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一天，爱国民主人士康心之的家里传出一条消息：他不到20岁的二女儿康岱沙毫无征兆地失踪了！不久，又传出一条更加惊人的消息，“康心之家的二小姐康岱沙放着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不做，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共产党了。”消息一出，当时重庆的上流社会顿时炸开了锅。
康岱沙，1919年2月出生，其父康心之是重庆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与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均为好友。位于重庆市城区内领事巷10号的“康宅”——宽庭阔院，富丽堂皇，远近闻名，是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由于家境优裕，康岱沙受到了良好教育。她在北平小学毕业后，便到上海念中学。未曾想卢沟桥的枪声，惊扰了她的求学梦，父亲康心之也不免担心，于是赶紧将康岱沙和其他几个子女接回重庆，康岱沙被送到女二师（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借读。女二师是个比较进步的学校，师生的抗日情绪高涨，康岱沙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影响，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学校的救亡宣传活动。她的出色表现，引起学校中共秘密组织的注意，在党组织的积极引导和培养下，1938年6月1日，康岱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这时的康岱沙虽然组织上已经入党，但离思想上入党还有很大差距。她只是一个有着单纯爱国热情的青年，对于“什么叫革命？为什么革命？什么叫阶级？怎样才能救国？”等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
入党后，康岱沙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但她并不满足，迫切想要得到更多、更深的革命教育。后来，她看了从延安传过来的书报，其中提到的主张和观点令她十分佩服。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是一种束缚和压抑。而最令她痛苦的还是她和家庭的矛盾关系——她日常的生活离不开家庭，而家庭本身却又是革命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于是她决定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锻炼，将自己从一位“千金小姐”改造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显然，家人对她这个决定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父亲甚至还以“登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最终，康岱沙决定离家出走！她于1938年6月底到延安，并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去。
1939年夏季的一天，指导员突然通知康岱沙，邓颖超大姐要见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康岱沙又惊又喜。久闻大名的革命前辈找自己这样一个普通战士谈话，这让她多少有些紧张。
然而和邓颖超大姐的谈话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康岱沙很快将悬着的心放下，但邓颖超却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自己出走后，奶奶已经去世，母亲也因为挂念自己生病卧床不起。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康岱沙一时间无法接受，与亲人相处的过往点滴不断在脑海中闪现，她情不自禁地捂着脸抽泣起来。邓颖超边安慰康岱沙边对她说：“你的父亲一再托恩来和林老（林伯渠），要我们转告你家人对你的思念。他希望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
原来，康岱沙的母亲对自己宝贝女儿的不告而别深感震惊，终日牵挂忧虑，一病不起。对女儿的出走，父亲康心之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也甚是挂念，加之妻子病重，便托人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周恩来、林伯渠，婉言提出：“无论如何希望把女儿找回家。”
此时的康岱沙怔住了，家中至亲的病故让她心痛不已。她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但真要回去吗？回到那个金碧辉煌的家？回去继续做自己的“大小姐”？回去按照父亲的安排出国留学，然后嫁个好丈夫，相夫教子，两耳不闻窗外事，做一个无视民族危亡的“冷血人”？……一想到这些，康岱沙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柱直窜到头顶，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就是要到前方去抗日，不想回重庆那个家。”
邓颖超听了康岱沙的话温和地说：“你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决心很好，谁也不能阻拦。这就是恩来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由选择嘛！但是我问你，干革命是人多好呢，还是人少好呢？是单枪匹马好呢，还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好呢？”康岱沙说：“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啊！在延安，革命的人就是很多，所以，我才到延安来，这里有党中央、边区政府，还有革命根据地，革命的人不是很多吗？”邓颖超笑着说：“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是要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动员一切人士，特别是大后方的各阶层人士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而你是有这个条件的。”见康岱沙沉默不语，邓颖超又说道：“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当然也都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回重庆工作，是不是更具备优势？你可以利用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
邓颖超的一席话让康岱沙豁然开朗，以前总对自己的家庭情况讳莫如深，她不愿也不好意思提及家人。虽然家中长辈都还算是民主人士，但家里毕竟保留了一些封建富豪家庭的陋习。经过邓颖超的开导和在延安的进一步学习，康岱沙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重庆，那觥筹交错的舞会、热闹非凡的牌局仅是一些粉饰太平的道具，真实的祖国已经是满目疮痍。因此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影响家人，去唤起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重庆上层社会开展统战工作。
于是，1940年5月，康岱沙随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党组织要求她表面上继续当好自己的“千金小姐”，在对周边人群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尽一切可能了解国民党内的相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等，并不定期直接向周恩来汇报。与此同时，周恩来、邓颖超也通过康岱沙扩大了统战工作范围：他们约见久居康家的于右任、邵力子，与其畅谈时事，宣传我党“联合抗日”的进步主张，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邀请康岱沙的叔父康心远（宝丰公司总经理）和婶母（康岱沙的婶母与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吃便饭，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希望他们做有利于抗战的进步商人……
渐渐地，位于重庆领事巷10号的“康宅”成为了民主人士聚集的场所，在这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正式成立，一大批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职务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了我党的周围。
1941年，康心之调任成都，康岱沙转到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读书，继续利用自身优势为党收集情报。一切本是风平浪静，但1943年夏却发生了一个重大意外……
一个星期六，康岱沙如往常一样坐黄包车从学校回家，快到青羊宫的时候突然被两个男人从车上拽了下来塞进了一辆汽车。康岱沙起初以为自己是被绑架了！正当她寻思对策时，汽车却开进了警察局，并把她的眼睛蒙上，转投到了一所有武装看守、戒备森严的监狱。
当康岱沙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到了阴暗潮湿的大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她才终于明白，这不是绑架，而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原来，她在成都的活动早就被盯上了，但由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环境和其父康心之的社会影响，特务轻易不敢动手。但到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要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国内局势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从延安归来的康岱沙理所当然成为了“关照”对象。
面对紧锁的牢门，康岱沙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现在不是恐惧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了，要迅速想办法。”她很快镇定下来，面对监狱内的多次审问，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一名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学生，其他一概不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康家人得知女儿从学校离开后一直下落不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寻找，却一无所获。
正当家人一筹莫展，同时康岱沙也准备跟敌人对抗到底之时，一个不起眼的狱中看守竟成了康岱沙的“救星”。他见康岱沙穿着大方得体，且听说她在警察所里要求用电话，便揣摩出她肯定是一位大家小姐。这等势利小人怎会放过这“攀附权贵”、“挣表现”的机会呢？他寻机向康岱沙讨好，主动要帮她联系家人。就这样，康家人知道了康岱沙被捕的消息，就托康岱沙姻伯李伯申（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以“身家性命”担保，才将在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星期的康岱沙营救出狱。人虽然是出来了，但国民党也将康岱沙列入了“黑名单”，由省特委会对她出狱后的一切行动实行管训，如“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成都40华里”；要按时、按要求到指定地点汇报情况、报送“学习心得”，否则康岱沙就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康岱沙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后经组织指示，康岱沙转到燕京大学读书。但由于她一直未按国民党的要求进行思想汇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终于对她失去了“耐心”，竟于数天内给她寄去了两封内容相似的警告信，要康岱沙于6月下旬的某天到某地去汇报思想，如不到场，后果自负。看来特务是对她下了“最后通牒”了，情况非常紧急。为了保证康岱沙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她送回延安。1945年2月，康岱沙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康岱沙曾先后担任驻印尼、柬埔寨和罗马尼亚等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官”。
康岱沙勇于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环境的束缚，一心追求进步，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今天，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学习康岱沙自我革命的精神，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