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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郭沫若撰写了哪些影响深远的史学著述

2022-01-04 15:51:30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王兆辉  李廷勇


抗战末期,郭沫若陆续撰写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拉开序幕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我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留学,后弃医从文。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1年,发表新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发起成立“创造 社”,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旗手。在此期间,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6 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1927年,他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出走日本。

在第二次旅居日本时期,郭沫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开展历史学与文献学研究,撰写完成了有关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金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受到学界各个流派相对系统的质疑和细致的批判。然而,正是这场学术论战,成就了这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奠定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里程碑的经典地位,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划时代的序幕。

《甲申三百年祭》影响广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中国,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专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并从事史学相关的创作与研究,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著名的抗战历史剧作品,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

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在重庆出版。此书提出“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调,指出明朝是在满清少数民族外侵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内患的双重倾轧下灭亡的,影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是造成中国不安定的最重要因素。

1944年恰逢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朝灭亡300周年。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决定组织发表系列纪念文章,藉以反击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反共论调。同年3月10日,郭沫若撰写完成《甲申三百年祭》,随后,经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通过。3月19日至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文中,郭沫若充分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主要论述了明末崇祯时期,政府由于专制与腐败,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史实。同时,强调了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由于利令智昏与骄傲轻敌,最终自陷绝境的经验教训。郭沫若曾道:“我研究三百年前的甲申年闯王进京后骄傲自满腐败堕落,断送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惨痛失败的历史教训,把它写成论文《甲申 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激烈交锋。1944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撰写的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8月,任卓宣(笔名叶青)等编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对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进行集中批判。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印制单行本,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力宣传与积极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9月,苏中出版社印行;10月,胶东的新华书店亦印行。

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可见,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甲申三百年祭》在各解放区至少陆续印行十几种版次。有学者提出:“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

《青铜时代》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抗战末期,郭沫若于1945年4月出版《先秦学术述林》,被列为大学学术丛书,其内容多取自《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是姊妹篇,前者偏重史料史实的考证,后者偏于思想文化的评议,这两本书相辅相成,“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

《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1934年至1945年十余年间研究先秦社会及学术思想的论文集,由重庆文治出版社于1945年3月初版。群益出版社分别于1946年、1947年出版2版。

除序言外,全书主要收录12 篇文章。其中,首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创作于1935年,署名郭鼎堂,于1936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该文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论述了殷商、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关于天道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篇章。《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 代社会》一文,通过《诗经》中《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甫田》等十首诗歌中关于周朝末期的农事描述,探讨了西周的生产方式,认为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实行井田制,生产使用奴隶,已经属于奴隶制社会。末篇《青铜器时代》,将殷周的青铜器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分析了各个时期青铜器的制造特征,并提出“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鼎盛的时候”。

此外,郭沫若在书中还考辨出不少重要的结论,发表了很多独到的创见。如提出老子即是孔子的老师老聃,《老子》是老聃的遗训,乃环渊所辑录。再如《驳“说儒”》赞同“纣克 东夷而殒其身”的说法,认为商纣王的败亡“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青铜时代》是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对先秦社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结晶。对于中国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有着积极的开拓作用,其中不少论断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十批判书》勾勒先秦诸子思想

《十批判书》被列为文化研究院丛书之一,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群益出版社还分别于1946年、1947年、1948年 出版3版。

《十批判书》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论文集,共收入十篇题为“批判”的文章。就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自我的批判”,郭沫若围绕前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总结了关于古代史研究的经验,纠正了研究态度与存在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和新观点。他在《古 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开诚布公地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由此,郭沫若经过重新论证,发表了一些新的重要观点。如肯定了殷商也是奴隶制度,肯定了西周确有井田制,将奴隶制的时间下限从春秋移到秦汉,认为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社会阶段,生产者由过去的奴隶,变为解放了的农工有产者。

第二部分为“诸子的批判”,评述了先秦孔子、墨子、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吕不韦与秦王政等先秦时期诸子的思想和重要流派。郭沫若的主要观点是扬儒、非墨、批法。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评述,郭沫若从辩证唯物主义 出发,强调“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冤曲。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的。”

《十批判书》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结合阶级立场的分析角度,通过对先秦诸子的批判,阐明了先秦诸家思想流派的阶级属性、政治倾向与传承演绎关系,基本勾勒出先秦时期诸子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

郭沫若的这些史学论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开展系统研究的时代产物,具有开拓奠基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的史学研究、创作成果:“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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