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孙晓晨

作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开拓者，陈时不仅享有“南陈（时）北张（伯苓）”的美誉，还是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一。在抗战烽火中，他率领武昌中华大学师生流寓重庆，走过了一段自强不息的岁月。

抗战教育急先锋

陈时（1891-1953），字叔澄，生于湖北黄陂陈家中湾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写下豪言壮语：“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难道还少得了‘中华大学’四个字吗？”学成归国后，他投身武昌起义，并出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

1912年，在陈时的竭力说服下，其父陈宣恺慷慨捐资，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并任校长。陈时结合当时形势，将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列为学校德育的主题内容。1917年，陈宣恺去世，陈时继任校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时于“五七国耻日”当天召开了一场特别的运动会，并在主旨讲话中严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强调振扬国雄精神。身为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主任、学校体育部书记的恽代英则带领大家呼喊“不忘国耻！”运动场上喊声震天，群情鼎沸，运动会几乎成为声讨大会。

恽代英在日记中描述了运动会的情形，记录了陈时对他的“再三叮咛”：“今日为运动会正期，……警备特别戒严，防有特别暴动。叔澄师对我叮咛再三，余允相机行动。……吾与陈学谓君及勺庭三君谈，人须‘舍得’才能救国。沿街发前印明信片及传单，梦铿实助余。”

他们组织同人上街散发爱国传单，拉开了武汉三镇五四运动的帷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时及时组织全校师生成立抗日救国会，举行总宣誓，并亲自率领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抗日。11月，全校大学部与高中部成立青年义勇军，组织训练义勇军干部教导队；12月，初中全体学生成立童子军义勇。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为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陈时特意安排学校教务处会同军训股，以学生义勇军的名义致电抗日前线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与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在慰问、声援铁军的同时，表达了“枕戈待命”的气概。电文云：“暴日在我国境内，寻衅侵占，时届半年，……诸将士振臂一呼，雪耻御侮，为民族争人格，为人类伸正义，中外同钦，特电慰劳！本军成立有日，愿听指挥，枕戈待命，誓扬国威，宁候明教！”

此外，陈时作为首届世界教育会议委员，一直代表中国教育家在世界教育系统发声。1937年7月5日，当得知日本拟接纳伪满代表赴日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他联袂中国教育学会武汉会员17人，领衔致电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阅报载世界教育会议，日本筹备负责人允许伪满参加，莫名骇异！特正式提醒，由本会决定联合教育学术团体表示意见，拒绝参加，并向会员各国宣言。”

陈时捍卫国家主权的通电，立即得到新闻界、学界的响应。翌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全文刊登其电文。几天后，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主席团致电世界教育会议代表孟禄，表达了中国代表不参加此次会议的决定。

一身正气西迁路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拉开帷幕，武昌中华大学面临留守或搬迁的十字路口。

此时，日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负责攻略武汉地区。冈村与陈时是朋友，甚至有过诗词唱和；日方要员岸信介、佐藤荣作和陈时也有私交；日本外交官重光葵还以老友身份致信陈时，劝他不要离汉，留下共建“东亚共荣圈”，并许以高官厚禄。陈时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回复道：“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决不会以个人的私交叛国投敌，我与我的同胞会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直到收复失地！”

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机关、工厂纷纷西迁重庆，往返汉渝的民生公司船只几乎被政府部门包完，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在这非常时期，政府无法对高等学校西迁全部作出安排，国立大学的搬迁都束手无策，更何况一所私立大学。当时，陈时就学校搬迁询问蔡元培，蔡苦笑道：“问我何用？中国的事都装在一个人肚子里，他到哪里，政府就到哪里……”无奈之下，陈时只好赶往宜昌与重庆考察新校址。

本着场地与经费的多方考虑，陈时决定先迁往距离较近的宜昌小溪塔。一切安排就绪后，他率领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具，历经艰险来到小溪塔。

随着武汉失守，日机对宜昌一带进行轰炸，中华大学在小溪塔只复校了三个星期便无法继续上课。陈时当机立断，决定西迁重庆。而后，他安排员工把教学用具装箱，用木船分批运往重庆。师生员工有的坐木船，有的坐汽车，有时下来步行，辗转到达重庆。中华大学校友曾以诗纪事：

