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4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其中有一位就是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1893~1952)。令人高兴的是，今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5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其中又有卢作孚。
事实确实如此，卢作孚首先是位爱国者，是以“爱国实业家”著称于世。他一生都在努力探索富国强国之路，一生都在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而其爱国精神，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最感人、最精采。
1910年，卢作孚才17岁，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团体——同盟会。1911年，他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和勇气参加了具有爱国性质的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1922年，他又参加了当时在爱国青年中有极大感召力，其成员有毛泽东、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朱自清等人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卢作孚为什么要创办民生航运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长江（当时又称扬子江）航运，都掌控在外国人手里。正如卢作孚描述当时长江触目惊心的场面：“有一个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甚至“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维护国家航运主权，发展中国民族航运，这就是卢作孚创办民生航运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1925年，卢作孚在创办民生航运公司之时，全公司仅有几个人，租住在合川一座破庙的后殿办公，全部家当只有一艘70吨位的小客轮。卢作孚就为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明确表明民生公司的创办，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航运事业，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并为公司制定的宗旨，是他爱国精神的体现，也使民生公司从创立之日起，就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作为一位企业家，卢作孚在1927年又主持开展了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与众不同的是，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卢作孚明确指出他开展的乡村建设“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和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由此可知，卢作孚在西南一隅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目的也很明确，仍然是出于爱国之心：要实现“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
卢作孚的爱国精神，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危难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格外突出，格外感人。当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一些人为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甚至产生了悲观情绪：“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而卢作孚却说：“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他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讲话
卢作孚一生都不愿做官。高官厚禄不是他的人生追求。所以在抗战前，他多次谢绝出任高官要职。如1926年，民生公司刚创立之时，时任万县市政督办的四川军阀杨森要他出任万县市政佐办，每月除500大洋薪酬外，还有一笔可观的舆马费，但卢作孚婉言谢绝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宁愿留在合川那座破庙里担任月薪仅30元的民生公司总经理，也不愿去当那个位高权重薪金丰厚的万县市政佐办。然而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却没有推辞。而是勇挑重担，毅然先后出任负责战时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和负责前后方粮食供应的首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繁重而艰难的任务。1938年10月10日，卢作孚在庆祝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为公司努力》的讲演。他说：“中国抗战到了这个时候，最重要交通线只有两条，一是粤汉铁路，一是川江。川江运输，民生又占大半。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的为国家努力，为公司努力。”卢作孚始终是把国家利益和民生公司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发生在1938年10月至11月之间40天的宜昌大撤退，则是卢作孚力挽狂澜，亲自坐镇指挥的一场惊心动魄，抢运人员物资撤往大后方的辉煌战斗，是他爱国精神最精采的体现。
宜昌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距武汉直线距离仅300公里的宜昌便成了通过长江三峡撤往大后方的关键之地。然而当卢作孚10月23日来到宜昌时，面对的却是极度拥塞，极度混乱的场面：一是这里滞留了3万多难民，拥挤在当时仅2平方公里的城区，不少难民已无房可住，只能露宿街头。须知这3万难民中有不少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艺术家、医生和在校师生。他们都急待撤往大后方 。二是宜昌两岸码头已摆满了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都是从上海、南京、南通、无锡、杭州、武汉等地工厂企业拆迁转运来的。也别小看这些摆放得乱七八糟的机器设备，按卢作孚的说法：“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然而此时此刻的宜昌，能开往大后方的只有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其他中国轮船公司的2艘轮船，还有几艘外国轮船。按常规，仅靠这些轮船，要把3万多难民和近10万吨物资运往重庆，起码要一年的时间。但日军已逼近宜昌，更要命的是长江上游一年一度的枯水期还有40天就要到了，届时水位急剧下降，稍大一点的轮船也无法开了。
民主轮正在抢运物资
面对宜昌“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惶”的严峻形势，卢作孚深感责任重大。他亲赴各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了解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及运行状况，同技术人员深入讨论。通过紧急调研，反复推演，卢作孚拟定出了一整套在40天内将滞留宜昌的全部难民和物资抢运出宜昌的方案来。
在卢作孚大智大勇、坚决果断的指挥下，终于如愿以偿，在40天内，将拥塞在宜昌的难民和绝大部分物资抢运出了宜昌。卢作孚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欣喜的看见：“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
电视连续剧《潜伏》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也是一场大胜利。今天在宜昌市滨江公园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的主体雕塑上刻有一段纪念铭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民族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交通部次长兼疏运总指挥，以超凡勇智，赴宜督导，……将民族工业精华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向前线输送了270多万抗日将士和无数武器装备，向大后方运送了150多万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但民生公司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116名员工英勇牺牲，有76名员工伤残；有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轮船被炸伤。卢作孚的儿子，今民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写道：“是什么力量推动民生公司的职工为国家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我的父亲倡导的民生精神，……民生精神的主旨是爱国主义。正是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民生公司的全体职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祖国的生存和富强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史诗。”
宜昌码头，等待西迁的大批难民
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享誉中外。1943年6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他一开口便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在整个抗战期间，也许有一些民营企业被誉为“爱国公司”，但被赞誉为“救国公司”，在全国，民生公司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让人感动的是，在国家民族危难面前，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宁肯公司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如在宜昌大撤退中，船少而人多货多。应该说，这正是轮船公司哄抬运价，大发横财的好时机。但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却不为所动，坚持原价收取运费。卢作孚提到当时参与宜昌大撤退的那几艘外国轮船：“由于中立关系，他们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而且每吨运费高达三百元到四百元。而民生公司的运费却不变：“兵工器材只收三十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卢作孚感叹说：“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更可佩的是，对于身无分文的难民、难童，甚至学校的师生，民生公司决定不收一分钱，免费运送。如复旦大学、金陵大学1000多名师生及大量图书设备和实验仪器都是免费从宜昌运往大后方的。又如中央大学举校迁大后方时，其农学院有一批珍贵的良种马牛羊等牲畜也要随校搬迁。但要运送这些活牲畜，对轮船来说，不仅又脏又麻烦，而且还要改造船舱。这是既吃力又亏本的事，不少轮船公司不愿受理。校长罗家伦找到卢作孚，不想卢作孚很爽快答应了，硬是千方百计把这批活牲畜运到了大后方。对于一个民营航运企业来说，为了国家利益，这样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实在太难能可贵了。
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伤亡近200人，被炸沉炸伤轮船近百艘，又低价甚至免费运送学生、难童、军人，以至公司严重亏损。1942年4月8日，在民生公司举行的股东大会上，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讲至公司艰困，为国牺牲，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冒险处”，深感对不起公司的股东和全体职工，竟当场嚎啕大哭起来。在场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拍案而起，当场泼墨挥毫：“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股东对得起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民生公司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了。正如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Asia and Ameriea’s》刊登《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说：“卢先生全部活动的推动力，是为他的祖国和他的同胞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地位。”
可以说，爱国精神，是卢作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也是卢作孚倡导的民生精神的核心。卢作孚的爱国精神，不仅在当时被人传诵赞誉，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人们，特别是当今的企业家们。著名企业家，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2011年为《卢作孚箴言录》一书写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卢作孚先生在我心目中可谓是高山仰止。他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竟然不可思议地创办出了卓越一流的企业；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却拼上倾注着自己心血的企业，谱写了一曲中国版敦刻尔克的救亡曲。”他认为学习卢作孚，“将会净化我们的心灵，升华我们的境界”。又如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就说卢作孚是他“特别尊敬的人”，但自己“绝不敢跟他比”。如“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卢作孚留给当今中国企业家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作者：刘重来，系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卢作孚研究》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