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键
1937年中日两国政治媾和失败，日本于7月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的蔓延，侵华日军竟然罔顾人类文明公约，把中国诸多文教机构也列为重点摧毁的目标。7月29日，天津南开大学先是被日机狂轰滥炸，接着挨日军猛烈炮击，嗣后又惨遭日军骑兵浇汽油纵火焚烧。顷刻间，南开大学校园化作一片焦土，连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也未能幸免。随后两个月里，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23所高校遭到日机的先后轰炸。
为保存国家高等学府之前途，延续九州民族教育之血脉，地处战地前沿的诸多高校纷纷西迁，几经辗转，先后在中国西部地区（主要在西南，少量在西北）异地重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和无比险恶的环境中，广大师生奏演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绝响，谱写了“衣冠南渡”的文化传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还有被誉为“文化三坝”的三大教育中心：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和汉中古路坝（也叫鼓楼坝），它们都对战时中国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西坝上风云际会
华西坝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因校园广阔优美、生活条件优裕、物资供给较有保障而被誉为“天堂”，最先是英美教会组织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所在地。坝上风光之美，有陈寅恪先生的赞诗为证：“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在战火骤燃之际、民族存亡之秋，华西协和大学在校长张凌高的领导下，慷慨迎接西迁友校与逃难学生，先后接纳了南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和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迎来了华西史上最辉煌的“五大学时期”。以华西坝为中心的五大学，加上其他内迁和原有的高校，如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光华大学、山西铭贤学校，原有的四川大学、省立艺专和川康农工学院等，在成都形成一个有上万名在校学生的大学群。
华西坝学人受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双重熏陶和影响，温文尔雅，抱朴守拙。教师中，堪称国之翘楚的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名师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在校学生也不乏名门之后，如凌鸿勋的女儿凌崇英、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居正的女儿居瀛棣、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袁世凯的孙女袁家芝等。这些“金枝玉叶”与寒门学子同窗苦读，含英咀华，又一起走向社会，宣传救亡，服务民众。
这一时期，校园里时常回荡着悲壮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嘉陵江上》，为前方将士募钱捐衣的学子身影在忙碌穿梭，高亢的从军歌不时从教室传出：“放下书本背上刀枪”“消灭敌人再回学校。”1939年，冯玉祥将军曾应五大学战时服务团之邀到华西坝演讲，当他挥毫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时，在场学生群情激奋，热泪盈眶。他们立志报国，有的脱下青衫换戎装，勇敢奔赴前线担任军医、翻译、飞行员，参加青年远征军；有的争分夺秒创业绩，埋头研制雷达电池、航空风洞、汽油代用品等各种军需战备品。
华西坝人才济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燕京大学新闻系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系”，1942年秋在成都恢复办学，1946年迁回北平，成都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新闻教育基地和新闻中心。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20名人员中，就有四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
抗战期间，社会学广受重视，以“边疆研究”为主的人类学渐成显学，服务边疆与农村的边政学、乡村建设学勃然而兴。华西协合大学的人类学独树一帜，号称“华西学派”。师生一道调查社区政治、参与社会改良，从事田野考古、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察以及博物馆建设等，成果迭出，蜚声学林。
迁蓉后的金陵大学农学异军突起。20世纪40年代，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支撑着国民政府农林部门、农研所及各大学农学院的“大半壁河山”。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及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均是华西坝农学先贤的衣钵传人。
华西坝还是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优势互补，联合办医。其中，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这一切，都化作了当今华西医院的深厚底蕴。
读书育人在“人间”
沙坪坝地处战时首都重庆，位于嘉陵江畔。抗战时期，当地原有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加上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构筑了当时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被称为“人间”。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公开场合感慨道：“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鸡犬不留：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鸡犬不留；中央大学却是搬得鸡犬不留，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中央大学的西迁颇具传奇色彩。1937年8月至10月，校长罗家伦在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鼎力支持及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与其民生航运公司无私帮助下，成功组织和实施了中央大学的西迁。全校和各院系50余万册中外图书、各种仪器设备、实验室，甚至是畜牧场的良种畜禽，悉数迁来重庆，并无任何损失，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内迁大学中最完好无损的一所。
