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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台怎样保障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2023-05-10 17:18:34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高大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线电台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保障红军之间通信联络、指引行军方向、指挥作战部署、侦听破译敌情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发挥了独特作用。

1934723日,为配合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通过无线电台发出《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明确指示要携带“无线电台两架”“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六军团迅疾着手准备和周密部署转移事项,于87日踏上英勇西征和红二军团会合之路。

1024日,红六军团冲破重重包围,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会师背后,无线电台对加强各路红军之间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二军团无线电通信的创建与发展

无线电通信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而显得愈加重要。中央与各根据地和红军的联络以及各根据地和红军之间的联络,完全靠地下交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无线电通信成为迫切紧要的通信手段。

19307月,红二军团在湘鄂西苏区组建后,为及时得到党中央指示,并加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鄂豫皖、湘鄂赣等其他各根据地的沟通联系和策应工作,以打破敌人“围剿”,曾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无线电话(台)成为我们火烧燃眉的迫切要求,务望派人并购买机器送来。”“无线电报的人才及材料望速送来。”

19312月,中共中央从上海中央特科通讯科选派报务员喻杰生,携带150瓦电台和密码到达湘鄂西的洪湖苏区,建立起红二军团第一部无线电台。后喻杰生突然因病去世,无线电通信对外联络中断。

10月,党中央从上海中央特科通讯科再派刘进、胡白天到洪湖苏区,负责无线电通信,刘进任分队长,胡白天任报务员,无线电台设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中央又选派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毕业的李文采到洪湖苏区,协助保障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称)无线电通信。在他们的努力下,洪湖苏区与上海党中央、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联络。

刘进亲自挑选严成钦、熊大树等到电台工作,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报务员。严成钦回忆:1931年下半年到1932年上半年,又调来三个学报务的小同志,他们都上过学,有一定文化。”“经过七八个月的训练,于1932年春,就批准我上机。”“可以直接与上海党中央、鄂豫皖、湘鄂赣和江西苏区取得联系。”

19326月,红三军在湖北潜江地区与国民党范绍增部作战时,缴获15瓦小电台,还俘虏两名报务员。但由于电子管被打碎,派人到武汉也没有购买到,这部电台未能用上。

同年,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向湘鄂西苏区大举进攻。加之当时“左”倾错误在“肃反”中扩大化,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致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在一次突围中,因参谋处机关干部没来得及通知电台人员,导致红三军无线电台被破坏。贺龙回忆:“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把它埋在江边了。”

由于无线电通信联络中断,红三军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给革命斗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33713日,中共中央通过地面交通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中写道:“因为交通断绝,在很久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给你们的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和无线电联系,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解决我们所应当解决的问题。”由于联络不畅通,中央对红三军情况不了解,并产生了不满,认为“二军团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

在没有无线电台并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领红三军孤军奋战,转战多地。1934年,红三军挺进黔东,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贺龙曾高度评价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红三军并不知道红六军团要来。193410月上旬,贺龙在《济川公报》上看到一则报道,称“萧克部队正向川黔边方向移动,有窜合贺部之势”,由此判定红六军团正在向红三军靠近。贺龙当即派出几支部队,并亲自带领手枪队、侦察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游击,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贺龙说:“红三军听到六军团要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六军团的。”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无线电台从无到有,再到后来丢失,中断与中央红军和其他根据地红军的电讯联络,深受其苦。贺龙曾对电台同志说,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电台丢失,“致使与中央失掉联系,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央红军怎么样。没有电台吃了亏啊!所以跑到山沟里来了。现在有了电台,能与中央联络,还怕什么呢?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

红六军团成立无线电中队

193211月,中革军委派阎知非、周德元携带150瓦电台从中央苏区出发,跟随萧克到达湘赣苏区。一同前行的有张有年、骆炳林、张玉山、胡鹊、刘德才、边忠福、吴潮等机务、报务人员,还有监护排、运输排、无线电训练班、通信班、勤务班、炊事班等,共100余人。该电台比较笨重,是红六军团的第一部电台。在渡赣江时,电动马达落水遭损坏未能修复,收报时可用蓄电瓶供电,发报时则需开动充电机供电,工作比较迟钝。

到湘赣苏区不久,电台人员便与中革军委、湘鄂赣省委建立了无线电联系。王震回忆:1932年冬,军委另任命蔡会文为军区首长兼八军政治委员、萧克为八军军长,从此有无线电台与中央和湘鄂赣建立敏感的通讯联络,这样更灵敏和密切了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与经常的直接指挥,加强了同其他红军的互相呼应与配合。”

