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1949年11月，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的陈锡联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斗。进城后，按常德会议预定，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分工军管；张霖之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分管党务和群团。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1950年10月，他奉调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员，离开重庆。

陈锡联在山城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处于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处在风口浪尖。他以共产党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工作。

藏汉情谊传佳话

1949年12月上旬的一天，军管会的值班参谋从接待室打来电话，请示主持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司令员，有位自称‘班禅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的人，要找军管会负责人当面交谈，你见不见？”

陈锡联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重要事情，必须应对。他回答：“请他进来。”

来者名叫孙格巴顿，身着汉族服装，会讲流利汉语，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派驻南京的办事处主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在即，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后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那时班禅年仅11岁，作为堪厅主要成员的詹东·计晋美毅然作出决定：“不去台湾，审时度势，视情而行。”

孙格巴顿跟随办事处从南京迁到广州，10月又从广州迁到重庆。由于重庆电报局被军管，他收不到堪布会议厅的指示电报，但凭直觉认为应该与解放军联系。待市面安定下来，他就打听到军管会的驻地枇杷山，前来联系。

陈锡联作了自我介绍，请客人坐下，并叫勤务员上茶水。

孙格巴顿先不落座，而是打开自己的手提包，从中取出一条洁白的哈达，恭恭敬敬地献给陈锡联说：“祝陈司令员吉祥。”

落座之后，孙格巴顿急切地讲述了后藏地方政府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避居在青海牧区香日德寺的堪布会议厅欢欣鼓舞，以十世班禅的名义，分别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在党中央、中共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已经从香日德迁到青海西宁的塔尔寺。

孙格巴顿说：“班禅大师拥护人民政府，我当然也拥护人民政府。我愿意为新中国效力，今后有什么事要我办的，我随时听从司令员的命令。”

陈锡联赞扬了孙格巴顿的爱国情怀，向他简介了目前形势，希望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陈锡联请孙格巴顿留在重庆，表示向上级请示后，对他作出一定政治安排。孙格巴顿要求准许他与青海互发电报，陈锡联同意。孙格巴顿满意而去。

陈锡联随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提议，将孙格巴顿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驻重庆联络班禅政府。

1950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磋商《中苏友好条约》的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由一野彭德怀部从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的计划，提出改由二野部队担负此任务。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研究后，决定派第18军进军西藏。

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曾家岩西南局驻地，向进藏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有关事宜。邓小平在会上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要掌握的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要同时团结达赖、班禅两派。

1951年春，西藏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派出和谈代表团取道重庆前往北京。那时，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甚了解，认为只要把伙食标准提高，提前为客人预订好车船票就行了。邓小平指示，事关祖国统一，高度重视。接待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此时陈锡联虽调离重庆，孙格巴顿却派上了大用场。他被请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向接待干部提供了不少西藏风俗方面的规矩。交际处一一作了笔记，并按要求去做。

西藏代表团在渝期间，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他们参观重庆的纱厂、毛纺织厂。在参观中，都由孙格巴顿担任翻译。西南贸易部负责人对西藏客人说，重庆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如果今后西藏能供应羊毛，这里愿意全部收购。

适逢西南土特产展览开幕，西藏客人应邀观展，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孙格巴顿的翻译，交流无困难。西藏代表团的土登列门、登增顿珠两位代表高兴地说，人民政府有诚意开发西康、西藏的资源，藏族同胞就有希望过上幸福日子。

打好金融之战

在接管重庆旧政权的诸项工作中，整顿接管金融难度很大。金融混乱，难言安定。陈锡联为此殚精竭虑。

当时，国民党给重庆留下一个烂摊子，金融市场尤其突出。国民党政府先后发行过法币、金圆券、银圆券，时常更换、贬值、废止，到解放前夕，民众大多拒绝使用货币，主要用银圆交易。而就银圆来说，种类繁多，有前清的龙洋、墨西哥鹰洋、英国站人洋、袁大头、川版汉字大洋、云南银圆、孙大头、吉林大圆、渝版银圆、各色杂版。银辅币有川龙、汉字、袁大头、云南龙纹、唐头、渝版、杂版，面额均为半元。一角二角的银辅币，有龙纹、汉字、袁大头、杂版等。这些大小银币真假难辨，使用时不得不采用敲击、牙咬、称重量来鉴别，很伤脑筋。此时，银圆贩子趁各商家、厂家拒收银圆券，照旧在较场口一带炒卖银圆，搞得人心惶惶，市民叫苦连天。

当务之急，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以此计价、交易。

陈锡联不熟悉金融方面的情况，他每天请军管会公安部长刘明辉、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到他办公室碰头议事，听取汇报，掌握动向，研究对策。任白戈是四川人，他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来如此。长痛不如短痛，建议抓紧时机，一鼓作气推行人民币。刘明辉表示赞同。

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军（金字第一号）布告》：一、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二、禁止黄金、外币计价流通；三、银圆券作废。

为稳定市场，限价按一块银圆作价6000元人民币（旧币）流通。对于留在民众手里的银圆券，因涉及千家万户，人民银行决定按100银圆券作价1元人民币收兑。

没料到这样一来，重庆市面掀起挤兑潮。从早到晚，持有银圆、银圆券的市民将人民银行的几处营业部围得水泄不通。现钞告急的电话，不停打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情况紧急，陈锡联不得不惊动邓小平，从武汉空运人民币到重庆救急。

