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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怀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

2022-10-25 15:35:46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卓人政


1949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历经28年的不懈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实现民族大团结,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组织各兄弟民族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盛典活动。对此,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对组织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及其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特别的关爱。

特殊关照寄厚意

19508月,邓小平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商议,决定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负责筹组西南代表团。他们强调,选派代表要突出西南世居民族的广泛性、人员的代表性,要以少数民族上层为主、各界人士均有代表的原则组建代表团。据此,西康(19559月撤销)、贵州、云南三省积极动员、选派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代表团。

西南代表团先选出了27名代表,其中云南省17人:回族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马伯安(首席代表)、马继武,哈尼族李和才,纳西族木道藩、杨春和(女),傈僳族裴阿欠,白族王举才、陈松凤(女),傣族方克光、方鹤琴(女)、方韵琴(女)、方伯龙,彝族李兰芳(女)、黄文斌,怒族李政才,藏族洛左旺堆、刘汉勋;西康省3人:藏族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邦达多吉(首席代表)、喇嘛阿旺嘉措,彝族吉火依和;贵州省7人:苗族李儒云(首席代表)、欧百川、马如兰(女)、龙庆云,壮族陈永康、陈秀英(女),回族宗奇新。另外,还有云南弥勒县第五区区长龙介仁(阿细族,后归为彝族)作为郭沫若率领的出席第二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故也作为西南代表团代表。

第一批代表确定后,鉴于云南佤族聚居地区还缺代表,四川也没有代表,代表团还缺乏代表性,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增补37名代表,即云南35人、四川2人。西南局还从黔、滇、康、川四省选调23位少数民族语翻译和工作人员,从滇、康、黔三省抽调73名各族文工队员组成西南文工团参加代表团工作,全团总计160人。代表团包括藏、彝、回、佤、白、傣等19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其中年龄最小的刀述仁14岁,最大的马伯安66岁。

除西南代表团外,全国少数民族较多的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央直属省市也组织了少数民族代表团,共7个代表团。全国各民族代表团由43个民族(含支系)的158名代表、50余名翻译及工作人员、219名文工团员共420余人组成。西南代表团规模最大,有代表64人,占全国各团代表总数的41.7%。在西南代表团中,云南代表最多,有53人。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对西南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

西南是全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由于残存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造谣惑众,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恐惧和戒备心理,对此次盛情邀请举棋不定。因此,动员这些少数民族代表离开家乡到外地参观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针对各民族代表人物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尊重他们意愿的原则进行动员。本人不愿去的,由其派出代表亦可。这样,在云南的53名代表中,由子女或亲属顶替当代表的就达17人。

云南德宏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对参加代表团一事十分彷徨,几位亲戚也劝他:“早年干崖土司刀安仁去北京,活活被关死在汉人监狱里,临死时家里人不得见面。”为了打消方克光的顾虑,表示共产党的诚意,中共云南省委派驻保山的解放军第1441师师长查玉升专程赴芒市做方克光的工作,并让方的女儿方鹤琴、方韵琴和侄儿方伯龙作为代表同行。方克光勉强同意赴京。

当时滇西匪患严重,为保证方克光等人的安全,查玉升亲自率1个排护送。车队在滇缅公路上疾驰至保山县界的707公里桩附近时,突遭数百名土匪袭击。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时刻,查玉升身先士卒,端起机枪勇猛打击匪徒,使方克光等人脱离了危险。经过这次战斗,方克光加深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了解,他后来说:“我认识共产党好,是从认识查师长开始的。”

洛左旺堆是中甸藏族土司汪学鼎的代表,参加代表团后,顾虑重重,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随身带着盒子枪。代表团规定代表们不能携武器进北京,他却说:“武器是我们藏族人的命根子,我要拿它应付对我不好的人,以防不测。”为了体现党和人民政府的诚意,代表团便特许他一直佩带武器随团活动。

云南代表大都来自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的边陲一线,距离重庆1800余公里,交通极为不便。中共云南省委在为云南代表赴渝的交通工具犯难时,邓小平即指示:“云南代表们此行已很辛苦了,不能再让他们担惊受苦,派最好的飞机和驾驶员,适时把他们从昆明接到重庆集中。”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云南第一批代表及文工团员于9月14日上午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

