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市长陈锡联的重庆往事

2020-01-21 12:26:47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杨耀健


1949年11月,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的陈锡联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斗。进城后,按常德会议预定,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分工军管;张霖之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分管党务和群团。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1950年10月,他奉调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员,离开重庆。

陈锡联在山城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处于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处在风口浪尖。他以共产党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工作。

藏汉情谊传佳话

1949年12月上旬的一天,军管会的值班参谋从接待室打来电话,请示主持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司令员,有位自称‘班禅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的人,要找军管会负责人当面交谈,你见不见?”

陈锡联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重要事情,必须应对。他回答:“请他进来。”

来者名叫孙格巴顿,身着汉族服装,会讲流利汉语,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派驻南京的办事处主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在即,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后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那时班禅年仅11岁,作为堪厅主要成员的詹东·计晋美毅然作出决定:“不去台湾,审时度势,视情而行。”

孙格巴顿跟随办事处从南京迁到广州,10月又从广州迁到重庆。由于重庆电报局被军管,他收不到堪布会议厅的指示电报,但凭直觉认为应该与解放军联系。待市面安定下来,他就打听到军管会的驻地枇杷山,前来联系。

陈锡联作了自我介绍,请客人坐下,并叫勤务员上茶水。

孙格巴顿先不落座,而是打开自己的手提包,从中取出一条洁白的哈达,恭恭敬敬地献给陈锡联说:“祝陈司令员吉祥。”

落座之后,孙格巴顿急切地讲述了后藏地方政府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避居在青海牧区香日德寺的堪布会议厅欢欣鼓舞,以十世班禅的名义,分别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在党中央、中共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已经从香日德迁到青海西宁的塔尔寺。

孙格巴顿说:“班禅大师拥护人民政府,我当然也拥护人民政府。我愿意为新中国效力,今后有什么事要我办的,我随时听从司令员的命令。”

陈锡联赞扬了孙格巴顿的爱国情怀,向他简介了目前形势,希望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陈锡联请孙格巴顿留在重庆,表示向上级请示后,对他作出一定政治安排。孙格巴顿要求准许他与青海互发电报,陈锡联同意。孙格巴顿满意而去。

陈锡联随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提议,将孙格巴顿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驻重庆联络班禅政府。

1950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磋商《中苏友好条约》的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由一野彭德怀部从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的计划,提出改由二野部队担负此任务。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研究后,决定派第18军进军西藏。

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曾家岩西南局驻地,向进藏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有关事宜。邓小平在会上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要掌握的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要同时团结达赖、班禅两派。

1951年春,西藏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派出和谈代表团取道重庆前往北京。那时,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甚了解,认为只要把伙食标准提高,提前为客人预订好车船票就行了。邓小平指示,事关祖国统一,高度重视。接待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此时陈锡联虽调离重庆,孙格巴顿却派上了大用场。他被请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向接待干部提供了不少西藏风俗方面的规矩。交际处一一作了笔记,并按要求去做。

西藏代表团在渝期间,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他们参观重庆的纱厂、毛纺织厂。在参观中,都由孙格巴顿担任翻译。西南贸易部负责人对西藏客人说,重庆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如果今后西藏能供应羊毛,这里愿意全部收购。

适逢西南土特产展览开幕,西藏客人应邀观展,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孙格巴顿的翻译,交流无困难。西藏代表团的土登列门、登增顿珠两位代表高兴地说,人民政府有诚意开发西康、西藏的资源,藏族同胞就有希望过上幸福日子。

打好金融之战

在接管重庆旧政权的诸项工作中,整顿接管金融难度很大。金融混乱,难言安定。陈锡联为此殚精竭虑。

当时,国民党给重庆留下一个烂摊子,金融市场尤其突出。国民党政府先后发行过法币、金圆券、银圆券,时常更换、贬值、废止,到解放前夕,民众大多拒绝使用货币,主要用银圆交易。而就银圆来说,种类繁多,有前清的龙洋、墨西哥鹰洋、英国站人洋、袁大头、川版汉字大洋、云南银圆、孙大头、吉林大圆、渝版银圆、各色杂版。银辅币有川龙、汉字、袁大头、云南龙纹、唐头、渝版、杂版,面额均为半元。一角二角的银辅币,有龙纹、汉字、袁大头、杂版等。这些大小银币真假难辨,使用时不得不采用敲击、牙咬、称重量来鉴别,很伤脑筋。此时,银圆贩子趁各商家、厂家拒收银圆券,照旧在较场口一带炒卖银圆,搞得人心惶惶,市民叫苦连天。

当务之急,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以此计价、交易。

陈锡联不熟悉金融方面的情况,他每天请军管会公安部长刘明辉、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到他办公室碰头议事,听取汇报,掌握动向,研究对策。任白戈是四川人,他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来如此。长痛不如短痛,建议抓紧时机,一鼓作气推行人民币。刘明辉表示赞同。

1949年12月10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军(金字第一号)布告》:一、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二、禁止黄金、外币计价流通;三、银圆券作废。

为稳定市场,限价按一块银圆作价6000元人民币(旧币)流通。对于留在民众手里的银圆券,因涉及千家万户,人民银行决定按100银圆券作价1元人民币收兑。

没料到这样一来,重庆市面掀起挤兑潮。从早到晚,持有银圆、银圆券的市民将人民银行的几处营业部围得水泄不通。现钞告急的电话,不停打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情况紧急,陈锡联不得不惊动邓小平,从武汉空运人民币到重庆救急。

在最紧张的几天里,陈锡联就睡在办公室。夜里,他常常被电话铃声惊醒。他对刘明辉、任白戈说:“我打过好多场硬仗,没见过这样棘手的事情。对象不是反动派,而是这个鬼银圆券。”

