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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赴法留学生创建旅欧中共早期组织始末

2021-04-07 15:58:30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宋键


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前,已有8个早期组织开展活动,其中的旅欧中共早期组织,主要由留法勤工俭学生推动创建和发展。  

川籍(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留法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主力军,他们中不少人经历了从勤工俭学、实业救国到思想觉醒、奋起抗争,直至创建组织、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在斗争实践中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卓越功勋。

艰辛悲苦中逐步觉醒

1918年初至1921年底,全国共有1600余名进步青年抛家离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他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河北等省,仅四川、湖南两省就超半数,其中川籍达511人,位居全国之首。四川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远不及沿海诸省,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四川人民所处环境最苦,所受压迫最重,思变之心最切。

曾有川籍留法生回忆:“从民国纪元以来,所谓四塞之国,直流了个四崩五裂的现场;昔日的天府,今日的废墟……大家才打叠起奋斗的精神,从那荆棘般的兵匪丛中,百艰不避的……跑到法国来。”

初出国门,川籍进步青年踌躇满志,对此次赴法勤工俭学寄予厚望,却未料到美好理想很快遭残酷现实碾压。赴法沿途所 见所闻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的衰弱给个人命运铺就了一层悲惨的底色。赵世炎(重庆酉阳人)、李季伟(四川彭县人)、刘伯坚(四川巴中人)、 陈毅(四川乐至人)等纷纷在寄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记下受歧视的经历,“安得我中国人,人人见此俾自猛醒,一观亡国之惨而救我国之危,则庶几内乱熄而外侮御矣”。

到法国后,众多川籍留法生通过华法教育会的接洽,被迅速分到各地工厂做工。因无技 术,他们大多只能到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做散工、杂工和下井工,主要承担推铁车、切铁、捡烂铁、开关炉门等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不仅工时长、劳动强度大,且稍有不慎即有灼伤断肢之险,运气不佳还可能工亡。他们的住地离做工地远,需乘火车通勤,因工资收入极低,只能住木棚板房,睡双层简易床,靠省吃俭用积攒学费。

年仅16岁的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入厂后在高温炉前拖送钢条,不到一个月即因体力不支而离开。江克明(重庆江津人)回忆:“工厂的劳动十分紧张、艰苦,工头又凶,经常随意辱骂工人,甚至拳打脚踢。在这个工厂里,我才亲身体验了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赖庆祺(四川南充人)、杨昌祚(四川南充人)、范崇垣(四川南充人)、邓正利(重庆巴县人)等为降低生活成本,在公园捡拾蘑菇食用,中毒身亡。

尽管生活异常艰辛,川籍留法生们念念不忘工学兼营的初心,利用工余坚持读书写笔记, 或勤奋自学或进补习学校。江克明回忆:“不管再苦再累,我都坚持晚上到工厂的职工夜校去学习两三小时的技术课程,还抽时间自找老师补习法文。”

但是数月后,留学生们连劳累至极的散工生活都无法继续维持。1921年初,法国遭遇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货币贬值,后续留法勤工俭学生却源源涌入。不仅新来的找不到工作,连原来已做工的不少也遭解雇。大多数川籍留法生无工可做,每天只得靠领取5法郎的生活费来维持生计。生活尚且困顿,求学更是无从谈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背井离乡的留学生们深陷艰难之际,华法教育会却找借口推卸责任,搪塞敷衍,于1921年1月发出公告,说因经费紧张,拟取消留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更是懒政无为,扬言要将失工失学的留学生全部“遣送回国”。

