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之祥
以笔作枪
陶敬之，字叔琪，1913年11月出生在重庆一店员家庭。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北平求学的他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北平时局骤然紧张。是年秋，陶敬之离开北平，回到重庆。不久，经同学温田丰（温嗣翔）介绍，他进入《商务日报》任记者，并在《商务日报·副刊》编辑《国际时事周刊》。后来，他又在《商务日报》本市版编辑《公共园地》（服务版），宣传抗日救亡。
12月24日，为响应“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随后，重庆学联开展爱国运动，震撼山城。1936年2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校：“应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整顿学风，校内团体不得煽动罢课，地方政府应加制裁。”但重庆学联并未理会，仍然开展宣传活动。温田丰和陶敬之还先后在《商务日报》副刊上发表《关于救国运动》《阻止和反对》《反对阻止救国运动的教育者》等文章。
接着，陶敬之采访了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并在《商务日报》上发表《敬质胡庶华先生》一文，驳斥胡庶华反对学运的种种言论。由于文章未送国民党重庆行辕新闻检查所检查，编采人员因此遭到质问、训斥，《商务日报》也被迫停刊三天。
1936年6月上旬，重庆救国会在漆鲁鱼寓所秘密成立，漆鲁鱼任总务干事，陶敬之为干事。是月，日本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日方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派领事岩井英一于8月11日途经重庆，西上成都。重庆救国会立即让陶敬之以《商务日报》记者兼社会版编辑的身份，公开出面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会后，他们分六个组向有关当局请愿，强烈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陶敬之的行为引起反动当局的嫉恨，受到特务跟踪。为了脱离险境，重庆救国会干事会决定介绍陶敬之到万县《万州日报》做编辑。1936年冬，陶敬之来到万县。
号召抗日
《万州日报》是地方军阀办的报纸。陶敬之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团结有进步倾向的总编辑李春雅，在报纸上刊登抗日救亡和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新闻报道及各种文章。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民抗日迫在眉睫。为使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参加战斗，陶敬之征得李春雅同意，决定发起“万县的一日”征文活动。他在《万州日报》上刊登征文启事，号召作者“把万县的全貌披露出来，给各界同胞一个全认识。在这全貌当中，也可以认清这些受环境艰苦的同志们……联合起来！努力起来！全都走到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去！”在他的号召和鼓动下，人们纷纷拿起笔，记录黑暗的社会现实。
每年的6月3日是国民党政府确定的“禁烟禁毒节”，而在《我的6月3日》一文中，作者写道：“今天是全国盛大的禁烟运动日，现在四川不是公卖鸦片吗？政府不是正在当着好生意做吗？为什么这时又说要禁呢？我真不懂这个道理。放午学后，从五六年级学生中，组织了三个宣传队到沙河子去宣传禁烟禁毒。沙河子在万县是个特殊地域，那儿是川北开江、宣汉各县的鸦片运到万县来的总入口，那儿有烟卡，也有烟馆，更有云集的瘾客，你说去宣传起来，叫哪个来听呢？”
《冷庙抗日》一文先述说“冷庙”是广大农村小学的校址，接着作者表达了一名未来的小学教师对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是个师范生，毕业后将去训练后起的抗日劲旅，率领他们在抵抗外侮、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战线上，力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冷庙是我们民族求生存的根据地，是我们抗日的大本营。”“冷的是庙，何曾冷了教育家的心。我们总以能达到我们抗日的志愿为目的。”
陶敬之还在一篇《禁烟中宣传救亡》的征文里，公开提出：“同胞们！我希望你们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汉奸卖国贼！打倒一切土豪劣绅！”激发了民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万县的一日”征文活动收到数百篇来稿，陶敬之从中编选了70多篇计10多万字，除在《万州日报·副刊》上登载外，又汇集成册出版发行，极大地推动了万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筹建救国会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万县被破坏的党组织尚未恢复。当时，在《万州日报》当编辑的欧阳克明，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从江西苏区辗转来到万县的共产党员。他一面找党，一面秘密筹备万县救国会，同时与重庆救国会总干事漆鲁鱼联系。漆鲁鱼便派回重庆不久的陶敬之带领刘璋达、贺方木（方驰辛）到万州日报社工作。
再次到万县的陶敬之，除编报纸外，还与欧阳克明一起组建万县救国会。万县救国会成立后，陶敬之被推选为总干事，欧阳克明、郭汶（郭祖烈）、刘璋达、贺方木为干事，组成干事会。为更好地开展救国会的工作，陶敬之一方面在报社组织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读书会等，向广大作者、读者宣传抗日救亡；一方面和欧阳克明一起，既组织半秘密的万县学联，又组织公开的万县文化界救亡会，团结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们还组织“力的剧社”，建立歌咏工作队。力的剧社以舞台作战场，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舞台剧《中华民族的子孙》《古城怒吼》等，对唤醒民众的觉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歌咏工作队在贺方木、郭汶的领导下，三五人一组，分别在街头、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每当剧院演出休息时，或在群众集会的场所，歌咏队员也去引吭高歌。他们还到后方医院慰问在抗日战场负伤的伤员，到码头迎送途经万县的抗日战士。
