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波
1949年春，在党中央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为实现“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的目标，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席卷山城。国民党政府惊恐万分，重庆警备司令部于4月20日发出布告：
……据报，重庆市区近来潜伏阴谋分子甚多，煽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并拟于游行请愿之际，乘机暴动。昨夜小龙坎附近，已发现一批阴谋分子，经派队围捕，当场格毙两名，搜获证件及武器弹药等甚伙，并捕有嫌疑分子多人，正侦讯中。本部为维护治安，保障人民安宁，对若辈阴谋分子，绝予以严重打击。自廿日起确切施行戒严法令。举凡一切非法组织及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举动，一律严厉取缔。倘敢故违，从重处办不贷。
在白色恐怖中，重庆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领导下，仍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拟于4月21日举行全市“争生存、争温饱、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
校内游行示威
1949年4月20日下午游行活动前，在两江封渡、汽车停驶的情况下，重庆市农校、市二中及嘉励中学等校的学生，用划船偷渡、走偏僻小路等办法来到我所就读的重庆市立第一中学。当时，我们学校被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和地方自卫团重重包围。在校门对面，敌人还摆放了两挺重机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组成封锁火网。
为防止特务在夜里冲进学校抓人，同学们组织起来轮流值班守夜。我们用废纸包上石灰做成“手榴弹”，以对付冲进来的特务；还用“童子军棍”、板凳脚、桌子腿、砖头当“武器”，警惕地在校门内和通道上站岗放哨。
4月21日，同学们在校园里争先恐后地准备标语牌、书写口号、练唱革命歌曲。负责游行领队的同学，则抓紧时间调整游行队伍，把各校代表和体格壮实的同学排在前面，把初中部的同学编在中间。按照计划，沙坪坝磁器口地区的游行队伍一进城，我们就冲出学校，冲向大街。
突然，计划有变。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的代表匆匆赶来，传达学运领导的决定：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军事戒严，沙磁区进城的道路被堵，一些学校被军警包围，因此不再作全市性的大游行，改作分区游行或校内游行。经过考虑，我们打算举行校内游行。
当天上午，我们的游行队伍在升旗场上集合。同学们高举“争生存，争温饱，反饥饿，反迫害”的横幅，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沿石梯向校门走去。参加游行的全体同学齐声高呼“团结起来，争生存，争温饱！”“团结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对内战，惩办战争罪犯！”“打倒豪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校门外的反动军警被突如其来的游行活动吓慌了神，拼命地吹着警戒口哨，声嘶力竭地叫喊：“各就各位，卧倒！快卧倒！”只见那些军警手忙脚乱地匍匐在机枪掩体内，有的抓着步枪卧倒在公路边，一齐将枪口对准校门。
游行队伍走到校门边，领队的同学带着队伍折了个弯，沿着竹篱墙环校游行，然后转回升旗场。稍事停留后，举行第二次校内游行示威活动。
第三次校内游行后，同学们聚集在升旗场上举行抗议会。这时，警备司令部派来的援兵赶到，不但在校门口增加了兵力，还在学校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增加了包围圈。
抗议会在反动派的重兵包围下，照样进行。各校代表宣读了抗议书、请愿书及“致四·一死难烈士”的祭文，然后召开联欢会。
啦啦词喊得热火朝天，革命歌唱得高亢激越。当一名同学高声呼喊“黑夜过去是天亮，看到看到就要——”时，几百名同学异口同声地高喊：“要渡江！要渡江！”
就在这天，人民解放军胜利南渡长江。当天午夜，新华社长江前线发布了一条震撼世界的新闻：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
黑夜里的搜捕
1949年4月22日，这是重庆一中被包围的第三天。拂晓时分，三名在校门口站岗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抓走，一个反动军官当场朝空鸣枪。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谣言说：重庆一中和华蓥山“共匪”有联系，校内藏有军火，是华蓥山共产党准备暴动扑城的一个据点。
值班同学被无理绑架后，全校师生极为愤慨。不到半小时，几百名同学就自动集合在操场上，一个个摩拳擦掌地齐声呐喊：“冲出去！”“抗议这种卑鄙的阴谋！”“到市政府请愿去！”“一定要把我们的人送回来！”很多同学拿起游行示威的标语牌，拿起石灰“手榴弹”，只等游行领队高喊“出发”。
新青社领导小组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一面向学校当局请愿，让校长文艺陶向市教育局提出要求，负责把被捕同学送回学校；一面通过学生自治会向同学们解释，这是反动派的有意挑衅，他们妄图制造血案，劝同学们不要上当。
敌人没有一丝松懈，对学校的包围越缩越紧。他们派通讯兵在校门外安装电话，把电线接到敌指挥所，还把戒严线进一步逼近校门，甚至在邻近的高楼上架起轻机关枪，致使整个校园都处在军警火力网的射程之中。
面对磨刀霍霍、露出杀相的敌人，新青社领导小组立即作出决定：作好对付匪特进校抓人的准备工作，把革命书刊、传单和资料全部“坚壁”起来。大家随即展开清理工作，把地下传阅的书刊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分别藏进瓦楞、墙缝、地板和下水道中。
