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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在重庆的二十七天

2023-05-10 17:30:49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熊飞宇 马度花


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罗迈)乘送李培之(王若飞夫人)等回延安后返航的飞机,抵达重庆,“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政协及宪草小组的工作”。

对于李维汉此行,上海《消息》(半周刊)第六期发表了幽风的《罗迈与刘宁一》,迅速做出介绍和分析。文章认为,“自王若飞、秦邦宪等于四月八日遇难之后,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因而更加繁重。尤以马歇尔特使返渝,国共之间,关于东北停战、政府改组与宪草审议等,洽商频繁,使周恩来等更忙于应付,因此延安方面最近又派罗迈与刘宁一两氏赴渝”。

刘宁一是解放区工联筹委会执委,是“中共有数的职工运动专家”,“富于幽默”,即便是“在非常惨苦的囚牢生活里,甚至就是站在死神面前时”,还能“保有他特有的风趣”。李维汉则自1942年起,便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同时“领导边区的文教运动及中共研究院工作”。他“为人旷达”,“很富有湖南人豪爽的性格”。作者预计,“在此后的协商工作中,他的材能将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参加宪草修改小组

李维汉在重庆27天,如其文《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所说,“有十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宪草修改小组的工作,主要是“将国民党一九三六年订的‘五·五宪草’与张君劢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草案比照研究,提出问题与意见”。此前,中共方面由秦邦宪和齐燕铭参加,秦邦宪拟有一份草案。四八空难后,小组成员有所变化。据张友渔回忆,共产党方面的代表组长是李维汉,组员包括华岗、何思敬及其本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孙科等。在李维汉的回忆录中,还包括王云五、邵力子、张君劢等人。代表团机关驻两路口。

1946年4月20日,政治协商会议宪草修改小组继续举行会议。因为初来乍到,李维汉对于宪草修改问题,尚无暇多加研究。所以第一次参会时,即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

次日,孙科又召集了一次宪草小组会,李维汉被邀参加。各方争执一场,未获结论。

4月21日,中共代表团致送书面声明,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署,促请国民党解决各项问题,指出“内战蔓延,时局严重,国民党延不实施各项协议、澄清破坏协议混淆情形,并且变本加厉,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各种活动,中共在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只有各项问题全部解决后,方能考虑”。

4月22日,宪草修改小组举行会议,由孙科主持,商讨修改宪草问题。关于中央与地方均权及选举法两问题,各方已获协议。晚间,他们又在孙科官邸开会,讨论行政院与立法院关系问题,未有结果。23日继续会商。

李维汉认为,宪草一案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前者由于国民党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坚持不让,故一开始便成僵局。后者则关系到保护根据地的大问题,中共亦不能退让。后来,“由于国民党整个地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宪草修改一事终成泡影”。

赴社会大学讲学

重庆期间,李维汉在董必武陪同下,曾到各处进行礼节性走访。目前见诸记载的,一是参加社会大学的有关活动。重庆社会大学是抗战胜利后,由中共代表团、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于1945年10月邀请陶行知出面筹建的一所新型夜大。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设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教育系、新闻系,校址位于管家巷28号。“管二八”原是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1941年7月,育才学校绘画组亦迁居此处。

对重庆社会大学而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圣地,民主堡垒”,许多人“很向往,很关心”。据《回忆与研究》所述,李维汉曾两次应邀到社会大学介绍边区情况,内容包括边区的抗战、土改、“三三制”政权建设等,师生听了都“很感兴趣”。

1946年4月29日晚7点,社会大学第一届放学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吴玉章、李澄之、何思敬、李维汉、施复亮、杜国庠、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陈家康、周新民、张友渔、力扬、孙铭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又名黄韦)、程远(以上名单出自李卓、朱非紫的《三个半月的教学总结——放学典礼会上的记录》,据《新华日报》报道,另有阎宝航——作者注),及各报记者与该校师生140余人到会。大会由李公朴主持。首先,四个系的学生代表分别报告三个半月以来的学习心得。接着,由李维汉、李澄之、周新民讲话,一致赞扬“该校成绩优良,为教育界新创造”。最后,由校董沈钧儒及杜国庠、郭沫若、孙铭勋等讲话,12点左右散会。

