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明

隐蔽作战，发展组织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正式开始。但在国民党制造的大屠杀面前，各中心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相继向小城市和乡村转移，进行隐蔽斗争。

当时，从各地陆续转移到铜梁的共产党员，有吴建庄、任汉光、雷汝维（雷声隆）、赖明珂等20余人。他们在铜梁县城以教书为掩护，以六赢山擂鼓寺、巴岳山手爬岩纸厂、松林口及土桥外高坡等处为会聚之所，暗中积极发展党员，为铜梁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1930年上半年，全县党、团组织初具规模。县城的四所中学已建立党、团支部，城内的私立胡氏挺杰校、冷氏萃英校、王氏达立校与土桥中心校等和部分农村也都有了党、团组织，乡镇中建立了土桥、平滩两个区委，旧县乡建立了东区支部，新民、板桥、福果、天锡等乡和相邻的大足县雍溪等乡均有党员开展活动。

他们还在松林口、土地垭等地开办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最多时达到200余人。同时，成立农会，唤醒工农群众，培养了工农骨干和积极分子300余人。至此，全县共有党员77人，共青团员20余人。

暴动前夕，选择土桥

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全省划为5个军区，在“3个月内组织十七路红军，会师重庆，进攻武汉”。 8月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根据上述决定，中共铜梁县委于8月中旬召开了传达会议。会上，合川、武胜、铜梁、大足、潼南、璧山六县武装暴动负责人赖明珂传达贯彻了四川省军委和临时省委会议精神，决定各县实行党、团、工会合并，积极组织暴动，并成立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

铜梁县行委会由濮文昶（蒲华辅）、任汉光、周述良、雷汝维、冉欣向（冉荣）、江正隆等人组成。濮永昶任主席，任汉光、周述良负责宣传，雷汝维负责军事，冉欣向负责后勤，江正隆负责联络。

9月，经过积极准备，铜梁县行委会利用养正中学假期中的空教室，秘密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由濮文昶、赖明珂主持，参会人员有铜梁、潼南等县的党员骨干二三十人。

第一天晚上的会议，赖明珂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作了思想发动工作。决定以铜梁土桥为中心举行暴动，积极响应六县联合总暴动，配合川东武装起义。

接着，暴动指挥部司令员万平对暴动地点的地理形势、敌情状况、有利条件、不利因素等作了具体分析：

一、土桥东邻巴岳山麓，南接大足雍溪，西靠六赢山，北临县城，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该地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发动群众武装。

二、离此不远驻防斑竹乡的地方武装力量——县保卫团武装分队已被雷汝维策反，其成员可作为暴动的骨干武装。

三、党组织已策动驻防铜梁的川军28军游广居旅两个连响应。

四、铜梁处于六县总暴动的中心位置，有周边各县起义配合。

五、与土桥为邻的玉龙场，位于巴岳山黄沙嶆之中，山道崎岖、地势险要，可开辟为良好的游击活动区域。

因此，在土桥举行武装暴动对我党十分有利。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主要由濮文昶传达贯彻行动计划。首先，赖明珂宣布按省军委统一序列番号，将铜梁起义队伍命名为“四川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万平任司令，濮文昶为政委，雷汝维为副政委。暴动队伍集中后编为3个大队，县行委暴动指挥部设在巴岳山手爬岩潘延兴纸厂。

会议选定在10月6日举行暴动。因这天是中秋节，又正逢土桥场期，场上有川戏表演，既便于队伍隐蔽，又能扩大暴动声势和影响。

他们计划暴动发起后，先攻打土桥乡公所，占领土桥场，夺取团丁和地主豪绅枪支。而后，视情况攻占周边场镇和县城，壮大力量，建立红色区域。如果暴动失利，各负责人按照分工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嗣后由冉欣向留在城内处置后续事务，负责安排撤退人员和营救同志等善后工作。

会后，他们分头行动。除雷汝维在家拟稿刻印安民告示、标语、传单外，濮文昶、江正隆等到巴岳山一带巡视、检查，并在土桥七村枫香湾雷鸣彝家召开群众集会，赵玉芳则在六赢山土地垭召开农民集会。一番检查后，县行委认为群众发动充分，暴动工作就绪，时机已经成熟。

9月28日，暴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到达指挥部，大家忙着赶制义旗、布告、标语、传单等工作。

10月1日，县行委发觉事机泄露，情势转入急迫，即命黄竟生派苟克伦赶赴斑竹乡，通知驻防此地的铜梁县保卫团山防大队第八中队二分队队长黄明渊、班长陈云辉等提前带队起义。黄、陈接到通知后，于傍晚率部携带枪械向土桥开拔。出发时，他们还将斑竹乡通向县城的电话线割断。

