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鑫

1948年，受《挺进报》事件影响，敌特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到广安抓捕川东党组织负责人，并企图破坏上川东党组织。为保护上川东党组织和地下党员，7月上旬，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工委书记王璞在岳池县罗渡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武装反抗国民党，成立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王璞任政治委员，曾霖负责军事指挥。

8月至9月，川东纵队在华蓥山周围的广安代市、观阁，武胜三溪、石盘，重庆合川，达州渠县等地发动起义。华蓥山起义自1948年8月10日起至9月20日止，持续42天，最终失败。其间，川东纵队第三、第四和第八支队于9月2日晚在岳池三元寨会合。王璞组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合编。

这次合编因处于特殊时期，并无文字记录。在部分党史著作中，此次合编后队伍的称谓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联合支队”“华蓥山游击纵队”“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

纵队”“纵队（华蓥山游击纵队）”“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华蓥山纵队”等。笔者梳

理现存可查的回忆资料发现，大部分文章对三元寨合编结果的记述各不相同，尚无统一表述。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考证陈伯纯（曾任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王屏藩（曾任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等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以期建构出三元寨合编的历史记忆。

三元寨军事会议参与者 

1948年8月31日，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在向岳池转移途中，与南充警察局局长林廷杰率领的两个警察中队200多人在黄花岭激战，林廷杰被击毙。武胜县县长张洪炳随即率警察中队和乡丁民团300余人赶来增援。起义部队见势不利，便于9月2日转移至三元寨与第八支队会合休整。

当晚，王璞召开军事会议，对部队进行合编。关于会议召开情况及到达三元寨的起义队员名单，一些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作了以下记载。

陈伯纯在《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中记述：“王璞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安排我仍做支队司令员，他自己仍是政委，叫我兼副政委……王屏藩做副司令员，蔡衣渠做政治部主任，罗永晔是组织科长。”“以后转战到了武胜木瓜寨，在开会时，罗又新手枪走火，王璞同志受重伤，当时有易难、王屏藩、刘艮洲（刘瀛洲）、符其燮等在场。”在该回忆录的另一个版本中又提到：“在会上，王璞还宣布任命陈楫熙为支队参谋长。”

陈伯纯的另一份回忆资料《难忘的回忆》，对合编情况的记述更加详细：“王璞任政治特派员兼政委，我任副政委兼司令员，王屏藩任副司令员兼指挥部司令，蔡依渠任政治部主任，罗永晔任组织科长……各大队指挥员由张伦、楼阅强、陈自强、王子荣分别担任。秦鼎任突击队长，蒋可然任指导员。司令部政工人员有易难、周仁极、王德鹏、艾文宣、曹文翰、唐国宾、杨世银等。”

王屏藩则在《我参加华蓥山起义的经过》中记述：“……蔡衣渠、蒋廷耀（即蒋可然）等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当晚，王璞召开了会议决定……我任指挥部司令，陈伯纯为政委，蔡衣渠为政治部主任。”“第二天……我与陈伯纯同志见此情况，共同向王璞建议，将队伍编成前卫和后卫两队突围。我和陈伯纯指挥前卫队，其中有王璞、蔡衣渠、易难、罗又新、蒋廷耀、刘瀛洲等同志和战士70余人；陈亚民（陈自强）、张伦带领180余人为后卫队。”

此外，起义队员唐国宾在《回忆三元寨战斗》中记述：“晚上，王璞召开了会议，参加

者有蒋可然、陈永福、艾文宣、杨世银、陈伯纯、王屏藩、楼阅强等20余人……陈伯纯任司令员，王屏藩为副司令员，蔡衣渠是政治部主任，王璞为政治特派员。”

起义队员刘瀛洲在《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记忆》中回忆：“直到王璞、陈伯纯、王屏藩、罗永晔带着合川金子起义的队伍打到黄花岭，我赶赴战场找到合川起义的队长王子云（王子荣）、陈亚民……因陈金全摔倒……我和王璞、陈伯纯、王屏藩、秦鼎等在前面政治部一节……”

起义队员符其燮在《鄙薄文凭 追求光明——怀念楼阅强烈士》中记述：“前面走的是张伦、秦鼎、王子云等人……到三元寨开会，我和楼（阅强）在对付包围我们的敌人 …… ” “ 他（王璞）同我们是一路的。同在一路的还有易难、刘瀛洲、罗又新、陈伯纯、罗永晔等。”

起义队员易难在《关于华云山起义的讲话录音记录》中提到，王璞和蔡衣渠率领的部分队员在三元寨会合不久，蔡衣渠因脚肿无法行军，被安排转移出部队。另外，易难提到罗永晔在三元寨突围后因拉肚子而掉队，此事在罗永晔的回忆资料中得到印证。