迁渝后的中央大学，得到了重庆大学的慷慨相助。不仅无偿将校内的松林坡划出赠与中央大学，还帮助他们采用四川民居的简易建筑方法，架柱顶梁，以竹为筋，外敷灰泥围墙，迅速修建起虽简陋却能遮风挡雨的新校舍，并于当年12月1日开学上课。
次年春，中央大学在重庆政府的支持下，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因陋就简，用作学生锻炼身体的跑道。学校还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修建了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并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使校舍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
中央大学迁往沙坪坝后，因名家云集、名师荟萃，蒋介石一度兼任校长，导致全国学子踊跃报考，每年“第一志愿”报考中央大学的学生数千名。而学校容纳规模十分有限，招生指标控制在800名左右，沙坪坝的“中大”成了有名的“铁门槛”。当时国人戏谑，要爬过这个门槛，凭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随着战事加剧，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不得不在距沙坪坝25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在头顶敌机轰炸、吃住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中央大学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全校有427名正副教授、85名讲师，同时开设共900余门专业课，门类齐全，专业广泛，国内罕见。为鼓舞同学们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校长罗家伦每周末都对学生作一次精神讲话。他的讲稿后来被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在重庆出版发行。
全校各院系的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常以院、系或院会、系会的名义主办，邀请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学术大师到校作时事政治讲演或学术讲演。周恩来、华莱士、威尔逊、艾德礼、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先后在中央大学的“七七抗战大礼堂”作精彩演讲，影响深远。
台下听讲者也是俊彦辈出。其中，有后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五星红旗的曾联松，有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有“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等众多杰出学子。抗战时期在沙坪坝执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几十年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家大师竟达百余位，雄居全国首位，重庆沙坪坝因此被誉为“中国院士和科学家的摇篮”。
古路灯火照耀学子心声
古路坝地处汉中腹地，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80多年前的风云际会，使其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诞生地，声名远播。
1938年7月27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出训令，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联合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最初校址设在西安。半年后，临汾失陷，学校被迫迁至汉中城固县，栖身古路坝天主教堂一隅。此地北接秦岭，南连巴山，因交通闭塞，缺水无电，环境艰苦，被学子们戏称为“地狱”。
“教育乃民族复兴之基本”，而高等工程教育更是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四所工科学校的合并可谓强强联手，完整保存了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最重要力量，使西北工学院成为了当时国内工科学科最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高等学府，共设有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管理九个院系。
当年，国立西北工学院会集了一大批著名工科专家、学者、教授，如李书田、赖琏、张伯声、刘锡英、张清涟、张国藩、金宝祯、任殿元、刘德润、周宗莲、张汉文、魏寿昆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校长潘承孝是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理工结合，强调基础理论的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确立了“三实一新”（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开拓创新）的校风，让在校学生不敢存有丝毫懈怠。就读西北工学院的大多是抗日流亡学生。在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徐诵明鼓舞大家，抗战期间高等学府的学生不一定非要拿起枪杆子到前线才是救国，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受校长和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在校学生无不发愤苦读，立志报国。他们依靠政府发给的微薄“贷金”维持生活，常常是身着补丁衣，脚穿破草鞋，吃的是红稻米稠粥，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干打垒宿舍，出门除了山还是山。然而，当教堂钟声隐去，读书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学生勤奋刻苦，通宵达旦地学习，古路坝各处可见煤油灯微光闪烁，彻夜不熄，形成独有的“古路灯火”一景。
报效祖国、献身国防，是西北工学院师生肩负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抗战时期，西北工学院培养了1300多名本科生，孕育了一大批工程教育和工程科技领域的巨匠，诞生了15位“两院”院士，如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材料之父师昌绪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高景德院士、天津大学原校长史绍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恒德院士等，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胜利后，高校纷纷回迁，师生们依依惜别大后方三坝。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书写了一段光辉灿烂的读书报国史，被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之中。
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