代表们相继抵渝后,联合组成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王维舟任团长,马伯安、李儒云、邦达多吉任副团长。

920日,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第一批代表从朝天门码头登船启程,于26日上午抵达北京,是第一个到达的代表团。他们被安排住在西郊的畅观楼。

举杯共饮同心酒

1950年9月2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晚宴欢迎各民族代表团。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黄炎培等出席宴会。

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一年来,人民政府实行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尽力消除各民族间残存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并尽可能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而对于各民族的内部改革,则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应该帮助各族人民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

周恩来致辞后,各民族代表争先发言。西南代表团副团长马伯安说:“各民族代表这次会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真诚的团结。今天各民族的代表会合在人民的北京,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象征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最后,周恩来提议为庆祝中国各民族人民空前团结而干杯,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亲密团结的氛围。

9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宴会,欢庆第一个国庆节。宴会上,全国各民族代表团代表第一次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庆节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清晨,各兄弟民族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上午11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举行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车检阅了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继而举行部队分列式检阅。随后,首都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共计36万余人举行了热烈的大游行。219名前来观礼的少数民族文工团员也参加了大游行,并表演各种民族舞蹈。庆祝大会于下午425分结束。

54年后,参加首次国庆观礼活动的召存信回忆说:“能作为西南代表团的代表第一次奔赴首都见证第一届国庆大典,场面热烈、壮观,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深感自豪和骄傲。”

全国各民族代表团代表在北京参观游览了1个月,不但见到了毛泽东,还向毛泽东敬献礼物。1028日,西南代表团乘火车离京赴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参观。1112日,代表团乘船离开上海返回重庆。

民族团结意义重

西南代表团即将回渝的消息早已传到重庆。邓小平对此事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要搞好欢迎接待工作。

19501121日下午,朝天门码头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人声鼎沸,一艘客轮稳稳地靠岸。代表们走下船,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和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佤族代表拉勐对欢迎群众说:“在北京每天都有几千人的集会欢迎我们,小鼓打得叮叮咚咚,儿童见了我们喜欢得跳了起来,到处把我们当贵宾一样欢迎。”

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和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宴会,欢迎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圆满归来,邓小平致欢迎词。

邓小平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次代表们到北京看到了刚刚成立一周年新的、年轻的中国,这个新的年轻的中国是英明的领袖领导大家创造出来的。大家也看到了老解放区一年来的成绩,这个成绩说明了国家的力量比几千年来任何时候都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这个新的年轻的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各民族团结的力量,这是真正的力量。”

这时,工作人员和代表们怕邓小平在凳子上站久了脚太酸,都极力劝他下来。邓小平却诙谐地说:“莫得事,我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才能跟代表们心心相连。”

他继续说:“同志们回来,肩膀上的责任更加重了,希望你们把看到的以及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指示带回去,告诉各民族的同胞们,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开始新的生活。”邓小平话音刚落,代表们便纷纷围上前去,把他扶下凳子。

马伯安代表全团致答谢词:“今天,西南及重庆市的各位首长这样热忱的欢迎,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一定把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的指示带回去,……搞好地方工作。”

邓小平对远道而来的代表团成员极为关爱,除给每位同志赠送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外,还专门请人为代表、文工团员和团部工作人员量体裁衣,送给每人一套毛呢制服。

1128日上午,邓小平又挤出时间,在王维舟的陪同下,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大礼堂,与代表们会面、交谈。此前,邓小平认真翻阅了代表团整理的参观情况汇报,熟悉代表们的情况及想法,此时,就代表们关心的问题作了详尽讲解及精辟分析。

对代表们十分关心的少数民族地区何时实行区域自治问题,邓小平循循善诱地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这件事不是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要有步骤、有准备。西南局已

在西康开始试行,并于四天前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地专级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是一件新事,现在要创造经验,尔后再加以推广。