傍晚，一辆小汽车驶到学校门前，市府的一位代表带领一些官员来了。一进校园，他就召集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开会。他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笑嘻嘻地说：“讲话以后就解除包围了。”当全校师生被诓骗到升旗场集合后，早有准备的军警宪特一拥而入，立刻把升旗场团团围住。
霎时，这名市府代表站在升旗台上凶相毕露地讲道：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今晨有人从你们学校向外鸣枪，有三个学生企图强越警界，被当场逮捕。由此可见，你们学校一定有“共党分子”，有谋乱的枪支。所以，警备部队现在要进行搜查……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群中有人愤怒地叫道“这不是事实！”“这是污蔑！”一个满口金牙的军警头目随即跳上升旗台，拿着手枪凶恶地吼道：“不准动，不许叫，谁动我就毙谁！”
天空已经完全黑下来，阴沉的夜空没有一颗星星，只有工字楼角上的那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我们预感到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搜查开始了。一部分军警在宿舍里乱翻，远处都能听见漱口缸摔碎、面盆被掷出的声音。一部分便衣特务进入升旗场，对同学们进行搜查。他们从上到下把衣领、衣角、口袋、裤管都捏了一遍，甚至裤带也要解开摸一摸，鞋子也要脱下抖一抖。每个人被全身搜遍，他们没有查出任何证据，只是在一个初中同学身上找到一张《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油印歌单，这名同学就被看押起来。
搜查之后，开始逮捕。一群身穿雨衣、头戴雨帽的特务，匆忙走进升旗场。他们按照学生花名册，逐班点名。其中一个特务打着手电筒，一个特务念花名册，还有一个特务手捏黑名单，坐在条桌前。只要被列入黑名单，就会被带走。突然，特务点到高中十五班，叫到了我的名字，一个外穿黄色雨衣、内穿黑色呢制服的家伙立即向我走来。他左手抓住我的衣服后领，右手用枪抵住我的背心，恶狠狠地把我推到升旗场一角，那里早已扣押了不少同学。
一些新青社员和学运骨干分子察觉到特务是在点名时对照黑名单捕人，便采取了斗争策略：喊到自己名字时不答应，顶替已离校的同学的名字蒙混过关，学生自治会主席程景侨就是这样避开了敌人的注意。新青社员王顺华、杜宜春、刘西芳三位同学躲在工字楼屋顶上，也没有被敌发现。
特务没有抓完黑名单上的人而恼羞成怒，又胡乱地抓了几个“可疑分子”。接着，市府代表站到升旗台上，宣读由杨森签署的解散重庆一中的布告：“市一中学生怙恶不悛，历期委派贤能校长，均无成效。为切实整顿学风，肃清乱源，着即解散。”念完后，他又宣布：“从今天起，对一中实行军事管制。全校师生员工不得自由行动，不得自由出入，不得有三人以上的集会，不得唱歌跳舞。违者一律按违背戒严令处理。校长文艺陶传讯追究，其余学生一律在校静候甄别审查。”
不屈服的“囚徒”
1949年4月22日深夜，我和其余45名同学以及校长文艺陶、语文老师周梅修被押上卡车。车内四个角落站着特务，他们故意把手枪露在外面，并且扳动枪机威胁我们。接着卡车被严密地封闭起来，车内一片漆黑，看不见一点光亮。我们只感觉到卡车在行驶，系在车上的防滑铁链发出刺耳的声音。
下车后，我们才知道被抓进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特务把我们分成两部分，分别关进两间囚室。谭顺义、程远鹏、马健庸、高显哲、唐华兴、文艺陶等被关在楼下；我和李宗烈、罗来寿、万彰祖、余朝沛等被关在楼上。早晨被抓走的尹渝、谢振祥和市农校的一个同学，也和大家关在一起。
楼下的囚室，阴暗潮湿。里面放着便桶，又脏又臭。卑鄙的特务故意把女老师周梅修也关在这里。大家在湿漉漉的地上站一会，蹲一会，一夜没有合眼。“一定要斗争。要求调换囚室，要求男女分开。”大家商议已定，准备天亮后就向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这时，教育局长罗象翥从囚室前路过，大家趁机齐声高喊：“爱国无罪，反对虐待！”在同学们的呼吁下，罗象翥向伪警备司令转达了师生的抗议。当天下午，反动派不得不把楼下的“囚徒”转到楼上关押，周梅修老师则被关进另一处。
楼上囚室虽然干燥一点，但一无垫席，二无被盖。夜里大家疲倦了，只好合衣躺下“滚楼板”。第二天早晨起来，周身全是泥土，像个泥人。于是，大家又展开斗争。我们在囚室内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喊起啦啦词：“反虐待，反迫害，我们睡觉无铺盖！”“争温饱，争生存，爱国难道是罪人？”站在室外的狱卒见此景象毫无办法。
斗争，确实是制服敌人的法宝。之后，在校同学送来被盖，我们在狱中的情形稍有改善。
接连两天，反动派都只给我们每天送两顿饭，而且是剩饭冷饭，饭内还有不少沙子。伙食太坏，数量又少，根本吃不饱，我们再次斗争。我们在囚室扭起秧歌舞，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把楼板跳得格格响。我们还新编了啦啦词：“吃不饱，肚子饿，克扣囚粮是哪个？”“饭也少，菜也少，每天的囚粮哪去了？”“请给司令传个话，克扣囚粮要犯法。”在我们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警备司令部被迫答应由市一中伙食团每天送来一餐饭，保证我们一日能吃三餐。
要求看报，也是我们斗争的内容。由于重庆一中的同学大都能从新闻报道中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因此当我们提出抗议后，狱卒每天送来一张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我们从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出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脉络和胜利的步伐，期望解放军早日开进山城的心情更加迫切与热烈。
一周后，因警备司令部找不出足够证据证明我们是“共党”，也没有充分的依据说明我们有嫌疑，加上社会舆论影响，学生家长和各方面的声援与营救，他们在五一前后开始分批将我们释放。5月，被捕的同学全部出狱。
出狱后，有的同学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回校组织复校斗争，有的走向农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工作，有的到了工厂，有的转移到其他地方，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