黄明渊带领队伍30余人于午夜抵达暴动指挥部后，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暴动日期提前至10月2日举行。

举行起义，获得战绩

1930年10月2日拂晓，铜梁土桥、玉龙等乡和大足万古、雍溪乡的部分工农骨干荷枪实弹或手持大刀向暴动指挥部集结。

万平、濮文昶立即将到达的武装力量300多人进行编队。以30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暂编三个大队，组合成一支红军游击纵队。一、二大队负责作战、抓土豪劣绅；三大队负责后勤工作，如运粮食、办伙食、抬担架等。黄明渊的起义分队被编为指挥部警卫队；参加暴动的老师和学生被编为政工队，负责宣传发动工作。

起义命令一下达，全体人员在左臂系上了红布条。队伍打着“四川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的旗帜，以黄明渊的警卫队为尖兵，向土桥场进发。

由于土桥乡团总夏作舟、第二团正雷尔加提前得知手爬岩有人搞暴动，一早便带领团丁黄银山、雷治全、周钦云、杨绍全外出侦察。他们在马滩村蒋家垣埂花生茔坡与我尖兵队相遇。

我尖兵队先敌开火，黄明渊当场击毙夏作舟，雷尔加等五人无路可逃，很快被俘。尖兵队缴获手枪一支，步枪四支，初战获胜。为扩大宣传，起义部队还在石板路上用粉笔写下夏作舟的多条罪状，以昭告世人。

起义部队过了花生茔坡后，3个大队兵分三路，由黄明渊、冉鸿章、彭如春、彭海山、周江河等分别带领。一、二路从东面木鱼坡进场，三路从西面猪市堡进场。尖兵队率先进入土桥场，并鸣枪示警。接着，枪声瞬间从四周响起，起义队伍快速攻入土桥场。政工队伍紧跟其后，随即在总神庙开展宣传，并在街上张贴告示和标语口号、散发传单，司令万平还向广大群众发表了讲话。街上和附近的群众看见起义队伍到来，自觉持枪刀或戈矛等武器加入革命行列，队伍很快扩大到900多人。

攻打土桥乡公所时，乡丁知悉团总夏作舟被击毙，见游击队来势凶猛，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很快逃窜。土桥乡长也混入人群逃跑了。我游击队乘胜追至慧普寺，将逃跑乡丁20余人俘获，并缴获长枪20余支和一部分子弹。

起义部队先将乡公所机关砸烂，接着捣毁了税捐分卡，抄没了“同贷昌钱庄”和“永大当铺”，没收银洋275元、黄金3.5两及衣物首饰等。另外，收缴了豪绅冷稚皋、胡向辰、冷东璧、王仲辅等20余户的枪支23支，子弹206排（每排5发），银洋245元和部分衣物首饰。

占领土桥场后，起义部队将暴动指挥部设在乡公所，还在场头布置了警卫岗哨。接着，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同时，为扩大政治影响，将没收的财物分给了贫苦农民。

临近中午，各方接连传来紧急情报：县保卫团大队人马已由县城向土桥压来。不久，枪声、号声从远处传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万平当机立断，下令收拢部队，分头沿马滩桥和蟠龙桥的大路急速向玉龙乡撤退。

起义部队进入玉龙街攻打玉龙乡公所时，乡团丁分队企图顽抗。游击队以喊话的形式瓦解了对方，团丁们很快放下武器，他们顺利攻占了玉龙场。不久，县保卫团向玉龙场扑来。万平在山口险要处布置了防务，并令大队伍向巴岳山龙神口撤退。

下午，起义部队又得到情报：川军28军3师游广居旅驻虎峰场的古雨山营正从东面扑来，驻大足古龙村的铜、大、璧三县联防司令部武装从南面扑来，城内驻军游广居旅一部从东北面扑来。由于起义时间提前，预先策动驻军起义的两个连未响应，周边各县的暴动支援队伍也未集结，铜梁起义队伍处于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为保存革命力量，万平、濮文昶立即下令部队守住上山要道隘口，迟滞敌人行动，待入夜再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傍晚，万平、濮文昶、黄明渊带领警卫队由手爬岩上至巴岳山顶，再到慧光寺休整。趁着夜幕降临，起义队伍在黄沙嶆分散，而后各自隐秘地离开了铜梁。至此，土桥暴动失败。

暴动失败，被“清剿”搜捕

1930年10月3日，铜梁驻军游广居旅长坐镇指挥，派一个连前往土桥镇压，并饬令县长陈文府指派张子文（前任县长、团总）、冷雪樵（县保卫团副团总）分头负责，调遣县保卫团李良才、王幼滋两个大队驻扎土桥。同时，饬令土桥、玉龙乡团练办事处团总胡向辰、胡云从和地方反动势力，对起义人员进行大肆“清剿”搜捕。

