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姝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70周年。作为党中央解放和统筹经营西南地区的代表机构，西南局从1949年底至1954年底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驻扎重庆，主政西南，对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重庆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建等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为新中国大陆全境的解放，以及西南地区政权的建立巩固、经济的恢复发展、民族的团结稳定、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西南乃至全国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挥师大西南，实现新中国大陆板块全面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祖国西南尚有大片土地仍在国民党军队掌握之中。蒋介石曾亲自督战重庆，妄图固守西南，作最后挣扎。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西南一役，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全局性意义。

中共中央早在当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进军西南作出周密部署。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更是明确指出：“第二野战军目前的任务是协同第三野战军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待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在第一野战军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

进军西南之前，中共中央考虑到西南地区解放后的组织机构与干部人员配备问题，于7月16日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任命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1月1日，西南战役正式吹响号角。按照中央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解放大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乌江防线，打开川东门户，进而突袭黔东、解放贵州，挥师川南、轻取重庆，激战成都、解放川西北。

在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为分化敌人力量，加速战争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遵照毛泽东指示，军政兼施，恩威并重，先后多次发出敦促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的忠告书。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加之四项忠告的感召以及对被围之敌及时进行争取工作，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郭汝瑰、罗广文等分别率部起义投诚，减少了流血牺牲，云南、西康相继和平解放。解放大西南战役，共歼灭敌军约90万兵力，以歼敌人数多、起义投诚数量大、我军代价小的重大胜利而彪炳史册。

西南战役后，面对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毛泽东于1950年1月再次授命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提出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基本方针指导下，18军进藏干部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紧紧抓住一个“稳”字，关心了解藏族同胞思想生活情况，重视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切实执行共同纲领和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西南局也清醒地看到，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国主义势力正肆意进行分裂活动，从而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和”，叩开了和平进藏的大门。

此后，西南局经过认真研究，既充分考虑西藏社会现实，又照顾各阶层利益，发布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为1951年5月《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坚实基础。10月，人民解放军进抵拉萨，五星红旗插上雪域高原。

建立新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西南是祖国大陆解放最晚的一个地区，也是国民党盘踞大陆的最后据点，有着较之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国民党的几十万部队被歼灭，但西南封建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还未被完全摧毁，敌人潜伏的应变组织尚待继续清理，人民民主政权仍然面临严重挑战。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根据西南局指示，西南各地纷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着手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面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会道门分子的破坏活动，西南局把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反肃特等运动作为解放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任务。通过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政治军事斗争，不仅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征粮任务，基本解决了西南地区上百万军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吃饭问题，而且在1950年2月至1951年12月近两年时间里先后剿灭土匪100多万，在西南城乡迅速建立起多层级的人民民主政权，初步确立和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夯实了执政基础。

为了铲除旧社会遗毒，净化社会环境，西南局指导西南地区广泛开展禁毒禁赌运动，救济失业人员，收容改造游民乞丐和妓女，有效地解决了黄、赌、毒等公害问题，极大地改观了社会面貌，强化了治安管理。

西南局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在西南地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西南各地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专门组织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英模报告团和中国人民入朝慰问团到各地巡回报告，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为各阶层人民提高政治觉悟、广泛团结起来投身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发展农工商，奠定西南城乡经济建设基础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欺凌压榨下，西南地区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经济严重落后。特别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内战巨额开支，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给西南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经济灾难。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西南局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建设作为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在农村，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在城市，通过严打不法奸商、收兑银圆券，稳定了物价，整顿了金融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调整工商业、解决劳资纠纷，建立和发展了国营经济，扶持了私营工商企业，缓和了劳资矛盾，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处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

西南地处祖国内陆腹地，交通极其不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受到严重阻碍。西南局在政权建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复兴。成渝铁路的开工建设，对拉动内需、扩大公私订货、增加就业、促进城乡交流、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筹备修建成渝铁路的同时，由汉藏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也开始了康藏公路的修筑，进一步保障了进藏军民物资的供给。成渝铁路、康藏公路以及这一时期西南局主导的其他铁路、公路干线的陆续动工兴建，初步改善了西南地区陆路交通状况，为此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强对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西南地区文教体育事业

早在筹备进军大西南、组建西南服务团时，西南局领导人就开始考虑丰富西南人民文化生活的问题。

1950年1月，西南第一家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黄家垭口门市部隆重开业，不仅标志着新中国人民图书出版业在西南的正式诞生，还及时地满足了西南广大群众急需了解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迫切愿望。与此同时，随着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出刊，西南各地迅速创办各级党报和刊物，建立了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广播电台和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使多种形式的舆论宣传网覆盖了西南城乡。对解放初期宣传贯彻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政策，推动各项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是西南局机关所在地、西南大区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限制，整个市区上百万群众的休闲娱乐场所仅有一个中央花园。西南局领导人亲自作出指示，要求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搬出当时占用的原国民党军阀的两处私家花园别墅，将其分别辟为枇杷山公园和少年宫，并主持修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大田湾体育馆，大大改善和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西南局十分重视发展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指示和部署各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时接管旧学校，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创办西南革命大学，为扎实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南局还组建了西南区体育会篮球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专业体育队伍。随后，相继成立排球、足球和田径等专业运动队，使西南地区体育竞技水平很快得到大幅度提升，并培养出一大批体育运动员。他们在各级体委、体校、大学体育教研室及国家机关工作，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骨干人才。

推动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开创新中国民族工作新局面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相当严重。

西南局早在筹备进军时便意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教育和告诫广大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局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先后组织上千名各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热情和关心，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西南局严格遵照《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慎重稳进”处理民族问题的方针。根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充分征求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上层意见，真正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据统计，从1950年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到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前，共建立了22个相当于专区、县的民族自治区，326个区乡级的民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加强了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民族纠纷大为减少，各民族逐渐走向团结合作。

为了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西南局还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贸易机构、收购土特产等方式，解决了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叶、食盐等供应问题，活跃了地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通过成立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学院等，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卫生事业，起到了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作用。

以上这些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保障，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以及人才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了西南民族问题，促进了西南边陲的繁荣稳定，由此构建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开创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克服西南党内不良倾向，切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重庆解放初期，西南党内部分同志在胜利的形势面前滋生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能否成功应对复杂局势，经受住“进城”的考验，这是摆在西南局面前最现实的“考题”。

西南局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早在二野进军大西南于湖南常德休整之际，便按照“两个务必”要求，对干部队伍进行入城教育，告诫大家绝不可居功自傲，要警惕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由于享乐思想导致的失败，从思想上为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作好了充分准备。

进入西南后，对于机关干部中出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西南局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通过深入基层，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党内建立了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对于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西南局采取教育改造与法律制裁相结合的方式，严惩各系统查出的小贪污分子和大“老虎”。对于各级领导机关中出现党的组织松懈、党的生活不健康等问题，西南局提倡实行党委制和汇报制度，通过“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严格党的支部生活”，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等方式来规范党的组织纪律。西南局坚持问题导向，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破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西南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为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

1954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大区一级党政机关的决定。12月，西南局正式撤销。

从西南局成立到撤销，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建立西南地区新秩序，探索执政环境下领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伟大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可以说，向西南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编辑/韩西芹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