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义
南京史料整理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一直以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集中典藏中心著称。鲜为人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曾一度设想成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期冀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一起成为民国中央机关档案集中典藏中心。但很快，这个设想被搁置了。
如今重温那段历史，通过当年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的旧事，可一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理民国中央机关档案的过程。
解放重庆巧接管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正式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企图，5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等各野战军首长，命令他们在完成既定作战任务、接管大城市的同时，积极做好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以“大迂回、大包围”为战略方针，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
经过几个月充分准备，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总部于10月20日从南京出发，进军大西南。11月1日，二野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正式发起了西南战役，迅速解放贵阳、遵义、綦江、巴县等地，并于11月30日解放西南重镇重庆。
在此形势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国民党军政人员率部起义。之后，刘邓大军继续西进，于12月27日解放成都。至此，历时近两个月的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的迷梦，标志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终结。
就在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同时，效仿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在重庆等城市有条不紊地展开。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下设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交通接管委员会、后勤接管委员会、房地产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接管重庆的方针是：自上而下按系统对旧机构及其主管人员进行接收；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
至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军管会共接收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官僚企业、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及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374个，接收人员10余万人。
成立机构善清理
1950年1月16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转达周恩来总理关于西南地区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资料处置问题的批示：“应责成地方接收机关妥为保管，报告情况，并不得使之与地方行政机构之档案资料合并，等待政务院决定处理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立即电令重庆、成都等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南各省区，“通告所属各接收机关遵行”。重庆市各机关根据指示，封存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有的单位还做了初步整理。
3月16日，周恩来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据传，国民党尚有一部分重要档案被李宗仁保留在成渝一带，不知确否。请即在成渝两地分别派员设法调查，有组织、有系统地搜集集中。”接到电示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当即转饬各省、署、市遵照执行，并责成成都和重庆两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清理。总的清理目标是“由各接管机关负责清理接管的档案资料，并以成渝两地为中心，按先中央后地方，先重要后次要的步骤，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彻底清理，并酌量集中”。
4月15日，原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清理委员会成立，王维舟任主任委员，孙志远任副主任委员。清理委员会下设政治、财经和军事三个分会。
按照清理目标和要求，各分会印制统一的登记表，将档案审核分类，造具清册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分会，其余两份送总会，再由总会将一份送中央。凡是接管有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档案的单位，分别成立清理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清理和登记造册。
政治分会下辖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西南民政部、西南文教部、西南外事处、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南卫生部、西南司法部、西南公安部和西南新闻出版局9个单位。这些单位分别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铨叙部、内政部、考试院、监察院、外交部、总统府、蒙藏委员会、司法院、教育部等25个单位档案。经初步清理统计，这批档案为“275箱另190609册，150捆，又图书76箱另1336册。及王世杰所藏字画等，造具档案清册14册”。
财经分会下辖西南财政部、西南贸易部、西南工业部、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西南交通部、西南农林水利处6个单位，接管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央银行、国税署、盐务总局、中央信托局、兵工署、经济部水利司等37个单位档案，“共10541箱71763卷3434册6634宗，又图书100本、图表5768张”。
军事分会下辖原西南军区各部，接管原西南长官公署、国防部史政局、军医署、副官局、联勤司令部等7个单位档案，计“357502件又376箱，造具清册共29册”。
至1950年9月，重庆方面清理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档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共清理出档案“9964箱又28万余卷（册）”。其中，造具档案清册290册，分两批呈送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
移交南京史整处
1951年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示中国科学院，安排近代史研究所派人前往重庆，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函文化教育委员会，告知近代史研究所目前人力不够，无法派人前去接收该项档案。
5月24日，文化教育委员会复函郭沫若：“……关于重庆所存伪国史馆及伪中央各机关的档案处理问题，本委前间指示，由你院近代史研究所派员接管统一整理在案。其后，复征得范文澜同志之同意，由近代史研究所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来负责这项工作。希即转告近代史研究所早日派定人员，着手进行。”
根据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的建议，郭沫若于7月25日函令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前往重庆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接收与整理重庆所存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但王可风了解后得知，重庆所存档案多达1.5万箱，约100万宗，需要档案库房60至80大间，而重庆方面一时无法解决。他将情况上报近代史研究所后，设立重庆史料整理处一事便搁置下来。
但周恩来一直牵挂着这批档案。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致函中国科学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存放在重庆之国民党政府档案全部运载南京史料处集中整理”。8月底，王可风带领华明、李佳、李鹤年前往重庆，与先期抵渝的陈文起、李良才，共同办理接收和起运南京事宜。
王可风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文教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了解了档案保存情况，并得知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档案“存放在重庆者为大部，成都和昆明均有一小部分”。经与各单位商量，制定了移交和接收原则：档案比较重要，有保存价值，各单位现在业务上不需要的，尽量移交集中到南京整理；旧档案与现在业务上有联系，时常调用作参考的，为服从当前工作，仍留原保管机关；肯定没有保管价值的，如收发文簿、一般传票、废表等，仍留存原保管机关，将来报请上级批准处理。
按照这三项原则，王可风等共接收3980箱约40余万卷档案，于11月11日“分四批由长江航务局负责包运，由水路运南京”。移交工作结束后，原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清理委员会完成使命。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1月宣布撤销。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的档案集中管理办法》，西南地区便成立了西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该处除接收、保管西南地区各撤销行政机关档案外，也接收西南地区各撤销机关代管的王可风于1952年挑选剩下、尚未移交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档案834箱，这些档案以财经、政法部门档案数量最多，约占90%，但极不完整。
1958年7月15日，国家档案局重庆管理处（原西南区临时档案保管处）根据国家档案局指示，并取得南京史料整理处同意，将保管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调整为811箱，并附全宗目录34份，由重庆起运经汉口转南京，移交给南京史料整理处。从部分全宗中提出的、建立了人物索引卡片的400余卷人事档案，留存在重庆市公安局。至此，重庆方面清理出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档案，基本移交完毕。
从这个意义上看，暂时搁置成立的重庆史料整理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并入了南京史料整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