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霞

1938年底，为了团结抗战，为了民族解放，周恩来受党中央之命来到战时首都重庆。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此后，共产党人结庐红岩，开始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机要通讯，是南方局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连结红岩与延安、南方局与党中央的空中桥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见证了一场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但同样残酷激烈的斗争。

通向党中央的命脉

密码是机要通讯最先进的保密技术，周恩来既是密码专家，又是我党密码通讯的创始人。 1931年，周恩来编制了我党使用的第一本密码“豪密”（由周恩来化名伍豪而命名）。

最初的“豪密”共编制5000 组乱码，密度极高、保密性能很强。“豪密”的使用，标志着我党密码通信加密技术的开始。密码通信成为我党和军队使用最早、历史最长的保密技术手段，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机要译电员需要超强的记忆力来熟记大量密码，他们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

程浩，四川万源人，曾为南方局机要译电员。程浩10岁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在历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被选送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延安中央机要处译电组当译电员，负责与各抗日根据地的机要联络。他遵守纪律、严守机密、苦练技能，甘当无名英雄，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先后任译电组组长、股长。

1946年1月国共和谈时，程浩随周恩来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机要科第三组组长、译电员，负责与各战区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谈判期间，各战区形势瞬息万变，代表团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战区的情况，以便与国民党顽固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程浩和译电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各战区的电报一分钟都不耽误地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 还特别指示程浩，每次送电报要汇报各个战区综合情况，注意全局变化。

5月，程浩随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到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政府继续谈判，主要负责译制敌占区秘密电台电文。为了防范特务的侦察，狭小的译电室在白天也紧闭窗帘。南京天气又闷又热，译电室像个大蒸笼。程浩冒着酷暑长时间工作，每月的译电量达5万字。

常言道“一字之差，人头滚滚”，周恩来非常重视机要通讯的准确和及时。南方局电台组有几位女同志，年纪小，比较贪玩。一天晚上，她们不用值班，就玩起扑克，却忘记了上班时间，影响到电台的正常工作。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对她们严肃地批评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电台吗？这是通向党中央的命脉，如果它中断了，那还了得！如果耽误了一份电报，你们知道要耽误多大的事情啊！如果抄错了一个电码，比如把“不”字写成“要”字，那意思就完全相反了，这是大的原则问题，千万马虎不得。   

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几位电台人员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大家把周恩来的批评当作座右铭，牢牢记在心上，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误班的事情。

    周恩来言传身教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政治环境复杂险恶。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周恩来制定了严密的机要保密纪律：机要电报阅后立即销毁，不保存任何文件；一般不准外出，不准私人会客，不准同家人通信。

原南方局机要电台人员邓国军回忆，平日里对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恩来，对违反 机要纪律的同志批评甚是严厉，会大发雷霆。邓国军说：“有一件事，至今我都记得。周副主席不让单独行动，有的同志从延安出来，在延安自由的环境中习惯了，在重庆长时间待在屋里待不住，溜出去。周副主席很生气，发脾气，说你们不听话，私自随便外出，在外死掉了，连个报告的人都没有。”

电台报务员杨力平（原名杨莉萍）于1940年从延安随周恩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工作，她严格执行组织规定，长期不和家里通信。她姐姐林彬（原名杨湜萍）托上级冯文彬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打听妹妹的下落。

接信后，周恩来和蔼地对杨力平说：“你是秘密战线的战士，来重庆时已经学习了纪律和制度，你做得很好。今天，我有一封信要给你看，但是，信件暂时由我保管，我代你回信，小杨同志你看如何？”

得到杨力平同意后，周恩来在百忙中亲笔回信安慰她的家人。并告知杨力平和钟韵已结 婚，生了小孩，情况很好，唯因大后方工作特殊，不能将通讯处告诉他们，望他们放心。

作为领导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模范遵守保密纪律。邓颖超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写道：“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

他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在他们看来，党的纪律对于每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一片丹心在红岩

