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今年1月16日是陶铸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
一、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八闽大地坚持土地革命斗争
陶铸同志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0岁时就被迫辍学。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使陶铸同志很早就懂得了干革命、求解放的道理。1925年,他奔赴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陶铸同志随叶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他所在的特务连担负消灭敌团部的主攻任务。起义后,陶铸同志任二营六连连长,率部随军南下。同年12月11日,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前,奉命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参与秘密策划起义。起义时担任警卫团参谋长,承担守防长堤等任务。12日,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陶铸同志率部顽强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刻。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火洗礼,使不到20岁的陶铸同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锤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胆略。
1929年,陶铸同志受党组织派遣到福建从事兵运工作。当时,国民党厦门监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多名党的重要干部。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武装劫狱,营救这些同志。陶铸同志多次化装深入监狱了解情况,并作出周密布置。行动当天,他担任第一线总指挥,成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
1930年,受“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福建地区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危急时刻,陶铸同志到漳州主持重建中共闽南特委。这年12月,他主持组建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打开了革命局面。1956年,他在回首这段传奇式革命经历时赋诗:“南山古寺规模在,含笑依然花满枝。鬓白重来千百感,江山妩媚故人稀。”
1932年,陶铸同志调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对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后,陶铸同志到漳州汇报工作,得到毛泽东同志直接指示。在陶铸等同志领导下,土地革命斗争烈火在闽东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1933年5月,陶铸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在同敌人展开斗争的同时,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著作。后来他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二、参加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卓著功绩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铸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到湖北担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等职。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壮大党的组织。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他负责领导应城县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招收爱国青年学生,经短期培训后派到湖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并注重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该班共举办4期,培训青年干部300多名,为开展抗日群众运动训练了骨干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陶铸同志到鄂中参加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他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6月,陶铸同志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代理政委,在鄂中敌后树起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同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统一,成立豫鄂边区党委和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陶铸同志任豫鄂边区党委委员、统战部长,兼管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并任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指挥长,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领导军事斗争。1940年,陶铸同志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在延安,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延安整风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1945年,他出席了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同志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委书记和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当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变成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环境极为艰难复杂。他认真贯彻中央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他领导创建的辽吉根据地成为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重要前哨阵地。在1946年12月开始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陶铸同志担任前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为保证战役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在1947年夏季攻势中,陶铸同志和邓华同志一起率西满野战军参加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攻势中,参加彰武攻坚战,与友邻部队一起歼敌一个师。辽沈战役中,陶铸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督察和组织后方勤务,组织分区部队配合主战场作战。沈阳解放后,他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书记,在陈云同志领导下进行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改造旧政权的工作。
辽沈战役后,陶铸同志随部队南下参加平津战役。他担任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同国民党守军傅作义将军进行和平谈判,组织改编起义部队,为平津战役胜利和北平和平解放建立特殊功勋。之后,陶铸同志组织率领南下工作团,随第四野战军追歼国民党军队,接管地方政权。他为中南地区解放长途跋涉、忘我工作,完成了接管武汉、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等重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年,陶铸同志41岁。他英勇战斗20余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三、躬耕中南十七载,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在广西,陶铸同志主持剿匪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培养本地干部,扩大地方武装,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半年内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
在中南地区17年,陶铸同志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广东,为建设祖国南大门宵衣旰食、尽心竭力。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奠定了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他注重发展农业,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住宅环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重视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医学生到农村一线,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创办《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以后,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陶铸同志用更多精力领导中南五省区工作。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他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生产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很丰富”。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按客观规律办事。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建议。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构想。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后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多次强调“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要进一步繁荣创作,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会演,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四、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同志苦撑大局
1965年1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和文教等事务。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坚决主张删除其中关于“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坚持写入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以及军队不搞“四大”等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他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为稳定局势,他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等多篇社论,对减轻“文化大革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稳定经济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他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等,他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在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打击的情况下,陶铸同志坚持斗争、威武不屈,显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气节。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致悼词,对陶铸同志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五、对党绝对忠诚,心中始终装着人民
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英勇斗争,无私无畏。他曾表示:“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胜,毅然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组织狱中的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残酷迫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相信党、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他在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
陶铸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他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指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应当从群众利益着想。”“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在广东工作时,为让群众每天能吃上新鲜蔬菜,他经常深入产地,调查研究,提出具体要求,表达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切之情。他关心珠江两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问题,改变了他们常年在水上风雨飘摇的状况。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他在广东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他曾说过,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
陶铸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始终以饱满热情对待党和人民事业。党无论安排什么工作,他总是无条件服从,以无畏的勇气、超群的毅力打开局面。他在延安听取358旅敌工科关于建立敌后武工队粉碎日军“扫荡”的情况报告后,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深入晋绥前线敌据点附近调查,总结经验,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敌人“扫荡”。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开辟根据地时,他患有肺病,吐血消瘦。但他从不考虑自己身体,在艰苦复杂环境中不畏艰险、忠心耿耿地开展工作。在广西主持剿匪工作时,他经常靠前指挥,冒着危险带队抓捕匪徒。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时,他一再强调,要反对那种张贴欢迎标语、前呼后拥、熙熙攘攘、招摇过市的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方式方法,提倡悄悄地下去,实实在在地了解真实情况。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忘我工作,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情燃烧自己。
陶铸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始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对“反右倾”斗争中被处分错了的同志,他在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上表示“向同志们检讨,引以为戒”,强调一定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保障党员权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
陶铸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强调,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党的组织生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要身边工作人员督促检查。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未更换过。他母亲长期住在农村,组织上打算让其迁入城镇落户,陶铸同志予以拒绝。他说:“农村老人那么多,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母亲。” 就这样,其母在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阳农村。他的堂弟、侄儿等10多位亲属,也一直在农村务农。
陶铸同志以一生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他终身追求的“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奉献精神,他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智慧才华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履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纪念陶铸同志,就要学习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原载: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