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权张良安
伍尚民，又名伍天柱、史云，外号双五哥，1913年1月13日出生在四川省荣昌县峰高乡（今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道）的一个小商家庭。他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从事地下工作。后因身份暴露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伍尚民巧妙应对，严守了党的机密。解放后，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1984年9月病故。
伍尚民幼年玩劣成性，11岁时逃学到永川，被国民党军队抓住，诬为土匪探子，拷打审问到半夜，也没问出个名堂。他趁着看守打盹，挣脱绳索，逃出牢笼。他13岁开始混迹江湖，15岁加入袍哥组织汉义公，跟着袍哥大爷学贩鸦片、开赌场。
1936年春，伍尚民意识到赌博害人，于是离开赌场，找兄弟伙筹资作米房生意。西安事变后，幼年的朋友何君辉对他做了很多思想教育工作，使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因而痛下决心，愿在党的领导下，以抗日救亡为已任，为国出力。1938年由何君辉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由廖林生（廖福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化名史云。
伍尚民入党后，感到前途光明，热血沸腾，于是奋笔挥毫，写下《临江仙》：
三八年前胡乱干，总是利已当先。财神与我太为难，子牙卖麦粉，常遇恶风旋！
不顾害人贩毒品，却被抄家而完。花明柳暗有新天，拨开荆棘路，迈步登阳关。
新入党的伍尚民行事不拘小节，不懂得斗争策略，常常不择时机，不分场合议论国事。1938年春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着他写的两幅春联：
春情莫当着眼点，仇敌才算大目标。
春情莫要放脸上，且将国难记心头。
他爱用学到的道理，到茶馆和别人争论。一天，他去何辅卿的茶馆喝茶，在众多茶客面前高谈阔论，说国民党实行的是假三民主义，惹得峰高乡教师杨冠军把茶碗往桌上一放，起身与他在众人面前争辨。茶老板何辅卿赶忙打圆场，团团作揖，打哈哈笑着说伍尚民说的那些就象是共产党的口气。
1941年底，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周平到荣昌，何君辉向他汇报了峰高乡党组织的情况。经组织研究，决定让伍尚民立即转移去重庆。
在重庆菜园坝、两路口一带的袍哥码头“孝义社”，义字旗的袍哥大爷黄天吉（黄树清）是荣昌峰高乡人，伍尚民利用这层关系，按照江湖规矩，以“归标”(转移袍哥组织关系)的形式，成为“孝义社”码头的兄弟伙。他在袍哥里是五排管事，又姓伍，因而人称“双五哥”。
一天，一个学生打扮的人来到伍尚民的住处找到他。经过一番简短的对话，原来是组织派来与他联系的，于是伍尚明接上了组织关系。这位学生模样的人就是中共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后任中心县委书记）。他要伍尚民在重庆找职业作为掩护，为党工作，以后就和他单线联系。
不久，伍尚民经黄天吉介绍在重庆菜元坝廖自涛的板车行当店员，专门接揽生意。当时拉板车的收入中工人只占三成，老板要占七成。为了剥削更多工人的血汗，老板要伍尚民不把承接生意的真正价格告诉工人，但生性耿直的伍尚民常常把真正的价格告诉工人。老板怀恨在心，炒了他的鱿鱼。
1942年3、4月，“双五哥”的结拜弟兄余厚生介绍他到重庆水陆运输处两路口检查哨担任少尉司书。这个检查哨名义上是重庆水陆运输处两路口检查哨，实际上是军统的一个特务机关。伍尚民向肖泽宽汇报了此事，肖泽宽认为正好趁此机会打入这个特务机关，方便为党工作。
这年冬天，两路口检查哨撤销，伍尚民随这个检查哨的全体人员调往大竹检查站，他在这个检查站得到站长朱启英的信任，秘密文件也由他存档。一次，在收发文件时，伍尚民发现一封密电，电文写明近期由延安派出72人到各地工作，希各站、哨严密查缉，电文附件上有72人的名字。伍尚民将此密电抄出交与肖泽宽，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1943年底，朱启英调回重庆，他要伍尚民到检查处他那个股工作。在与肖泽宽碰面时，肖泽宽不同意伍尚民再在特务机关工作，要他自己去找民间职业，以便与组织联系。