1938年元旦，救国会在万县西山公园举行“中国不会亡”歌唱大会，《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怒吼吧，黄河》等抗战歌曲唱响县城。每唱完一首，成千的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不断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将抗战进行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唱大会结束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也成立了“万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的同志经过专门研究后，陶敬之很快进入后援会担任秘书，郭汶、贺方木等也在该会担任职务。在陶敬之的统一安排下，他们利用这个公开组织，进一步领导万县广大群众，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告别万县
由于万县救国会的五名负责人都在万州日报社工作，报社编辑部自然成为万县救国会的大本营。总编辑李春雅思想进步，政治态度鲜明，同情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坚决主张抗日。他对陶敬之、欧阳克明等进步青年十分器重，对社内一切事务都放手让他们办理。因而，《万州日报》无形中又成了万县救国会的机关报。
陶敬之是《万州日报》国内版兼要闻版编辑，他团结编辑部同仁，尽一切力量把报纸办得极富战斗性。不仅报上的新闻、言论爱憎分明，还大量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的消息、评论，并经常与国民党万县县党部办的《川东日报》唱对台戏，笔战从未停止。
当时，万县不少进步青年想去革命圣地延安，李春雅十分支持。他对陶敬之、欧阳克明等人说：“延安是个大熔炉，好的就会炼出钢来，渣滓就是渣滓！”为了资助有困难的进步青年去延安，陶、欧等人征得李春雅的同意，决定在报社少用两个编辑，工作由大家分担，每月省下60元大洋的工资，用来帮助这些青年做路费。
与此同时，陶敬之派万县文化界救国会副主席陈继雨前去打先锋探路。陈继雨从万县起程，步行经川北、过秦岭到陕西省会西安，再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陕北延安。探路成功，他立即从延安写信给陶敬之和欧阳克明。其后，印璟、郭芹、吴志鸿、姚石麟等进步青年沿着这条路线，奔向延安。
《万州日报》鲜明的进步倾向，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万县县党部向万州日报社社长刘光瑜施压，刘光瑜想把《川东日报》的主笔程某安排进来，以取代陶敬之。他对李春雅说：“像陶敬之这样的赤色分子，留在报社不行。”另一方面，因贺方木领导的歌咏工作队宣传抗日救亡十分活跃，早已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刘光瑜借此以万县警备司令的名义，正式行文将陶敬之、贺方木革职。李春雅对此不满，便提出辞职，并动员编辑部全体同仁离职。
面对严峻的形势，陶敬之立即召开救国会干事会。大家一致认为李春雅对刘光瑜的斗争是正义的，坚决拥护和支持他的行动，但编辑部同仁不能一齐离职，而轻易放弃《万州日报》这一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经过认真研讨，最后一致决定：欧阳克明、郭汶因平时掩护较好，继续留下来；陶敬之、贺方木在万县无法立足，返回重庆；刘璋达和报社救国会成员杨洁清、石光明等先后奔向延安。
1938年5月，陶敬之在贺方木的陪同下告别万县。回到重庆后，经漆鲁鱼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坚决斗争
1947年10月，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在重庆成立。临委决定在湖北宜昌设立党的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领导已打入四川地方系统潘文华部队的明昭小组，做潘军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积极进行军内策反。特支一共三人，陶敬之任书记，樊恒才、陈倩华任委员。
陶敬之与陈倩华是夫妻，在去宜昌的路上，陶对陈说：“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厉害了，我们这些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应该更坚决、更积极，抱定牺牲的精神来工作。”
陈问：“假如被捕怎么办？”
陶敬之笑了笑，坚定地回答：“那有什么，准备把牢底坐穿！”
1948年4月，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宜昌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系。5月，陈倩华回重庆寻找党组织。由于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公布了查获《挺进报》的消息，国民党报纸又接二连三地披露我川东各地地下党遭破坏的情况，时局越来越危急。陈倩华找不到上级党组织，便先后三次用暗语给陶敬之写信：“回到家里才知道发生不幸，哥哥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母病无人照料，你应积极设法寻找出路……”“因生意亏本，大哥不知在哪里，二哥三哥都离开了，此事牵连甚广，事情严重，你需要离开当地另想办法。至要！”“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总号倒闭，川东各地分号也随之破产，你必须立即离开当地再与我来信！”
陶敬之也用暗语回信道：“来信收到，知道家中惨遭变故，万分痛心，望你暂留重庆照料母病……”“你要我离开，我在未得到妈妈的确实情况和爸爸的正式决定，我是坚决不离开的……”“即使到了万不得已，我也不愿离开我的工作，直到我病死在这里为止！”他坚持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正式决定，决不离开战斗岗位。
6月，与宜昌特支直接联系的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出卖了陶敬之。6月29日，陶敬之在宜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即被押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监狱。虽受尽酷刑，却从不低头。
1949年盛夏，陶敬之戴着30斤重的大铁镣，被敌人锁在院坝暴晒“示众”，晒了一个多钟头，他仍坚贞不屈。
11月14日傍晚，敌特佯称转移，把江竹筠、李青林、陶敬之等人从渣滓洞押到“中美合作所”大礼堂，晚上再分批押赴电台岚垭。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的雄壮口号声中，陶敬之等革命者壮烈牺牲。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