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信祥

刘伯承（1892—1986），重庆开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之美誉。他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称道。他曾总结自己学习军事科学的经验：“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子醋。”

矢志治学

主张“治军必先治校”

刘伯承于1927年12月进入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次年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由此开始钻研军事学和闹革命求解放的光辉历程。

1930年学成回国后，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刘伯承担任军事委员会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他有针对性地翻译、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苏联军事论著，在校译《合同战术》时颇为辛苦。这本书先由延安组织人员译出初稿，再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付刘伯承校译。刘伯承在该书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1945年秋，在指挥上党战役的紧张时刻，刘伯承以从容的气度校完了《合同战术》的全部书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军事著作达到数百万字。

刘伯承还刻苦攻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以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纵观全局，深谋远虑，把握战机，慎思断行，在指挥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对战略、战役、战术和教育训练、院校建设、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誉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也赋诗盛赞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为读到更多的军事书籍，刘伯承尽一切努力搜集中外军事典藏。他曾委托袁仲贤从国外帮他购买军事书籍，也曾向何长工索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与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军事学院编纂的教材也要送来一套，以相互交流和提高。

刘伯承不断总结中外战争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和思想体系。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五行”指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从泸顺起义后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领导红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军事骨干力量。他在抗战最前线积累的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为创办军事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初试锋芒

就读重庆将弁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19岁的刘伯承胸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的雄心壮志，参加了反清学生军。

1912年初，刘伯承获悉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弁学堂正在招生，便匆忙从开县（今开州区）赶到万县（今万州区）报名。因船只损坏，他乘船到重庆赶考的计划搁浅。为不错过考试时间，他决定步行到重庆。最终，刘伯承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一同出来投考军校的其他几人因等船而误了考期。

将弁学堂位于重庆江北，刘伯承一走进学堂就看见校训：“东望幽燕，尚沦异域。北会甘陕，警报频来。得欲整我师旅，贵在将校得人。爰办将弁学堂，以为异日北伐之需。”将弁学堂共有学生400多人，分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分3个大排，大排下还设有班。刘伯承入校时被分在第2大队第1大排第1班。后来，他被选进速成班，编入第1大队第1大排。

刘伯承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每门课程都格外认真。课堂之外，他还认真阅读军事著作，如《孙子》《吴子》《司马法》《百战奇略》等古代兵书。同寝室的同学看到后，问他想当将军吗？刘伯承嘿嘿一笑：“要学就学好嘛。”

节假日，同学们都外出逛街，或饮茶喝酒闲耍，刘伯承却总把自己关在寝室或学堂。这么做，既可以节约时间学习，又可以把省下来的补贴金寄回家资助家用。放春假的时候，学校人去楼空，同学邱翥双想约刘伯承进城玩。当他推开寝室时，发现刘伯承正在地上爬行——练习匍匐前进，便惊讶地问：“咋不出去耍？”刘伯承边起身边笑着说：“哎哟，我的邱老弟，打仗的时候，可是硬碰硬哟，不练好咋行哟。”

刘伯承在将弁学堂是出类拔萃的学子，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闻名全校。他时常与同学谈理想、论军事，还与老师王旭东成为朋友，与其弟王尔常成为生死之交。后来刘伯承腿部受伤和右眼中弹，都是王尔常陪他去治疗。

经过10个月左右的紧张训练，刘伯承于1912年底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1913年，他加入四川讨袁军，为寻求护国道路、救国真理，开启了军旅生涯。

大显身手

精心筹建西南革大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此时，烽火方歇、百废待举，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管理、建设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而首要工作就是要解决干部极度缺乏的问题。鉴于此，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设立一所专门教育培养人才的机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并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拟请创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统一对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改造教育和培养提高。3月21日，政务院回电同意创建。于是，西南革大在重庆正式成立，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任校长。

5月14日下午，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在重庆红岩村西南革大总校大操场隆重举行。西南区和重庆市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教育界、工商界代表人士，以及学校全体干部师生共7000余人参加了典礼。

刘伯承出席开学典礼，并以《坚定我们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题，给全场人员上了开学第一课。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开学，使我联想到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和各区办了抗大，那时是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创办的。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为了要使这批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来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也就是继承抗大精神来办学的。”

为更好地向大家阐明筹办西南革大的目的和任务，刘伯承从“学什么”着手，着重与学员探讨了“学了做什么”的深刻问题。他指出：“西南革大的办学任务就是为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培养人才，西南革大的学子今后都要为建设西南，解放台湾、西藏，肃清各处残余土匪、特务分子贡献力量，参加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工作。”

对于怎样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刘伯承说，首先就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方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关于如何“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根据西南地区的现实需要和自身经验，抽丝剥茧，逐步层层剖析。

刘伯承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照亮了西南革大培养西南建设人才的前行之路，同时引领广大学员向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事业奋勇前进。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从1950年3月批准成立到1953年9月结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秉承“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西南地区培养了10万余名建设人才，为建设新西南的宏图伟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保国防

筹备创办军事学院

刘伯承历来重视教育办学。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川军团长的他有一次回开县老家，发现家族中的许多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无法读书，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他当即建议把刘氏宗祠靠田地收入的大部分钱财用来兴办学校，还带头捐出1000吊铜钱作为开办费。从那之后，凡是刘家及邻近的穷人家的适龄儿童都有书可读了。

抗战时期，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的刘伯承接到一封鸡毛信，拆开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大圆圈，圆圈里有一个人和一把大刀。刘伯承看后疑惑半天，最后才弄明白这幅画的意思：我军的一个支队被敌人围困了，请求援助。原来写信的支队长不识字，只好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被围困之意，还好刘伯承猜到其意后作了妥善安排。经过这次事件，刘伯承坚定了在部队开设学习班的信念，他常说：“我们是革命军队，不能当睁眼瞎。”

刘伯承亲自为部队制订学习计划。除行军打仗外，他要求文化较低的参谋每天早起后练写100个字，交给他批阅；而连级干部必须识1000字，营团级干部必须识3000字。由于许多战士宁愿在前线作战，也不愿待在营地读书写字，刘伯承便想出“战教合一”的办法，让战士们在战斗过程中学习，然后学以致用。他还因材施教，将干部轮训队分为营团、连排两队，上级干部着重学习战术原则，初级干部着重实地演习，在操作性上下功夫。

1950年7月，刘伯承向中央军委递交筹办军事院校的申请。他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10月27日，刘伯承赴北京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

11月13日，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江苏南京，并提出训练方针。11月21日，他来到南京着手组织军事学院的工作机构和筹备开训。11月30日，刘伯承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学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朱德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中央军委为学院开学发来祝词，送来贺幛，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和阅兵式。刘伯承在成立仪式上强调了学院的任务：“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

军事学院成立后，刘伯承忙于军事教育管理工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钻研军事科学和培养中高级军事人才的事业之中。他努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除了中国传统的兵书、兵论典籍外，还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以及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期间，主持编写、编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内容包括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多人。军事学院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

刘伯承一生专注研究军事科学，不仅在我军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也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