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一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983〕7号文件,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自此,重庆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坚持,打破传统思维定势,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樊篱中“突围”,建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城市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推动城市经济建设快速、优质发展,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
试点中先后创造的许多“全国第一”,如第一家工业品贸易中心、第一家大型股份制企业集团、第一个政企分开港口等,在全国引发重大影响。其中,港口体制改革成果,不仅盘活了重庆港,畅通并繁荣了川江及长江航运,改善了重庆口岸环境,更带动了全国江海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全国水运、空运、陆运和铁路运输行业的运行架构调整。迄今,全国运输业的生产经营结构还基本沿用当年的重庆经验。重庆港口体制改革探索,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形势所迫不得不改
重庆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两江环护,一线通海,在高山挟持中仍能保持不竭的生机与活力。“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交流促进发展,发展带来繁荣。有史学家认为,“重庆是在码头上兴起的城市”。
史料记载,重庆码头源自春秋战国时期。1890年,英帝国主义逼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指定重庆开为商埠,就是看中重庆有水有港的独特地理优势。
自古以来,港口之于重庆既是运输枢纽,也是对外口岸,没有港口,重庆就无法冲破大山阻隔。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重庆港被条块分割、部门所有弄得支离破碎。港内众多码头泊位被大小部门、单位和机构“跑马圈地”,而在“自家地盘”上设置的趸船只接纳本体系的船舶,非本系统或本单位的船舶即便需求再迫切,社会效益再好,也只能望港兴叹,徒唤奈何。另一方面,占比不小的码头泊位又因任务单一、业务不饱和而效益低下,长航重庆港务局年年亏损,动辄达到几百万元。很长时间内,压船压港是重庆港挥之不去的魔咒,大量因无趸船接纳而抛锚江中的船舶成了重庆港一道特殊景观。
与重庆港环环相扣的川江航运及长江航运,也在计划经济中被分割,重庆上游的船队不能直航到宜昌,出川船队不能到武汉,一船货从长江头走到长江尾,需要换两三次船。换一次就多一笔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如此折腾,效益如何能好?当年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每年的亏损都数以百万元计,缺乏利润滋养的长江航运业,长期步履蹒跚。
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溯江而上到重庆,一路所见,江面雾气迷蒙、冷冷清清。还在途中,他就尖锐地问:“滔滔长江,何时能百舸争流?”
他离开重庆到贵州后,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江苏因乡镇企业发展迅猛而能源紧缺,贵州却有煤卖不出,每年自燃的煤炭多达数万吨,甚至数十万吨。他让贵州挖煤卖给江苏,既让自然资源变为经济优势,还能解江苏的困局。贵州方面说,煤炭是低值货当走水运才划算,但贵州只有小河船,进长江得换驳,换驳就得有码头,最理想的码头在重庆港,而贵州船无权在重庆码头靠泊。言下之意,不是贵州煤不愿顺江而下,而是前行路上障碍重重。
重庆早就有改变港口混乱局面的愿望,得知中央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后加大外贸发展力度的消息,对于理顺港口体制机制愿望更加迫切。市委、市政府希望掌握港口管理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港口的独特作用,借港出峡、借港出海,扩大对外开放,让重庆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国家有关部门也积极支持。经过努力,港口体制改革被写进试点方案。
破解“五龙治水”格局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设想,港口要打破条块分割,地方有权对港口实施管理,从而将港口生产与规划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大局。但重庆得到了港口改革许可,准备接管港口管理权时,这才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那时,重庆港的构成相当复杂,既有背靠交通部的重庆港务局,又有四川省及重庆市的码头管理机构,还有四川省航运公司码头和大大小小的本地航运公司码头,以及占比不小的非运输行业大型企业自有船队的专用码头,各种名号的趸船分布于港口各处,都有存在的理由。
各码头的职能也极其混乱。例如重庆港务局,直接上级是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该局是交通部驻长江的二级机构,既管港口,也管航运,拥有成建制的长江航运公安局和设施完善的长江航政局,甚至拥有海事法院,处处凸现着早先苏联工业“托拉斯”的影子,鼎盛时拥有职工18万余人。
