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
邳州红了半边天
宋绮云，原名宋元培，字复真，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杲堂村一户佃农家庭，排行老四。因聪明好学，全家省吃俭用，送他进了小学。
1920年夏，宋绮云到淮阴投考江苏省立第六师范，被高分录取。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团体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毕业后回到家乡土山小学任教，教文化课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11月，宋绮云接到同乡好友郭子化的来信，约请他到武汉参加革命。他当即辞掉工作，前往武汉，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施存统、恽代英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
1927年春，经郭子化介绍，宋绮云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他参加了南下讨伐叛军夏斗寅的战斗。为打击叛军，黄埔六期生被编入中央独立师，由叶挺指挥。宋绮云被编在第1团，和李超时、曹柱峰在一个班，参加了廊坊战斗。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为保存革命力量，一批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离开部队。宋绮云和石玉如、张凤石来到南京。经张凤石的亲戚介绍，宋绮云打入南京警察局，很快和党组织接上关系。
1928年春，由于有人叛变，组织上通知宋绮云迅速撤离。他回到邳县，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公开身份是县公安大队二中队长。这期间，他仅在县公安大队就发展了10多名中共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他和李超时、徐丽芳（后改名徐林侠）等人秘密建立中共邳县特支，后扩大为中共邳县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在宋绮云领导下，邳县县委组织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抗捐税的农民运动，邳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红邳县”。
同年冬，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次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反共分子段木祯来邳县“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有孕在身的徐林侠被捕，县城到处张贴着悬赏捉拿宋绮云的布告。宋绮云无法在当地活动，只得离开家乡前往北平。
1929年秋，在中共党员刘亚民的帮助下，宋绮云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课余时间为《大公报》撰稿。此时，徐林侠在狱中生下双胞胎女儿宋振平和宋振苏。由于徐林侠无口供，又刚生下孩子，共党嫌疑查无实据。经其舅舅疏通关系，以“跨党罪”被判7个月徒刑。
1929年12月，宋绮云来到河南南阳，通过中共党员郭乐山、蒋廷松的引荐，见到了率部从山东开赴南阳的杨虎城。宋绮云的卓越见解和满腹经纶，深得杨虎城赏识。不久，宋绮云当上《宛南日报》主编，兼杨虎城部教导队政治教官。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后，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随其来到西安，任第17路军宣传处宣传科长兼省政府秘书。1931年7月，杨虎城委派陈子坚、宋绮云创办第17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陈子坚任社长，宋绮云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宋绮云在杨虎城部站稳了脚跟，立即与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取得联系，党组织指示他“就地坚持斗争”。他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一阵地，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中共党员邵幼和、丁毅忱、周西林、曹绶祉、曹冷泉、刘渺森等都是报社的记者，潘自力、毛泽民则是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身份分别去往川陕苏区和新疆的。
在西安稳定下来后，宋绮云写信让出狱的徐林侠来西安团聚。徐林侠将宋振苏留在邳县，带着宋振平到西安，协助宋绮云从事革命活动。
促成军事统战协定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利，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下旬，部队从汉中穿越巴山进入川北，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形成新的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委任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划拨20万军费、100万发子弹，“清剿”立足未稳的红四方面军。他还电令巴山北麓的陕军（即杨虎城的第17路军）配合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巴山北麓的陕西汉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派亲信赵寿山坐镇汉中，出任汉中绥靖司令。此前，由于甘肃发生雷马事变，第17路军主力孙蔚如的38军被调往甘肃，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1师则驻防汉中。夹击巴山红军本应由第1师承担，但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让38军与第1师换防，命其联手川军，进攻红四方面军。
接到命令的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置，或被取消38军番号；倘若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
在杨虎城进退两难之际，宋绮云根据中共上海特科指示和党的“一月宣言”（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精神，与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商议，让杜给杨虎城分析利弊，施加影响，不要同红四方面军为敌，造成两败俱伤，而要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反蒋抗日。宋绮云建议由38军少校参谋、中共党员武志平为特使赴川北。经杨虎城、孙蔚如同意，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只身穿越巴山，抵达红四方面军总部，完成了联络使命。