当天晚上，敌方在暴动队长、共产党员周江河家中将周逮捕，搜出标语、传单数百张。他们又将暴动骨干蒋吉山家的院子包围，因蒋在暴动失败后跑到了杨西泉家躲避而扑了空。之后，杨害怕受株连，将蒋吉山扭送至团练局。

短短几天时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0多人被逮捕入狱。经国民党28军和省府核准，周江河、蒋吉山以“共党积极分子胁众劫掠罪”被判处死刑，于10月19日枪杀于土桥场猪市堡。共产党员彭东山（其家是暴动联络点）和潘延兴父子（其纸厂是暴动指挥部）因“窝匪罪”被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家庭妇女彭叶氏，因其夫彭如春是暴动武装三大队负责人而遭株连，被判处六年徒刑；无辜百姓赖绍林在暴动时曾分得豪绅胡向辰等人的财物，后被告发，扣上“参与劫掠”的罪名，判处两年徒刑；其余人员皆陆续取保候审。

为清除暴动人员，国民革命军驻军旅部于10月8日向铜梁县长陈文府发出指令：“照得地方治安，极关重要。戢奸除暴，除法尚严。该县近忽相继发生保卫团叛变及匪共劫掠土桥等情事，似此胁众叛变，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势非彻底缉究，不足消弭乱源。土桥迭生事变，市井相传，均谓为暴徒藏伏之所。令饬该县长即便遵照，对上述两案严密查办，所有在逃之队长黄明渊等率众叛变及首要逃犯，务须设法缉获归案，按律严惩，以伸法纪而遏乱萌。其余胁从队丁人等，则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

四川省主席刘文辉、28军军长邓锡侯及其第3师师长陈鼎勋也先后发出指令，饬令所属单位联名协缉外，一再督促陈文府：“上峰严缉逃匪万平、黄明渊、陈云辉三人，务获究办。”为此，陈文府欲以在押“囚犯”和黄仲香（黄明渊之父）为突破口，弄清共党活动情况及黄明渊、万平等人下落，但未得逞。

陈文府迫于上峰一再催促，通令本县各场团总联名协缉万平、黄明渊、陈云辉三人，各悬赏银洋100元。此外，咨请永川、合川、潼南、大足、璧山五县联名协缉，还先后派专人到巴县、涪陵一带侦捕。他用尽各种伎俩，竟然连在押的雷汝维、赵玉芳、黄一德、王光烈等十多人是否是共产党员都未查清，更如何得知万平、黄明渊等人的下落。

分散转移，待机再起

土桥暴动失败后，暴动指挥部成员化整为零，各自分散转移，待机再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中共铜梁县委遭受破坏，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其主要成员撤离后，个人情况如下：

川东六县总暴动负责人赖明珂于1931年脱党，1940年回到四川邻水老家教书，1954年4月病逝。

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万平，撤离铜梁后被四川省府和铜梁驻军悬赏通缉，但未被抓获，后下落不明。

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政委濮文昶，转移后于1932年在巴县被敌人逮捕，判刑入狱三年。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历任铜梁县委书记、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川康特委委员等职，后在成都成城中学（今成都第十九中学）教书。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叛变，10月被反动政府枪杀于重庆大坪。

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委员冉欣向，因暴动时留在县城，未在土桥露面，暴动失败后任中共铜梁县委书记，负责处理善后和营救同志。1931年3月被捕入狱，7月经营救出狱后，继续做党的革命工作。随后再次被捕入狱，失掉组织关系。1961年去世。

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副政委雷汝维，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1932年2月被保释出狱后，到合川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到铜梁一中校任教。1961年去世。

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委员任汉光，暴动后曾任中共铜梁县委书记。1931年3月被敌人逮捕，8月被营救出狱，回南充老家后脱党。1937年到西康后历任国民党伪职，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

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委员江正隆，暴动失败后离开铜梁到了重庆，后不知去向。

第七路川东游击纵队警卫队长黄明渊，暴动失败后撤离铜梁。其父黄仲香遭株连被关押审讯，家产被没收充公。国民党虽悬赏缉拿，但音信全无。

暴动队长彭海山，暴动失败后到贵州隐蔽，1931年回家后被人告密，遭反动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10月27日，被枪杀于铜梁县城。

暴动大足分队长赵理君，暴动失败后去了成都，后被捕叛变，到上海当了国民党特务。

暴动骨干成员周述良，暴动失败后返回潼南继续革命活动，1932年自首，新中国成立前去世。

土桥暴动是农民暴动与策动兵变相结合的一次武装起义，是川东地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附近向反动军阀、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打响的第一枪，为铜梁及重庆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历史写下了光辉一页。

编辑/杨洋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