对比王屏藩、唐国宾、符其燮等人的回忆资料，对到达三元寨的起义队员，陈伯纯记录的名单最详细，有王璞、陈伯纯、王屏藩、蔡衣渠、蒋可然、罗永晔、张伦、秦鼎、陈自强、楼阅强、易难、罗又新、刘瀛洲、符其燮、艾文宣、陈楫熙、杨世银、王子荣、周仁极、唐国宾、王德鹏、曹文翰。陈永福仅被唐国宾提到，陈金全仅被刘瀛洲记述，陈楫熙在陈伯纯的同一回忆资料不同版本中提及，三者不作重点论证。

据回忆资料得知，在三元寨军事会议上被任命职务的有王璞、陈伯纯、王屏藩、蔡衣渠、

罗永晔等。其中，王璞任政治特派员，陈伯纯任司令员或政委，王屏藩任副司令员或指挥部司令，蔡衣渠任政治部主任。

起义失败后，王璞、蒋可然、张伦、楼阅强、艾文宣、杨世银、曹文翰先后牺牲，秦鼎于1949年被捕后叛变。

起义队员回忆部队合编经过

为弄清起义部队在三元寨的合编经过，笔者对到达三元寨的起义队员的回忆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梳理出以下内容。

陈伯纯在《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中记述：“蔡衣渠的队伍，原也准备编一个支队，后来见人枪不多，就编在一起。编到一起后，王璞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把领导干部调整一下，安排我仍做支队司令员……这一下，我的政治身份就在部队中完全公开了。”

他在《难忘的回忆》中对合编情况作了说明：“会议决定将三县四百余人的三支队伍合编为一支队伍。增设指挥部、政治部。……直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突击队。”

此外，王屏藩在《我参加华蓥山起义的经过》中记述：“当晚王璞召开了会议决定，为了统一指挥，三、四支队编为一个队，增设指挥部、政治部。”

唐国宾在《回忆三元寨战斗》中记述：“接着将陈伯纯的本地的队伍合编，组成三个中队，一个突击排。宣布这支武装叫‘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

综合上述资料，陈伯纯、王屏藩和唐国宾都提到了合编队伍，组成了三个大（中）队和一个突击队（排），仅唐国宾称这支合编队伍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然而，当时第八支队的人数远远少于第三、第四支队的人数，因此合编为第八支队的说法尚且存疑。

陈亚民在回忆文章《金子沱武装起义的情况》中没有提到三元寨合编一事，只记载了三元寨的战斗情况：“从秦溪桥、黄龙寨、黄花岭，然后打到三元寨。这时岳池加入了几个同志愿为我们做向导、搞后勤……才到三元寨稍事休整……我们便把队伍拉上寨子住了一晚。第二天打得较好……”“我们在三元寨，白天遇到敌人，我们就争制高点……自从三元寨突围后，我们很少打大仗……”文中提到有几名同志加入做向导、搞后勤，指的应该是蒋可然、蔡衣渠带领的第八支队部分队员。因此，队伍合编后称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的说法不太可信。

易难在《我对四支队起义的回顾》中也没有提及三元寨合编的情况，只说：“起义失败，我从木瓜寨撤下山后……我准备到金子沱……”起义部队从三元寨突围到木瓜寨，他对木瓜寨的撤退记忆较深刻。

关于周仁极的回忆资料，笔者仅查到一篇《渣滓洞脱险记》。他在华蓥山起义失败后被

捕关进渣滓洞监狱，在11·27大屠杀中幸存。但该篇文章并无华蓥山起义相关记载。

刘瀛洲在《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记忆》中记述：“王璞叫我做后勤给养干事……第二天队伍拉到回龙乡三元寨时被敌人包围，困了三天三夜才突围出来……”对三元寨合编也无记载。

符其燮在《鄙薄文凭 追求光明——怀念楼阅强烈士》一文中，也没有提到三元寨合编一事，只对三元寨战斗作了记载。

罗永晔的回忆资料也未提及三元寨合编，只记载了三元寨突围后转移的情况。

回忆资料相较于原始文献稍欠权威，但却是构建特殊环境下最有效的资料。陈伯纯等九人的回忆资料中，仅有三人提及三元寨合编情况，五人对三元寨战斗记忆深刻，一人对三元寨合编或战斗未提及。

参照军史推测队伍名称

根据可查阅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对三元寨合编一事作较为详细的记述之人有陈伯纯、王屏藩、唐国宾。对比三人回忆资料发现，1948年9月2日，川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与第八支队部分队员在三元寨成功会合。当晚，王璞召开军事会议，为了统一指挥，将第三、第四和第八支队进行合编，增设指挥部、政治部，下设三个大（中）队和一个突击队（排）。但是，合编后的队伍名称并没有明确谈到。

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对支队进行合编的相似记载：1938年5月下旬，雁北支队与冀东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李钟奇，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下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可见，纵队合编或成立，需设指挥司令、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下设大队和支队等。换言之，支队之上是纵队，纵队下可设支队、营、大队等。

因此，根据三元寨合编设立的指挥部和政治部，任命指挥司令、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下设三个大（中）队和一个突击队（排），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致可以推出，在三元寨合编后的队伍应为纵队，纵队名称可能仍是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