行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为推动抗战民主，争取不同阶层的群众力量，周恩来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其间，他多次登门拜访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和民主派，与他们共商国是、同叙友情，赞扬他们“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他亲自做张治中、张冲等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且在长期交往中“由公谊而增友谊”；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横天下、遇事相互坚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创建；他与古耕虞、康心远、范旭东、胡子昂等商界巨子保持多渠道联系，在经常交往中加深了解，向他们阐明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帮助他们化解劳资矛盾，支持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用而斗争；他亲自或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支持他们在坚持抗战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中不断进步，最终走向人民阵线。
周恩来还是廉洁奉公、克己简朴的典范。他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强调不忘延安，反对蜕化或腐化思想。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全权代表，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每月薪水几百元，加上文章稿费，收入还算可观。工作人员替他领取薪水后，他总是嘱咐要勤俭节约，日常用品能不买就不买，能买次的就不买好的，每月只用去很少一点，剩下的都算作党费上交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大家一样，伙食标准是每天三钱油、五钱盐，穿的外衣总是旧的，并且是褪色的，衣服总是打着补丁。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照顾。一次，一些年轻人准备了几个菜为他庆祝生日，被他严厉地批评，还把这些菜拿给去给干部们吃了。他常常叮嘱：买衣服，简单些；做饭，简单些；住房，简单些。后来党中央直接过问保健规定落实情况，南方局才专门形成了一份实行保健补贴的具体文件，但是周恩来却从保健补贴名单中划去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带动下，在南方局机关内部，大家都甘于清贫，乐于过苦日子，上上下下都一样地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存在特殊化问题，更没有追求享受、贪污腐化的问题。
在重庆八年时间里，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及其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在国统区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向心力。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称赞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表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这是对南方局抓国统区党的建设最好的评价。
十、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红岩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光荣革命传统、丰富精神特质和重大现实意义等。其中，在2021年2月，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1年7月，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红岩精神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充分显示了红岩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精神，其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是相通的、统一的、一致的。红岩精神作为伟大建党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这一特殊战场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红岩，因作为南方局机关所在地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而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神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同，在国统区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作为我们党革命精神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初心使命、英勇斗争、对党忠诚等共性精神品质，而且又因特殊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社会条件、斗争方式等，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独有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一内涵充分体现了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的坚强党性。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共产党人对于理想信念的坚持和坚守，既体现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个人理想选择的一种负责任态度，也是对中华文化“唯道是从”的人文品格的继承和发扬。一个党员有了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就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具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就是坚信抗日战争必将胜利，坚信人民解放必定实现，坚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必将实现。这是战斗在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最终取得巨大历史功绩的力量源泉。这种理想信念体现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坚守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以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不惧暗流、逆流来袭，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白色恐怖和灯红酒绿的考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等方方面面。
当年，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他们始终坚守党的政治信仰，立场坚定，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凛然面对血雨腥风，在诡谲多变、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顽强奋斗，使国统区党组织成为了攻不破的堡垒，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党在国统区赢得人心、赢得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周恩来率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向党中央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狱中坚持斗争，受尽折磨，生命垂危之际留言：“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后，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出国留学和美色的引诱，临刑前向党表明心迹：“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我没有污辱我们党的旗帜。”还有一大批像张文彬、何功伟等红岩英烈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生动诠释了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的坚定信仰。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这一内涵充分体现了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民族危亡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宽广胸怀。爱国是红岩精神的基本底色，团结是红岩精神的重要表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而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培育铸造的伟大革命精神，其彰显爱国、团结的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在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时期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红线，是极具特色的基本特质。
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和诚信、宽广的胸怀，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和上层政治人物中产生着积极影响，更感染和激励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最终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使中国政治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发展壮大了进步势力，争取了广大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坚决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推动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为党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力量。这一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和人民抱有炽热深沉的感情，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以诚相待、海纳百川、团结多数的博大胸襟，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牺牲奉献，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这一内涵充分体现了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斗争精神。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国统区不同于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斗争环境决定了不同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因此，在国统区开展斗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既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与国统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面对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和建立统一战线的特殊任务，周恩来提出：“国统区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没有第一线的统战工作，抗战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因此，我们一定要不怕困难，坚持阵地。”在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团结不是无条件的纵容，对损害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斗争。这就决定了党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既要有斗争的精神又要有斗争的韧性，既要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又要善于斗争、斗而不破，坚持在斗争中牢牢把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性。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上创造性贯彻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推动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开拓了统一战线新格局。在文化工作上，面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政治高压和严密封锁，选择以话剧演出为突破口反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先后推出《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屈原》等戏剧演出，掀起了中国话剧史上黄金时代的“雾季公演”，有力地冲破国统区的政治沉寂局面；同时利用中国人祝寿的传统习惯，以给郭沫若等人祝寿活动的形式，巧妙冲破了国民党不准举行群众性集会的禁忌。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中创造的出“据点”这种新的联系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一个“据点”一般有三五人或六七人，不定型、无名称、无章程，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采取表面上无形，而实际上有党组织联系的活动，使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难以破坏，这是为适应国统区险恶政治环境，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的一项创造。在党的建设上坚决贯彻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创造性提出了“三勤”“三化”，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等等。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国统区共产党人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艰苦卓绝不懈奋斗的结果，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这一内涵充分体现了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铁骨丹心。正气，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归依，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灵魂，是一个政党赖以立世的政治品质。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同样是在国统区特定环境中，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外化。它不仅体现在共产党人日常的言行举止中，更展现在面对诱惑、危险、死亡考验的关键时刻，是检验共产党人思想境界是否高尚、理想信念是否坚定、人格素质是否完善的必然途径之一。它也是当年国统区各阶层人民，通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的铮铮正气，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人格魅力、英雄气概、斗争精神，直至接受其政治主张的重要渠道。
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坚持真理，坚守正义，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英雄气概。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国统区广大党员的气节教育，经常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强调党员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帮助他们从思想上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在周恩来等人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都能善处逆境，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身陷囹圄，面对威逼利诱仍威武不屈、不动心志。吴玉章面对国民党特务包围驻地时，告诉大家“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并笑曰：“此处便是我好的死所！”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以及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其他党员，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毅然选择集体自杀向党组织报警！战斗在国统区的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为民族、为人民、为正义慷慨赴死，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丹心向党、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南方局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光辉篇章。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南方局成为在党中央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典范，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正确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局面的典范，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充分发挥共产党人政治智慧和政治优势的典范，在统一战线特殊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典范。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10月参加完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感慨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南方局在重庆八年工作历尽艰险，卓著勋劳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鉴往事，知来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南方局历史，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岩精神，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合亿万人民磅礴伟力，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篇章，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黎余,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