仅仅五天时间,重庆就收兑银圆券1000多万元,兑付人民币10亿元(旧币)。市民手中有了现金,厂家、商家接受人民币,人心逐渐稳定。

但这事并未完结,大量的银圆还在市场上流通,而且数额巨大。银圆和人民币同时流通,弊病不少。不少市民认为还是硬通货关火,甚至用人民币去购买银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天,负责阅读查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文件的干部,送来一份报告,令陈锡联大吃一惊。原来,1949年7月中旬蒋介石访问菲律宾,与季里诺总统达成协议,以黄金交换银圆70万枚,第一批42万枚陆续空运广州、重庆。7月底,国民党中央银行又拨付白银65万两,委托第20兵工厂代铸银圆,至10月底,已交付86万枚银圆。10月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人员携带大量银圆撤退到重庆。11月28日,第二批28万枚菲律宾银圆运抵重庆。11月29日,国民党军调集所有空军运输机,运走银圆100万枚、黄金10万余两。

银圆总数为156万枚,运往台湾100万枚,照此估算,即便有不少银圆分散各地,至少还有数以10万计的银圆流落重庆民间。同时,因向市面出售以及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放遣散费,7月以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重庆共抛出黄金182671两。

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将西南区所有银行的人民币都集中到重庆,也难以兑付。

陈锡联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要慌,先稳到起再说,来日方长。”

怎么稳?陈锡联紧急召集刘明辉、任白戈以及军管会金融部正、副部长邓辰西、张茂甫等人开会,想办法,出主意。

大家分析,持有黄金、银圆的各阶层人士出于保值的心理,短期内不会拿出来兑换人民币。但是要出台政策,让民众吃一颗定心丸。

这个短会催生了重庆市军管会1950年1月12日颁发的公告《西南区金银管理暂时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流通和买卖。银圆可以持有,但暂不收兑。人民银行将按固定牌价收购黄金,中国银行收购外币。

同时还有一张王牌:1949年12月1日,重庆市军管会派军代表曹子文、秘书刘震,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监理委员会重庆办事处,这是当时唯一的印钞厂。所有人员暂时全部留任,交接手续也是自交自接。人民银行西南区负责人曹菊人,亲自前来询问印钞厂情况及能否开工印制。原印钞厂负责人朱懋褆答复,机器完好,设备齐全,可以印制,就是缺乏印钞纸张和生产资金。印钞纸张由上海生产,等了一个多月才运来。人民银行划拨生产资金,并送来200元面额人民币底版,交重庆印钞厂印制。就地印制人民币,有备无患。

货币充裕,挤兑风波很快平息下来。

军管会金融部按部就班,先后接管了原国民党四大银行、合作金库、保险公司、四川省银行、外地驻渝的省市地方银行办事处以及重庆市银行、大川银行等18个单位。共接收留用员工2433人、黄金5517两、白银77793两、美钞7300元、房产305幢、地皮10块、大小机动车64辆。

邓小平表扬了重庆市军管会卓有成效的工作。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主要工厂都集中在此,担负着保障西南地区商品、日用品供应的重任。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要做好资方和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

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的80多家企业,全部无条件接收,改造为国营企业,拨资金、拨材料、下达生产任务、产品包销。可是,其他数百家中小私营企业怎么办?这些工厂都面临着恢复生产、需要原材料、资金短缺等许多实际困难。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劳资双方都要协调,还有个国家利益问题。因而,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多。

受战乱影响,各工厂停产已久,资方希望尽快复工。然而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压迫者变为主人翁,广大工人强烈要求合理解决报酬。他们推翻了国民党时代的旧工会组织,在新的总工会尚未建立前,自发成立各种工会团体,与资方谈判,坚持提高工资待遇才复工。有的人提出的工资标准很高,并说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资方难以承受,形成僵局,迟迟不开工。

恢复生产主要由市委书记张霖之和副市长曹荻秋负责,建立工会由李震负责。调查研究的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大家请陈锡联定夺。

陈锡联说:“关于城市接管工作,邓小平政委去年11月给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同志发电报,并报送党中央。党中央认为这份电报很好,随后转发各中央局。我觉得,这份名为《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的文件,是我们接管工作的指南。”

说着,陈锡联拿出这份文件:“今天让我们重温一下这篇文章。”他给大家读了其中两段:

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请你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批准才能施行。

放下文件,陈锡联说:“邓政委已经讲清楚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提上议事日程,尽快召开。对资方,要明确教育他们,不能再像旧社会那样剥削工人,必须适当提高工资待遇。而对于工人、职员的自行提出的较高工资要求,按原有底薪协商解决。请李震同志抓紧建立工会,搞好工人思想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焕发劳动热情,在恢复生产中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照此分头行事。

沉睡的重庆复苏了。在大渡口钢铁厂,工人埋首奋战,高炉内焰火熊熊。在天府煤矿,煤车滚滚而出,满载着希望飞出了十里窑洞。市面如何呢?

私营工商业者何远芳在口述史料中说:“和平路变得热闹多了,沿路多了一些铺面,像和平路餐厅、商店、药房、邮局,还有裁缝铺。和平路餐厅早上卖油条、油饼、包子、馒头、花卷、豆浆,中午和晚上卖炒菜、米饭。‘三六九’也在和平路,这家的小面最出名。”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陈锡联代表军管会,在会上豪迈地宣布:“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来源:《红岩春秋》)

 


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

重庆党史网版权所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 邮编:400015
渝ICP备11000637号-3 技术支持:华龙网

您是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