19335月初,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从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时,中革军委选派江文、温诤携带15瓦电台随行。该电台是红六军团第二部电台,机器较轻便,性能好,便于携带,可用干电池工作。

529日,红八军在江西省莲花县棠市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15瓦电台,这是红六军团第三部电台。王永浚是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报务人员,自此参加红军。

为加强对无线电台的领导,任弼时决定红六军团正式成立无线电中队,隶属于省委和省军区领导,阎知非任中队长,江文任政治委员,主管50瓦大台,固定在红17师(由红八军改编)师部(代军团部)。无线电中队下设两个无线电分队(亦称5瓦小台),第一小台分队长为张有年,政治委员为周德元;另一小台分队长为张玉山。25瓦小电台随各部机动。在一次作战中,电台被炸坏,不能发报,只能侦听和抄收新闻。

红六军团十分重视无线电技术干部培训。193212月中旬至19337月,湘赣军区在江西永新县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有彭富九、孙志高、赵瑾、黎仁、贺子明、李忠国等10余人。19339月至19344月,湘赣军区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有龙振彪、旷泉吉、肖荣昌、康元芳、曾纪砚等7人。阎知非、江文、张有年、王永浚参加教学工作。王永浚回忆:“我们在永新地区办了两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给无线电通信、侦察工作充实了力量,为配合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做了很好的准备。”

无线电中队除保障通信联络外,还开展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不久,即开创了无线电侦察工作。通过努力,红六军团成功破译了敌方难度较高的“功密”密码,破获各类密码多达60种,其中普通密本30种,中级密本25种,高级密本5种。对红六军团而言,湘赣军区周围的敌军几乎没有秘密。

在西进寻找红二军团过程中,任弼时指示红六军团电台实施“反向侦察”,重点侦听国民党“围剿”贺龙红军的信息。从敌广播中,红六军团了解到贺龙部队的行踪,终于找到贺龙部队活动的区域和轨迹。

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电令,携带两部电台退出湘赣根据地,同时与中革军委保持密切的电讯联系。

一方面,红六军团需每日向军委电报行军作战情况。李达在《寻找贺龙同志》一文中回忆,红六军团西征后,按照中革军委指示,需“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

另一方面,中革军委随时向红六军团提供和分享侦听到的敌情。1934920日,朱德在《关于红六军团应设法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致任弼时、萧克、王震电》中说:“据尚未证实的情报,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德江,并向石阡前进。”

无线电通信发挥重要作用

19341024日,红二、红六军团历经千难万险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合。27日,两军在川黔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通过无线电台发来的贺信和中革军委关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的决定。贺龙后来回忆:“二、六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总之,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通过无线电台与中革军委反复发电、收电,确定了下一步的战略安排。当时,红二、红六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吸引、牵制湘鄂川黔边的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以实现红军总的战略大转移计划。如果分散行动,势必势单力薄,难以歼敌之有生力量,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19341025日、28日,贺龙、任弼时等两次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根据敌情和红二、红六军团力量不大,建议两军团联合集中行动,由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该建议被中央采纳。

1026日,中央来电指示:“六军团所携带的两部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电本可抄‘泰、吉、冲’三密本给他们。”红六军团当即抽调1部电台和技术人员到红二军团,使红二军团中断了两年多的无线电通信重新建立起来。

为保护电台安全,贺龙把总指挥部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警卫连调给无线电台作警卫分队,把最好的马匹也调给无线电台人员使用。通过敌人封锁线或突围时,他总是把电台放在自己身边,并让报务员随行。收到好的慰问品,也优先送给电台人员。

为进一步加强无线电侦察工作,任弼时直接担负机要科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正是借助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几乎成功侦听、破译各路敌军每天的行军路线、里程、出发时间和宿营地点,为军团首长指挥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先后取得龙家寨、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缴获敌人5部电台。随着电台增多,经贺龙、任弼时批准,原红六军团无线电中队升格为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大队,阎知非任大队长,江文任政治委员。无线电大队下编5个无线电分队和1个侦察台,分别配属到军团部及各师。同时,任弼时指示单独建立专职侦听电台,对外称小电台,由张有年任台长,龙舒林任政委。

193412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永顺县塔卧镇举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为阎知非、江文,教员有杨继昌、龙振彪,学员有黎东汉、颜吉连、刘宗舜、江天生、刘智能、贺保里、刘华生、贺家泰。19354月,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结束。

由于红二、红六军团统一行动,后又正确执行了党在遵义会议中确定的战略方针,密切协作,团结战斗,因而牵制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特长,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正如任弼时指出,红二、红六军团钳制了大量敌人,在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中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无线电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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