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生于四川荣县。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至1937年，他先后被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延安五老”。

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毛泽东有感而发：“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他同时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5年12月，吴玉章随周恩来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为了党的事业，四处活动，继续书写自己的革命人生。

沉着应付

1945年12月16日，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吴玉章和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开幕，各方代表共38人参会。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由于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产生分歧，因此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上，各方代表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会议历时22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中，最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些决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会议结束不久，国民党蓄意撕毁政协决议。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通过的宪法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接着，他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发表演说，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昭然若揭。

这时，因国民党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也须迁移，党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与国民党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并介绍吴玉章为省委书记，王维舟为省委副书记。

省委一经公开，吴玉章和王维舟即四处活动，争取合法地位。5月19日，在北碚召开的张自忠殉国纪念会上，吴玉章以中共四川省委的名义撰写了一副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由于挽联被放在灵堂最显著的地方，各大报纸纷纷加以报道，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当即发电报询问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即令重庆行营查复。随后，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找到吴玉章，叫苦道：“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吴玉章立即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 织 ……我们的理由是很充 足的。”吴玉章井井有条地讲述，噎得张笃伦无话可说。经过一番交锋，国民党被迫承认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

当时，国内斗争形势复杂，处处充满紧张气氛。国民党军队已夺占东北四平、长春和永吉等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门前屋后也被军警包围，岗哨如麻。此外，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中共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制造事端，搞乱时局。

面对危机，吴玉章沉着应对。在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运筹帷幄下，我党公开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做好了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牺牲的准备。

针锋相对

1946年12月下旬，驻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引起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学生们义愤填膺，于1947年1月6日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由于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镇压，运动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其间，重庆学生还举行了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周活动。

当抗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慌了手脚，找到吴玉章，希望他能“帮助”制止学生运动。吴玉章严肃指出：“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

第二天，张笃伦又找到吴玉章，见面即说《新华日报》登载鼓动学潮的消息言论太多，“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吴玉章立刻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一阵猛烈的打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吴玉章及省委其他同志。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冲进大门后，翻箱倒柜到处搜查。接着蜂拥上楼，闯入吴玉章的卧室，他们声称：“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

吴玉章当即声明：“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能撤退。”

一名便衣特务说道：“你们破坏和谈，逞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不能安定……”

吴玉章怒不可遏，严厉地反问：“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于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

这时，国民党军警杨处长上前一步说：“请先生把公文看完，如果油印得不清楚，这里还有一份笔写的，上面有司令愿备车并派人护送回延安等事，请先生不要着急！”

吴玉章因担心同志们的安危，说道：“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已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肖参谋长、张市长谈谈，一切谈后再说。”

吴玉章来到楼下，见到毫无惧色的同志们，高声说道：“孙元良司令有公事来，要我们撤退。但是，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可是电话线早被特务剪断。

杨处长又故作好意地劝道：“吴先生年老了，请上楼休息吧，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吴玉章说：“你们如果让我的同志们回房休息，我就上楼去休息，否则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在确保同志们的安全后，吴玉章才回到楼上房间。

平安返延

1947年2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孙元良来到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他毫无表情地将公文重述了一遍，吴玉章严正地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

吴玉章的话语慷慨激昂，孙元良虽毫无兴趣，但也耐心静听。当吴玉章要求撤退此处军警时，孙元良说：“为慎重‘保护’起见，不得不如此。”

孙元良走后，吴玉章即拟电致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抗议27日的军警暴行，表明中共的坚决态度，并要他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立即撤退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营业（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宪特除包围曾家岩50号中共四川省委外，还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和民生路营业部等地——编者注）。之后，吴玉章向同志们讲述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斗志。

当天晚上，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受董必武之托，赶到曾家岩会见吴玉章。他将董必武的一封电报转交给吴玉章，说：“美国飞机将于5日及6日各来一架，各载50人飞回延安。”吴玉章说：“两架飞机怎么载得下？必须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决不走！”

经过反复交涉和全体同志的顽强斗争，国民党重庆当局和美国方面最后被迫同意全部用飞机送中共人员回延安。

3月8日，在孙元良和国民党一名连长的“护送”下，吴玉章来到机场。当看见只有两架飞机时，他非常生气，坚决不走。经了解和反复落实，得知另外三架飞机确系气候原因未能飞来，次日一定可到，吴玉章才放下戒备，登机而去。

离开重庆时，吴玉章有些恋恋不舍。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最熟悉的地方。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顺利回到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