残酷的现实让川籍留法生们倍觉痛苦,陷入彷徨和深思。年仅20岁的陈毅苦闷不已,“因为勤工所得不能俭学,做十年八年于智识无补益,而时光可惜,若把勤工俭学当著一种主义,更为荒谬………试问把人塞到孔口,为生活而呼吸都无余力,哪里能说改革”“一言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邓小平后来回忆:“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实业救国理想破灭,无工可勤、无学可求的困境并没有击垮这些意志坚强的青年,反而极大增强了其忍耐特性和深邃思考。“我们正与这种痛苦酣战的时,旁观者都以为我们必要灰心短气,卷起行李向国内跑,但数月以来,观察我们同学们都存一忍耐和奋斗的精神,有非达到目的不止的气概。”赵世炎呼吁:“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他还号召大家摒弃投机与改良的想法,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在这个生活条件奋斗的过程之中,勤工俭学生所当觉悟的是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没有妥协可言,没有正义人道可言。”

川籍留法生们清楚地认识到“勤工俭学终是一个纸糊的灯”,实业救国的道路根本走不 通,“社会制度如无较大的蜕变,这种事毕竟以卵击石。然而我们毕竟忍耐着,卵不可以击 石,还有待于刀斧”。他们明白,要担负起改造中国社会的使命,必须另觅良策。

经历严酷激烈的生存斗争

为求生存,川籍留法生不得不团结起来和中法当局展开激烈的斗争。

赵世炎在整合在法留学界力量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赴法前,赵世炎就和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紧密,并深得信任。他于1920年8月参加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时,被发展入党,后于1921年春与陈公培经陈独秀介绍,和同在法国的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接上关系。于是,五人共同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川籍留法生最先有两个团体,一个是赵世炎、刘伯坚、袁庆云(四川西充人)等人组织的勤工俭学互助社,成员还有刘伯庄(四川南充人)、周钦岳(重庆巴县人)、李立三、鲁易、罗汉等,后发展为“劳动学会”,约有60余名成员。另一个是由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劳人会”,成员有肖朴生(四川德阳人)、穆清(四川合江人)、程秉渊(四川荥经人)、李季达(重庆巫山人)等 10余人。1921年5月,赵世炎与肖朴生恳谈,求同存异,把两个组织整合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出版团体刊物《工学月刊》,共有成员近千人,其中川籍留法生300余名。

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留法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为首的工学世界社(主要成员为湘籍)的领导下,聚集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争取“生存权、求学权”。赵世炎、刘伯坚、肖朴生等为代表的勤工俭学会(主要成员为川籍),觉得请愿是向北洋政府“乞怜”,主张靠自己工读,仅聂荣臻(重庆江津人)、江克明等少数川籍生参加请愿。当请愿活动被镇压后,赵世炎、刘伯坚、刘伯庄、周钦岳等立即联合李立三等以“劳动学会”名义,对公使馆勾结法警殴打留学生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发表宣言,倡议建立“勤工俭学学会”作为中国留法生的同盟。二二八运动的失败使得意见不一的两派统一了认识。赵世炎专程与蔡和森面谈,“谈了两三天,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

6月,留法生们又组织了抵制中法政府间秘密借款的拒款运动。大量川籍留法生参加了集会声讨,特别是赵世炎、陈毅、李季伟等人,更是居中联络,组织勤工俭学生400余人,先是在巴黎哲人厅集会,又冲进公使馆要求陈箓公开借款真相,还去法国政府前示威,反对这项以中国数省路权为抵押的借款,最终使北洋政府的秘密大借款计划破产。斗争虽然胜利,但留法生的行为激怒了中法当局,他们不仅取消了生活维持费,还彻底拒绝了留法生们的求学要求,又引发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把争生存、争求学斗争推向了高潮。 此前的5月20日,陈毅、刘伯坚、邓小平等得知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在筹款组建中法、中比两所大学,喜出望外,便联合243 名留法生请求将两大学改成工学院,以广纳失工失学的留学生,解决其求学谋生问题。听闻吴稚晖罔顾众多留法生的死活,却要从国内另招学生入学,留法生们群情激愤,决意抗争。赵世炎、陈毅等积极组织,成立了由147名 留法生组成的“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于8月发布宣言,又于9月5日发布通告,联络各地留法生组成同盟,准备通过谈判争回两所大学。