和济渝行的经理顾文轩与朱启英是老相识，由朱启英推荐担保，伍尚民在两路口和济渝行当上了店员。
在和济渝行将要倒闭时，朱启英找到伍尚民说他已升任湖北老河口中美合作所所长，要伍尚民去作他的上尉书记。在向党组织汇报时，肖泽宽不同意伍尚民去湖北，要他留在重庆继续为党工作。于是伍尚民来到朱启英家里，婉言谢绝了他的美意。朱启英以为伍尚民是嫌官小，暗中叫他的太太向伍尚民说明到职后可以升作少校，前途无量。但伍尚民始终不为所动，以父亲年老，不愿离乡为由婉拒了。
不久和济渝行倒闭，伍尚民按组织意图，到菜园坝永远茶社当管事。1945年冬，伍尚民太太李友君来电报说父亲去世，要他回家料理后事。安葬好老父亲后，正好续假期满，待伍尚民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去重庆时，何君辉要他再等几天，以护送川南的领导同志一起到重庆，路上好有个照应。几天后，等到川南党组织负责人廖福增，于是他们一同到了重庆。
永远茶社见伍尚民逾期不归，已另雇他人。当晚，伍尚民只好带着廖福增到黄天吉家去借宿。第二天，肖泽宽安排党内其他同志带廖福增去红岩村接上组织关系，让伍尚民回老家荣昌，等待组织安排新的任务。
1946年初，何君辉介绍伍尚民在袍哥组织汉义公茶社任经理。伍尚民当上经理后，原来杂乱无章的茶社变得井井有条，连汉义公舵把子李锡章（外号李麻眼儿）的老婆也不能随便到茶社拿钱，借钱更要记帐，这让李锡章心里很不舒服。他常在何君辉面前冷嘲热讽地说：“伍尚民当经理，我就不敢到茶社来了。”何君辉怕得罪李锡章后，不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于是劝伍尚民辞职。正在这时，肖泽宽来信让伍尚民6月12日准时到达重庆。伍尚民顿时欣喜若狂，立即铺纸泼墨，写下了豪迈诗句：
风萧萧兮夏乘凉，壮士此去不还乡。
但愿逐鹿能得手，共产鸿图万年香。
伍尚民如期来到重庆，在罗志德处取得由肖泽宽出具的介绍信，当天就去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于江震、王道。于江震代表组织给伍尚民布置了新任务：在代表团附近办一间杂货店，以便了解敌特对中共代表团公开和秘密的监视活动。于江震给了伍尚民100万元作为开办杂货店的资金，伍尚民将这笔钱放在黄天吉家里，对黄天吉说这笔钱是一个相好的女人送给他做生意的本钱。黄天吉以为伍尚民在外面和女人乱来，便劝他：“你要对得起双五娘哟！”
由黄天吉介绍，伍尚民与肖春林合伙，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开了家“民林杂货店”，一切由伍尚民负责打理。因人手不够，伍尚民把李友君接到重庆帮忙。伍尚民不在店时，就由李友君与代表团的同志联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整编”军队，多数下级军官流离失所。1946年10月，数千名失业军官集中于重庆夫子池、两路口、南岸海棠溪、弹子石等地，要求国民党的“中训团”收容。他们在求生无路、请愿无门时，只好在纪功石碑前静坐、露宿、绝食，得到重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市民向他们送茶、送饭、送食品、送粮食、送香烟，重庆各报也纷纷加以报道，此举在重庆引起巨大震动。求生无路的处境引起不少被编遣军官的深思，有的在街头写出了“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薪水打八折，去找朱德”的标语。党趁此时机决定将这些被编遣人员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11月15日，南方局组织部于江震派伍尚民到这些被编遣军官中进行活动，在时机成熟时策动一部分人上华蓥山，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派《新华日报》编辑赖卫民和伍尚民联系。
伍尚民通过被编遣军官唐俊明（荣昌峰高乡人）与组织领导被编遣军官请愿游行的胡哲生、廖和平等建立联系。这些失业军官听唐俊明说双五哥有路子，大家都愿意追随双五哥谋求出路。