李维汉的讲话,后以《按照需要 自己动手》为题,收入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所编的《大后方青年运动参考资料——重庆社会大学》。讲话指出,“社会大学的教育宗旨,方法形式”,同解放区学校颇多相似,“都是按大众需要来办,都是由学生亲手来办”,“这就是教育的民主化,希望能遍及全中国”。同时也希望“将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按着这原则来改进”。

此外,李维汉还参观了育才学校。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借北温泉小学举行开学典礼。8月初,迁入合川草街子古圣寺。1945年秋,陶行知从饶国模手中租借到原国民参政会及其附近的几栋房屋,陆续将育才学校迁至红岩村办学。1946年5月,《育才通讯》第一期发布《搬迁工作简讯》,宣告音乐、舞蹈、自然、文学、社会五组以及化龙桥大店子的绘画组,均已集中到红岩村总校,结束了学校过去六年散居各处的状况。

与李公朴重逢

李公朴是李维汉的旧友。1938年11月,李公朴同夫人张曼筠从重庆经成都到西安,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汽车去延安,于24日抵达。曾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1939年1月离开延安。是年4月24日,李公朴再返延安,在此驻留至6月,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接触了许多领导同志和老朋友,如王若飞、李维汉、萧三、胡耀邦、柯庆施、艾思奇等。1940年11月,由晋察冀边区回到重庆。

李维汉到重庆后,李公朴曾设宴招待。1946年4月24日李公朴日记记载:“今日晚我与沈(钧儒)、史(良)三人联名请中共代表团及报馆朋友晚餐,因为我们从未请他们过,此次适老友罗瑞卿先生及罗迈先生新来重庆,遂约在渝者一叙,共十六人。后来讨论问题,并邀(章)伯钧与努生(罗隆基)二兄参加,谈至十一时始散。”

5月17日,李公朴由重庆飞抵昆明。7月11日晚,他偕夫人外出,9点左右返回昆明北门街寓所,行经学院坡时,被国民党特务狙击,于12日晨5点逝世。7月17日,李维汉怀着沉痛而悲愤的心情,写下《悼公朴先生》:

八年前我和公朴先生第一次见面于延安,他从“七君子”狱中出来,要上敌后战场去工作。他在延安的日子里,是那么热心地到处参观访问,拿着一根手杖,整天东奔西跑,成了延安各学校和文化机关的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留给我一个非常热心的教育工作者的印象。今年四月,我们在重庆再会见,一见面,他就不停地亲切地问起延安的人物,延安的学校。他把社会大学介绍给我,并邀我参加社会大学的春季结业典礼。结业大会上,先由各系学员代表报告学习心得,然后公朴先生作总结。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我想起了八年前他在延安的参观访问,想起了我自己在前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人民的文化事业让人民自己动手来办。”又想起了较场口事件和他的受伤。

隔了两天,我们又会见了,他问我对社会大学的意见,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他,他说:“政府不准社会大学立案!”是的,在国民党独裁政府下,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都是非法的,不许存在的,社会大学不许存在,和平民主运动不许存在,和平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更不许存在!

文中,李维汉将李公朴与闻一多并誉为“人民领袖”。

安全离渝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此前,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一行,已分乘马歇尔专机及中航班机,于5月3日由渝抵宁。董必武、李维汉则候机十余日,至13日凌晨3点,与张晓梅、陈家康、叶笃义(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兼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30余人,乘中航专机飞南京。但公司所指定的132号飞机引擎损坏,所幸美籍驾驶员谨慎,经三次试飞,均折返。董必武于是提出抗议,要求中航当局查明事实与责任。事后,邵力子曾到代表团驻地慰问。

李公朴5月14日的日记记载:“早见报,董老等因飞机有损,中止离渝。赴航空公司购票时,该公司负责人刘君约赴代表团解释误会。吾亦时间赶不及,遂又改十七日飞昆矣。并在代表团与衡老(沈钧儒)同午餐。下午四时始返。”

5月16日,董必武、李维汉及刘宁一等五人,于下午2点乘机安全抵达南京。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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