1933年6月初，在杨虎城的授意下，38军军长孙蔚如在汉中与红四方面军特使徐以新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亦称《汉中密约》。
《汉中密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军事统战协定，得到双方的遵守执行，陕军与红军不再为敌，红四方面军解除了腹背受敌之忧。
西安事变的舆论宣传主导者
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西北党的领导力量。1935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成立，宋绮云任特支委员，同时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开展，西北特支的任务愈加繁重。不时有一些从上海、延安来的同志到西北文化日报社找宋绮云，有人开始议论：“宋社长的亲戚朋友咋这么多？”宋绮云提高了警惕，认为再以赏古董、观景点为幌子在一起开会已不合时宜，必须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社交场所。几经考察，他计划开一个饭馆，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特支研究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开饭馆的资金主要由杨虎城垫付，宋绮云选用具有饭店经营管理能力的蒋自明当老板。经过选址和筹备，位于西安莲湖公园旁的莲湖食堂如期开业。从此，莲湖食堂成为西北特支的地下联络站，从未暴露。由于蒋自明经营得法，食堂开业以来，生意红火。杨虎城曾多次来这里吃饭，对饭菜和环境赞不绝口。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西安，敦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否则将其调离陕甘。张学良、杨虎城不愿看到自己的部队耗损在内战中，苦谏蒋介石不成后，决心兵谏。
12月11日晚11点，宋绮云刚签发完《西北文化日报》的稿件，就接到杨虎城办公室的电话，让他到省政府大楼参加第17路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特别会议。会议部署了兵谏行动中人员分工，宋绮云的任务是负责舆论宣传，为报纸撰写社论和时评，向社会各界说明兵谏实情。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前夜，杨虎城命宋绮云协助东北军高崇民、陕军王菊人共同起草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文稿经张、杨逐字逐句审阅后，宋绮云赶回报社连夜出《号外》。第二天一早，他发动报社全体人员上街散发，顿时轰动古城。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委员，杨虎城任副主任委员，宋绮云为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宋绮云迅即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题为《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的消息和《何处是中国的出路》及《昨日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社论详细介绍了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宋绮云在文中指出：“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民众毁家纾难，不料蒋介石把持之下南京政府仍本其一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卖国政策，不敢言战，百般压迫救国运动，摧残救国战线。当此寇深国危之日，不积极出兵北上援绥，反调派二百六十个团以上之大军及数百架飞机集结于西北，将从事于大规模之内战，实行更大的中国人杀中国人之勾当。以此，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实行对蒋介石氏‘兵谏’，促其省悟。”强调“这次事变的特殊价值，是在把被压迫的中国，从汉奸卖国阵线过渡到人民救国阵线。事变的由来，完全是十年来蒋介石误国政策的结果”。当天，意犹未尽的他还发表了诗歌《呼声》。
《西北文化日报》是当时报道西安事变全过程的权威报刊，一时洛阳纸贵，就连南京的何应钦也指明要看该报。
西安事变前后，宋绮云充分利用《西北文化日报》，不失时机地宣传抗日、团结和停止内战。他发表的社论、专论和时评等理论透彻、正气凛然，向全国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正确方针。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全力支持张、杨。为防不测，红军主力迅速南下，进驻咸阳、渭南、商洛一线。
12月16日，宋绮云代表新闻界、米暂沉代表陕西省民政厅，满载着物资，一同到咸阳慰问红军。在咸阳十里外的一个村子，他们见到了红15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双方言谈甚欢。
18日，周恩来在西安接见中共西北特支成员，高度评价了特支的作用。鉴于陕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央决定撤销西北特支，成立省委。
周恩来离开西安时，指示宋绮云给延安搞一套印刷设备。宋绮云将报社集资购买的、用于《西北画报》出刊的全套设备，包括印刷、铅字、铜模、照相器材和纸张等悉数送往延安，并选派16名技术工人同去。这些先进设备和工人，极大地改善了《解放日报》的办报条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报纸由石印改为了铅印。
上了军统的黑名单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西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37年4月，特务首先对政治倾向鲜明的《西北文化日报》发难，纵火烧了报社，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宋绮云被迫辞职。宋绮云、米暂沉、王菊人等都上了军统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杨虎城牵挂宋绮云的安危，建议他东渡日本留学，并资助2000元。
6月28日，宋绮云到上海国际饭店参加杨虎城的饯行招待会，并准备去日本。然而，七七事变后形势突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宋绮云立即改变计划，由上海回到西安。
1938年初，宋绮云被党组织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由于人员不熟，权力受限，宋绮云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见状，嘱托他回到陕军，更能发挥作用。
当时，为进一步争取陕军，党在杨虎城旧部设有党组织，在其精锐主力38军设有中共工委，蒙定军任工委书记。鉴于陕军出兵潼关，奔赴抗日前线，急需充实党的干部，蒙定军紧急请求党组织派遣与陕军上层有关系的党员来协助工作。1939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宋绮云来到山西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