东邻背义践吾邦，惨淡西迁遂流亡。

峡壁凭高聊作障，渝南倚庙勉为堂。

财经无助勤奔走，教学艰难暗忧伤。

半世辛劳时不待，音容宛在岂相忘。

禹王庙堂办学堂

陈时初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举步维艰。是时，中华大学校董喻育之担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和湖北同乡会理事长，遂将湖北同乡会会址借给中华大学作战时校址。

湖北同乡会位于重庆南岸米市街禹王庙。陈时派人将庙堂稍加整修后，将大殿和两边厢房作为学校办公地与男生宿舍，将经殿楼作为女生宿舍，校园则在涂山山坡上。除教室、图书馆等，学校还借觉林寺的空场地作为操场。教员与家属则住在校外的望耳楼、周家湾、觉林寺街与茶亭街等处。

由于长途迁徙，中华大学师生流失严重，抵渝注册的大学生只有300人。为了集中力量办学，陈时将原来的三个学院13个系减少为三院六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数学、化学、工商管理学等）一个会计专修科，同时将附中合并到国立第十二中学。

因时常遭到日机轰炸，中华大学师生在重庆备受战火煎熬。面对险境，陈时组织师生在校园旁的涂山石壁处，开辟了一个能容纳300人左右的马蹄形防空洞，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师生们便有序地躲进洞中避难。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武昌校区位于粮道街，重庆校区位于米市街，然而“粮道街无粮，米市街缺米”。陈时常常为学校无米下锅而发愁。

尤其在重庆，战时笔墨纸张等物资十分匮乏，青菜豆腐都是珍肴，且物价飞涨。为了解决几百人的吃饭问题，他早出晚归，像武训行乞兴学一般，拿着募捐簿子，到处“化缘”，借以支撑危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亲友们十分心疼他，多次劝他将中华大学改成学院，这样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的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缩小学校规模，会使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多方面人才受到影响。”

有朋友劝陈时采取“以学养学”的方式办学，即加收学费。陈时却不以为然，宁肯将中华大学附中合并到国立十二中，也不搞“以学养学”。他收取少量的学费或对贫寒学子免收学费，或鼓励学生勤工俭学，让其顺利完成学业。全校师生在他的感召下，严守纪律，按时作息，潜心教书、攻读，校园中琅琅声不断。

同甘共苦育英才

1942年春节前夕，中华大学面临断炊的境地，陈时四处求贷，全校师生群策群力。当时，抗日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万福麟的小儿子万国权在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万福麟从中得知学校的困境后，主动让陈时在万家举行一次募捐义演。

消息传出，著名演员秦怡、白杨、路曦等与一批知名京剧票友纷纷加盟，联合演出话剧《野玫瑰》（又名《天字第一号》）。演出过程中，台下座无虚席，同学们粉墨登场与演员互动，大家充满激情的临场发挥赢得了阵阵掌声。此次义演成功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尽管中华大学在重庆艰难度日，但一些名师依然团结在陈时周围，患难与共。留美博士邹昌炽是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当时住在禹王庙不足10平方米的陋室里，卧室与书房合一。室内放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旧书桌，桌上摆着打字机和油印机。他自编讲义、自刻蜡纸，并亲自油印。他喜欢吃洋面包，重庆没有面包他就如法炮制，偶尔弄一点猪油，用刀片涂到黑面馒头上解馋。

其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43年圣诞节之夜，邹昌炽为活跃学生生活组织了一场大型舞会，陈时应邀出席。当舞会进入高潮时，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先生突然大闹舞场，说：礼崩乐坏，不成体统！并当面向陈时叫板：如果不制止舞会，他自明天起就不上课！陈时为了打圆场，就以战时节约用电为由终止了舞会。邹昌炽对此强烈不满，认为陈时不应理会那位“老古董”，便以生病为由旷课。陈时与师生上门探视与慰问，他闭门谢客了两天才上课。

留美归来的知名教授严士佳是中华大学教务长，为陈时的人格魅力所动。他谢绝高官厚禄，在中华大学甘守清贫，勤勉治校育人。他说：“为了提高中华文化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与陈校长同甘共苦，办好中华大学。”

严士佳不仅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以身示范，而且不分内外，充当起全能代课老师的角色。一旦有老师请假，他便毫不犹豫的去代课。中学的国文、外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大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几乎门门精通。他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述，深受师生好评。一些学生根据他的字号“绂苹”，送给他“拔萃”的雅号。

