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

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上海局分管西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钱瑛指示川康特委，陆续派遣几批党员干部到重庆工作。同时，她从北平的几所大学抽调刘康（当时名刘述林）、张君平等10名党员到重庆。

1949年初，根据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意见，留在重庆工作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将川康系统在重庆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组成沙磁区、文教、城区特支和工商四个工作组。其中，沙磁区工作组还要负责北碚的统战工作，由刘康任组长，张君平、李致任副组长，有党员10多人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民青）成员30多人。

党组织秘密筹划

当时，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为迎接解放而进行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反敌特破坏和营救政治犯。刘康派地下党员李惠春到北碚做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统战工作，后又派民青成员王烈前往协助。

1949年11月21日，刘康收到渣滓洞监狱中化名“吉祥”的同志写的一封密信。信中讲述，10月28日敌特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杀害了一批人，江竹筠也在其中。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希望外面的朋友设法营救。信中还了渣滓洞内的设置和营救的意见。

党组织早就在进行营救工作，一方面通过各种上层社会关系，用赎买、保释的方式营救出17人。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集中营地区守卫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准备武装劫狱。

刘康收到密信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并加快了营救的步伐。当时，组织上为营救出来的人员设想了两条疏散线路：一条是沿山道到北碚，但需要卢子英提供掩护和物资支援。另一条则是由磁器口的石马河撤到江北第十区隐蔽，需十区区长陈秉国提供帮助。

卢子英是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1923年，卢子英在兄长卢作孚的引导下赴上海，受到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的关心和教导。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因患恶性疟疾，离校前往上海就医。病愈后返回重庆，随卢作孚来到北碚。20余年间，他先后担任学生队队长、峡防局督练长、北碚实验区区长、北碚管理局局长。

卢子英主政北碚12年，长期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抗战时期，延安派来的统战工作者汪伦、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都是卢子英的座上宾，他们共同谋划了诸多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开始后，卢子英在北碚也尽力保护共产党人。

1949年11月24日，王烈在刘康处接受任务后，赶回北碚，与李惠春等党员商议，拟出与卢子英商谈迎接解放的八条意见。在相辉学院进步教授、北碚管理局经济设计专员王文哲引荐下，王烈（化名林哲元）代表地下党组织与卢子英见面。

11月28日晚，卢子英在家中秘密会见王烈和王文哲，对党组织提出的八条意见逐一进行研究。

卢子英欣然允诺

当时，卢子英除对个别条款表示执行有困难外，基本上按照八条意见实施。由此，北碚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未遭受损失，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

八条意见的第一条，是请卢子英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卢子英当即爽快答应。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人民解放军沿成渝公路追歼逃敌至青木关。北碚党组织即派人与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1军32师94团联系。卢子英闻讯，请王烈将北碚三个自卫队的驻防图转交解放军。当天下午，94团3营营长高登基率两车解放军战士向北碚进发，卢子英率北碚管理局人员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共产党员罗中典等到天生桥迎接。解放军进入北碚市区后，上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夹道欢迎。

卢子英又率自卫大队和警察将枪械集中于北碚民众会堂前，等待解放军接收。高登基宣布，枪械留在北碚，由卢子英继续带领北碚自卫队和警察武装维护地方治安秩序，随后便带领部队离开北碚追歼逃敌。

意见的第二条是保护好各公私企业的财产，卢子英也答应。之后，他召开各行业公会，要求各企业不得损坏生产设备，不得转移财产，不得遣散人员。再加上地下党组织动员工人、学生、店员展开护厂、护校、护店活动，防止敌人破坏，北碚的工矿企业均未发生破坏现象。

第三条意见是保护民主人士，同时希望，“我们如有人撤到北碚，请卢先生提供保护及物资上的支持”。实际上，这是为渣滓洞的武力营救作准备，但当时王烈不便明说。卢子英表示会尽力而为，“在北碚，我不会伤害他们的”。由于11·27惨案发生，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革命者的计划并未来得及实施，但卢子英在保护当地党组织和民主人士方面仍起了作用。

第四条，把握时机，扣押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破坏分子。卢子英说：“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北碚解放时，当地的特务大多已逃跑，少数在农村潜伏的也被地下党员辨认出来并抓获。

第五条，筹备迎接解放军。卢子英当即表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要什么？在哪里？请林先生通知我，一定办到。”后来，北碚迎接解放的系列活动，都由卢子英公开出面筹备。

第六条，从物质上支持解放，支援党组织和解放军。卢子英也当即答应。后来，卢子英借出100块银圆给党组织，用来迎接解放和救济部分生活困难的地下党同志。解放军进入北碚后，卢子英又及时筹集15辆卡车，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

第七条，不让国民党溃军留驻北碚，不许他们占山头。卢子英后来命令北碚自卫总队副队长带领200多自卫队员在状元碑一带严密警戒，在市区山头架设机枪，防止溃军破坏；沿途安装9只高音喇叭，以及时通知群众；要求各乡镇自卫队和厂矿警察加强防范。同时，还设计了“礼送出境”的办法：为防止国民党溃军因饥饿而抢劫破坏，在辖区公路沿线的场镇路口，设立几十个饮食茶水站，以便他们快速通过。从11月29日到12月1日，途经北碚的国民党溃军约6万余人，未对沿途居民进行大的抢劫，未造成大的破坏。

第八条，保护好机关文书档案，不遣散人员。卢子英当即同意。12月10日，北碚解放军军管会成立，由于各机关和单位财物、档案齐备，接管工作非常顺利，为后来迅速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1949年12月5日下午2点，解放军某团政委李金魁率解放军乘民生轮船公司的“民听”轮和“民视”轮抵达北碚。上万群众聚集北碚体育场，载歌载舞欢庆北碚解放。梁漱溟主持庆祝大会，李金魁上台讲话，宣布北碚解放。

后来，刘康和李惠春撰文回忆了卢子英为北碚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