不料,合理要求与和平谈判方式被两校当事人漠视。运动团决定分两批强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9月21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125名学生组成的先发队,占领里大校舍并暂住下来。然而,法国当局派出警察把他们强行拘押,并以“过激党”扰乱治安为名,将104名学生押解至船上,遣返回国。其中,川籍(含重庆)留法生有34名,包括陈毅、周钦岳、喻正衡(重庆巴县人)、黎纯一(重庆涪陵人)等,赵世炎在聂荣臻等同乡帮助下脱险。

陈毅等被遣返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归国代表学生团”,在国内发表宣言,控诉中法政府的罪行。同时,他们呼吁求助四川政要和各界名流,为尚悬漂国外的同学们筹集并汇寄了临时救济款10余万元,大大缓解了留法生的燃眉之急。

创建和发展旅欧中共早期组织

经过三大斗争的开展,一批意志坚定的留法生通过反思总结,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斗争胜利必须有更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必须建立更严密、更有战斗力的组织。三大斗争之前,已有少数留法生零星接触到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三大斗争后,更多留法生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学说,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已是共产党员的赵世炎,赴法后一直坚持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并注意从留法生和在法华工中选择、培养进步分子。为广泛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赵世炎、刘伯坚、聂荣臻等通过写文章、办油印小刊物,与留法生交流心得体会,并定期组织聚会讨论。

留法生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端,谈论社会主义,并在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提供的国内革命报章杂志指引下,分析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剖析军阀混战的原因,比较国内各种政治主张的优劣。不少川籍留法生就是在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聂荣臻回忆:“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联系中国实际问题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留法生们学习进步快、成效显著的重要原因。正如赵世炎所说:“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和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

1921年底,陈公培、蔡和森等相继被遣送归国后,赵世炎和周恩来约集工学世界社的李维汉等人到巴黎,进一步协商筹建旅欧中共早期组织事宜,并按照蔡和森回国前的建议,将其暂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3 月,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相继前往德国柏林,在巴黎创建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的重大使命就落在了以赵世炎为代表的川籍留法生肩上。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失败后,赵世炎护照被没收,不得不前往法国北方做清理战场的苦工。1922年初,陈独秀从刚回国的陈公培和李立三等处得知赵世炎处境艰难,想调他回国并派往四川创建发展党的组织。赵世炎婉拒了陈独秀的建议。他深知此时回国,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的筹建必定大受影响,弄不好会前功尽弃。他一面通过陈公培、李立三等人联系,得到国内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一面和刘伯坚、任卓宣等人加紧创建准备工作。

同年3月,周恩来从柏林寄信催促筹建工作。赵世炎接信后立即辞工前往巴黎,专做创建组织的工作。6月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召开成立代表大会。1923年2月17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该组织和1921年春秘密成立的巴黎小组、 1922年秋正式建立的中共旅欧支部,共同构成了旅欧中共早期组织。

从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筹建活动和发展情况来看,以赵世炎为代表的川籍留法生居功甚伟。 无论是初建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是后来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籍留法生在其中都身居要职。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时,18名会议代表中,川籍有赵世炎、刘伯坚、袁庆云、肖朴生、王凌汉 (县属不明)、傅钟(四川叙永人)、任卓宣(四川南充人)7人。1923年2月临时代表大会时,赵世炎为主席,4名记录员中川籍有任卓宣、傅钟2人。新当选执委委员中,正式执委有肖朴生、任卓宣2名川籍人员,候补执委有刘伯坚、傅钟2人。

1923年6月,经穆清介绍加入青年团的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经常撰写发表文章,被誉为“油印博士”。

1924年8月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发展团员211人,其中川籍106人。后来,这些骨干分批回国或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军校学习后回国,绝大部分都转为共产党员。据档案显示,前后共有47名川籍留法生党团员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回眸百年,世事沧桑。一个世纪前,川籍留法生们艰辛的历程,是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共同创建和发展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的生动缩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是群星并起、万流归海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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