18日，经赖卫民同意并提供活动经费，由双五哥在两路口菊元饭店请客。胡哲生、廖和平、彭俊辉、李麟、杨轩、唐俊民、伍尚民等7人组成核心小组，与家庭贫寒、仇恨反动政权的失业军官建立感情，帮助其解决最低生活。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先后联络了数十人，组成了多个小组在夫子池、两路口等地建立了联络点，在党的领导下推动了被编遣军官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此举震动了蒋介石反动政府。重庆行营二处以及军统在渝旁系机构渝稽查处、刑警处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追踪到了被编遣军官两个活动地点，即小十字一家旅社及米亭子关庙茶社，并加强对这两个点的监视和破坏。失业军官们对共产党不了解，遇到逆境经不起考验。24日，李麟向特务机关密报，胡哲生、廖和平25日被捕，他们均供出了活动策划人是双五哥。
伍尚民在两路口被捕后，被押到重庆行营二处。特务在审讯中问伍尚民要把这些人拖出去干什么，他说是想把这些人拖出去抢人发财。话音刚落，突然有人在他背后拍了一巴掌，并伸出两个大姆指对他说：“你真英雄”，后来才知道这人是行营二处处长徐远举。接着又审问胡哲生、廖和平，他们把伍尚民的计划全部供出。
深夜继续审讯，他们对伍尚民用刑，伍尚民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有个特务说这是个老雀儿，经得起整。打了一阵，特务也累了，他们气极败坏地叫嚷着要伍尚民招供。伍尚民说：“你们不松刑，把我整得这么痛怎么招嘛，你们把侦缉队的陶世清队长找来，我和他说。”
特务们派人把陶世清接来，伍尚民对陶世清说：“陶三哥，我这个人素来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看见这些人这么困难，确实是想把他们拖出去抢人，解决他们的危难。”陶世清听后没有作声，只问他钱是哪来的，伍尚民说是一个女人与他相好，给他做生意的本钱。躲在门外偷听的谭元章，听到伍尚民的话后马上冲进来问：“这个女人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伍尚民说：“如果知道她在哪里，我拿到钱就走脱了，你们也抓不到我了。”问来问去，伍尚民也只招供了个杜撰中的叫杨曼华的女人。这个杨曼华是个小学教师，四川人，中等身材，瓜子脸，比较素净，穿黑呢女大衣，手提小皮包，联系方法是写信交寄寸滩邮电所留交王苹。特务们得到口供，如获至宝，立即叫伍尚民写了个信封，走出了审讯室。
为搜捕杨曼华，由重庆行营二处谍报员、副组长伍仁德和蒋明亮到寸滩利用军统渝特区西郊组副组长薛铭承的关系，伪装成寸滩邮政代办所的职员，将伍尚民写的信封插在信袋里诱捕王苹。特务们守候了几天，王苹却没上钩。
谭元章又派出重庆刑警队江北区队队长黄景良到三洞桥查户口，发现某火柴厂老板娘名叫杨曼华，姓名特征都相符，但不是教师，于是伍尚民被特务带去指认。伍尚民进门就看见谭元章右边坐着一个女人，满脸摩登红，身穿青呢子长大衣，脚登高跟鞋。谭元章问伍尚民他身边的女人是不是杨曼华，伍尚民大声回答：“不是”。话音刚落，谭元章大嚷着把伍尚民押下去。
伍尚民回到狱室，担心党内的同志不知道自己被捕而被潜伏特务抓住。于是，趁谭元章又提审他的机会，说他在两路口曾看见过杨曼华从城里坐黄包车出来，见她走到重庆村就不见了。谭元章信以为真，派了几个特务跟伍尚民去找杨曼华。一次，到孝义茶社去喝茶，忽见人行道上肖泽宽迎面走来，这时肖泽宽已看见伍尚民，伍尚民急中生智把头一转，再也不看肖泽宽。肖泽宽以为伍尚民没看到他，便从伍尚民身边慢慢走过，伍尚民还是装着看不见他，径直向孝义茶社走去。
碰到肖泽宽，伍尚民觉得已经达到目的，这时只想速死。在孝义茶社楼上，趁特务没注意，几步跃到窗前，抬腿刚要往下跳，被紧跟上来的特务死死拉住，连推带拉押回二处刑讯室，先灌水葫芦，又坐老虎凳，行动组长齐玉麟坐在伍尚民旁边，问一句一个耳光，打到后来伍尚民觉得就像打在棉花上，不知道痛了。
徐远举和军法官余淮清又拿几百张照片叫伍尚民辩认。余淮清拿出江震的照片问：“这人是谁？”伍尚民说：“是冯石竹（重庆市参议员）”余淮清骂道：“去你妈的，再认。”其实，这些照片，伍尚民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他却咬定一个都不认识。
不久，特务又把伍尚民转到巴县衙门内的看守所。刚到一间小房子，看到谭元章带来孝义社的总舵把子戴坤元、重庆市参议员冯石竹、师长杨少轩等3人。伍尚民知道他们是来劝降的。谭元章说：“双五爷，我看你是共产党，你只要承认了，写个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脱法了，不写也可以，只要你暗暗地自新，我就保你在我处当组长。”他接着又说：“你也是国民党员，我可以找行营副主任肖毅写个条子，派你到荣昌县党部去当书记长，离家又近，可以和家人团聚，书记长是大官，又可以光宗耀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伍尚民厉声回答：“我是未遂犯，真要枪毙我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2月25日，重庆行营军法处长王一棻提审伍尚民。王一棻问：“你用过伍谈成的名字吗？”伍尚民答：“在初次约见唐俊明时用的，只用过一次，以后忘记了。”王又问：“你干这件事是杨曼华拿钱要你干的还是你自己干的？”伍尚民说是杨曼华让他干的。王一棻一听，一下子就从板凳上跳起来，抓住伍尚民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妈的，哄了我们一个月了，把东西拿来看他招不招。”几个特务马上把伍尚民抓起来踩杠子。