陈时与严士佳可谓黄金搭档。陈长于进取，严善于防守；陈敏感，严谨慎。两人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在严士佳60寿辰时，陈时特意张罗师生庆贺，并即兴致辞：“严先生刚来时，头发乌黑黑的，如今白发苍苍。我和严先生共事，就像哥伦布发现一块荒地。对中华大学来说，严先生具有华盛顿、林肯一样的功劳！”

面对陈时的称赞，严士佳颇为感性的答道：“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切外来的诱惑，愿与中华大学共甘苦而不去。我想，换一个位置，可能钱多一些，可是‘袁大头’不会对我发笑。而我的学生在街上碰到我，老远就笑眯眯打招呼。他们会高兴地喊：‘严老师，我陪您老人家干一杯吧！’我自得其乐，其乐融融！”

正是在朋友、名师的扶持鼓励下，陈时带领中华大学师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群策群力出困境

在抗战最艰苦时期，陈时充分发挥校友会与董事会的作用，共同为学校走出困境献计出力。

当时重庆的大米价格，市场价与政府平价供应反差大，为获得平价米，陈时向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提出申请。他会同校友联系到粮食部次长刘航琛与司长孙中岳等人，得到对方支持，最终获得平价米的指标，解决了师生的吃饭问题。

为了改善中华大学的办学条件，校董徐源泉、贺国光等军政官员曾在重庆国泰戏院举行募捐，采取每张票加收5分钱的方式，为学校募集经费10万元，还募集到四川各银行与大华、裕华纱厂捐赠的12万元款项。另一方面，陈时积极争取，促成教育部拨付了1941年度补助款15万元。

他们利用这些资金修建了四栋三层楼校舍。其中两栋在山中，作为教室、办公室与图书馆；两栋在山上，作为实验室与礼堂。到1943年，除在米市街60-70号改建八间教室外，他们又新建了青砖结构平房400平方米，将破烂不堪的操场修葺一新。

当时重庆是全国人才会集之地，原有的重庆大学以工科为主，主要的高等学校只有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中华大学。陈时因崇高威望，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来当选南京国民政府国大代表。

在一次参政会上，同为参政员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从你的学生恽代英那里知道，你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同时鼓励陈时把学校办得更好，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由于重庆人才荟萃，陈时极力邀请各界名人来校任教、讲学与演讲。其中，郭沫若教甲骨文，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余家菊讲儒家哲学并任中文系主任，陈启天讲法家哲学，张君劢讲魏晋玄学中的《庄子·世说新语》。他还邀请一些名人演讲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阐述各自见解。诸如陈立夫的《唯生论》，杨杰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冯玉祥的《爱国主义和抗战胜利》，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邹韬奋的《政治民主化》，范长江的《抗战形势》等。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用流利的英语讲国际形势，当谈到德、意、日法西斯像一只被关在囚笼中的野兽，处于世界人民的包围夹击之下垂死挣扎时，赢得了广大师生热烈的掌声，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华大学还特邀邓初民、陶行知、邵力子、李公朴、胡适、张群等先后来校讲学和演讲。

在陈时的带领下，中华大学为祖国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在1939年重庆举行的“抗战建国”论文比赛中，中华大学荣膺优胜奖。在抗战时期举行的四次大专院校演讲比赛中，中华大学均进入前四名。1942年秋，中华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子郑昌琳进入演讲决赛，陈时从语气、声调、手势进行指导，最后夺得个人第四名。

抗战后期，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急需大批懂外语的人才，曾在1944年、1945年两次向重庆各大学招收翻译人员，应征师生5000余人。中华大学不少师生都通过了英语和其他方面考试，合格后应征入伍。他们先在北碚复旦大学和嘉陵新村中央训练团培训，结业后享受少校军衔，随即奔赴抗日前线从事翻译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时率领师生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次年元月，他排除万难，又将中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档案等分批搬回武汉。临走前夕，他把在觉林寺修建的两栋房子，以学校名义捐给了湖北同乡会。

如今，在重庆南滨路长江汇当代艺术中心旁，可以看到一处中西合璧的红色老建筑，大门上方的石质牌匾上隐约可见“合记堆店”，这是米市老街的地标建筑。这个老仓库和附近建筑就是武昌中华大学流寓重庆时的办学之地，它记录了中华大学在重庆走过的七年峥嵘岁月。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