对机要电台的同志们，周恩来在机要保密纪律上严格要求，在思想、生活、工作上则关怀备至。

原南方局机要电台报务员李冠华回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机要电台在办事处三楼，萧贤发是我们机要电台台长。由于缺人手，我和杨力平只实习了一个月就当正班了（其他人要实习三个月）。纪律规定，我们三楼的人一般不下楼，吃饭、喝水都是勤务员端上来。一、二楼一般的人也不能上三楼。上厕所才下楼。办事处是土洋楼，没有卫生间，在办事处外面很远的一个花园里 有一个茅坑。宿舍在三楼，大一点的房间住三个人，小一点的住两个人，但我觉得够大了，在延安，我们十几个人住一个小屋子。三楼好多房间我都住过，因是阁楼，无论朝南朝北，风吹不进来，夏天非常热。洗澡不太方便，厨房有几个木头盆，用竹子做水管，引来山上的流水洗澡。但当时年轻，根本不觉得苦，比延安好多了。我们的作息时间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机器是24小时工作，我们轮流当班，一人8小时。最初是4小时轮班，我们觉得时间太零散，不利于学习，后来改为8小时。上街有限制，因为国民党的特务太多，普通工作人员是2人同行，电台工作人员是3人同行，但是我们基本不上街，在转入地下之前，我都不认识重庆市的路。

大概是皖南事变前后，我们电台搬到一楼，因为电台是不能保密的，对国民党是公开的、合法的，电台工作人员要向国民党报名字、军衔，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到人。

办事处举办活动，听报告或娱乐活动，我们只参加办事处自己组织的，有外来的人我们就不参加。外事活动我们也一律不参加，我们连新华日报社都不去，也不让去。那时，在救亡室（即办事处一楼的集体活动室）放电影，是国民党的放映队，我们自己没有放映队，我们不能去，即使要去，要等灯熄了我们才能进去，电影快完的时候我们就要出来。

后来，每两个月，周恩来同志就把我们电台的几个年轻人带出去看话剧，看过《太平天 国》《棠棣之花》《屈原》《虎符》，以及俄罗斯的歌剧等。

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们，平时劳动、做体操都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候找我们谈谈心。每 过一段时间，他和邓大姐就要到三楼给我们机要电台的人员开一次会，关心我们的工作、生 活，讲革命的道理，讲做人的道理，讲他们对形势的感受、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甚至讲恋爱观，讲他俩是怎么恋爱的。周恩来同志讲，结婚之后他非常忙，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邓大姐一个人要忙工作，怀了孩子也没要。邓大姐的广东话讲得非常好，经常做翻译。邓大姐讲，周恩来忙我也忙啊，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打掉了第一个孩子，伤了身体。第二个孩子怀了12个月，没能活下来，非常遗憾。邓大姐也讲到，和周恩来就相互看上了，她看上了周恩来的为人、才干，周恩来看上了大姐的聪明，两人是志同道合。总之，每过两三个月，周恩来就来三楼给我们小青年讲讲故事。

周恩来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我们学习联共党史，学了之后让我们写心得，做成墙报。我写了一篇心得，很简单，谈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表扬了我。

周恩来同志对我们非常亲切。当时周恩来同志非常忙，要写报告，改《新华日报》社论， 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甚至到早晨七八点才休息。天一亮，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三楼不好好走路，弄得咚咚响，周恩来同志的警务员就提醒我们不要影响了周副主席休息，但周副主席从不责备我们。

我们电台有一台1000瓦的发电机，安放在一楼，每天晚上发电时，要拿绳子使劲把它拽一下才能发动起来，那声音非常响，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在二楼，他自然听得见，可他从来没因为这事提过意见。

在那个特殊时期，红岩村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发向延安的电报。同时，又有党中央对南方局工作的指示。机要电台的同志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空中联系畅通无阻。

在渝八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南方局机要通信工作成为一条无形的战线，粉碎了敌人的干扰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