伍尚民想到特务已经抓了唐俊明，可能会去抓自己的妻子李友君。她认识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肖泽宽、何君辉等，她一旦招供就不得了，还不如自己承认下来，招一个为敌人所知的共产党，或许能麻痹敌人。他同时想到廖福增是从陕北回到荣昌的，现在川南一带活动，敌人抓不到他，可以用廖福增这个名字来搪塞。因此，在敌人再行审讯时，伍尚民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认识荣昌的廖福增，是由廖福增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
大约过了半个月，伍尚民又被提到徐远举办公室。徐远举说：“你招的廖福增是有这样一个人，但这人不在荣昌，没有抓到，你不知道杨曼华的住处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伍尚民此时想到赖卫明为找他曾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用了伍尚民党内名字史云的一个云字，赖的落款是民。为了继续麻痹敌人，伍尚民说：“1946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有一个杨曼华找我的启事。”徐远举找来这份报纸，一看果然有这个启事，问了几句就不再问了。
1947年春，伍尚民等被押于土桥四川陆军监狱忠字监三号。3月27日，国民政府重庆行营仁法字第六号判决书判处伍尚民有期徒刑15年。判决后，伍尚民趁一个老乡来看他的机会，将判决书带回荣昌交给了党组织。
1949年11月26日，监狱长押上伍尚民等18名政治犯，经马王场、海棠溪、肖家沟到军法局。当时重庆已临近解放，地下党对监狱长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在押送途中，监狱长将18人全部释放。
11月30日，解放大军进城，伍尚民和广大群众一起，热烈欢迎自己的队伍。
伍尚民上街买了当天的报纸，看到上面一则启事，要脱险的同志到和平路登记。于是他和胡哲生、廖和平、彭俊辉等人相约前去登记。办理登记的同志告诉他们，要拿出能证明自己党员身份的证明才能登记。伍尚民那时刚出狱，到哪里去找证明呢？不禁悲从中来，伤心地痛哭起来。办理登记的同志见状劝他，党是不会不管自己同志的。接连几天，伍尚民经常到那里去找人，终于在第三天见到了罗志德、肖泽宽、何君辉。历经艰难，伍尚民终于又找到了党，找到自己的亲人……。
不久，上级安排他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1950年7月25日，西南局组织部给重庆市委组织部的函件称：“伍于1946年11月组织派他去搞失业军人工作，不慎被捕，自称受刑六次，后两次受刑和同案的对质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供出罗林（廖福增）与杨曼华二人，伍被捕后，自首变节，其过去党籍应予以开除。”
8月19日，市委组织部将西南局组织部意见函告直属第三分党委邓家辉同志，第三党委对伍尚民的党籍如何处理无结论材料。所以他不断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
1978年至1982年间，伍尚民先后十几次书面申诉要求恢复党籍。终于在1983年6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建国前党员脱党期间党籍党龄问题的处理原则》，经市委常委会批准，恢复伍尚民的党籍，并按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对待，对伍尚民被捕期间，承认共产党员身份是属于应付敌人的行为。
1984年9月7日，伍尚民病故于重庆。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