在最紧张的几天里，陈锡联就睡在办公室。夜里，他常常被电话铃声惊醒。他对刘明辉、任白戈说：“我打过好多场硬仗，没见过这样棘手的事情。对象不是反动派，而是这个鬼银圆券。”

仅仅五天时间，重庆就收兑银圆券1000多万元，兑付人民币10亿元（旧币）。市民手中有了现金，厂家、商家接受人民币，人心逐渐稳定。

但这事并未完结，大量的银圆还在市场上流通，而且数额巨大。银圆和人民币同时流通，弊病不少。不少市民认为还是硬通货关火，甚至用人民币去购买银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负责阅读查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文件的干部，送来一份报告，令陈锡联大吃一惊。原来，1949年7月中旬蒋介石访问菲律宾，与季里诺总统达成协议，以黄金交换银圆70万枚，第一批42万枚陆续空运广州、重庆。7月底，国民党中央银行又拨付白银65万两，委托第20兵工厂代铸银圆，至10月底，已交付86万枚银圆。10月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人员携带大量银圆撤退到重庆。11月28日，第二批28万枚菲律宾银圆运抵重庆。11月29日，国民党军调集所有空军运输机，运走银圆100万枚、黄金10万余两。

银圆总数为156万枚，运往台湾100万枚，照此估算，即便有不少银圆分散各地，至少还有数以10万计的银圆流落重庆民间。同时，因向市面出售以及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放遣散费，7月以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重庆共抛出黄金182671两。

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将西南区所有银行的人民币都集中到重庆，也难以兑付。

陈锡联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要慌，先稳到起再说，来日方长。”

怎么稳？陈锡联紧急召集刘明辉、任白戈以及军管会金融部正、副部长邓辰西、张茂甫等人开会，想办法，出主意。

大家分析，持有黄金、银圆的各阶层人士出于保值的心理，短期内不会拿出来兑换人民币。但是要出台政策，让民众吃一颗定心丸。

这个短会催生了重庆市军管会1950年1月12日颁发的公告《西南区金银管理暂时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流通和买卖。银圆可以持有，但暂不收兑。人民银行将按固定牌价收购黄金，中国银行收购外币。

同时还有一张王牌：1949年12月1日，重庆市军管会派军代表曹子文、秘书刘震，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监理委员会重庆办事处，这是当时唯一的印钞厂。所有人员暂时全部留任，交接手续也是自交自接。人民银行西南区负责人曹菊人，亲自前来询问印钞厂情况及能否开工印制。原印钞厂负责人朱懋褆答复，机器完好，设备齐全，可以印制，就是缺乏印钞纸张和生产资金。印钞纸张由上海生产，等了一个多月才运来。人民银行划拨生产资金，并送来200元面额人民币底版，交重庆印钞厂印制。就地印制人民币，有备无患。

货币充裕，挤兑风波很快平息下来。

军管会金融部按部就班，先后接管了原国民党四大银行、合作金库、保险公司、四川省银行、外地驻渝的省市地方银行办事处以及重庆市银行、大川银行等18个单位。共接收留用员工2433人、黄金5517两、白银77793两、美钞7300元、房产305幢、地皮10块、大小机动车64辆。

邓小平表扬了重庆市军管会卓有成效的工作。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主要工厂都集中在此，担负着保障西南地区商品、日用品供应的重任。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要做好资方和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

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80多家企业，全部无条件接收，改造为国营企业，拨资金、拨材料、下达生产任务、产品包销。可是，其他数百家中小私营企业怎么办？这些工厂都面临着恢复生产、需要原材料、资金短缺等许多实际困难。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劳资双方都要协调，还有个国家利益问题。因而，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多。

受战乱影响，各工厂停产已久，资方希望尽快复工。然而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压迫者变为主人翁，广大工人强烈要求合理解决报酬。他们推翻了国民党时代的旧工会组织，在新的总工会尚未建立前，自发成立各种工会团体，与资方谈判，坚持提高工资待遇才复工。有的人提出的工资标准很高，并说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资方难以承受，形成僵局，迟迟不开工。

恢复生产主要由市委书记张霖之和副市长曹荻秋负责，建立工会由李震负责。调查研究的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大家请陈锡联定夺。

陈锡联说：“关于城市接管工作，邓小平政委去年11月给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同志发电报，并报送党中央。党中央认为这份电报很好，随后转发各中央局。我觉得，这份名为《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的文件，是我们接管工作的指南。”

说着，陈锡联拿出这份文件：“今天让我们重温一下这篇文章。”他给大家读了其中两段：

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请你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批准才能施行。

放下文件，陈锡联说：“邓政委已经讲清楚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提上议事日程，尽快召开。对资方，要明确教育他们，不能再像旧社会那样剥削工人，必须适当提高工资待遇。而对于工人、职员的自行提出的较高工资要求，按原有底薪协商解决。请李震同志抓紧建立工会，搞好工人思想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焕发劳动热情，在恢复生产中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照此分头行事。

沉睡的重庆复苏了。在大渡口钢铁厂，工人埋首奋战，高炉内焰火熊熊。在天府煤矿，煤车滚滚而出，满载着希望飞出了十里窑洞。市面如何呢？

私营工商业者何远芳在口述史料中说：“和平路变得热闹多了，沿路多了一些铺面，像和平路餐厅、商店、药房、邮局，还有裁缝铺。和平路餐厅早上卖油条、油饼、包子、馒头、花卷、豆浆，中午和晚上卖炒菜、米饭。‘三六九’也在和平路，这家的小面最出名。”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陈锡联代表军管会，在会上豪迈地宣布：“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