1937年11月，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26日，杨虎城乘坐的法国“哲利波”号邮轮经停香港，之后去了武汉。28日，杨虎城接到宋子文“嘱南昌见”的电报，在戴笠陪同下，从汉口前往南昌见蒋介石。到南昌后，即被军统软禁。
1940年初，杨虎城被关押的消息天下共知，宋绮云立即意识到自身和家庭的危险。他离开部队，将全家悄悄搬离西安，在蒲阳村暂避。
1941年9月16日，根据党组织指示，将去延安的宋绮云正在安排行装，保长突然带着三个人朝宋家走来，其中一人说：“乡政府有一姓潘的要找宋先生，请宋先生走一趟。”就这样，宋绮云被特务挟持。徐林侠心急如焚，赶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并向孙蔚如求助。孙蔚如打电话找胡宗南，胡宗南回电说查不到宋绮云的下落。
宋绮云被军统特务逮捕后，秘密关押在西安小雁塔的军统看守所。特务对其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许以高官厚禄，他不为所动。两个月后，徐林侠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宋振中也被诱捕入狱。
1941年12月，宋绮云由西安转押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不久，徐林侠母子也被转押到这里。1943年春，宋绮云一家被转移至贵州息烽监狱继续关押。1946年7月，又转囚至白公馆看守所。
宋振中在襁褓中就身陷囹圄，由于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长期吃的是没有营养的饭食，导致发育不良，成了一个头大身子细、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宋绮云和妻子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磨难，但他们从未屈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宋绮云说：“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一家三口为党捐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后，接受中共和谈条件，给重庆市长杨森下达了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宋绮云在《申报》上看到李宗仁将派飞机来重庆接杨虎城一家，时任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孙蔚如也将同来接人的消息，激动万分，他为杨虎城高兴。
但是，这一天并没有到来。1949年2月初，宋绮云和杨虎城两家又被押送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毛人凤特意提到杨虎城，蒋介石恨恨地说：“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
8月27日上午，毛人凤开始布置杀人计划。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他与军统西南区负责人徐远举、周养浩密谋杀害杨虎城等人。他们先商议在贵阳附近公路边的荒僻处动手，因怕难以保密，就决定在重庆歌乐山秘密执行。
9月2日，毛人凤再次召开会议，地点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礼堂。特务队长张鹄及白公馆看守杨进兴、王少山、安文芳、杨钦典等执行人员参加。毛人凤说：“让各位来，是要完成一件密裁任务，不能有任何声响。”“密裁地点在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立即执行。”
9月6日，杨虎城一行从贵阳前往重庆，前后均由警特押运。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所坐救护车居中，宋绮云、徐林侠带着宋振中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杨拯贵及卫士张醒民随后。
到重庆后，杨虎城和杨拯中即在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惨遭杀害，宋绮云一家也在松林坡相继遇害。宋振中牺牲时年仅8岁，他的遗骸被发现时，两只小手紧紧地抱在胸前，手里还握着狱中老师送给他的一小截铅笔。
11月30日，重庆解放。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着手安排调查杨虎城的下落。他们从当时在渣滓洞站岗放哨的11名特务警察中，了解到一些线索，之后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发现了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在松林坡发掘了宋绮云一家三口的遗体。
12月12日，当杨虎城被害的消息传到西安时，正逢西安事变13周年纪念大会召开。纪念会上宣布了杨虎城重庆遇害的情况，决定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对报界发表讲话，悲痛地指出，“杨虎城将军的惨遭杀害，再一次证明国民党反动匪帮的法西斯本质。这一不幸事件的整个过程，都严肃地教育了我们”；蒋介石“使用了一切罪恶伎俩和最后残杀，暗害了这位爱国将军和十三年前赞同释放他的恩人。杨虎城将军功在国家，功在西北。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誓将杀害杨将军的凶手捕捉法办”。
1950年1月15日上午11点，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重庆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加，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同志亲临致祭。1月16日下午，杨虎城的忠骸和宋绮云等烈士的灵柩，在嘉陵江畔磨儿石码头登上庆华轮，顺长江前往汉口，再由铁路转运陕西。
1月30日，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的灵柩运抵西安。西安各界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彭德怀、习仲勋、赵寿山等，在西安火车站举行迎灵公祭后，把杨虎城及死难诸烈士的灵柩迎送到其当年居住、办公的新城广场安放。
2月7日上午8点，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隆重的送灵公祭后，随即起灵。送殡行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护灵队开路，以四面国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唁电全文的布幅为前导，继有哀乐队、素车及杨虎城暨诸烈士灵柩，长达3里。灵柩出城后，至茔地20余里，沿途群众自动结队，迎送者络绎不绝。
进至长安县（今长安区）韦曲乡陵园，开始下葬。杨虎城灵柩上覆盖五星红旗，墓门上书“时代先锋”，两侧为“打击当权反动集团，志为人民；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功在国家”；其夫人谢葆真墓门上书“碧血千秋”；杨拯中墓门上书“父子国殇”。茔地右下侧为阎继明、张醒民烈士的墓穴，左下侧为宋绮云、徐林侠及宋振中烈士的墓穴。从此，宋绮云一家三口，永远陪护在杨虎城将军身边。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