交通部考核该局的核心任务是长江航运,因此全局所有工作都围绕运输转,以“吨公里”裁量工作业绩,一切制度都为实现和扩大“吨公里”而设计、推行,港口仅是航运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当年的重庆港务局,只为长江航运管理局所属船舶服务,而且仅限于靠泊、供电及生活物资供应等。糟糕的是,这种“小社会”般的政企合一体制机制在重庆港竟成了“范本”,处处推广,比比皆是。“大而全”和“小而全”造成了各码头的封闭。在封闭环境中,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关起门发号施令,谁也不买谁的账。于是,港口内呈“五龙治水”(指长航、省轮船公司、市轮船公司、长航重庆港、交通局码头管理站)格局,各行其是。政出多门、政令混乱又导致港口权力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严重浪费宝贵资源,衰减了港口效能,市委、市政府殷殷期盼的门户和口岸作用长期到不了位。
作为城市赖以兴盛的基础条件,重庆港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其体制机制应当怎样整合重组?现代城市港口该如何管理,从政还是从企?启动计划单列改革试点前,重庆市委、市政府为港口改革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努力求解。
分管全市体制改革的副市长马力找来两位“笔杆子”——市体改委主任王竹和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世璞,让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组织专门力量研究港口问题,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两位主任雷厉风行,带领各自的团队加班加点工作,尽力搜罗许多有河国家尤其发达国家的港口资料,然后仔细归纳、综合,几个月后得出结论:港口管理应当从政,而港内生产业务属于企业行为,应当推入市场,参与竞争。两位主任的调研报告最终呈给了市委书记,并上报常委会,翔实的数据以无可争辩的逻辑力量打开了市领导的眼界。
领导们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对港口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所有码头泊位统统从原航运公司及相关机构剥离出来,混合组建或分类分级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务公司,直接面对社会和市场;新成立港口管理局,市政府授权其作为市政府职能部门行使行业管理权,不参与具体生产和经营行为。
此步迈出,阻力不小。但因有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背景,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不到一年就陆续改革到位。在原重庆港务局基础上组建的重庆港口管理局,受重庆市政府和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双重领导,原投资渠道、基建和规划管理不变,代表市政府对港口实行行业管理。新成立的不同所有制的各种规模港务公司负责港内生产业务,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对全社会开放。各类船舶,包括长江航运船舶,统统有偿靠泊码头趸船,独立核算。
此项改革,实现了重庆港各项功能科学归位,消弭了重庆港长期存在的混乱局面,增强了港口活力,也为重庆外贸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引发全国运输业大洗牌
重庆港体制改革,解决了不同体系和不同所有制船舶的靠泊问题,从而刺激了航运业发展,沿江地区及相关单位纷纷有了发展航运的积极性。川江航运及至长江航运逐渐热闹起来,江面上往来船舶日益增多。更让人高兴的是,重庆港经验引发了全国交通运输业的大震荡。
那时,全国所有运输枢纽站,包括航空、铁路和公路,都是站、运合一。重庆港率先实施港航分开、政企分开,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吸引了所有运输场站及其所属主管部门的关注。重庆港改革甫一启动,各地和单位的观摩团就纷至沓来,连续好几年,重庆港都是全国交通运输体制改革方面的风向标。大量的同行涌来重庆取经,重庆港口管理局一度专门成立了接待组,每月都要接待一拨又一拨上门者。每有专业性全国会议,重庆港口管理局局长都被主持人安排发言,介绍经验。
港口体改取得明显成效,说明了改革的路子是对的。廖伯康回忆,重庆港实行港航分开、政企分开后,码头对所有船舶开放,效率一下就上去了。以前重庆港19年亏损1170万元,1983年初还计划亏损280万元。结果把管理体制一变,反而赢利102万元。长航也是亏损大户,年初计划亏损250万元,结果反而赢利822万元。出川的船只,过去只能在宜昌中转不能直航长江下游,从重庆到上海来回一个航程要39天,经过改革,拉伸直航上海,来回航程只要25天,全年多运出货物30多万吨,费用也减少了,确实是一改就灵。
1984年4月,重庆改革试点刚好满一年,国务院一位领导到重庆调研。他到了朝天门,目睹港内生产秩序井然,高度评价重庆港体改。之后,这位领导走到哪里都要讲重庆港经验,说人还是那些人,设备也没增加,只是改革了运行体制机制,效果就大不一样。交通部也宣布,全国港口,无论海港还是江河港口,均按重庆港模式下放地方,实行港航分开、政企分开,就连当时规模居世界第四的上海港也不例外。
几年后,这股体改飓风相继登陆公路、民航和铁路,大小运输场站纷纷脱离原依存的运输企业,独立运行,迄今依然。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