对代表们顾虑最大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问题,邓小平精辟地提出了“不能急”的思想。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事宜,一定要在各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民族人民来商量解决。大家商量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做就放下,这点绝不能急,要稳重地去做,但这种慢是有利的。如果改革的条件不具备,硬要去办,就会脱离群众,出乱子。”

邓小平特别强调,首要的问题就是团结,要把西南建设好,就要依靠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邓小平对代表们提出希望:“诸位这次出来,都是受了当地同胞的重托而来,他们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你们把所见所闻及感悟传达给他们,宣传好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希望各位回去后起好引领作用,多做有益于民族团结和有益于祖国的事,搞好民族团结。”

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见中,邓小平高屋建瓴的讲话,给代表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130日一大早,重庆市各界群众14万人冒雨在解放碑隆重集会,庆祝重庆解放一周年。代表团应邀参加集会游行。因代表团行将解散,傍晚,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举行欢送宴会。来自云南澜沧县的傈僳族代表李保举杯向邓小平、王维舟等致谢:“我们傈僳人祖祖辈辈不被当人看,没见过大官。现在,我们能到北京拜见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还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祖祖辈辈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们见过了,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们得吃了,我回去一定要把亲身经历告诉家乡的人,要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到时请邓政委到家里做客。”邓小平听到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微笑着拉着李保的手说:“搞好经济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任务,让我们共同努力把祖国的西南大门建设好,把你的家乡建设好。”

121日,代表们带着中央、西南局首长的嘱托,在重庆人民的热烈欢送下告别山城,返回各自的家乡。

12月8日,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团长王维舟正式向西南局呈送《关于各民族代表团晋京的报告》。1215日,邓小平审阅后批示:“抄报党中央,并转发西南各省了解掌握。”

盟誓立碑跟党走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各位代表耳闻目睹,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消除了顾虑。洛左旺堆内疚地说:“这次参观活动中我都随身带着盒子枪,是防御对我不平等的人。但通过参观,亲身体验到少数民族已获得平等,还要枪做什么?回家后把枪锁在箱子里,让它生锈算了。”

代表们回到各地后,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支持帮助各级人民政府工作。

195012月底,傈僳族代表裴阿欠、怒族代表李政才回到碧江县。为感谢邓小平、刘伯承的关怀之情,两人于1951年1月20日向刘、邓首长发出致敬电:“刘主席、邓政委: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在诸首长的团结扶助下,使我各兄弟民族代表能以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大会,听到了毛主席的指示,认识了新中国的强大力量,因此,使我们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增强了无限的信心,今后决心在西南诸首长的领导之下,团结各兄弟民族的力量,为巩固国防而奋斗!”该电文刊登在1月26日《云南日报》第一版。

19501226日,刀世勋、召存信、李保等34位代表返抵普洱县城。为扩大影响,中共宁洱地委于1227日至31日召开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会上,召存信等报告了在国庆庆典上受到毛泽东接见和在北京等地参观的情况,讲述了全国各民族团结、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情景,引起与会同志的欢腾与共鸣。李保趁机提议用佤族“喝咒水”和“剽牛”的祭典习俗订立民族团结誓词,受到触动的拉勐补充道:“要把‘咒语’刻在石碑上。”此建议被宁洱地委采纳。

1951年元旦,普洱地区26个少数民族(含支系)的3000多名群众会集在普洱红场,参加民族团结盟誓大会。会上,大家一起宣读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订立的民族团结誓词:“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誓毕,34位赴京代表、会议代表及地委领导等48人,在誓词下方以汉文、傣文、拉祜文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人们树起民族团结誓词碑。

此碑高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用青石雕刻而成。石碑四边加镶水泥边,设水泥底座和双手拱托状雕塑,意为各族人民之手创立和敬奉。石碑周围以铁链围成,意为民族团结牢不可破。这块刻下了各族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

代表们将誓词刻在了石头上,更刻进了心里。代表李保回到澜沧后,不顾旅途疲劳,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19515月,李保被国民党残部绑架。面对敌人的威逼引诱,他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用热血和生命恪守了跟党走的铮铮誓言。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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